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二十世纪的第一线曙光出现时，古老的中国正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起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政治变革。但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才结束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历史学是历史和历史认识的文字载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历史学的发展变化。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我说“近代实证史学”，而不说“资产阶级史学”，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长时期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习惯于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称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实际上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和准确，很值得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诚然有些人是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但也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就其社会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来说，未必都和“资产阶级”对得上号。学派分野和阶级分野虽然有一定联系，却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下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长期隔绝，对台湾省史学界的状况我了解很少。本文没有包括台湾地区的有关材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传统史学的危机与“新史学”的酝酿
曾经产生过司马迁等一大批杰出史学家并拥有浩瀚史籍的中国传统史学，到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史学的这种危机，是与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清代考据学是传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为我国留下了不少值得珍贵的史学遗产。但乾嘉学者的考证大多集中在经解和古代名物制度方面，而且这种考证往往流于繁琐。如果说在承平时期这种考证还能吸引人们兴趣的话，当封建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衰世，国家正面临被奴役和被瓜分的危险时，它自然要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厌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在呼吁更法改革的同时，就倡导史学恢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之后又撰《海国图志》，用意也在启发国人加强对中国和外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龚自珍和魏源的学术思想，对晚清学风的转变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传统史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它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上，还表现在它的理论和方法都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十九世纪后期，西学开始在中国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西方近代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一些外国史的著作，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人们的眼界开扩了，突然发现传统史学的一些历史观念和治史方法是显得如此陈旧和缺乏活力，如果不加以改革，史学也就不可能再有所发展了。
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要求传统史学迅速向近代史学转变。这个任务首先落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身上。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发挥今文经“公羊三世说”，提出人类“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1〕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并且撰写了对传统经学产生巨大冲击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康有为的历史观点带有近代气息，但他的学说主要是为了给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来的科学认识。由于他的一些论点带有很大的主观武断性，这就不免削弱了它们在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和康有为热衷于“托古改制”不同，他的弟子梁启超对推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贡献要大得多。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接触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变法的失败和与孙中山的结识，又使他的思想一度变得比康有为激进得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他指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梁启超关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 不但在当时学术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不可抹煞的理论价值。可惜梁启超并没有改变其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他经常动摇于新旧思想之间。随着改良派与革命派对立的加深和明朗化，他的史学思想很快就发生倒退。到了20年代他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时，他已经失去了先前那种理论锐气，甚至对历史因果关系和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也发生怀疑了。
与梁启超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章太炎也对传统史学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章太炎对传统史学颇多指摘，1902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培铸入之。”他还提出撰写通史要有“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和“鼓舞民气、启导方来”的明确目的性〔4〕。章太炎关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对史学界有重要影响。但他未能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渐入颓唐，他的史学思想也同样变得倒退了。
与梁启超、章太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桴鼓相应，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徵等人开始尝试用新观点和新方法撰写中国历史。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书中从西方社会学引进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列有专课论述。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据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所编《支那通史》增改而成的。他的另一著作《中国商业史》讲义，论述了历代商品、商政、商业措施、商业地理、中外互市的沿革变迁，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商业专史。上述这几部著作自然有许多缺陷和错误，但作为近代史学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其价值是很可珍贵的。
对于新史学的酝酿来说，还应该提到当时一些结合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鼓吹革命的普及读物，例如《民报》发表的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和汪东的《法国革命史论》等。这些读物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它们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却是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源泉。在本文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中国近代史学所具有的鲜明特点之一。
二、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及其重要建树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先驱者中间，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是王国维。他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所做的大量工作，标志着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开始创立。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现了一大批震动中外学术界的珍贵史料，包括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和新疆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等。这些新发现的史料为王国维开拓新学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对甲骨文和金文，对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以及在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大多收入《观堂集林》一书，其中如《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和《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王国维对乾嘉考据学有深厚的根底，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开创者，得益于他受过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熏陶。他曾经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5〕王国维继承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他由文字声韵考证古代的制度文物，又进一步从古代的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这就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窠臼，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时指出，“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6〕王国维“三证”的研究方法， 确实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的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互相释证，一直被治古代史的学者奉为圭臬。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与罗振玉有密切关系。罗振玉对甲骨和金石器物的搜集和考释也有不可抹煞的功绩。在罗、王的带动下，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一时蔚为大观。甲骨文研究有“四堂”之称：“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鼎堂发其辞例，彦堂区其时代。”〔7〕指的是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四人。 青铜器的研究此时摆脱了传统金石学的骨董圈子，开始形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郭沫若建立两周重要器铭的断代体系，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一时期对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还有唐兰、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等人。
