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取缔马共的决策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08）05－0085－05
英国政府于1948年7月19日做出了取缔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定，英国殖民大臣于1948年7月23日向议会报告了这个决定。根据内阁的决定，英国驻东南亚首席专员正式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取缔马共的直接背景是“紧急状态”。1948年6月16日，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北霹雳地区三名欧籍种植园经理被杀，其他地方也有两名华人经理被杀。当天，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根特（Edward Gent）宣布霹雳和柔佛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次日，霹雳和柔佛全境进入“紧急状态”；6月18日，“紧急状态”覆盖马来亚联邦全境①。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马来亚殖民当局虽然于6月16日宣布马来亚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但直到7月19日才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此前并未指出应由哪个组织对这一事态负责。英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在宣布“紧急状态”的时候立即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英国政府是否获得了马共从事叛乱活动的确凿证据？
国内学术界对上述问题缺乏深入研究，部分著作的表述尚有不妥之处。《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一书说：“1948年6月18日，英国当局宣布马来亚处于紧急状态，马共为非法组织。”② 实际情况是，英国在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时并未同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张锡镇著《当代东南亚政治》③ 一书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也有类似问题。
国外学术界较多地关注“紧急状态”的起源问题。一些学者强调马来亚当地各种因素的作用，更多的学者强调外部即国际因素的影响。强调外部因素的学者认为，根据1948年2月印度于加尔各答召开的“东南亚青年大会”（Southeast Youth Conference）有关在亚洲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号召，马共从1948年3月起更多地进行了针对英国殖民政权的暴力活动。缅甸、菲律宾、印尼等地的共产主义政党也大致在同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马共发动的武装斗争由此被看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另有一些学者强调当地经济混乱、马来亚华人的政治不满情绪、马共内部以陈平为首的激进派取代以莱特为首的温和派或投降派、马共对“统一战线”政策无效的失望与对英国加紧镇压合法工人运动的不满等内部因素，认为马共发动武装起义的动机应根据当地的各种因素来解释④。就笔者所见，国外学术界尚未有学者明确提出或解决本文所提出的问题。
一
早在“紧急状态”之前，在马来亚经营的英国商界和马来亚殖民当局就曾向英国政府提出过取缔马共的要求。“紧急状态”伊始，马来亚情报部门就指控马共应对事件负责，但英国政府却迟迟不采取行动。
1947年10月，代表种植园主利益的“联合种植园主协会”柔佛分会的会长皮尔庞特（Mr.Pierpoint）曾向殖民部提交了一份该会的决议，这份决议表达了亚洲人和欧洲人商界对马来亚混乱局面的“严重不安”，并且用“最强烈的措辞”“要求立即撤消马来亚总督的职务”[1]。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后，“橡胶种植园主协会”（Rubber Grower's Association）和其他一些欧洲人商会组织代表会见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Creech Jones）时，表达了他们对马来亚局势的担忧和对马来亚当局的不满，要求英国政府立即采取包括取缔马共在内的措施以稳定局势。这些措施的主要内容是：“驱逐法令”也适用于持有英国国籍的人；向马来亚增派部队；增招欧洲人警察并考虑从巴勒斯坦招募警察；加重惩罚犯罪，包括采用鞭刑；取缔马共；政府加强反共宣传；赋予马来亚殖民当局以充分的权力以维持法律和秩序[2]。殖民大臣对商界代表表示：英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马来亚形势的严重性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付各种“颠覆活动和恐吓”；对于商界要求增派军队一事，殖民大臣表示无权决定，因为此事属战争部权限范围；关于取缔马共的要求，殖民大臣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取缔马共只会促使马共转入地下活动。殖民大臣对商界的答复反映出殖民部与商界的微妙关系。一方面，作为主管殖民地事务的部门，殖民部有责任保护本国商界在殖民地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殖民部对商界也有诸多不满。殖民部和马来亚殖民当局一直有人认为，商界不愿提高工资是马来亚工潮此起彼伏的重要原因。商界不愿做出牺牲以缓解劳工的不满情绪，这自然引起殖民当局的不满。此外，殖民部认为，商界常常故意夸大危险、夸大损失，以争取政府更多的保护和补助[3]。而商界在与殖民大臣见面时则强调，马来亚的混乱状态“绝不是由于劳工对雇佣条件的不满，而是运用暴力和恐吓手段对现政权进行有组织的进攻”[4]。
1948年2月，马来亚殖民当局也向英国殖民部提出了取缔马共的要求，但被殖民大臣拒绝。拒绝的理由有两点：（1）在英国这样一个标榜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国家，取缔一个合法政党需要有摆得上桌面的充分理由；（2）马共及其支持者如转入地下活动或渗透进其他政治组织进行活动，事情就会更加复杂[5]。
