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学与“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
徐 强
(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65)
摘 要: “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现象形成有其因由。首先，信息哲学与“数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存在密切关联；其次，维特根斯坦哲学及其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疑难是“数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发生的内在动力。从信息哲学角度来说，它从两个角度催生了这一现象：信息哲学的研究主题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存在契合之处；信息哲学的兴起激发了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媒介演变；在信息哲学理论与技术发展的趋势下，产生了“超文本”视角的“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从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角度出发，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争论和误解为“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并由此发现，“一个维特根斯坦”理念越发变得重要。最后，研究结果表明学界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本体的反思是“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现象所产生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信息哲学； “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 “超文本”； 元哲学
一、引言
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挪威卑尔根大学维特根斯坦档案馆(WAB)完成的卑尔根电子版维特根斯坦遗作集(BEE)。此后，WAB逐步成为维特根斯坦研究的新阵地(徐强 2017b:27-31)。后来学界由于受到了WAB有关研究成果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国际维特根斯坦研究中的“数字转向”，其标志就是2007年在奥地利举办的第30届国际维特根斯坦研讨会(简称IWS)。会上有关学者专门讨论了“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以及维特根斯坦与信息哲学的关系(Pichler, Hrachovec: 2008)。在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数字化研究”趋势越来越显著，而当前国内学界并没有广泛关注此动态。有鉴于此，本文关注“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现象所产生的外在和内在因素。
建筑前面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广场，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座塔式雕塑，外形如同一顶王冠，上面有很多精美的浮雕花纹和雕塑。不过，这并不是纪念碑，而是一个造型优美的喷泉，狮子的嘴巴就是喷水口。
二、信息哲学跟“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关联
“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理念由当时参与第30届IWS的学者提出，他们分别用了不同语词来表示，包括比莱斯基(Biletzki 2008:141-153)的“数字转向”、穆勒(Mule, 2008:153-180)的“媒介转向”、斯特恩(Stern, 2008:223-241)的“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上述三种表达并无本质区别。
推荐理由：这套图画书是日本绘本大师熊田千佳慕先生，花费他一生的精力向法布尔先生致敬，精心绘制的一套图画书。书中的每一幅插画与原画的大小完全一样，熊田千佳慕令人赞叹的绘画技巧和写实本领在这本《昆虫记》中表露无疑。
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使沈从文对鲁迅有了更深的成见。鲁迅编《小说二集》，在序言里面提到乡土文学，也把沈从文归为乡土文学作家，但是他没有选沈从文的哪怕一篇作品。而1935年的沈从文已经名满天下了，前一年发表的《边城》使他成为了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而且，《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设想一经提出，沈从文就认为这是“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并说将这部书介绍给读者，“是件很值得快乐事情”。[6]
据考察，信息哲学从两个方面推动了“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分别是：
(一)信息哲学的研究主题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存在契合之处
从哲学层面来讲，“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是源于信息哲学研究领域的兴起与发展。弗洛里迪(Floridi)(2002:123-145)认为： “信息哲学是个哲学领域。主要关注内容包括：对信息概念的本质和基本原理的批判性研究，包括信息演变的动力、信息的利用以及信息与科学的关联；信息概念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在哲学问题中的展示与运用。”信息哲学作为成熟独立的学科，原因有三点：第一，它代表了一个自治的研究领域，有其独特的研究主题。第二，它为传统和新兴的哲学主题提供了一种革新方法，有其原创性的方法论。例如，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来解决某些哲学问题；第三，它和其它哲学分支并行不悖，还可以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系统化概念的基础建构提供帮助，有其新理论作为支撑。信息哲学的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弗洛里迪(2004:554-582)在2004年曾提出信息哲学的18个开放性问题。其中，“基础问题就是什么是信息？”