在王国维之后，对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起了重大作用的学者应该说是胡适。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胡适在此书《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是“明变”、“求因”和“评判”；强调“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主张“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同年，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诠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认为后者“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 ）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稍后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 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不仅在课堂上大力宣扬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历史观念，还鼓励同学按照这种方法和观念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胡适提倡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与当时一些主张复古的“国故”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胡适把整理国故比喻为“打鬼”、“捉妖”，这又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评价有很大片面性。胡适鼓吹研究历史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是在考证史料的层面上，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假设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根据。至于说要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这个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也是不科学的。胡适对这个方法的局限性并非没有察觉，所以他又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而所谓“艺术的”，亦即“大胆的想象力”〔8〕。把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与史实的叙述和解释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前者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后者则是全凭史家大胆想象的一种“艺术”，这恰恰说明胡适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来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胡适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虽然有很大影响，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在实证研究方面有重大成就，堪称王国维之后一代宗师的学者是陈寅恪和陈垣，陈寅恪自幼深谙我国古代典籍，后来长期出国留学，受过西方比较语言学的严格训练，具备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和中亚、南亚古代文字的阅读能力。他非常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9〕。 又倡导以诗文证史，开拓搜集史料的新途径。陈寅恪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而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宗教史和古典文学方面贡献尤大。他不仅精于史实的考证，还很重视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往往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陈垣对历史文献学，特别是校勘学、年代学、史讳学、目录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是校勘学的典范之作，书中提出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为校勘学的条理化作了系统的总结。在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陈垣也有出色的成绩。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论著，都是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著作。
对中国近代实证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还应该提到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最初受康有为和崔述著作的影响，对古书古史产生了怀疑。后来接受了胡适所提倡的“历史进化的观念”和治学方法，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古史。1923年，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颉刚把这个观点称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10〕。他的意见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驳诘。顾颉刚在答辩中进一步提出，要推翻不可信的古史，必须：（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1〕。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论战的文章汇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并写了一篇介绍自己研究古史心得的长序。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12〕。其中顾颉刚本人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梁启超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刘节的《〈洪范〉疏证》，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等文，都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1934年，顾颉刚还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
疑古辨伪并不始于顾颉刚。但顾颉刚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不仅要辨“伪书的伪史”，而且要辨“真书的伪史”，这就把辨伪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廓清远古历史的迷雾是有功绩的。顾颉刚注意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材料来研究历史，这个方法也是可取的。但他考辨古史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张荫麟所批评的不加限制地使用“默证”〔13〕。他认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14〕。这实际上是把史料和历史混为一谈，并且把东周以前的历史轻易抹煞了。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曾经主编《新潮》杂志，对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又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5〕这是把近代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的最明确的宣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正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而开展的。应该指出，傅斯年反对沿袭前人陈说和滥用间接的材料，主张“直接研究材料”，从材料中研究新的问题，这个意见是无可非议的。他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这个认识也是符合历史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的，但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不但取消了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而且很容易把史料工作引上烦琐考证的歧途。傅斯年对近代历史学内容的界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一批学者排斥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作用，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在他领导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安阳殷虚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居延汉简和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傅斯年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者是有重大贡献的。
