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函授教育形成与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函授教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74(2004)04-0043-06
函授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中国早期函授教育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兴起函授教育的背景下随着近代中国印刷业和邮政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其形成标志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出现。在中国早期函授教育发展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一直是最具影响力的函授教育机构，从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函授教育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中国早期函授教育形成的背景
（一）近代中国工业及邮政业的发展为函授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但国门打开后，工业有了飞跃的发展，20世纪初叶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印刷业和出版业，其中商务印书馆在亚洲首屈一指，不仅有制度完备的编译所、发行所以及拥有先进机器和技术的印刷总厂，还在北京、香港等地设有印刷分厂。[1](P.102,103)当时的邮政系统也有一定规模，各大城市都有邮务（政）局、电报局，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已建立了现代化的邮政系统。邮使已遍及全国20几个省，最远至云南、甘肃。这些都为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
（二）国内教育改革的形势促进了函授教育的创建
清末戊戌维新运动以后“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开办师范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点。建立新学堂需要大量的师资人才，但当时师资严重不足，且绝大部分师范生未受过严格的师范教育，无法保证教育质量。清末教育畸形的现状，使“开办新学堂、培养新人才”的任务更显紧迫，广大爱国之士纷纷探寻教育救国的良方，积极寻找一条能快速培养人才的教育新路。
（三）国外函授教育的传入使中国出现了首批函授生
在清末国内教育严重不足，急需开辟教育新路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初代表教育新型式之一的函授教育从国外传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890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成立的斯克兰敦(Scranton)万国函授学校。该校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几十所分校，是美国函授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1902年，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看到我国铁路工程人员专业知识匮乏，而国内又无相应的学校可读，就选送了一批工程人员去万国函授学校学习土木、铁道工程专业，这是我国历史上的首批函授生。后来，随着中国和日本学员的增多，万国函授学校于1906年在中国上海创设了“中国、日本总经理部”，开始了外国人在中国本土开办函授教育的历史。为了就近处理学生作业与答疑等事项，万国函授学校又派教师在上海设立“教授支部”，成为在我国出现的第一个函授机构。[2](P.10-11)
二、中国早期函授教育的形成
（一）中国函授教育的萌芽——中国教育会
1902年，蔡元培、叶瀚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开始了我国函授教育活动的探索和实践。成立此会的初衷在于编写教科书“通过教育造共和国民”，后又发展为编发刊物、应用通信教授法“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中国教育会”在向海外募捐启事中明确提出：“继因八股方废，承学之士，于一切新名词，意义即未习闻，乃议仿通信教授法，刊行丛报。”[3](P.29)“通信教授法”相当于今天的函授教学方式。但当时的“通信教授法”既没有系统的教学计划，也无固定的教学对象，只是把革新思想和一些新观点、新知识在丛报上陆陆续续地刊登，并和部分读者进行通信往来，主要是解答读者对革新思想的一些疑问。因此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函授教育。
（二）中国函授教育的雏形——师范讲习社
在中国历史上，张元济先生是第一个把函授应用于师范教育的人。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是中国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重要人物，戊戌政变后因被革职来到上海，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董事长等职。[1](P.20)由于商务印书馆经常通过邮局发行书籍，且以教材居多。“教材”＋“邮递”引发了张元济以“邮发”的方式进行教育的想法。清政府为了规范师资，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颁布了《奏定师范学堂章程》，宣统元年（1909年），颁布了《奏遵拟检定小学教员章程》（李友芝，李春年等《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第1册，第13-81页），对师范教育有所规范，并对小学教员进行资格审查和考试。规定只有通过“检定”取得“检定文凭”才能担任教员。针对当时师范学堂毕业生十分有限，师范人才紧缺这一情况，为了帮助小学教员取得“检定文凭”，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同夏曾佑、伍光建等人，决定尝试以通信方式开展师范教育。1910年7月张元济等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办了“师范讲习社”，探索利用“函授”这一教学新形式，进行师资培训，开始了中国人自己创办函授教育的历史。[4]
