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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车马为家，居无定所，文化长期不发达，也就缺乏基本的史的概念。开国时还只有些祖宗披野猪皮以及骑白马驾青牛车一类的口头传说。从辽太祖的晚年开始，辽代的史学活动才渐渐展开，进入有“史”社会，标志着我国北方历史学的开始。辽代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我国北方乃至东亚、北亚部分地区史学的发展过程。因此，研究辽代的历史学很有意义。对于辽史的研究，近几年呈趋热态热，但辽代的历史学研究似尚起步不久。本文拟就此作初步的系统的研究。
一 修史概况
辽太祖时代，严格地说还没有历史学。唯一可考的材料是以下二十余字：“神册元年(916)……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1]这种纪功方式在中原地区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不能当成史学，至多有了史的意识或史的方式。到了辽太宗时代，历史学才迅速发展起来。辽太宗天赞三年(924)八月“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2]这种刻碑的形式可以看成是辽太祖纪功碑的延续，但隔代立碑则已具有史的性质。天赞五年(926)冬十月又“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七年(928)六月又“御制《太祖建国碑》。”十年(931)十一月“（辽太宗）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感之意。读者悲之。”[3]题文于壁和建碑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皆表追感之心，纪事之意，但已成为辽代史学的先期形态。辽太宗时代史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亡晋文臣。其即位之初，尚文穷而笔短，为文求之于外邦。如太宗会同元年(938)，“晋使且言已命和凝撰《圣德神功碑》。戊辰，遣人使晋”。[4]请人撰文，不仅麻烦，而且失格。因此，辽晋通好时，借晋的依附要求赏封晋之文臣，如和凝、冯道皆有嘉奖，形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二臣”现象。灭晋以后，拟俘著名文士李浣、冯道、刘昫等北上，加强文化补给，借才异代，自觉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对辽代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至辽太宗会同四年(941)，已“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5]标志着辽代史学的确立和全面展开。《辽史》卷七七《耶律吼传》云：“时有取当世名流作《七贤传》者，吼与其一。”[6]不仅编帝王事迹，也为贤者作传，说明辽代史学的空间在不断拓展，已由尚祖尊宗推广到圣贤阶层。辽穆宗应历三年(953)五月，“《圣德神功碑》为周人所毁，请再刻，许之。”[7]说明辽人对史迹也很珍视，并延伸到某些专门方面。
辽穆宗时代，朝纲荒芜，无所建树，但到辽圣宗时代，情况就不同了。他不仅爱看古代历史书籍，还让侍读讲述三皇五帝以来兴废之事。马德臣等人还录唐代高祖、太宗、玄宗以来行事可法者进献，从心理上克服了夷远自卑心理，从精神上融入中华文明一体化。辽代史学在汉化的基础上渐渐走向成熟。统和九年(991)，室昉、邢抱朴等人进所修《实录》二十卷，受到了重赏。但辽代前期的实录不像中原之实录只记帝王事迹，取义域比较宽泛。到辽兴宗时，辽人已有了自己的历史学家，如萧韩家奴、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辽兴宗对历史学也很重视，重熙十三年(1044)下诏给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北南院要员，“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据《谷欲传》，兴宗要他和萧韩家奴编写“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据《庶成传》，这次编修共成二十卷。嗣后他们三人又从事礼典的编写。辽兴宗时代无疑是辽代全面修史的时期；辽道宗时代，史学事业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其意义不仅在于历史学本身，还涉及到文化心理等许多方面的繁荣。据本纪，大康五年(1079)八月，撰《太宗神功碑》；大安元年(1085)十一月，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据《辽史·耶律俨传》，这一《实录》长达七十卷。到了大康中，已全面着手修国史，在原来常规性的修实录的基础上设立了专门局，配备了足够的人手。《辽史》卷一百四《耶律孟简传》说：“大康中，始得归乡里。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上命置局编修。”[8]从这段材料看，大康中辽代的修史工作已全面进行。从拿出样稿（修三人事迹）到置局编修必然要历一些时日。不久辽道宗宠臣耶律乙辛和皇后萧观音之间因政治上的争斗，引发出“十香词案件”，由此引起了辽末长达数年的党锢之争。在这场党争中，许多修史官员皆被卷入，不能保身，何史之修？所以修史的班底名存实亡。
