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与高等教育规划工作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经济体制论文,我国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6年初接见四所交大负责人时指出：我国经济工作正在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教育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二是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这也可以说是当前全国教育工作面临的两个重要转变。[1]江总书记的讲话，不仅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高等教育规划工作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要求指明了方向。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规划的成功与不足分析
1.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规划工作的成功之处
第一，基本保证了高等教育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基本保证了各个时期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的培养。虽然也出现了几次“大起大落”，但主要是受经济、政治大环境拖动的结果。
第二，对于帮助我们认识“专门人才——高等教育——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对于我们学会“运用长期规划（如10～15年）指导5年计划，用5年计划指导年度计划”的科学程序和方法，保证高教沿着持续、稳步、健康的轨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及时、有效地纠正因受外界大环境影响而导致的高等教育大的波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有利于体现人才需求的微观结构要求，如科研结构、层次结构等方面的要求。因而，也有利于人才的有针对性培养等等。
必须指出，以上四点比较成功的地方，有些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色所决定的。例如人才的微观结构规划，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相对稳定，岗位规范预测方法便于使用”联系在一起的，当这个前提一变，这一条就要发生变化。另外，运用“岗位规范的方法”规划到具体专业、学科的人才补充方案，虽然“有利于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但也造成了高等教育专业面过窄，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差，岗位转移能力弱等弊端。
2.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规划工作的不足之处
第一，由于宏观问题的规划主要依据是“人力需求模式”，它固然从一个重要角度提示了“人才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但它毕竟不是人才资源开发的全部内涵，它难以包含社会需求的全部内容（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人的自身生产的需求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和人的自身生产的需求，人们对高等教育规划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第二，国家包揽办大学，同时，对“供—需”通过计划来平衡，这种平衡的重要依据就是国家能拿出多少钱、包多少个大学生，并由此来决定“供—需”平衡点。这种体制势必极大地制约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也极大地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规划。
第三，由于人才的无偿分配和无偿使用，势必导致各用人单位在运用“岗位规范性”预测人才需求时，趋于膨胀，从而导致微观结构规划（各专业、各学历层次的人才培养）也趋于膨胀。
第四，由于“岗位规范性”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的，一是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与育人单位的专业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二是人才到岗率为100%，无代替关系，无岗位转移。显然这是与现实情况有较大出入的。现实情况是：人才的职业转换是现代社会正常的和期望的现象，人才使用的岗位替代弹性也是比较大的（有关调查与研究表明：即使在我国原有窄专业教育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也有30%左右的人在非原学专业发挥着很好的作用）。此外，由于正规教育之外还有许多途径（包括非正规教育、自学和工作经验等）也是适应新岗位要求的重要渠道。所以，一一对应的关系，无“替代弹性”的假设，不仅会导致夸大需求，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和强化高等教育的专业窄化倾向，限制人才适应能力和转移能力的培养。
第五，由于人才需求预测的一般方法，都难以体现“现有人才的使用效益因素”，所以，以前的规划工作也缺乏人才使用情况的研究。此外，还忽视正规教育之外人才形成模式的研究；忽视国际国内人才流动情况的研究；忽视质量规划的内容。而这些正是国际教育规划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2]
二、对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规划工作的六点改进性思考
概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规划的成功之处在于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不足之处在于缺乏人才市场的调节机制，忽视了人才市场在人才资源优化配置和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规划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应当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长处结合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和人才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而言，新的规划工作应在六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高教发展数量目标（即宏观总量）规划的改进。人力需求和规划方法，仍不失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因为，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它有利于就业。但是，必须补之以“社会需求法”，必须考虑到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独生子女政策综合作用而增大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客观需求。由此，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社会需求”如何量化的问题，不量化就无法与“人力需求”相结合。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主张“高等教育怎么发展也不为过”（即“发展无界论”），这种倾向必然导致“规划无用论”、“自然发展论”。显然这种倾向是脱离实际的。另一种主张“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定不能超过就业的界限”（即“就业岗位决定论”），这又势必回到计划经济模式的老路上去。这就不可能有竞争，就不可能优上劣下，就不可能有高效益、高质量。另外，没有人才怎么开拓新的“业”呢？必须看到未来有许许多多的“业”是今天所预料不到的，如某些高新技术产业。所以，没有必要的人才储备和人才资源的超前开发，就不可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第二，高教发展结构目标规划的改进。这是体制转变过程中，变动最大的地方，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相对稳定，产品也比较稳定，便于运用“岗位规范法”预测和规划人才的专业、学历结构（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之处，但毕竟预测和规划出有关结构），这对于高等学校规划的导向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仅有宏观的数量目标的规划，而没有具体的结构目标的规划，就很难谈得上对高等学校规划的导向作用。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隶属机构，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实体，企业将在市场中迎接竞争，优胜劣汰，所以，企业的变动性及其产品的变动性都将是很大的，有的不断新旧更替，有的甚至不断转产。这就导致企业对人才的规格（专业、学历）需求难以预测，如大量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为了保持“船小好掉头”优势，它们不愿养“固定型号的专门人才”，而愿意根据产品特定的要求，随时到人才市场聘用。这就给人才的专业和学历结构预测与规划带来了新的困难。
