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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思潮和派别，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曾经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在后来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日益显著和加剧，尤其是到了当代，更多地具有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多重特性。突出地表现为：伦理社会主义的特征愈发显著，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更加强化，对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接纳逐渐深入等。不同的视角和参照坐标，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变化、发展及其特性形成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为了避免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混乱，客观、辩证地看待社会民主主义极其重要。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视角和参照坐标
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比较而言，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合部分越来越少，差别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1.伦理社会主义的特征愈发显著
社会主义运动自诞生以来，就受着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流派的影响，伦理社会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特性之一。这与新康德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对它的影响密切相关。新康德主义突出的特点是否认唯物史观，而伦理社会主义也反对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论证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信念，认为社会主义是某些永恒的伦理原则的实现。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鼻祖的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伦理主义的修正，赋予了社会民主主义明显的伦理主义的特性。伯思施坦及其主义的修正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为“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纯粹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和使社会主义的胜利依赖于社会主义的内在经济必然性是不可能的”①，同时提出，社会主义是“道德意向”和“伦理要求”。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主义修正，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传统，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加强。具体而言，社会民主主义日益强化的伦理主义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否认社会主义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依据。“一个不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新社会，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规律性的历史进程坐等而来。”②尤其是正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化的当代，社会的发展更是充满了偶然性、主观性和易变性。“其社会结构灵活多变。”因此，“除了完整的过程……根本没有任何确定不移的规律。”③社会主义是道德追求所导致的，社会民主主义“根据我们的道德理想来建立社会”④。社会主义既不是一种社会制度模式，也不是一种经济形态。苏东剧变后，社会民主主义者更是明确、彻底地否认了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设计并实际建立一个替代的经济制度的尝试，应被看作是最终失败了。”⑤还认为，社会主义也不由任何机制所决定，公有制、社会化等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标志性意义。前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指出，关于消灭现存制度的口号是不正确的。1995年4月，英国工党修改党章第4条，废除了关于建立公有制的党的目标。制度替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被彻底地放弃。
(2)关于社会主义的含义。社会民主主义认为，从形态上看，社会主义表现为一种过程，它是一种不懈的追求和永恒的探索，没有固定形态。从内容上看，社会主义即是这种过程中“塑造社会”的一系列伦理、道义原则。从方法上看，社会主义是历史运作的两种方法——自由主义方法和社会主义的方法之一，“其基础是集体主义的团结、社会监督和社会主动性占优势。”⑥
(3)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伦理和道德的问题。在社会民主主义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只具有伦理、道德的必然性，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也仅仅是伦理、道德原则在日常生活中的逐步体现。“社会主义是目的明确的过程。其目的决定于团结一致条件下的平等自由原则。该过程则在于，发展符合上述原则的社会关系。”⑦自从《哥德斯堡纲领》把自由、公正和互助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三大基本价值提出来以后，就被不断地强化。1989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18大，明确将自由、公正、团结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托马斯·迈尔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这三个基本价值的精神彻底改造社会。2003年，社会党国际22大又提出了新三项原则（可持续发展、人权和民主），作为对原有原则的补充。这样，原来包含着伦理内涵的制度社会主义，被彻底地转化成了一种纯粹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观，或人们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这种转化，无疑使得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最大区分和鸿沟，从而也使它从根本上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身份特征。
(4)对待资本主义的相应认识和态度。社会民主主义不断地伦理主义化，既体现在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上，也体现在其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上。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性。它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系列伦理、道德原则在日常社会中的实现，势必蕴含着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已被定格在了非制度的、伦理道德的框架之内。
确实，在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自己的使命就是成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⑧，医治资本主义机体的各种病变，使之恢复正常和健康。这种对资本主义非制度的、伦理主义批判的结果，使得社会主义最初的目标理想进一步消融，社会民主主义的伦理主义特性在当代愈发显著了。
2.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更加强化
伯恩施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名言，集中反映了其理论的实用主义本质。他认为，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地实现，政党所要关心的应该是当前的实际事务和改良运动，而不是预想未来。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对伯恩施坦主义开创的这种实用主义世界观作了进一步发挥，把实用主义看作是一种生存的状态和方式。“如果排斥实用主义的观点，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在高度复杂和急剧变化的世界生存下来。”⑨这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表现。