天祚皇帝是位无能的儿孙皇帝，无力承续其祖业，等他把党争的事情不了了之之后，已处处暗藏危机，不久就亡国了。据本纪，他只是在即位之初的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其意大约是总会之意，纂好了没有，史书也没有记载。
二 修史机构和史官
关于辽代的修史机构和史官，《辽史》卷四七《百官志》“国史院”条云：“监修国史，圣宗统和九年(991)，见监修国史室昉。史馆学士，景宗保宁八年(976)，见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刘辉，大安末为史馆修撰。修国史，耶律玦，重熙初修国史。”[9]元修《辽史》时已有文献难征之叹。其修史的主要材料就是辽人已成的实录和各类碑传。这段材料完全抄自《辽史》的纪传。一部历史著作中志表整段照抄纪传，《辽史》以外，未尝有闻。可见修史材料之贫乏。事实上疏漏也十分明显。
考《辽史》景宗保宁八年(976)“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10]这条材料告诉我们，辽初的修史机构是史馆，而非国史院，学士是其长官。辽穆宗之昏庸，史有明书，因此，修史机构或在穆景之前已设立。检《契丹国志》卷十七《麻答传》云：“又以宰相员不足，乃牒冯道判史馆……其僭妄如此。”麻答是辽太宗从弟，牒虽称僭妄，但表明太宗时代已有了史馆的建制。又《辽史》圣宗统和九年(991)“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等进《实录》，赐物有差。”[11]室昉是枢密使，由他监修国史，负责修《实录》，说明统治者对史已十分重视，但史官还是兼职。《辽史》卷十七《室昉传》，《辽史》卷八○《邢抱朴传》也作如是说。
复按《辽史》圣宗开泰五年(1016)十一月“以参知政事马保忠同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12]又辽道宗寿隆六年(1100)十月“以枢密院副使王师儒监修国史。”由此观之，圣道二帝时监修国史的职掌地位已渐轻，但不是说不重视修国史，相反是史官职掌地位正常化的表现。此时仍是兼职。监修国史后来成为修史的专职官员，修国史才是主笔。《辽史》卷九一《耶律玦传》云：“重熙初，召修国史，补符宝郎，累迁知北院副部署事。”[13]又《萧韩家奴传》云：“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14]从这条材料看，修国史与起居实录已有分工。史馆修撰见《刘辉传》：“诏以贤良对策，辉言多中时病，擢史馆修撰。”[15]《百官志》言时在大安之末。
除了《百官志》所列的四种史官名称外，还有同修国史，大约非正员。《契丹国志》卷十八《刘六符传》说：“年十五，穷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兴宗时，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16]从材料看，兴宗时已有了同修国史的职务设置。
辽代的史料文书并不都存放在史馆，据《通鉴长编》重熙十一年(1042)，也“藏于宗庙”。又据《辽史》卷二三“大康二年(1076)”，辽代还有修注郎这样具体从事《起居注》的官员。据《辽史·太宗纪》，史官还有占吉凶的任务，和中原地区亦雷同。
三 史学思想
辽代没有专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也缺乏相应的史学实践，只有一些零散的议论，但细加归纳，仍可粗知其框架。
（一）不虚不讳，直书信史 辽代修史最勤莫如实录，代有所为，还有通代的“事迹”，都强调实录之实，以大兴天下。如《辽史》卷一百四《耶律孟简传》，孟简对有关的修史官员强调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信史说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史的普遍看法和评价。又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赐高丽国王册》云：“四方于宣，匡合之名辉信史；一变至道，拊循之化洽熙民。”[17]所谓信，实为史之第一要义。又其诏萧韩家奴云：“朕之起居，悉以实录。”皆强调一个实字。不过这种实录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编年大事记，而是如实记录，受钵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之意。如萧韩家奴记兴宗秋猎伤人事，兴宗心虽不悦，但以“史笔当如是”相许，说明史的神圣亦即求实观念，已为辽人上下所认同。辽代还把如实记录的文字皆称为实录，如修庙立碑实录、修桥实录等。求实不隐，既“摭兹遗懿”，又“以直书”，[18]已成为天下之共识，辽人已科学地把握了修史原则及其本质。