60多年来的维特根斯坦研究所出现的问题和争论，其根本原因就是，阐释者和编辑者们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本体认识的前见与偏见。它导致了学者在遗作理解和整编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当前我们正处于“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的转变过程，为了给这个转变铺平道路，首现就要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本体的认识进行系统性反思和清算，包括其哲学风格和基本元哲学观点。
白粉虱又称小白蛾子，其成虫和若虫群聚在西葫芦叶片背面吸食汁液，使叶片褪绿、变黄、叶片萎蔫，甚至全株枯死，降低产量和品质。白粉虱还能传播病毒病和分泌大量的蜜露污染叶片和果实。
巴卓琪(Bazzocchi)从2004年开始致力于超文本TLP软件系统的编写。他的TLP超文本系统的主要逻辑句法就是TLP中的数字编码系统,整个系统就是对TLP的综览。他把TLP的意大利语、德语、英语和中文版都输入到了超文本系统中。他的目的是要依据维特根斯坦所提供的数字编码系统，从中找出维特根斯坦在撰写和修改TLP过程的主要逻辑和轨迹。他把《逻辑哲学论雏形》(Wittgenstein: 1971)和奥格登—兰姆西译版TLP进行对比研究。在他的超文本TLP系统中，他通过对2.17和2.18节的研究得出了两点结论：2.17和2.18的内容非常接近，它们之间所隐藏的区别通过超文本系统可以被清楚地揭示。佩尔斯(Pears)曾认为2.18前一个命题是2.174，而巴卓琪认为佩尔斯的理解是错误的。2.17和2.18才是互相关联的命题。造成这个误读的主要原因就是，印刷版TLP不能清楚地展示出TLP的编码结构，超文本TLP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超文本TLP可以为整个TLP提供一个超文本地图(Bazzocchi 2008:135)。维特根斯坦曾把TLP的端点命题比作蜻蜓的触角：“只有分度线的端点才真正接触到被测量的对象”(TLP:2.15121)。“这些相关图像是图像要素的触角，图像通过这些触角而接触实在”(TLP:2.1515)。在超文本TLP地图中，所有这些‘触角’都被清楚地展现出来。因此，之前所发生的有关TLP的误读能够通过超文本地图展示系统得到消解。玛耶尔(Mayr)借助语言格式塔方法，把《文化与价值》(维特根斯坦， 2003，简称CV)编写成了一个GABEK系统。他对CV进行了“语义节点”和“语义分析”的研究。“我们尝试首先把CV切分成不同组块，以此来对文本进行重构，这样就可以对其进行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和新重构。最好的结果就是，这将会表明所有那些评论间的关联是有原因的。这还会表明，或许它们并没有我们第一眼看的时候所表现的那么融贯”(玛耶尔，2008:220)。
(二)信息哲学的兴起激发了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媒介演变
信息革命不仅推动了信息哲学的产生，也推动了维特根斯坦遗作研究工作的“数字化”趋势。正如弗洛里迪所言，在信息哲学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来解决某些哲学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研究中，这具体体现在：维特根斯坦哲学遗作出版媒介的演变和以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维特根斯坦研究所带来的媒介革新。
首先，在“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视角中，应重新思考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本体，包括其哲学方法和哲学目的。卡维尔最早考察了这个问题，他于1968年批评了珀勒(Plole)对PI的误解，且首次提出维特根斯坦哲学风格和思想的关联。卡维尔认为，维特根斯坦在PI中具有忏悔和对话的风格(Cavell，1968:151-186)。维特根斯坦(2003:105)曾表明：“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在PI中的哲学对话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声音：一种是“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声音，让读者去进行理论构建；另一种“正确的声音”，力图让读者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们踏上了结在地面上的薄冰层，在那里没有摩擦力，因此在某中意义上说条件是理想的，但是，恰好如此，我们也不能行走了。我们要行走；于是，我们需要摩擦力。请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PI第107节)卡维尔提出的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客观理解的方法就是，要考虑到维特根斯坦哲学论证和哲学风格的关联。后来，萨维基(Savickey)(1998:346)谈到了学界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特质的误解所带来的问题。“维特根斯坦遗作和去世以后发表的作品(首先是由评论构成)仅仅是一些笔记或残篇。目前随着大量可以获得的信息的出现(还有大量出版的遗作)，有关维特根斯坦遗作的视阈和体裁的融贯性理解已极大地挑战了这种态度…尽管我们有关维特根斯坦遗作的知识和对这些遗作的获得途径已有显著改变，但是，有关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写的东西是断断续续的、异质的和哲学上具有独特风格的等等传统的理解态度并没有改变。”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持有对维特根斯坦哲学风格僵化的观点。
“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意味着所有维特根斯坦遗作都可以以超文本(hyper-text)形式展示。 “既然维特根斯坦遗作的本质是断断续续的、变化莫测的，那么，与传统书本出版方法相比，数字版本遗作就更适合用来揭示这些遗作所具有的原初超文本特质”(Mul, 2008:155)。以BEE为例，BEE “不单扩宽了已建立起来的以成套工具为基础的文本研究，而且它还打开了一种全新的阅读理解方式。例如，除了在传统的‘以时间的先后顺序’的阅读文本方的基础之上，电子版为学者提供‘超路径’，这样他们可以顺着这种路径把搜索结果展示在屏幕上。不难想象，那些从电子版文本阅读中成长起来的学者甚至更喜欢这种‘超逻辑’的阅读方式” (Mul, 2008:157)。