霹雳和柔佛事件发生后，马来亚殖民当局的情报部门也立即把矛头指向马来亚共产党。1948年6月17日，根特向英国殖民大臣报告说：“警察尚未对连串的谋杀案件采取逮捕行动。情报部门的信息显示，共产党即将组织进一步的谋杀行动。”[6] 马来亚安全部门（Malaya Security Service）在1948年6月29日出版的《政治情报杂志》（Political Intelligence Journal）中，认定马共是一系列谋杀事件的组织者，并判断马共的策略已由合法斗争转变为暴力斗争。但是，情报部门并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而是对马共转变策略的原因进行了宽泛的分析。情报分析认为，马共转变策略很可能是受到外部因素的促动，但并未说明外部因素是如何促动马共采取暴力斗争策略的。情报分析还认为，从当地的情况看，马共感到过去几年没能充分利用政治自由的有利条件发展壮大，有逐渐衰落的危险；许多马共成员正在丧失革命精神，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马共可能会彻底失败；马共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共产主义即将与自由世界发生战争，因此，有必要破坏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业，使英国丧失赚取美元的能力，以摧毁英国经济；马共认为英国工党政府软弱无能，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会给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
在1948年7月15日出版的《政治情报杂志》中，马来亚情报部门声称，7月初，从被捕的马共成员处得知，马共因下列原因发动武装起义：对英国的镇压措施不满；英国的经济危机；英国丧失印度和缅甸等殖民地后，决意维持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来自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在参加印度加尔各答会议后访问马来亚；莱特被开除出党[7]。这些分析部分接近事实，而且有确切的情报来源，但关于外部因素作用的分析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情报部门8月15日的报告对马共的目标做了更为明确的判断：“文件和其他证据表明：他们的目标是进行革命，控制马来亚政府。有明确的迹象显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东南亚共产主义共和国’（Communist Republic of South East Asia）。”[8]
情报部门判断的可信度颇令人怀疑，至少在1948年5月即种植园经理被杀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前，情报部门并未提出马共即将发动武装斗争的任何预测报告。殖民部东方司的官员在评论情报部门1948年5月的情报提要时认为，该司接到的所有信息都不表明马来亚会出现严重的麻烦[9]。事实上，自从前马共总书记莱特因间谍行为败露出逃后，情报部门对马共的动向知之甚少。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后，情报部门在对马共的动向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却连篇累牍地分析马共的动机、目标等宽泛的问题，其可信度自然令人起疑。
二
尽管马来亚情报部门认定马共是连串谋杀事件的组织者，并认定马共意图夺取政权，商界也强烈要求取缔马共，伦敦方面却表现出犹疑不决的态度。如果英国政府能确信：马共应该对事件负责，马共的行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冷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对马共采取果断行动。那么，英国政府为什么会犹豫不决呢？对此有两种解释：（1）英国政府对马来亚事态的性质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因而不想贸然行动；（2）英国政府认识到，马来亚事态本质上是一场反对其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取缔马共是违反历史发展潮流的非正义行为。
英国殖民大臣在1948年7月提交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目前马来亚的麻烦主要是由于一些华人组织反对中国的国民政府。共产党一定在制造麻烦，但无法确认匪帮与共产党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秘密社会向来是华人社会生活的显著特征之一，十九世纪以前一直在给马来亚政府制造麻烦。整个十九世纪，相互争夺的华人帮派间时常爆发武装暴力冲突。”[10]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殖民大臣倾向于把马来亚的事态定性为华人社会的内部冲突，而不是有组织地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在殖民大臣看来，马共或许并未组织或参与不同帮派之间的冲突。
甚至在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之后的1948年8月，殖民部政务次长劳埃德爵士（Sir T.Lloyd）致信新加坡总督金森爵士（Sir F.Gimson）和马来亚代理高级专员纽波特爵士（Sir A.Newboult），在讨论如何解决马来亚问题时，也完全没有提及“马来亚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等，并把“紧急状态”问题放到华人政策这一背景下来讨论。劳埃德爵士在信中说：
彻底清除恐怖主义显然将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危险潜藏其中。我们所担心的危险是，因为长期从事抵抗当局的活动，那些本来不过是一小撮敲诈守法良民的恶棍的人，却可能赢得民族英雄的光环。俄罗斯人和其他共产主义的宣传正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说，将这些恐怖主义者确认为民族解放的斗士。不幸的是，过去的历史显示，这种危险可能成为现实。我们可以清楚地辨别出谁是恐怖主义者，谁是自由斗士，但外部世界或恐怖主义者的本国人民常常看不出二者的区别……政府必须要有一个计划，不仅要赢得人民的顺从，而且要赢得人民热情的支持；我们切不可陷入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我们欧洲人作为一方与华人作为另一方作战，或者是欧洲人与马来人为一方与华人作为另一方作战。……