（二）华夷之辩 中原地区曾一度是中国文化发达地区，在此居住的汉人自称华，而把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夷狄或蛮夷。依传统，夷狄之地往往以可汗、大王、酋长之类相君，而中原地区自秦始皇始专以“朕”况。辽人建国以后虽也仿用“朕”，但不固定。辽人深知自己的文化比较落后，所以加快了向中原地区学习亦即汉化的步伐。辽世宗“慕中化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侮诸宰执。”[19]以致辽代宗室把世道之乱归罪于汉官：“朝廷征汉官致乱耳。”辽景宗保宁八年(976)谕史馆学士“书皇后亦称‘朕’暨‘予’”。诏谕既体现了双圣格局的法律意义，也表现了辽人与汉人对等的文化指认。《全辽文》所收萧韩家奴《请追崇四祖为皇帝疏》亦称：“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夫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这次追赠的目的就是要从形态、心理上改变辽人“犹以名呼”的文化传统，追远崇本，确立起契丹人的主体地位。唐高祖李氏本非汉人，建国后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辽人仿此，意义深远。《辽史》卷二六《道宗纪》云：“以有司案牍书宋帝‘嗣位’为‘登宝位’，诏夺宰相郑颛以下官。”[20]不仅与汉平起平坐，干脆以“我”为中心。这种新的观念打破了地域自封的文化心理，形成辽人包宇八方的思想基础。
但是，中原文化的繁荣及其延伸的现实使辽人一时无法逾越，所以他们自称是得唐之鹿，为炎帝的后裔，与黄帝的子孙——中原地区政权是伯仲之比，就是后来元修《辽史》时也作如是言。一方面辽人封建意识小于家缘观念，称宋及邻国为兄弟；另一方面文化隆盛以后仍作如是说，则表现了彼此兄弟般的对等关系。可见辽代文化的繁荣和成熟，增强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意识，但自言得唐之鹿，则又有自许正统之意。现在我们看到的辽宋之间的誓书往来，皆互称兄弟，并在文书、碑刻中，把唐、宋、辽三代先哲君主同讳。澶渊之盟以后，还逼宋人“助风土之宜，军旅之费”的进贡改为“贡”字，就由平等改为凌弱，唯我独尊了。这种“贡”性的掠取与以往的争食与牧马完全不同。据《契丹国志》卷九记载，汉人给辽道宗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时不敢讲，道宗说：“上世
狁、獯鬻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辽代人的正统地位自认以后，便不允许再以“夷狄”来称呼他们。《辽史》卷一百四《刘辉传》云：“寿隆二年(1096)，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21]刘辉之言，不仅表现了辽人的自尊，也体现了辽代文化之繁荣已到了可与中原争胜的地步；也说明辽史确实一直在修，故对宋人修《五代史》妄意作史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实录的史学观念和思想。据《辽史》卷一百四《王鼎传》云：“憩于庭，俄有暴风举卧榻空中。鼎无惧色，但觉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无干正，可徐置之。’须臾，榻复故处，风遂止。”[22]且不言事情的真伪，从窃慕中华之风俗的渴望到“吾乃中朝端士”，表现了辽人正统观念的形成。而文化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史学思想的变化，炎黄之比、得唐之鹿是契丹人史学思想的最高审美认可。中国自辽以后就没有再分裂过，与这种文化观念和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
（三）史笔、史学、史识 在修史的方式、素养上，辽人强调直笔信史，但也强调史才即史笔的重要性，认为乃质乃文才是尽善尽美之作。《全辽文》卷六《耿知新墓志铭》说：“为逼礼葬之期，乃征铭于太原子，知微甚抱荒虚，久淹文笔，强考史籍，谨构志焉。”[23]写墓志虽不是修史，但是二者有许多共同的要求。王知微此铭乃应征而作，既强调了史学的重要，“强考史籍”，也肯定了文笔的作用，但这文笔的含义要比文采之意丰富得多。又南抃在天庆四年(1114)作的《王师儒墓志铭》中说：“及任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编修所申，国史已绝笔，宰相耶律俨奏，国史非经大手笔刊定，不能信后，拟公再加笔削，上从之。”“夫真道、纯德、懿文、朴学，士人之于四者，而长于一焉犹难，公独兼而有之。”[24]所谓大手笔，应当指道、德、文、学四方面兼美，道与德是指思维、思想等精神方式，即史识、史德，而学则指史之学养，文指文采，也带有史笔的内涵。刊定和笔削强调了史学的重要，也包含史笔的内容，说明辽人对史高度重视，讲究修史质量。