傅斯年为了摆脱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固定模式，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考史”而不是“著史”。其实历史编纂学也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编者的历史观点和掌握史料、处理史料的水平。就普及历史知识而言，通史和断代史有专题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1923年，吕思勉出版《白话本国史》，书中既有重要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必要的考据和议论。作者指出中国自秦汉以后，多次出现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在20年代初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邓之诚在30年代初出版的《中华二千年史》，也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通史著作。萧一山在20年代出版的《清代通史》上中卷，是第一部用新式体裁撰写的断代史，取材丰富，自成体系，对太平天国革命持肯定的态度。抗日战争以前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专著，还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孟森《清朝前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等。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一些出版物上已经有人开始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19年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唯物史观很快得到了传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重新观察历史。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和历史观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他还联系中国历史实际，撰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纲》，都是试图用唯物史观来叙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那“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日子里，远在异国的郭沫若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职责。“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6〕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动下， 郭沫若从1928年至1929年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论文，并于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中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认为商代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到了近代， 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 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的尝试。由于郭沫若对古代典籍有很好的素养，加上他对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时，取得了很大成功。它使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识耳目为之一新。此书出版后，不胫而走，许多人都以一睹为快。尽管这本书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方法论的运用或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珍视。郭沫若在日本时期所完成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等书，把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史学界也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差不多同时，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这场论战是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论战的延伸，参加者的政治背景和理论倾向比较复杂，既有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派，也有国民党人和改组派，还有并无党派背景的学者。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发展阶段。由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从1931年到1933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三卷四册。其他一些杂志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的文章。
近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实践。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力地批判了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错误认识。在古代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论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一、中国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二、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如何理解；三、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形成和瓦解。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国经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却与郭沫若有不同的意见。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中，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他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和剥削方式等方面论述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与传统的周代封建说立论不同，为以后古史分期讨论中的西周封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吕振羽意见大致相同的还有翦伯赞和邓云特（邓拓）。邓拓指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三位一体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是中国封建生产方式长期延续而不易瓦解的根本原因〔17〕。
陶希圣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否认中国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而且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崩坏了。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些论著中，观点屡有变化，一会儿说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一会儿说是“先资本主义时期”，一会儿又说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从三国到五代是“发达的庄园时期”，宋以后才是“先资本主义时期”。到1935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他干脆撇开了社会形态的分期，把中国历史分为神权时代（殷商）、贵族统治时代（西周至春秋）、王权时代（战国至清末）和民国时代。陶希圣的反共政治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的一些社会分期主张也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但在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的许多作者，政治倾向与陶希圣本人并不一样。实事求是地说，《食货》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展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除了陶希圣之外，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的还有胡秋原、李季、陈邦国等人。和陶希圣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王宜昌也主张近代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这些人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一些论著也不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往往是搬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词句，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他们参加社会史论战，正如胡秋原后来所承认的，“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为了“非共反共”〔18〕。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它诞生之日起，不但要遭到一些有偏见的史学家的反对和排斥，还要经受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的假冒和歪曲。至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身迫害，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社会史论战中初试锋芒，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不能不承认它的历史观值得重视。就连顾颉刚也说：“他人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19〕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并且在史学界拥有一大批同情者。除了有关社会史论战的论著之外，抗日战争前出版的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还有：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李鼎声（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王渔邨（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崛起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各个流派的一些理论著作也陆续介绍到中国。其中较有影响的译本有：何炳松译的鲁滨逊《新史学》，向达译的班兹《史学》，陈韬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李思纯译的朗格诺瓦和赛诺波《史学原论》等。王造时、谢诒徵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也在1936年出版。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史学著作，内容其实主要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或历史研究法的介绍。例如何炳松在其《通史新义》的自序中，就声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赛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这些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一度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它们并没有像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学派。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新颖的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不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而且在历史实际的检验面前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使能够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终归不免成为凋谢的花朵。