有许多迹象表明，马来亚当局对华人意见的了解明显少于对马来人意见的了解。马来亚公务员体系中讲中文的官员远远少于讲马来语的官员。尽管我们收到各种报告，其中也涉及华人事务，但我们似乎很少知道华人有什么要求，而是更多地知道马来人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在讨论建立马来亚联邦时，情况就是这样。[11]
这里劳埃德爵士提出了两个极其尖锐的问题：马来亚殖民当局是否断绝了与华人的联系，因而对华人的想法一无所知？马来亚殖民当局过去是否执行了歧视华社的政策而引起华社普遍的不满？在这封信的结尾，劳埃德爵士要求新马两地当局提出具体的措施以更进一步了解华人的“思想和抱负”，争取华社的支持，避免出现种族战争的可怕局面[12]。可见，英国殖民部担心由于华人政策的失误而激起华人社会的反抗。
在1948年7月1日提交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Creech Jones）把马来亚事态明确定性为民族主义运动。琼斯说：“二战爆发以来，整个东南亚一片混乱。日本人推翻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严重破坏了各地的社会结构，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其发展势头远未停顿。”[13]
在英国政府内部，对于马来亚事态的准确定性也许就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但问题是，即使殖民大臣确信马来亚混乱状态的根源是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但在公开场合，英国方面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自己在马来亚对付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一直试图表现其同情温和民族主义运动的立场，用东南亚首席专员麦唐纳的话说，作为英国在东南亚的代表，他应该“尽可能表现出对温和民族主义领袖的友好和信任，鼓励和支持他们”[14]。从英国战后对东南亚政策来看，英国方面一直在对法国和荷兰施加外交压力，要求其欧洲盟国对当地民族主义运动采取更温和的立场。如果英国承认自己正在马来亚镇压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无疑是打自己的耳光。另外，由于美国在战后初期到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亲民族主义的立场，如果英国承认其在马来亚镇压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很可能会遭到美国方面的反对。在英国方面与美国国务院讨论取缔马共问题时，美国官员对于马共是否与中共有联系或接受莫斯科的指示心存疑虑。美国方面希望在“紧急状态”结束后尽快让马共自行改组。虽然美国表示不会改变过去向英国提供轻型武器的政策，但一旦发现马来亚混乱的根源是民族主义运动，美国方面将会改变立场[15]。
可以有把握地说，至1948年7月13日，英国内阁仍没能对马来亚事态的性质和马共的作用做出明确的判断，只是建议“对殖民地警察机构的组织进行全面的评估，特别要注意改进其情报工作”。关于马来亚事态的性质问题，内阁认为：“几乎没有疑问，马来亚目前的形势已被共产党利用，其他殖民地也可能会出现破坏秩序的企图。”[16] 内阁显然不认为应由马共对马来亚事态负责，只是认为马来亚事态正在被马共所利用，强调要改进情报工作，显示内阁对情报部门工作的不满意。
尽管伦敦当局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殖民当局的强烈敦促下，英国内阁最终还是在1948年7月19日做出了取缔马共的决定。从内阁讨论的记录来看，内阁显然没有相信马共是动乱根源的观点。记录全文如下：
殖民大臣告知内阁：7月份以来马来亚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恐怖主义活动仍在持续，三十多人被劫匪杀害。东南亚首席专员报告说，他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马来亚共产党积极策划和指挥了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这点为马来亚人所共知，当地政府因未能对马共采取行动而备受批评。首席专员因此建议：马共及与马共有联系或同情马共的政党应该因其从事颠覆活动而被取缔。首席专员还表明，这并不意味着限制政治观点或政治讨论。
内阁的总体观点是：根据首席官员提供的信息，马来亚共产党应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此决定应在7月22日下院就殖民事务辩论前告知下院。应要求东南亚首席专员就马共涉及当前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提供更充分的信息。
内阁：
（1）同意：批准东南亚首席专员宣布马共及相关政党为非法组织；
（2）要求殖民大臣让首席专员就这些政党涉及暴力活动的证据提供更充分的信息；
（3）要求殖民大臣与首相协商如何向议会宣布第（1）项决定。[17]
殖民大臣于1948年7月23日向议会报告此决定时，特别强调有关马共涉及暴力活动的证据是东南亚首席专员提供并得其认可的，以此拉开内阁与地方殖民当局的距离。这样，在马来亚等地殖民当局与在马来亚英国的商界的轮番强烈敦促下，伦敦方面将信将疑地做出了取缔马共的决定。
三
1949年11月，伦敦方面收到马来亚殖民当局截获的马共文件《当前形势与任务》。经过对文件的研究，英国政府确认马共是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但并不相信马共的武装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内阁战争大臣斯特拉奇（Mr Strachey）研究了这份文件后向“内阁马来亚委员会”报告说：“文件清楚地标明，我们在马来亚面对的是一场精心组织的政治动乱。劫匪和恐怖主义策略被广泛使用，但这仅仅是马来亚共产党试图用武装力量夺取政权的方式。我们不可以低估形势的严重性，因为敌人的目的是完全夺取马来亚的国家权力。”斯特拉奇还说：“我不认为我们应立刻发表声明说我们刚刚从截获的文件中发现我们在马来亚面对的不是零星的劫匪活动而是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暴乱。如果我们说，我们刚刚才发现这一事实，这一定会引起激烈的批评，适当的处理方式是，我们悄悄地调整我们的宣传策略，以便这种宣传有正确的事实为基础，并表明我们决心镇压共产主义起义。”[18] 战争部大臣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英国当局此前把马来亚的混乱状态渲染成由马共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取缔马共，是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做出的。