又《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云：“（上）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25]起居实录也是一种史料，且翰林之职常专史馆，故重熙之言反映了他对史官的重视和对史官的要求。
又《辽史》卷一百四《耶律孟简传》云：“孟简谓余官曰：‘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26]认为史家不仅要取信求当，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也要与立身相融，实际上强调要识时习务，与政治调和，反对史学家自作主张，行为上与统治思想异化，告诫修史者要慎于言行，免遭不测。
由上述我们看出，辽代的史学主张史笔、史学、史识、史德并举，历史是历史，但修史是朝廷修史，因此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还要对朝廷保持十分的忠诚，亦即道、德、文、学一体。
（四）史的资政意义和社会功能 辽代统治者也很注意历史的资政作用和表现太平盛世等社会功能。由初期的借才异代到全盘吃进，渐入本体化、科学化。史载圣宗即位时阅读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乃由马德臣专录可法者进之。又《萧韩家奴传》称他“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欲帝知古今成败。”[27]自阿保机以来已注意到史鉴作用，但如此理论与操作并行，则自此而然。据《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好读《贞观政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服。”“尝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宋太祖、太宗也。”[28]不仅重视史鉴作用，还对历史人物进行品评，成为为数很少的辽史评论的翘楚。至辽道宗时，还专门比较古今优劣，颁布《史记》、《汉书》行于世，重视史的典范鉴戒作用。对史臣甚至重要官僚的选拔，也注重才学史识之能。
辽代修史与学习历代修史经验、史书的鉴戒功能等，在目的上，与各代还有所区别。无论是立纪功德碑，还是墓志，抑或修史，都强调了史的传送功能。耶律孟简《乞修国史表》云：“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29]又《全辽文》之《涿州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云：“古之碑者，用木为之。乃葬祭饷聘之际，所植一大木，而字从石者，取其坚而久也。后人铭功其上，不忍去之。秦汉已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欲图不朽，易之以石。”[30]辽代的佛教徒们大量刻石，一方面为了知经所在，能够流传；另一方面也与“有水火不能烧漂，风日不能摇消”之义有关。因此刻石者亦为国手。大约追求永恒也是辽人在特殊地理环境和时代氛围下的一种风尚。
四 史书翻译
辽代设有史馆、昭文馆、崇文馆、乾文阁、宣徽院等许多文职机构，五京之中也设立了文职学职。《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说：“道宗清宁五年(1059)，设诏养学士，颁经及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辽代的京、州、县、乡皆有学校，以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等为教材，内中也包括一定的历史学著作。传为李浣（一作唐肃宗时代李翰）所作的《蒙求》即是文史哲等知识学科具备的童蒙识字教材。这些著作不是契丹人所著，因此传播时就要翻译，翻译业由此而兴。