四、史学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史学家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章太炎在与马相伯联名发表的宣言中，列举历史事实，驳斥日本散布的“满蒙本非中国领土”的谰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组织学者编写多卷本的《东北史纲》，意在阐明东三省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只出版傅斯年所撰的第一卷），《禹贡》半月刊出版了多期有关边疆史的专号。顾颉刚还主持编印通俗读物，在士兵和民众中宣传抗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积极撰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而且直接投身于抗日的实际斗争。“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范文澜、何干之、华岗、吕振羽、翦伯赞、嵇文甫等，也都参加了抗日的实际工作。
抗战期间，转移到大后方的史学家颠沛流离，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身处沦陷区的史学家，大多数坚贞不屈，保全了民族气节。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最能锻炼人。正是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实证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很大进展，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陈寅恪的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以往论者一般认为隋唐制度主要继承西魏北周，陈寅恪在前一书中指出北魏、北齐通过不同途径汇合了汉魏以来传统华夏文化的各个因素，从而成为隋唐制度的主要渊源。在后一书中，他提出关陇集团所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是唐初各项重大政策的核心；从武则天开始，关中本位政策逐渐被破坏，至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的基本矛盾转为内廷宦官勾结士大夫党派之间的斗争。陈寅恪的上述观点，尽管在治隋唐史的学者中间有不同意见，但至今对史学界仍有重大影响。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虽以考据的形式出现，实则深寓提倡民族气节、抨击奴颜事敌的民族败类的现实意义。这个时期出版的实证史学的重要专著还有：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吕思勉《先秦史》，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二、三集，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王伊同《五朝门第》，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和《太平天国史丛考》，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和《太平天国杂记》，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等。以实证方法撰写的史学论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比抗战前有显著提高。在古代史的许多领域，新涌现出了一批很有造诣的学者，如胡厚宣、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齐思和之于先秦史，孙毓棠、劳邨之于秦汉史，周一良、贺昌群之于魏晋南北朝史，岑仲勉之于隋唐史，邓广铭、张荫麟、陈乐素、聂崇岐之于宋史，陈述、傅乐焕、冯家昇、韩儒林、翁独健之于辽金元史，吴晗、王崇武、李晋华之于明史，郑天挺之于清史，全汉昇、杨联昇之于社会经济史，白寿彝之于民族史，谭其骧、史念海之于历史地理等。这期间还出版了几部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如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实证性的学术论著不同，这些通史和近代史著作表现了作者各自的历史观和政治倾向。其中，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由于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投降派辩护，引起的争议最大。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出版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作了自我批判，肯定商代已进入奴隶社会，修改了他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意见。吕振羽和翦伯赞充实了西周封建论的体系和论点。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途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古典形态，具有“早熟”和“改良”的特点。与实证学者只就思想谈思想不同，郭沫若、侯外庐和杜国庠的思想史研究都注意联系社会史，探究各种学术思想流派由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判明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侯外庐认为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这个观点对史学界有较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论著，除在方法论的运用和史料的掌握、鉴别方面较先前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贴近现实和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人迎合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鼓吹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只有靠外力才得以“克服”。抗战初期，吕振羽、华岗、吴泽等人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批判了抗日阵营中“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有害倾向。他所写的有关宋代和明代的一系列论文，也都隐含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和腐朽统治的革命义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用许多笔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触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因而它一问世，在国民党统治区就遭到严禁。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起了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胡绳在抗战期间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冯友兰的“贞元三书”。他肯定冯、钱在学术研究上所付出的劳动，但同时也指出他们唯心史观和复古倾向的根本错误。1940年，正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和加强法西斯统治时，林同济、陈铨等人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编辑大公报副刊《战国》。他们宣传尼采的超人论、英雄论，认为民众只该受支配，供驱使，为专制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张目。胡绳等对“战国策”派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进行了批判。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而实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书中说，明朝是“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覆灭的，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内忧”，给日寇“外患”造成了机会。陶希圣在《读〈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更毫不隐讳地说，该书的出版就是要人们“皆以此书之论点以察往事而厉今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动政治意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郭沫若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热情赞扬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伟大意义，同时也分析了农民军最后失败的历史教训。文章发表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组织的围攻。中国共产党中央则把郭沫若的文章印发全党学习，要求全党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历史教训，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导致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胡适这时宣传“理未易明，善未易察”，鼓吹“发明一个字的古义”和“发现一颗恒星”一样重要，劝导青年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这位曾经对近代中国史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终于下定决心充当“过河卒子”，使自己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牺牲品。而许多正直的史学家，通过现实的教育，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已准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个时期一方面积极参加思想战线的斗争，另一方面撰写了一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科学性的史学论著，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册，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等。吴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发表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杂文，其中部分篇章收入《历史的镜子》一书。