从跌宕起伏的遗作编辑和出版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要以印刷形式将遗作出版是不太可能的；所有寄希望于通过研究维特根斯坦遗作文本，从而达到融贯统一的维特根斯坦哲学图景的愿望都是“乌托邦式幻想”，它至少从三个遗作编者的经历中已被证明不可能；在电子版维特根斯坦遗作出现之前，所有编辑出版的著作严格来说都不是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除了《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1996，简称TLP)，维特根斯坦从未成功地编辑和出版过任何一部哲学著作。因此，所有以印刷形式出版的遗作都是带有编者主观选择的烙印；维特根斯坦遗作编辑者对文本的理解有偏差。正因为上述问题，才给后续电子文本编辑工作提供了教训和契机。维特根斯坦遗作的“数字转向”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三)“超文本”视角的“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
“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遗作整编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的结果。维特根斯坦遗作复杂和矛盾的整编出版工作中存在许多矛盾，具体表现在三方面：遗作数量巨大(包含2万页文稿)，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去整理；遗作整编者对文稿理解和编辑方法存在分歧；维特根斯坦遗作出版经历了许多波折。维特根斯坦遗作编辑历史分为“两轮”和“七级阶梯”。三位整编者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整编方法：冯·奈特的以遗作文本为源头的方法；安斯康姆以TLP和PI为焦点的编辑和研究方法；里斯以作者为中心的编辑方法。“稍后一轮”编辑工作逐渐变得客观和数字化。遗作编辑工作也存在三个问题：遗作文本本身特质对编者理解和编辑方法的影响；编者对遗作文本的“编辑干预”现象；遗作从“私人财产”进入到“公共领域”的演变和矛盾 (徐强，2018a:140)。
在PI中，维特根斯坦的“评论式”写作风格简洁扼要。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些评论呢？维特根斯坦同样给了提示：“综览式表现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有根本的意义。他标示了独特的表现形式，我们察看事物的那种方式。”(PI第122节)正是根据这点提示，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语言来对TLP和PI进行超文本和多路径的展示，这种展示就是对TLP和PI文本本体的回归。
TLP同样可以被当作超文本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TLP独特的数字编码系统。这个数字编码就是个清晰的超文本展示方法。杨(Young)(2004:119-132)认为，从颜色互斥问题中可以发现维特根斯坦在TLP中的哲学思想与信息哲学之间的关联。紧随着杨的研究, 孙博柏(Sun Bok Bae)(2016:34-38)认为TLP中的逻辑原子主义计划并没有结束。维特根斯坦的工程可以基于信息哲学中的理念来转换，即运用计算机二位数字0和1对TLP中的真值运算表进行重构。TLP中的逻辑运算和计算机中的数字排列，以及《易经》中的八卦排列有相似性。
伟翔很快就回来了，阴沉着脸，抱起糖果晃来晃去。我生气，索性也不做饭，打开很久没动的电脑，上线，正碰上吴梅，她说：“晓薇，你怎么看赵丽华的诗？”
随着计算机网络不断发展，新网络语言也随之产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最重要部分就是有关语词意义的思考。维特根斯坦在PI第1节中，从对“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讨论入手，开始讨论语言的意义 (徐强，2015；2016a)。紧接着他列举了语词“红色”和“五”的意义。“解释终止于某处。但是，‘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在此所谈论的根本不是这样一种意义；在此所谈论的仅仅是‘五’这个词是如何被使用的。”(PI第1节)在这里，“语词的意义在于语词是如何被具体使用的”论点被提出。这个观点在PI的第30、43、58、78、138等小节均有提及，尤其是第43节。语词的意义在于其在语言游戏中的使用，关键词就是使用 (徐强，2017c；2017d)。比莱斯基(2008:146)认为，互联网是个数字化的平台，所有信息都可并列展示。“意义在于使用——尤其是新意义，这种并列展示就是一种对语词使用的描述。”所谓使用的变化就是指数字时代中规则的改变。以网络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幼儿从小开始玩手机游戏为例：幼儿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手机游戏中有关语词的意义，而当他们学会如何玩这些游戏的时候(语词的使用)，他们就理解了这些语词的意义。“就是那个使用本身教会了我们语词的意义……我们通达语词使用的方式已被剧烈地改变了。即意义的‘意义’，假如是靠使用来通达的话，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转换和修正，有时候看起来瞬息万变。数字时代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比莱斯基，2008:149)。数字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许多新词的出现，而这些新词意义的获得在于我们的使用过程。正是通过掌握和运用某款游戏(或者应用)，我们才学会了其中相当数量语词的意义。
三、“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现象的内在动力
要充分理解“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这一理念的要义，除了以信息哲学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我们还必须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工作进行考察，以此发觉出内在的动力。本文总结出三个重要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期，维特根斯坦研究中存在的误解和误读导致了许多争论；这些争论的背后，部分是由维特根斯坦遗作整编的复杂历史和矛盾所引起，部分是由阐释者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及其哲学的本体论认识的偏差所致。这三个方面由表及里、由外到内，促使学者开始反思维特根斯坦文本及其哲学研究方法论，以及有关概念的传统理解的变革。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争论和误解为“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一个维特根斯坦”理念越发变得重要
