中国财政内在稳定机制的效率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效率论文,机制论文,财政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一般认为产出的波动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例如，Martin和Rosgers（1997）从萧条时期失业的角度，分析了波动对中期和长期增长的影响。而Stigliz（1994）则从信用市场的不完备性出发，认为由于银行不接受企业以人力资本作为抵押，所以在萧条时期企业将被迫削减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支出，从而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由于波动增加了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而言，如果投资决策是不可收回的，面对产出的激烈波动，理性的企业可能采取推迟投资决策的行动。Dixit和Pindyck（1994）用实证分析进一步确认了这种关系。为了抑制这种产出的无效波动，经济学中最常规的对策就是求助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虽然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或政策组合最优的问题尚存很大争议，但就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一般认为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财政自动稳定器和相机决策（自决）的财政政策。对于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自凯恩斯革命以来，一直受到理论和政策制定者的众多关注。相对而言，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却主要停留在教科书中。直到近年，当人们重新开始全面回顾和评估过去几十年的财政政策效果时，自动稳定器的重要性才逐步被更多的人所认识。甚至，类似最优货币政策中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理论，有人提出了最优财政政策的单一规则——财政内在稳定器，认为维持财政制度的稳定，保证政府支出与GDP的比例的稳定是熨平经济波动最优的财政政策。
中国1998—2003年一直实施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关于逆周期的相机决策政策的效果问题，得到了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空前关注，同时有大量的实证文献涌现。但基本上是集中在对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总产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等方面进行分析。而对于财政内在稳定器对平抑经济周期作用的实证研究则一片空白。本文的目的正是想尝试性地填补这一空白，以下的结构安排为：首先简单回顾相关研究状况；其次，界定本文的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并建立一个线性模型，以检测我国财政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最后是结论和论文的不足方面。
二、文献回顾与评价
自动稳定器平抑经济波动一般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来实现，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税收的自动稳定功能。在税收体系安排中，直接税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反应相当敏感，特别是公司所得税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即便在整体税制安排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经济繁荣时，累进所得税自发的发挥增加政府税收收入，抑制经济过度繁荣的作用；反之，亦然。二是政府部分支出的自动稳定性。主要是转移支付和补助性支出项目，包括失业救济金、其他福利支出和维持农产品价格政策等。例如，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有一定标准，发放总量多少主要取决于失业人数的多少。在萧条时期，随着国民收入的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失业救济金的发放自动增加，即转移性支出增加，从而有利于抑制消费支出的下降，防止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而在经济繁荣时期，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失业人数的减少，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总量自动减少，即政府转移性支出的减少，从而有利于抑制消费支出的增加，达到抑制过度需求和通货膨胀的作用。目前，部分经济学家提出，自动稳定器作用应该还包括另一个间接渠道，即无论处于经济周期哪一个阶段，如果保持政府支出在某个稳定的水平（相对于GDP）将发挥间接的稳定作用（Maria，Gerhard，2003）。应该说在凯恩斯传统意义上，财政自动稳定器都是从总需求角度出发，而往往忽略了其供给方面的稳定作用。在Agell and Dillen（1994）关于最优累进所得税的研究论文中，以及Auerbach，Feenberg（2000）关于美国财政稳定器效果研究的论文中，都提到了传统稳定器概念在这方面的缺陷。认为财政自动稳定器也能通过边际税率来影响劳动供给曲线，以实现其稳定功能。即当经济萧条，总产出下降时，较低的边际税率鼓励人们增加劳动供给；反之，当经济繁荣，总产出上升时，相对较高的边际税率减少人们的劳动供给。