五、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经验教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学掀开了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旧中国长期处于被排斥地位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1950年，七十高龄的陈垣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热切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老就衰，时感不足，为可恨事。”〔20〕陈垣的话，表达了许多史学家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50年代初期，史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
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寻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导致农民起义史不绝书的根本原因。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既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的一面，又有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面。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严格区别开来。
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正是在上述这些基本观点获得共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随着史学主流的转变，史学家所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首先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包括徐中舒、嵇文甫、唐兰、于省吾、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何兹全、王仲荦、王玉哲、王毓铨、束世澂、金景芳、日知等著名学者，都积极投入了古代史分期的讨论。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和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以及后来该刊发表的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和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都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在一些刊物上开展的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尤为广泛和热烈。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表明，在历史研究中，即使大家都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但对理论的理解和对历史的认识仍然会有不少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是正常的，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事实上，正是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培养了一批后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史学家。有关讨论的论文：出版了好多部专集，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赵俪生、高昭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
应该指出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并不限于上述热门问题。这方面还可以举出许多重要著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赵纪彬《论语新探》，杨宽《古史新探》和《战国史》，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史念海《河山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冯友兰这个时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二集，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批评，但我们应该承认，他在主观上是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后，先后发表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这对专门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纯考据性的史学论文从数量上说虽然比建国前大大减少，但也时有一些佳作发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基本上属于考据性的专著，如吴晗《读史箚记》，刘节《古史考存》，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汉代学术史略》改题重版），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岑仲勉《隋唐史》和《突厥集史》，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谢国桢《南明史略》，王锺翰《清史杂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等。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建国后有显著加强。近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但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编纂和出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十一种专题资料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很大方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工业史和工业史等方面的专题资料。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和《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二卷，丁名楠、余绳武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等。现代史研究在五六十年代侧重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最具权威性的专著。此外如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在五六十年代也都有较大的影响。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试图突破革命史的框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第一部现代通史著作。
如上所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十七年间，我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前些年有的人竭力贬低这十七年史学的成就，甚至说这十七年一部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这是非常片面和不实事求是的。当然，我们也无需讳言这十七年史学发展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诸如：简单化、公式化而不重视中国历史特点的教条主义毛病；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课题过于单调，对于文化史、社会史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领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有“贴标签”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把农民战争说成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等等。产生这些不足和失误的原因，从史学工作者自身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片面性；另一方面，则是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思想对史学发展的直接干扰和消极影响。
史学是联结现实和历史的一门科学。不仅近现代史的研究与现实有密切关系，而且古代史研究的视角和价值判断也不能不受现实的制约。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认为史学可以脱离现实而躲进象牙之塔，而且主张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历史研究如果完全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剪裁历史事实，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来，必须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史学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和繁荣。50年代前期，史学界之所以呈现出比较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与党当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但以后由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建国初期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固然有它特定的时代需要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批判中未能把胡适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区别开来，在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论历史观时，也未能对他提倡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贬低考据工作和忽视实证史学基本训练的消极后果。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把雷海宗认为奴隶社会“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的学术理论观点，以及向达和荣孟源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所提的一些正常意见，都当作“右派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来批判。1958年，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中，一大批著名的史学家都受到了无端的指责。有的高校师生还提出“要打破王朝体系”和“以论代史”的错误口号。随后，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而引发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波及到史学界。对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持有独立见解的尚钺，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帽子。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错误倾向的滋长。