辽代开国皇帝阿保机精通汉语，他可以直接阅读汉人著述。其长子东丹王不仅通汉语，还能大量写作诗文，曾于辽宋交界处买书万卷，藏于医巫闾山读书堂。到辽太祖等人创造了契丹文字以后，为了在契丹人中普及汉人文化，政府遂支持翻译典籍的活动。这样翻译之职就格外受到重视，还成为某种才干的象征，见《辽史》卷八一《陈昭衮传》，卷八三《耶律学古传》。辽人称翻译为译鞮，并当成专门的职事官。据《辽史》卷二四，辽道宗大康九年(1083)“定诸令使、译史迁叙等级。”据《契丹国志》卷七，辽代的帝王基本上皆通晓汉语，辽圣宗还以契丹文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其大臣等读之。不过大多数帝王不愿亲自动手，而由下臣为之。由于语言具有社会化的特征，辽人要大力发展文化，所以翻译的地位自然不同一般。从功利上看，史学的干预借鉴功能更甚于文学。据《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又诏译诸书，（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31]由此看出，辽代的史学翻译，不仅有官译，也允许私译。这样史的传播固然效果明显，但也容易引起混乱，因此，辽道宗时颁《史记》、《汉书》于世。大约五代以前的史书，辽人均已具备，这不能不归功于翻译。辽代史书翻译的蓝本，多从书市买来，也有少量为宋赠书。燕云十六州归辽，灭晋取书而北，也成了辽译藏史书的来源。宋使称辽已“无所不有”，接近事实。（见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一）
五 专门史
专门史指辽代对于某些学科的研究的专门学，不仅体现出这些学科研究的时代水平，也记录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历史。由于不是全面的科技或学术史描述，所以只是择而言之。现就有关辽代典籍所涉天文星命之学、文字学、音韵学等，略述概况。
在历史学著作中系统地记述天文学内容的，当首推《史记》。《辽史》简略，不及天文学。《全辽文》卷五有耶律纯《星命总括序》一篇，作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此书向无完本，《文渊阁书目》作一卷一册，《千顷堂书目》作五卷，清人从《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出一些，已可见其大概。据序，统和二年(984)，耶律纯以翰林学士之职，因议地界事奉国书使于高丽辽东，与高丽国师讨论星命之学，自称其学得之于海上异人。据序文，其由五星五行之说推衍出干支形态，把传统的十二宫与地上的十二动物相对应，作为星命之学的根本。从辽代的十二神纛看，这十二种动物皆带有某种意义上的神化与社会化的属性。如所谓鼠乃子垣之宫神，大约也就来源于鼠打洞于墙中，与大地之母相通，得地息之气，与节气相生相动，所以天地相配分化为天之星干与地上十二种动物相配合。此序此说源于东汉。按王充《论衡》多处言及，与之相合。晋人也编有十二属相歌。
辽代的文字主要有辽、汉两种，研究语言文字学主要是针对汉语言文字而言。其著作首推《龙龛手鉴》。该书简省《说文》以来五百四十部首为二百四十二部首，广收当时俗字、简体字、合音字、合义字，快读、慢读、分读等诸类，既是文字使用之革新，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反映了辽代的语言成就。据《梦溪笔谈》载，此书入宋后亦多次印刷，大受人们欢迎。
在音韵学方面，唐释玄应撰有《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唐释慧苑撰有《新译华严经音义》二卷。辽人沙门希麟撰有《续一切经音义》。此书历时二十载，长达一百卷，显示了深厚的音韵学知识与水准，也反映了辽代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
辽代有关世家名门，往往延用汉人传统修有家谱，所谓国史家牒，亦作世谱。《辽史》卷九四《耶律世良传》云：“才敏给，练达国朝典故及世谱。”据此，辽人有家谱者当不少，但无实物传世，无法展开研究。
注释：
[1]元·脱脱等《辽史》卷一，中化书局1974年10月版，页一一，下引同书，仅记页码和书名。
[2]《辽史》页二九。
[3]《辽史》页三一至三七。
[4]《辽史》页四三。
[5]《辽史》页四九。
[6]《辽史》页一二五九。
[7]《辽史》页七一。
[8]《辽史》页一四五六。
[9]《辽史》页七八一。
[10]《辽史》页九五。
[11]《辽史》页一四一。
[12]《辽史》页一七八。
[13]《辽史》页一三六四。
[14]《辽史》页一四四五至一四五○。
[15]《辽史》页一四五五。
[16]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版，页一七七。下引同书，仅列书名与页码。
[17]陈述辑《全辽文》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3月版，页三○。下列同书，仅列书名与页码。
[18]《全辽文》页二八三。
[19]《契丹国志》页九五。
[20]《辽史》页三一三。
[21]《辽史》页一四五五。
[22]《辽史》页一四五三。
[23]《全辽文》页一三八。
[24]《全辽文》页二九○。
[25]《辽史》页一四四五至一四五○。
[26]《辽史》页一四五六。
[27]《辽史》页一四四五至一四五○。
[28]《契丹国志》页七一。
[29]《辽史》页一四五六。
[30]《全辽文》页三二八。
[31]《辽史》页一三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