对于财政自动稳定器与自决性财政政策的态度，当前理论界正在发生着微妙的转变。正如Martin Feldstein（2002）所讲，当前在大多数经济学家中似乎已经达成共识，自决性反周期财政政策并不能对经济稳定做出卓有成效贡献，相反在过去的某些时期，它还起到了制造波动的作用。这种普遍对自决性财政政策失去信心，其本身是对战后，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甚至70年代曾风行的凯恩斯政策观点的明显转变。在那时应对总需求不足，基本的政策观点是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现在经济学家之所以拒绝简单地采取这样的药方，主要居于以下几个理由：（1）在凯恩斯经典教材中关于有力的财政乘数理论过于简单。因为经济学家认识到对于临时的减税的边际储蓄倾向可能相对较高，理性的人们知道当前的减税必然在将来通.过增加税收补偿；同时，伴随着经济扩张货币需求将增加，从而会引起利率上升，并导致需求的相对减少。（2）根据Giavazzi（2000）的研究，减税或增加支出事实上可能使经济活动更为萧条。一个重要的实现途径是债券投资者担心将来的财政赤字，引起长期利率提高，经济活动会更为萧条。这种长期利率的影响与IS-LM模型中的短期利率决定大为不同。一个很小的当期预算赤字对当时总需求的直接效应可能很小，但是却可以引起将来预期的财政赤字较大增加，从而使长期利率提高，结果实际上造成当前总需求和短期利率下降。生产函数形状改变的可能性与这种新观点相一致。（3）财政政策时滞和经济对财政政策变动的反应程度的不确定性，此二者增加了一个初衷很好的财政政策反而引起新的波动的风险。萧条期从波峰到波谷，一般平均持续11个月，而财政政策要能在恰当的时刻发挥刺激作用真的很难。面对财政乘数效果不理想时的反应可能是采取更大力度的政策——更大幅度的减税和增加支出，这又可能带来两方面的不利效应：第一，这将为整个经济留下巨额的国家债务；第二，财政政策变动越大，由于财政政策刺激与总需求状况很难准确对应，财政政策引起的波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而自Maastricht Treaty（马约）抛出3％（债务余额/GDP）的债务标准以来，在关于最优财政稳定政策的讨论中，内在稳定器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在近年相关国际机构的正式文件中，也多次强调了自动稳定器在调节经济周期的重要作用（参见IMF，2002；OECD，2001；欧盟委员会，2001），甚至强调应该限制自决的财政政策的使用，以防止其抵消财政内在机制的稳定效果。
关于对财政内在稳定器作用的测度，在计量方法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也是研究文献中用得最多的一类方法，其着眼于政府预算的支出或者收入方，来分析支出或者收入对产出波动的弹性。如Auerbach，Feenberg（2000）的模型着眼于更为微观的层面，基于既定的税制结构和支出规则，测算针对产出的变动，纳税人能力和政府支出水平如何变化和调整，并得出结论：仅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一项就冲减了8％左右的对美国GDP的冲击，而且这种内在稳定职能在美国税制变迁过程中表现相对稳定。大多数国际机构则采用更为复杂的大型宏观模型，例如Van den Noord（2000）应用OECD-INTERLINK模型，Barrell和Pina（2003）应用NiGEM模型，以及Brunila等（2002）用EC-QUSET模型，都证明了私人消费受到周期冲击时自动稳定器是一个十分有力的稳定工具。第二类主要是美国CBO（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所用的方法，其着眼于宏观层面，重点考察一对缺口的关系：充分就业财政赢余（赤字）与未调整财政赢余（赤字）缺口、充分就业GDP与实际GDP缺口。这种方法的缺点不能反映具体税制结构、支出规则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第三类，则是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构造脉冲响应函数，以用于刻画和测度针对政府税收和支出的冲击，产出的反应情况（参阅Blanchard and Peroyyi，1998）。另外，许多经济学家从政府规模与产出波动的相关性研究角度出发，对财政内在稳定器的效果也提供了有益的证明（如Rodrik，1996；Fatas和Mihov，2001等），但这基本上可以划归第一类情况。
相对于自决性财政政策，在我国对自动稳定器作用的研究之所以没有引起理论和实务界足够的重视，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大多数人认为，当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中间接税占主要比重，并且相关社保体系和支出规则的建立与完善相对滞后，所以在我国自动稳定器作用功能应该不明显，故暂且不以考虑。其次，理论界对我国的潜在就业与潜在产出水平的测定尚存在很大争议，并且难以获取相关数据，特别是关于税收与支出的结构性数据。
三、内在稳定器作用：线性模型