60年代初，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都曾经对当时史学界所存在的“左”倾思想和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吴晗、翦伯赞首先成为“四人帮”迫害的对象。在十年浩劫中，一大批史学家遭到残酷斗争，有的含冤去世。正常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完全陷于停顿，许多史学家多年的学术成果毁于一旦。而“四人帮”在他们垮台的前夕，还发动了一场所谓“批儒评法”的闹剧，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使备受摧残的历史学又蒙受了一层耻辱。
六、充满生机的新时期历史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了“左”倾思想的错误，出现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的局面，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大面积丰收。
新时期历史学的发展呈现了几个显著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逐渐摆脱了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强调研究工作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原则出发；研究领域多方面拓宽，研究课题更加贴近现实和注重学科的生长点；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出重新评价；涌现了一批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史学队伍从总体上说来知识结构较前更趋合理。
文化史是新时期最早引人注目的热门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受到了冷落。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探索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负面作用，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背景等问题倍受人们关注，从而引起了一股“文化热”。以研究文化史为宗旨而创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各种有关文化史的论著也大量涌现。但随之也出现了泛文化的现象，诸如政治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江湖文化，乃至神鬼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门方兴未艾的分支学科其内涵和外延都是相当模糊而有待界定的。
社会史也是新时期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就社会史的某些内容来说，如阶级结构、财产形态、宗法制度等，过去大都是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组成部分来考察的。而有关社会史的其他一些内容，如社会组织、职业群体、家庭模式、婚姻形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则很少有专门的研究。80年代以来，无论是传统的课题或新的课题，都有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彭卫《汉代婚姻形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等。
经济史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封建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城镇经济的功能和历史作用，以及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等问题，都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较早对封建经济结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考察的理论性专著。傅筑夫的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和《中国经济史论丛》，自成体系，堪称鸿篇巨制。但书中有些观点，如认为春秋战国以后是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变态封建制度”，引起颇多争议。断代经济史已出版漆侠《宋代经济史》和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有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比过去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农业史专著有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和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季刊，以其丰富多采的内容获得了广泛赞誉。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陕西岐山董家村裘卫四器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使人们对西周和秦代的土地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问世，为均田制研究增添了新鲜资料。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认为明清时代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的演变，反映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已出版的土地制度史专著有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和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手工业史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少，值得一提的专著有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史》，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由手工业部门向农业延伸，并且由地区性研究向综合性研究发展。重要的专著有：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以徽州地区成绩最大，已出版的专著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等。
政治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农民战争史，政治制度史和军事史成为新的关注重点。日知认为城邦制度是世界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先秦时代的国家不是君主专制政体，而是城邦民主共和政体。他的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及其历史作用，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清理了文化革命前把农民战争历史作用拔高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多数学者认为旧式农民战争既有革命性，也有封建性。但有些问题也还存在着分歧意见，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种观点看来很难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民族史研究也有很大进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多数学者认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许多少数民族的族源，经过讨论已逐渐取得一致的意见。关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认识虽然还存在分歧，但也有所接近。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族别史的专著，综合性的多卷本民族史著作则有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和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边疆史和历史地理与现实关系特别密切，有关的学者在为现实服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地理研究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向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发展。谭其骧主编的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吸收考古、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丝绸之路”的成果最为突出。有关我国和中亚、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正在兴起。我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在以往基础上也获得了不少进展。
思想史和史学史研究取得不少新的成果。多数学者已不再把思想史简单归结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史。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究应如何估计，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思想不但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还可以对西方现代社会补弊纠偏。也有的学者反对无批判地赞颂传统思想的价值，认为应该警惕复古倾向的沉渣泛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百家争鸣解决。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思想史专著有：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白寿彝1981年在《史学史研究》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系统看法。近年来史学史研究改变过去集中在《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少数名著的状况，对唐代、宋代和近代史学的研究都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史学史重要专著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陈清泉、苏双碧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肖黎主编《中国史学四十年》等。