不同学者对维特根斯坦思想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目前在学界中至少存在三个争论：“两个维特根斯坦”阐释者(他们认为“早期”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存在显著二分)和“一个维特根斯坦”阐释者的争论；在“两个维特根斯坦”读者之中又存在两个分歧：“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出现的具体时间，以及前后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否存在根本分歧？在“一个维特根斯坦”读者中，又存在着如下分歧：维特根斯坦是否仅仅在于反对以往的哲学，以此来提供某种更好地从事哲学研究的方法。或是，维特根斯坦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终结哲学，并且教会我们哲学问题是无解的” (Stern, 2006:205)。上述三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学者们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分期的不同理解。目前存在着三种有关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分期：“一个维特根斯坦”；绝大部分学者所认为的“两个维特根斯坦”：以TLP为代表的“早期”和PI为代表的“后期”哲学；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认为的“三个维特根斯坦”：在“早期”和“后期”中间还存在“过渡期”哲学即“中期维特根斯坦”，主要指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与维也纳小组的合作与对话，尤其是魏斯曼(徐强，2016b;2018b)。冯奈特在整编遗作时曾表明，他发现了“中期”维特根斯坦；以莫亚—夏洛克为代表的“第三阶段的维特根斯坦”，主要指以PI第二部分为开头的维特根斯坦哲学遗作(徐强，2017a)。
很多阐释者都在玩一种叫作“数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获胜者自然就是那些能够找到最多数目的人”(Hacker, 2012:1)。该游戏最显著体现就是哈克和莫亚—夏洛克有关“第三阶段维特根斯坦”的争论。徐强(2017b:48)在其它地方对此争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赞同哈克的“一个维特根斯坦”理念：只存在一个维特根斯坦及其哲学思想，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我们应更加关注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延续性及其建构。这个游戏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不同维特根斯坦概念是缘于不同阐释流派；所有阐释者都从某些方面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文本和哲学方法的理解存在偏差。
(二)学界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本体的反思是“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现象所产生的根本原因
信息哲学主要关注点在于，对信息概念本质的批判性研究以及把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运用到哲学研究中。这两点跟“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对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中某些概念的理解上。信息哲学中的“信息”概念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体现在两方面：维特根斯坦哲学著作(包括遗作)中的文本信息，例如《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 2015，简称PI)；大量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文献所代表的文本信息。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的“概念革新”现象。面临着瞬息变化的社会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人类的生活形式也随之而改变了。接踵而至的就是人类整个概念系统的变革。这点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工作同样如此，信息的“概念变革”，许多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传统理解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被挑战。
从1950年代开始，维特根斯坦遗作整理和编辑经历了三种媒介的转变：从1951年开始直到20世纪末是维特根斯坦遗作的“印刷版时期” (徐强，2018a:135-146)。与此相对应的维特根斯坦研究属传统(正统)研究。伴随着计算机的出现，维特根斯坦遗作编辑从“印刷版时期”逐渐过渡到了“早期数字版时期”。“早期数字版”指从1975年冯奈特基于遗作文稿制作而成的康奈尔缩微胶卷版遗作集，直到2000年BEE的问世为止。从“印刷版时期”到“早期数字版时期”的过渡，代表了早期的“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有如下特征：遗作整理者意识到了新技术可以运用到遗作编辑和整理工作中，包括拷贝、影印和早期数字化文本编辑系统等技术；BEE出版后，随着网络技术发展，遗作逐渐走向了能够“开放获取”的“在线网络平台模式”，这种模式是真正的“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
航空发动机齿轮传动系统主要由传动轴、轴承和齿轮组成。轴承在高速转动过程中支承传动轴工作，传动轴上齿轮在啮合传动过程中产生的各向分力经轴传递到轴承处，由轴承支反力抵消。也就是说，轴承的负荷来自齿轮的啮合传动，因此，进行轴承受力计算就必须要输入齿轮的受力。