政治上，对于当代的社会民主党来说，首要的目标是谋求执政。为了执政，就必须赢得选举，而要赢得选举，就需要有更多的选民。二战后，西欧各社会民主党纷纷改变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转而成了“人民党”、“全民党”、“民族党”等。同时，把主要代表传统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看成是其“政治上的绊脚石”，逐渐疏离了与之的关系。布莱尔曾公开指出，过去工党与工会间的特殊关系对双方都不利，那种认为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过时了。现在的工党是一个“工商党”，只给工会公平的机会，而不是特权。“现在工会的意见应当被听取，雇主们的意见也一样，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左右工党及其政策。”⑩不仅如此，为了赢得选举，社会民主党不惜推行“传媒政治”和成为“媒体党”。随着传媒政治的加剧，社会民主党越来越被领袖支配而不是支配领袖。党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也越来越多地屈从于传媒政治，党越来越成为了服务于选举的“选举党”。于是，在以执政为目的的实用主义政治逻辑中，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充其量只能成为手段和工具了。
在经济上，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用主义也表现为对选举需要的迎合。布莱尔多次强调，如果工党要结束自1979年以来已连续4次在大选中失败的局面，就需要放弃已近80年历史的决心，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章程。提出对经济管理的好坏标准不在于左或右，而是使国家获得如何的发展。为此，“在经济过程中，关于市场的作用、私有财产及政府等方面，工党的纲领要公开向实用主义观点开放”(11)。
在理论上，社会民主主义兼容并蓄地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主题黏和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超越左与右”的混合物。施罗德指出，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是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布莱尔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也说，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并不仅仅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它设法要吸取中间派和中间偏左派的基本价值观念，将这些价值观念应用于一个有着根本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世界”(12)。这种对以往各种理论进行为我所用的取舍做法，使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上由于变得太宽泛而失去了特征，从而走入了“意识形态的死胡同”（福斯特语）。
在实践上，社会民主主义奉行“只要行得通，就是好的”原则。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拓展社会福利事业，无不体现出它对实用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它“选择了在每件事上都采取中庸的态度。它提倡没有对手的政治……所以其结果只能是接受世界的现状而不是试图改造它”(13)。实践中的实用主义使得理论成为虚无，党的基本纲领也失去了意义。
社会民主主义对实用主义日渐广泛的推崇，让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它超越的不是左和右，而是其自身宣称的应坚持的社会主义价值和原则。就其对所谓社会主义价值和原则的捍卫而言，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更像是在上演一场又一场的“专业化竞选运动”。社会主义的传统价值，或者只是伦理意义上的价值，都退到了后台。
3.对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接纳的逐渐深入
从起源上讲，“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14)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性，这是社会主义的自身特质所在。但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对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认同性在逐渐增强，对其批判性却在不断减弱。在当代，这两方面同时鲜明地体现在它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接纳上。“布莱尔革命的第三个层次涉及‘第三条道路’包含哪些内容这一问题：将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实质部分吸纳到社会民主主义计划中来。”(15)摈弃国有化、强调市场和竞争、推行各种形式的私有化、公共领域的不断退让、公共开支的削减、有利于顾主的让步，等等，都表明当代社会民主党通过当代“第三条道路”对自由主义的进一步认同和接纳。在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认同和接纳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几乎要与迄今为止推行的大部分措施和睦相处。实践中再也没有人谈论什么民族化、国有化和社会化，并把它们作为改造整个经济的战略杠杆了”(16)。不仅如此，“布莱尔计划，似乎是接近宏观经济学的一种新自由主义：供给边缘经济政策；在商品和资本市场中无条件接受竞争；进行福利国家改革，把就业最大化作为目标，而不是把保证就业或社会保障作为公民的权利；对可持续发展的含糊不清的承诺。”(17)
如果说，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分还是比较显著的话，那么，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分就模糊不清了。对此，连吉登斯也作了这样的批评：布莱尔政府虽然勇敢地干预了劳动市场，却没有进一步关注它同样宣传的社会责任，“实际上存在一种对不受阻碍、不受调控的企业活动多少有些不加批判的态度……新工党与经济界领袖的‘谈情说爱’搞得过火了。”“不加批判地热情拥抱技术变革是愚蠢的。良好的风险管理要求在创新和维护之间取得平衡。”(18)
社会民主主义在认同、接纳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的同时，必然意味着它在背弃社会主义方面也走得愈来愈远了。事实上，在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剩下来的问题是，应当在什么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19)，以不要使资本主义的“发条”折断。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具有与资本主义的完全的共生性。这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在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同时，其社会主义的身份特征也基本上荡然无存了。“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词语上对自由主义的适应完全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特性。”（格哈德·格伦贝格语）
二、广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视角和参照坐标
综上所述，伦理社会主义特征的愈发显著，实用主义世界观的更加强化，对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接纳的逐渐深入等，构成为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多重特性，也使得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初理想渐行渐远。但是，作为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图谱中依然处于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又有着区别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诸多积极方面。
1.对资本主义的局部性批判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拥有最强烈的批判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0)。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区分开来。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很显然，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沿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力图彻底根治、消灭资本主义。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承认资产阶级国家，取消阶级观点，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等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浪潮等等，都表明其质的、批判精神的丧失。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社会党的文件中，已经很少看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因此，可以说，社会民主主义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对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前提性认识。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又看到，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对资本主义的非制度性的批判和改良依然是重要内容。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如市场原教旨主义、贫富差距、全球不平等关系、生态管理混乱等，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继续保持着广泛的批判。社会民主主义指出，尽管市场经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更具有活力，但同时存在着“局限和内在矛盾”，即产生了它本身不能应对的较大的社会成本，比如社会分裂、环境破坏、垄断等等。“市场培养起一种商业主义，它威胁其他的生活价值。没有外界的控制，市场本身没有自律机制——在市场交换中对可能被交易的东西的任何限制。”(21)“我们今天所发现的那种市场是从前没有的。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经济可能会发生全面崩溃。”(22)为此，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必须放弃对市场的过分依赖。