80年代以来，断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由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有可能比原先的说法提前，黄河流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摇篮。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新的甲骨、青铜器、帛书和简牍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先秦史和秦汉史的认识。由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文书》的出版，推动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发展。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开拓了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先秦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阶级关系、商业和商人资本、城市交通、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都大大超过了“文革”以前。综合性的断代史著作也出版了不少。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能略举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介绍，如林剑鸣《秦史稿》，吴天墀《西夏史稿》，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南炳文、汤纲《明史》，王戎笙、李洵等《清代全史》，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华山《宋史论集》，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王思治、何龄修、张杰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等。
80年代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总的趋向是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比先前客观和全面。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是具有革命性和封建性的两重性政权，并且逐渐向封建专制政权转化。对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和神秘主义采取批判态度，认为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方面又具有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中国近代化进程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李时岳不同意胡绳在50年代所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认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四个阶梯”。李时岳还认为，近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由封建变为半封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汪敬虞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不可分割的，这个提法之所以科学和准确，就在于它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另一面。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在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讨论中，也出现有的论者只赞扬改良而贬抑革命，甚至反对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种观点显然无法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已出版的近代史专著，比较重要的有：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
随着各种资料和档案的大量公布，现代史研究不仅恢复了一些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而且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重新加以认识。如过去对抗日战争主要是叙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强调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对日妥协；如今在肯定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也对国民党的抗战给予比较公允的评价，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重要的现代史专著有：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彭明《五四运动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文化大革命以前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范老和郭老去世之后由两书编写组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在蔡美彪主持下，十卷本《中国通史》率先全部出版。七卷本的《中国史稿》不久前也全部出版。由白寿彝主编的另一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目前已出版四卷，该书体裁吸收古今史书的优点，作了一些创新的尝试。
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对世界史基本上谈不到开展独立的研究。只是在建国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尽管由于基础薄弱，图书资料欠缺，这门学科的建设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几十年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很可观的。目前在有关世界史整体和国别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学者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关于古代城邦和王权问题，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形式问题，东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较问题，以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内战史、巴黎公社史、日本明治维新史、罗斯福“新政”、苏联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和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学术见解问世。已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东北师范大学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王治来《中亚史纲》，刘祚昌《杰弗逊传》，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朱贵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
以上我们鸟瞰式地回顾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所走过的道路。应该说，这是一条不平坦和曲折的道路。回顾过去是为了开拓未来。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我们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学当然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有新的发展。我们不能老是以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丰富史学遗产而沾沾自喜，也不能老是以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终究不如中国人而自我安慰。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从外国史学的最新成就中吸取营养，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跟上当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有容德乃大”。一切有用的知识，我们都应该欢迎和吸收，使我国史学永葆青春和活力。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经历了从近代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但后者的地位目前正受到新的考验和挑战。这种考验和挑战并不是坏事，它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学说，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取以往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只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新已经过时的观念，一定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保持自己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史学的发展依靠史学家在工作中取得出色的成绩。我们已经有了一支优秀的史学队伍。但是从史学发展的要求来说，这支队伍在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实证功力等方面都有待提高。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史学队伍一定会更加壮大和优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坛，不仅将涌现一大批学识渊博的学科带头人，而且将出现当之无愧和闻名于世界的史学大师。
让我们老中青史学工作者为中国史学的再度辉煌共同努力。
注释：
〔1〕康有为：《论语注·为政第二》。
〔2〕《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
〔3〕《新史学》，《饮冰室文集》之九。
〔4〕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
〔5〕《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
〔6〕《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7〕唐兰：《关于尾右甲刻辞》，《考古社刊》第6期，1936年。
〔8〕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历史书》，见《古史辨》第2册。又见《胡适日记》1921年8月13日，中华书局1985年版。
〔9〕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10〕《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4月27日， 见《古史辨》第一册。
〔11〕《答刘、胡两先生书》，1923年7月1日，同上书。
〔12〕《古史辨》第一、二、三、五册由顾颉刚编，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编。
〔13〕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
〔14〕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一册。
〔1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1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17〕邓云特：《中国社会经济之“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
〔18〕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第四版序言，台湾学术出版社1978年版。
〔19〕《古史辨》第四册序，1933年。
〔20〕引自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书屋问学记》代序，三联书店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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