其次，有关学界维特根斯坦哲学风格和哲学方法的反思，集中体现在第30届IWS中。在问“谁写了PI？”的问题后，斯特恩从研究文献中找到了9个答案。这些答案背后蕴藏的是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方法的争论：到底维特根斯坦是否有过激烈的哲学转变？有两种理解：“皮浪式”解读(指美国“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如戴梦得和康拉特)和“非皮浪式”解读 (指“正统阐释者”，如哈克)。斯特恩(2006:221)认为，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学者对维特根斯坦哲学风格和文本关系的误读。“维特根斯坦在完成PI的时候，经历了冗长的校对和修订过程，它是反映维特根斯坦哲学风格的最佳例子。那些对PI风格极其关注的读者们基本不关注其它遗作，而那些遗作研究者们又很少把维特根斯坦的风格当回事。”大部分学者并没有太多关注维特根斯坦写作方式，及其写作方式是如何跟其具体哲学研究项关联的问题。
第三，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著作”的概念的定义与标准。麦吉尼斯(2006:380)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著作”发表和出版的困难，以及维特根斯坦对PI不断修订工作的历史，可以从柏拉图在《裴多篇》中的论述中找到提示：“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美地展示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舒尔特对维特根斯坦哲学“著作”概念的怀疑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舒尔特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评论式”风格并不像尼采等人的“格言警句”式风格。“除了跟那些从来就没有成为整体的文本有某种程度的间隔之外，那些评论根本就跟周围的其它评论相独立：这些评论虽简洁，但并非自成一体。这个事实常常给读者带来困难，即，当他们尝试从原文中对那些独立的评论达到彻底的理解时候，然而在这些地方有可能并不存在一条主线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串联起来以便识别出来”(Schulte, 2006:401)。舒尔特认为，要从一堆手稿或打印稿中发现一部“著作”时，需考虑三个标准：这些手稿的作者本人曾认为，这些手稿从外形和内容方面可被用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读者是否可以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一条论证的线索；在这些手稿中，是否可以发现作者曾为之出版而做的一系列文体的修改、以及对单个评论的修改的尝试，并且通过这些尝试使手稿越来越变得具有一部著作所具有的可读性。舒尔特认为《论确定性》(简称OC)不满足第1和第3点。因此，说很多已经出版维特根斯坦遗作是哲学“著作”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
第四，维特根斯坦在PI中的“评论式”方法和柏拉图式的自我对话的风格的关联也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尼瑞(Nyíri)开始反思维特根斯坦在PI中是否是一位次生口语文化哲学家③。“柏拉图对话篇中的苏格拉底对话录所表达的是一种从口语到书面写作的哲学转变”(Nyíri，1996:45-57;2006:158)。后期维特根斯坦表现出反柏拉图主义倾向：“我们应该从维特根斯坦对柏拉图本质主义批判的语境出发，来阐释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文本的形式”(Nyíri，2006:158)。维特根斯坦从1931年开始就体现出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尼瑞把维特根斯坦每次讲课结束以后都要去看电影的习惯作为他所认为的，维特根斯坦是次生口语文化哲学家的依据。但是，这些证据都不能足以表明维特根斯坦就是“次生口语文化”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在很多方面展示出他返回到口语文化。相反，他努力尝试超越印刷书本，往超文本方向努力。”(Nyíri，2006:160)另外，从维特根斯坦编辑、整理和修订自己的哲学文本的艰辛历程表明，他是在为他的哲学表达寻求某种新的媒介。“尽管书本文化不可避免地沦为某种本质主义，而这也是维特根斯坦一直所要克服的。然而，他未能把TLP以后的哲学篇章以著作形式展现出来，这背后的原因不能够简单归结于某些心理因素(比如他的完美主义)，问题在于他所使用的媒介”(Nyíri，2006:160-161)。斯特恩认为，“在遗作和它们‘最终的表达’之间存在精确的本质的关联，已成为所有遗作阐释者的首要课题”(Stern， 2008:223-224)。维特根斯坦“对话”文体对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具有重要性：“当读者开始观察维特根斯坦留下的许多不同草稿、这些评论出现的不同语境、以及那些他后来又省去的语词，而不是那些经过压缩和润色的出版物的时候，那些推动着维特根斯坦写作进程的因素，以及那些对话，常常可以被很好地理解” (Stern，1996:449)。
最后，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本体反思的工作现在比较清楚了，上述问题是所有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理解的基本问题。本体论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来消解：维特根斯坦的“评论式”风格是指他用不同的(语言、逻辑、媒介)形式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这些评论或许是连贯的整体，或许不连贯。维特根斯坦在写作过程中经历了反复修改、删除和再修改，目的是要完美地展现其哲学观点。目前已发表的印刷版维特根斯坦“著作”，严格来说，很多不能称为著作，而且也不能完美地展现出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它们都是经过编辑者的理解和处理。如果维特根斯坦哲学文本在出版之前就已被处理过了，那么，所有那些没有参阅过维特根斯坦遗作、没有把已出版著作和未发表遗作有关内容作仔细对比和考察从而完成的哲学阐释著作，都不是真正有关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的著作，只能算是研究者本人所理解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既然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本体反思得出所有印刷版本著作内容都是不可靠的，那么，首要任务就是把遗作以另一种媒介形式展现出来。只有当真正的遗作完整的原始版本出现以后，才能避免各种先入之见。因此，“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是今后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最为客观的研究方法。