针对马共是否获得外部力量支持的问题，斯特拉奇说：“看来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或中国对马来亚起义提供了更多直接的支持。如果确实有支持的话，俄罗斯人或中国共产党政府只是在根据惯例行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对其他进行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只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这些共产党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俄罗斯的做法通常是这样的：希望共产党发动起义，但在形势明朗化之前，避免过多地介入。战前在西班牙，最近在希腊，他们都是这样做的。”[19] 1998年，前马共总书记陈平接受媒体访问，在回答“马共是不是接到共产国际指示而进行武装斗争”这一问题时，陈平说：“首先我要讲的是这决定并未受到任何方面指示，不管中共也好，国际共产情报局也好。莱特走了以后，1947年7月我去泰国和香港，见了泰共和越共领导人，都没提及要搞武装斗争。战后我们的纲领是通过和平途径争取自治。1948年1月，一位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提出，我们这几年包括组织大罢市，也形成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但搞来搞去好象没有办法逼英国人让步。我们要争取的是自治，英国人也不接受。当时英国人通过工会法令，一步步加紧控制，总的趋势是要恢复战前的情况；我们估计，接下去一定会控制政党。看来我们要想新的办法，不是搞武装，只是多些激烈行动。”[20] 从陈平的谈话可以看出，马共一直试图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争取实现马来亚自治，但英国无意放弃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并加紧对合法政治活动的镇压，这引起马共的严重不满。同时还可以看出，虽然马共有意更多地进行“激烈行动”，但无意“搞武装”。从后来的情况看，马共显然并没有做好全面武装斗争的准备。
四
现在回答本文要讨论的两个问题。第一，“紧急状态”爆发后英国政府迟迟不愿意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原因有二：（1）不能确信马共的角色；（2）对马来亚事态的性质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第二，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的决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撑。
英国政府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取缔马共的决策，实属无奈之举。首先，无论如何，英国不能放弃马来亚。从经济上看，马来亚对英帝国具有重要意义。如克里奇·琼斯的备忘录所指出：“1947年，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的出口值为1.51亿英镑，其中对美元区的出口值为5600万英镑。在所有殖民地中，马来亚是最重要的美元获得地，如果马来亚的出口受到严重干扰，整个英镑区的美元平衡状况将会严重恶化。”[21] 战争部大臣斯特拉奇也同样强调马来亚作为“美元赚取地”（dollar earner）的“不可缺少的特征”[22]。在英国本土面临严重贸易逆差、美元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马来亚作为英镑区内对美（及美元区）主要的出口地，对于调整英镑区贸易平衡、支持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政治上看，英国不能轻易放弃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即使不得不放弃的话，也要把政权交给亲英的政治派别，保证马来亚继续留在英镑区内，为英帝国的经济利益服务。其次，英国不能无限期地打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同时，在冷战的背景下，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把自己在东南亚的行动包装成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也是最有利的。所以，在商界和马来亚殖民当局的强烈要求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这个决策。伦敦方面所能做的只是公开表明，取缔马共的要求是地方当局提出的，证据是地方当局提供的，这不过是为逃避历史责任准备的一个台阶而已。
［收稿日期］2008－04－30
注释：
① “紧急状态”中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对非法拥有枪支者处以死刑；有权拘禁任何人；当局无须事前告知即可搜查任何人身和房屋；当局有权占有房产等。其他规定如宵禁、封锁道路等可视情况需要在某些地方实施。
② 梁英明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③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主要著作有：(1) Anthoy Short,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1948-60.Impulse Publications Ltd.,1975,Aberdeen. (2) Gordon P.Means,Malaysian Politics,Hodder and Stoughton,1970,London. (3) Richard Stubbs,Hearts and Minds in Guerilla Warfa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Singapore. (4) Nicholas Tarling,Britain,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5 -19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Cam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