要衡量财政稳定器的效率，一个首要的问题是解决用什么指标来近似代表“稳定器”，这也是各种研究方法差别的重要根源。综观这方面研究的大量文献，对于具体用什么指标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显然，不管单从支出方面还是单从收入方面来构建指标，都不足以体现自动稳定因素之全部，因为诸如社会救济与失业补助等转移支付项目属于支出方面，而累进税率的作用的发挥又直接依赖于收入方。本文的分析思路基本上沿着第一类分析方法，并且重点从支出方面来构建财政内在稳定器指标。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1）从支出方面来考察财政的内在稳定器作用，不仅涉及其稳定因素直接的渠道（转移支付等），而且也考虑到了上文中提到的间接渠道，即无论经济处于周期的哪一阶段，保持财政支出对GDP的某一稳定水平，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渠道。（2）由政府支出刚性原理可知，相对于财政支出方，财政收入本身受到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可能更大。（3）便于与更多的研究成果比较和数据的易得性。
测度自动稳定器作用的两个关键性指标是：产出（GDP）增长的波动性指标和自动稳定器指标。关于GDP增长波动的度量，在经济周期框架下有众多不同的方法，而就财政稳定器主题的相关实证文献中，主要有三种方法：一种是直接应用年度GDP的真实增长率来近似代表产出波动。第二种则是根据经济运行周期特点，将时间序列分为多个阶段，比如以5年为一个子时期，然后分别计算出产出增长率在每一个子时期的二阶矩（方差），以此来测量产出的波动性。由于这种方法需要更为充分的样本，所以常常被用于截面数据模型，或者综列数据（pooled data）模型。第三种类似于移动平均的方法，用经济真实增长率，计算出移动几何平均增长率来代表产出的波动。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以5年几何平均增长率（ARGDP5）近似代表产出的波动性。考虑政府债务收入并不纳入政府财政收入统计，而且我国近年来的自决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以投资于基础设施。所以，选用当期财政支出与GDP的比例的对数值（LNEGDP）作为自动稳定器指标的近似替代。
附图
以上我们给出了此二者的带趋势线的散点图，从图中可知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即我国财政稳定器同样发挥着部分内在稳定职能。以此同时，再次印证了一个一般性经验结论：政府规模与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因为支出与GDP的比例也常常被用来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但是，我们对此二者进行回归分析时，结果并不理想，不能通过10％的显著检验。考虑到自动稳定器与经济增长波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代表了二者之间的内在直接关系，可能只是其他变量关系的间接反映。所以，我们决定引入更多的相关变量，来再次确认二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众多的经验研究文献，在考察经济波动时，一般十分重视考察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经济开放度以及国家规模等等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经济处于萧条的时期，很多企业并不选择裁员，因为企业担心当经济恢复后，他们难以在短期内找到适合的人员。所以，一个相对较低的失业率将对经济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情况则反映了货币政策方面的信息。经济开放度常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期GDP的比例来衡量。一般认为一国经济的开放度越高，则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国的外贸依存度越高则其经济增长的潜在波动就越大。进一步，如果该国政府希望有效控制这种外部冲击带来的波动，必然动用更多的政府资金以应对相关外部风险的冲击，所以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则需要维持更大的政府规模（政府支出/GDP）。如Alberto Alesina和Romain Waeziarg（1997），Doni Rodrik（1996）的研究都证实这一经验事实。国家规模常用GDP或人口规模来衡量，一般认为小国的政府规模相对大国高（政府支出/GDP），同时国家规模越大，多样化和分散化效应使得大国抵御冲击的能力更强，本文采用5年移动平均人口规模来近似代替我国的国家规模。从而建立以下线性模型：
ARGDPt=C（0）+C（1）LNEGDPt+C（2）UNEMPt+C（3）POPUt+C（4）INFLA-TIONt+C（5）OPENt+C（6）PCGDPt+Ut
其中，ARGDPt代表经济波动，LNEGDPt为财政自动稳定器（或政府规模），UNEMPt为失业率，POPUt为人口规模，INFLATIONt代表通货膨胀波动率，OPENt代表开放度，PCGDPt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Ut为误差项。
由于难以获取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失业率统计，在实际测算中我们放弃了失业率指标。而关于进出口总额、财政支出总额、GDP，PCGDP都用CPI指数做平减处理。而对通货膨胀率的波动采取了类似经济增长波动的处理。样本为我国1987—2002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我们采用从一般到具体的建模方法，逐步剔除了明显不显著的INFLATION和PCGDP变量，模型进一步简化为：