社会民主主义尤其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展开了抨击。它认为，由于“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以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23)。因此，全球不平等关系在继续加剧，不仅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愈加悬殊，而且，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中，也依然是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社会的不公平和发展的不平等正在达到极限。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整合为一体而同时出现的还有世界随着民族—国家的弱化而“碎片化”、全球生态的严重恶化和管理的混乱等。在社会民主主义看来，正在向全球化大步迈进的当今世界，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全球掠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机，是全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而“全球生态管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社会严重的经济差距问题是重合的。”(24)社会民主主义尖锐指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以破坏生态为前提的，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社会民主主义得出结论，认为从总体上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25)在这个失控的社会中，人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既包括像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战争和全球经济崩溃这样的“大灾难”，也包括如食物、药品、婚姻等方面对个体造成的威胁。风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也是一个风险社会。
2.对资本主义的局部改良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不仅对资本主义继续保持着某种程度上不乏冷静、深刻的非制度性反思和批判，而且还继续进行着对资本主义的局部的改良和重新设计。继“福利国家”的建立之后，它仍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用社会平等、公正、互助、团结等价值观来给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注入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实现政治优先于经济——即共同利益优先于无限制的竞争和利润追逐——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26)“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等等相关目标仍然是政治责任。”(27)针对经济全球化，它也试图“使其基本价值（社会公正和民主）同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任务、形式和政治工具相一致”(28)。提倡进行全球治理，“建立一个以多边主义、民主、尊重人权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世界秩序”(29)。
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局部改良和重新设计，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扩大社会和国家的干预；限制资本剥削、扩大和增进人民大众的权益和福利；考虑社会公平和生态状况，有条件地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抵御保守势力等。正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在改造资本主义面貌上所起的这种作用，达伦多大称20世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
3.与新自由主义的界线
作为欧洲政坛上的左翼力量，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社会民主主义一直刻意强调与自由主义的区分，试图划清与之的界线。托马斯·迈尔指出，两个方案“使新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区别开来，一个是民主高于市场，第二个是拒绝接受市场作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社会公正概念”(30)。社会党国际强调：“左和右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由和平等问题上的基本分歧。自由是个体获取的自由（也可以通过继承和种族特权），但是必须保证其获取的独立性，这是右翼的原则。自由必须是为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尤其是为那些生下来就缺少机会的人，这是左翼的原则。自由同特权所有者以及国家的联系是民主右翼的基本主张。自由同分配的公正和国际主义的联系是民主左翼的基本原则。”(34)而且，“左和右之间的选择在全球层面上依然是有效的。……左的原则必须迎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右的原则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32)
社会民主主义也一直标明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旗帜，至少在纲领上常常如此。社会党国际21大指出，“社会党国际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33)22大的《圣保罗宣言》也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其基本价值（社会公正和民主）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及面临的新任务，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新保守主义纲领和单边主义应该是全球治理概念的本义。社会民主主义不仅认为自身与自由主义存在着区分，而且还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解决自由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自由主义不能解决贫穷问题、发展问题和全球化问题，因而有人倾向于原教旨主义，但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提出适合未来发展的政治方案。”(34)
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局部性批判和改良，对自身与自由主义界线的标明以及对未来的非自由主义出路的强调，使我们看到，与欧洲其他一些政党，如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等政党相比较，它还是较鲜明地包含更多的进步因素，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
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同的视角和坐标，使我们对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而言，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也不是单一的。
社会民主主义不断地伦理主义化、实用主义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实践结果，既没有埋葬资本主义，也没有带领资本主义走出困境，进而使得它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也迷茫了。对此，吉登斯也表达了他深深的忧虑。“几乎没完没了的修正。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下，前途越来越令人劳神费力，但同时也越来越晦涩难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线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样化的‘未来可能性’。”(35)2007年5月，布莱尔在下台时也说道：“我审视自己的国家……奇怪地无法确定它的未来，无法想象未来”(36)。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既不在意“从哪里来”，也不清楚“向何处去”，这是它作为资产阶级左翼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指出，他并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是传播共产主义的用心险恶的招牌。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具有区分于马克思主义多重特性的社会民主主义成了社会主义的一种抗衡力量，不论从其自身的历史初衷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来看，都是意味深长而特别值得深思的。