加强产业和行业、部门人才的预测和规划，以及加速高校专业的拓宽性改造与改革、扩大专业涵盖面，增强人才的适应性，这两者结合，将是克服上述规划困难的不可缺少的、相辅相成的途径。无疑，行业的人才预测，特别是新兴行业、重点行业、支柱行业的人才预测将对高校专业设置的改革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两者是否能直接转化呢？显然还不那么简单。因为各行业对专门人才的涵盖面不尽相同，有的较广，如冶金行业，其人才需要，恐怕就不仅是单一的“冶金专业”人才，无论怎样加宽专业面，也不可能完全替代该行业对诸如管理、会计、律师、计算机、机电、通讯等方面专门人才的需要。
这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即行业人才需求，如何适当细化，以及高校专业面向如何拓宽，以使两者在规划中得以衔接。
第三，保证目标实现的经费规划的改进。这是保障内容之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揽办大学，经费渠道单一——依靠国家拨款，国家通过计划对“需要与可能”进行平衡。这种计划平衡，因素小，比较简单。但因“非义务教育”的性质未突出，这种“可能”被缩小到“国家拨款能力”的范围，实际上造成了对“需要”的严重束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单一所有制的格局，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的多样化经济结构，由此，促进了高等学校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国家包揽办学的格局被突破，国家办学为主，社会广泛参与，共同办学的新格局形成；单一依靠国家拨款的体制被打破，“以国家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以及建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形成。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高等教育规划模型中“教育经费保障”子模型的建立，其参数要增加，要把用人单位必要的“成本分担、成本补偿”因素、把学生及家庭必要的投入因素、把学校可能的校产收入和其他社会服务收入因素等，作为新的参数统一考虑；同时须考虑有关政策参数（如学杂费收费标准的控制幅度）。
第四，保证目标实现的师资规划的改进。在以往的高教规划中，师资补充计划通常采用“状态转移方程”来确定。其中晋升率是重要的参数，即年度由下一级职称晋升到上一级职称的人数占原职称人数的比例。流离率参数也很关键，即年度因自然减员和人才流动而离开某一级职称教师人数占该级职称教师总数的比例。其中自然退离有规律可把握。难在流动，不好把握，因为它与人才的使用效益有关，与各地、各校的人才政策有关。在确定这两个参数时，需通过“静态合理模式”和“状态转移方程”，测算出合理的新师资补充量。
显然，这个“师资补充模型”是建立在所有高校师资补充都是新毕业研究生的前提之下的。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教师资格条例》公布后，符合高校教师任职资格的全社会人才都可能参与竞聘高校教师职务。它使教师规划工作增加了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来说，这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因为它使高校师资的补充从局限于新毕业的研究生，扩展到各行各业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的高级专门人才，这对于高校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提高，无疑会起到重大促进作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规划中这一不确定因素如何考虑进去？
第五，非正规教育在规划中作用的强化。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和人才岗位转移将增大，这一变化趋势除了要求普通高等学校强化增大专业适应性的改革之外，还将要求成人非学历教育更好地发挥“岗位培训、在职提高”的职能，为提高人才的岗位适应能力做出贡献。此外，还有成人学历教育、自学考试、广播电视高等教育如何科学地分担人才补充的使命，特别是如何科学地解决这一部分人才培养与人才补充（人才使用）在规划和实践中真正衔接的问题。以往的教训表明，有相当一批这类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学的时候，就是学用脱节，得到文凭后，依然是学用脱节，并没有按规划要求解决某些专业的人才补充。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用人制度，二是人才质量。由此导致这一部分教育规划与实践的脱节。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如何保证这一部分教育在人才培养的规划上和人才补充（人才使用）的实践上真正衔接，将是新的规划模式所必须研究的又一问题。
第六，宏观国家高教规划、中观省高教规划与微观高等学校规划三者衔接的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的规划比较好做。由于毕业生包分配，它不用担心哪个专业人才没有单位要，所以，一般都是从自己已有的专业设置出发，结合上级所能给予的经费保障来制定规划。学校一级没有中长期规划都能“活得下去”，只要主管部门下达计划和提供年度经费就行了。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向高等学校规划工作提出新的挑战。它将面临人才市场和质量竞争，它将面临生源的竞争，归根结底，它将面临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因而，它必须考虑：如何培养市场最需要的人，如何在众多大学里形成自己的专业优势。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规划将由可有可无状态，居为“决定学校命运”的重要地位。
当然，如何做好高等学校层次的规划难度是很大的。它既要吃透国家宏观规划，特别是省级中观规划的导向意图，又要掌握好省区内各高校中同类专业的实力、动向，还要客观地认清自身的优势、劣势，在综合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好有生命力的规划。
现在，由于人才市场的真正竞争还未充分展开，优上劣下的机制还未真正形成，所以，高校规划中不科学的地方（特别是在专业优化抉择方面），还难以充分显现。
随着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未来的大学将以省统筹规划为主。这就改变了以往“条块分割”体制下，省级规划“瘸腿”的现象。这有利于规划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加大了省级规划的责任。一方面，它要充分体现中央宏观规划的精神；另一方面，它又要能够为高校微观规划提供有实际意义的、比较具体的导向使用，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中观规划（加上省财政拨款的杠杆作用）对高等学校微观规划的有效协调作用。
改革后的省级中观规划，应当既是国家宏观教育规划与高校规划之间的连接器和转化器；又是省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与省区内高等学校培养能力之间的连接器和转化器。
可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日益健全和完善，省级高等教育规划的责任和意义将越来越重大；高等学校的规划对于学校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也将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