ARGDPt=C（0）+C（1）LNEGDPt+C（2）OPENt+C（3）POPUt+Ut
回归结果：
因变量：ARGDP 样本：1980-2000
自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检验值 伴随概率
LNEGDP
-1.674898 3.208293-0.522053 0.6084
OPEH 54.18719 27.30531 1.984493 0.0636
POPU-0.000630 0.000237-2.653751 0.0167
C
62.73775 22.44937 2.794633 0.0124
R-squared
0.405065 Akaike info critenion 3.613764
Adjusted R-squared 0.300076 Schwarz criterion 3.812721
S.E.of regression
1.354080 F-statistic
3.858182
Durbin-Watson stat 0.502702 Schwarz critenion 3.812721
从回归结果分析，虽然财政稳定器的系数符号保持与理论一致性，但是很不显著，其他几个变量不仅与一般经验分析结果一致，而且统计上都通过了10％或5％水平的显著检验。R平方较小，总体拟合度不理想。从下图显示的残差柱图分析，表明回归中可能存在自相关问题， 我们采取Cochrane-Orecutt迭代法进行进一步处理。
附图
即首先对残差序列进行一个无截距项的一阶自回归，估计其自相关系数，然后进行Cochrane-Orecutt迭代，结果如下：
因变量：ARGDP5 调整样本：1981-2000
自变量系数 标准差
t-检验值 伴随概率
LNEGDP -2.462184 3.228689 -0.762596 0.4568
OPEN
49.85678 21.70686 2.296821 0.0355
POPU -0.000676 0.000226 -2.997313 0.0085
C19.06976 5.953256 3.203249 0.0055
R-squared
0.393461 Akaike info criterion 2.771542
Adjusted R-squared 0.279735 Schwarz criterion 2.970688
S.E，of regression 0.885506 F-statistic3.459731
Durbin-Watson stat 0.947583 Prob（F-statistic）0.041432
从修正的回归结果看，虽然基本上克服了自相关问题，但是结果依旧不理想。自动稳定器系数显著性有所提高，但是仍不能通过10％的显著检验。其他变量符号和显著性都比较理想，与众多经验事实相一致。应该说，这个不理想的结果正是与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和支出结构相一致的结果，也证明国内大多数经济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直觉是对的。即财政自动稳定器的稳定功能的确存在，即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间接税为主体，而且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国家同样成立。但在当前，我国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并不明显。
四、结论
大量经验文献在对过去几十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分析时，许多结果表明，自决性反周期财政政策并不能对经济稳定做出教科书中那种卓有成效的贡献，相反在过去的某些时期，它还起到了制造波动的作用。这种对自决性财政政策失去信心现象，其本身也是对曾风行的凯恩斯政策观点的明显转变。相反，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财政自动稳定器的稳定功能却卓有成效，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典教材中关于有力的财政乘数理论过于简单，他们对自决性财政政策与财政稳定器的态度正在发生着转变。有的人更是提出了类似最优货币政策中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理论，主张最优财政政策的单一规则——财政内在稳定器。本文应用我国1978—2002年的时间序列，在众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结果证明，我国财政稳定器的内在稳定作用存在，但是并不显著，这直接决定于我国的税制结构和支出结构安排。同时用我国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一国开放度与该国产出波动呈正相关，而国家规模则与产出波动呈负相关这两个经验事实。从收入方，着眼于税制结构的角度，对我国的自动稳定器作用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是必要的。而这也正是本文的不足。从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关系的视角，深化对自动稳定器问题的研究将是一个充满吸引力却有待深入的领域，而本文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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