社会民主主义在对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相对于自由主义来说，由于它的理论、纲领和改良措施中还较多地包含着进步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对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局部的批判性；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更加提倡全球治理，以建立合理的秩序；对于右翼势力的抬头，始终保持着十分的警惕；对于遇到危机的福利国家制度，也更多地是站在保护和捍卫的立场上，而福利国家制度是战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积极成果，等等。由此，至少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仅仅看作是社会主义的险恶敌人。
对于我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已经开启，但是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和深入，这就需要借鉴不同的经验，以拓展自己和更好更快地发展。在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存在本质区别的前提下，从社会民主主义那里，我们也可以在很多方面寻找到从自由主义那里无法得到的借鉴和积极因素。比如，它的不断革新意识、对市场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批判、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关注等等。但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为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启发还在于：在借鉴不同思想、观念时必须保持自己应有的原则和立场。丧失自身原则、立场，对伦理主义、实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味的吸收、接纳和运用，是社会民主主义面临前所未有危机的根本原因。它的这一不成功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深刻教训。
从本质上讲，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建设资本主义的思潮和道路，体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模式转换。换言之，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思潮还是实践，都是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认识和维护的基础之上的，所面对的和要解答的也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种种问题。而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面对和要解决的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继续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显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的本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原则和立场出发，去辨别和借鉴社会民主主义，在此基础上寻求它对我们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①伯恩施坦：《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真实》，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
②曹雨平等：《从新康德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③克拉欣：《对社会主义进行再思考的必要性》，载《哲学译丛》，1998年第4期。
④克拉欣：《对社会主义进行再思考的必要性》，载《哲学译丛》，1998年第4期。
⑤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⑥克拉欣：《对社会主义进行再思考的必要性》，载《哲学译丛》，1998年第4期。
⑦克拉欣：《对社会主义进行再思考的必要性》，载《哲学译丛》，1998年第4期。
⑧布·克莱斯基等：《社会民主与未来》，丁东红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⑨托马斯·迈尔：《处在十字路口上第三条道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4期。
⑩刘建飞等：《英国新首相——托尼·布莱尔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11)托马斯·迈尔：《处在十字路口上第三条道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4期。
(12)参见赵志敏：《“第三条道路”：冷战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型》，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5期。
(13)转引自朱陆民：《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性综合》，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15)托马斯·迈尔：《处在十字路口上第三条道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4期。
(16)德特勒夫·阿尔贝斯：《社会民主党与欧洲行动空间，讨论新纲领的必要性和理论困境》。转引自张世鹏：《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原则纲领的构思设想》，载《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2期。
(17)托马斯·迈尔：《处在十字路口上第三条道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4期。
(18)《2002年世欧洲选举年：社会民主主义世纪会结束吗？——德国〈时代〉周刊记者与安东尼·吉登斯的谈话》，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5期。
(19)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2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22)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23)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24)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9页。
(25)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26)德特勒夫·阿尔贝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与挑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5期。
(27)托马斯·迈尔：《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共同的基础和争论的问题》，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
(28)转引自龚加成：《社会党国际纲领和政策的新变化——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述评》，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
(29)转引自龚加成：《社会党国际纲领和政策的新变化——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述评》，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
(30)托马斯·迈尔：《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共同的基础和争论的问题》，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
(31)转引自龚加成：《社会党国际纲领和政策的新变化——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述评》，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
(32)托马斯·迈尔、罗云力：《托马斯·迈尔教授访谈纪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
(33)转引自龚加成：《社会党国际纲领和政策的新变化——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述评》，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
(34)转引自龚加成：《社会党国际纲领和政策的新变化——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述评》，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
(35)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196页。
(36)参见《执政：一条下坡路》，《钱江晚报》，2007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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