(1)药物治疗依从性:也就是遵医行为,采用评价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的4个问题来确定:当您服药自觉症状更坏时,是否曾停药?是否有时不注意服药?是否有忘记服药的经历?当您自觉症状改善时,是否曾停药?4个问题回答均为“否”即为依从性佳。(2)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收缩压与舒张压变化情况。
四、 结语
信息哲学的兴起与“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存在着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通过“超文本”和“超路径”形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数字维特根斯坦研究”现象所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界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本体问题的回归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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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
XU Qia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China )
Abstract ：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phenomenon of “the digit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First,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are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digit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Second, this phenomenon is fundamentally caused by the disputes and tensions in the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Form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it spurs the phenomenon in two perspectives: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nd agreements about the themes and ideas betwee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Wittgenstein; the emergence of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motivated the mediac evolution in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the “digit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via “hyper-text” path came into being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heoretical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the disput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give the “digit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usefu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nd the notion of “One Wittgenstei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All in all, the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digit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including the style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writing,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Wittgenstein has an essential change in his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the 1920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ttgenstein’s idea of meta-philosophy.
Key words ：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digital Wittgenstein scholarship; hyper-text; meta-philosophy
收稿日期： 2018-03-26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弗里德里希·魏斯曼的语言哲学思想研究”(2017BS01)。
作者简介： 徐强(1985-)，男，四川彭山人，博士，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 B5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62(2019)02-0125-08
[责任编辑:萧怡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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