师范讲习社以通信方式对学员进行辅导，并有专人负责批改作业。教学科目是“检定科目”，共计十几门。自行拟定教学计划，并印发讲义。张元济等人组织编写相应科目的“检定指南”“质疑答问”和“详解”之类的辅导性资料，寄给学员，帮助其自学。学完之后，以通信方式进行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对优秀学员，分别给予奖励，并由商务印书馆资助去日本继续深造。当时参加函授的学员遍及全国各地，较为分散。为了加强管理，商务印书馆利用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的分馆，负责二级管理，任务是管理当地学员、发行教材资料等。师范讲习社的创办对于提高小学教员素质、推动教育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它虽无“函授”之名，但已有函授的教学形式，而且有专门的教师、明确的教学计划和特定的教学对象，学员毕业后政府承认其学历。因此，“师范讲习社”可视为现在的“中师函授学校”。
（三）中国早期函授教育的形成——函授学社
中国函授教育的形成是以“函授学社”的创立为标志的。清末民初，社会急需外语特别是英语人才。于是商馆编译所英文部的周越然向张元济建议开办教习英文的函授学校。商务印书馆在继续开展师范讲习社函授教育的同时，于1915年创立了由周越然兼任主任的函授学社。[1](p.631;P.140-197)函授学社开始规模很小，只有英语专业，当时称“英文函授科”。“英文函授科”起初只设初级、中级两班（高级班的讲义还在编写）。教学、管理人员也只有周越然（主任）、平海谰（编辑）和黄访书（改卷员）等几人。[1](P.140-197)1916年沈德鸿（茅盾）来到商务印书馆成为第二位改卷员。[1](P.140-144)后来随着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工作人员也不断增加，“英文函授科”又开设了高级班。由于仅英文科已满足不了社会对人才的急剧需求，在王云伍的建议下商务印书馆将“英文函授科”扩充改为“函授学社”，原“英文函授科”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社，称“英语函授社”。[1](P.252)函授学社是我国函授教育有“函授”之名的开始，与师范讲习社相比，函授学社的招生对象更为广泛，不仅面向教师，而且面向全社会；专业设置也逐步趋于多层次、多样化，教学环节更为充实。其办学规模之大、招生范围之广、专业之多，没有任何一家国内的函授教育机构能与之媲美。其办学宗旨、办学方式成了其他函授学校学习的楷模。函授学社办学方面的一些举措，如：开设与社会人才需求接轨的专业、建立严格的组织管理机构、编印高质量的函授讲义、建立奖励机制等，显示出其函授教育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因此，函授学社的创立标志着中国早期函授教育进入了成熟阶段。
三、中国早期函授教育的发展
继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建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函授学校后，各地函校接踵而起。至“五四”运动前，全国已建立大小各类函校多达50多所，总计培养了各类函授生近20,000人。其中，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开办3年后学员已达3,000多人；其他函授学校学生人数，每届均保持在50～200人不等。函授学员已遍布全国20几个省，远至云南、甘肃，以至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凡当时邮使所及之地，无不有接受函授教育的学生。函授学员中除了机关实习生外还有待业青年、工人、职员、教师，甚至还有海陆军人。学员毕业后，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承认。[2](P.11,12)
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早期函授教育发展的高潮期。在这期间，函授教育不仅在数量上发展了，而且在质量上也提高了。规模最大、声誉最著的是美国设在上海的万国函校和商务印书馆的函授学社两家。函授学社在20年代又增设了“算学科”“商业科”等学科。至1924年底“函授学社”已设有国语函授社（主任：方毅）、国文函授社（主任：钱智修）、英语函授社（主任：周越然）、数学函授社（主任：胡明复）、商业函授社（主任：李培恩）等6个不同学科的函授专业。[1](P.118-120)此外，还有几个部（所）参与函授工作，如“发行所”负责组织函授新生报名，寄发函授资料和刊物；各地分馆负责组织当地函授学员报名和收发讲义、资料，上传下达各种信息等；杂志社负责编发函授刊物，其刊物有：《教育杂志》《学生杂志》《法政杂志》《英语周刊》《英文杂志》等。[1](P.119,120);[5](P.150-155)商务印书馆还将其资料室“涵芬楼”对函授学员免费开放，1924年又将“涵芬楼”扩建成著名的东方图书馆。[1](P.26-29)为了帮助函授学员和其他读者掌握资料查询的方法，馆方专门开设了文献检索和图书馆学的讲座，对函授教育起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四、中国早期函授教育形成与发展的特点
（一）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
从全球范围看，函授教育从产生到发展兴起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大约60年。[2](P.7-11)我国的函授教育产生虽比英美等率先创办函授教育的国家晚了60-100年，但早期发展较快。[6](P.268,269)中国早期函授教育第一个发展高潮出现在1918-1935年间，与欧美同步，甚至还略早于欧美国家。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函授教育是“舶来品”，英美等国的函授教育在20世纪初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中国早期函授教育直接吸收、借鉴了国外著名函授学校的办学经验，走了捷径。(2)没有受到国内传统大学的干扰和影响。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函授教育在发展初期受到了本国一些有着悠久历史和学术盛名的传统大学的排斥和压制；后来，由于传统大学对函授教育态度的逐步转变，由怀疑、反对变为支持和提倡，函授教育又借助这些传统大学名声发展起来。我国情况则不同，由于晚清中国教育十分落后，20世纪初始，代表高等教育的大学（大学堂）和中小学堂一样刚刚在私塾、科举的废墟上建立起来，数量少、势力弱，固然不会排斥、压制同属“新学”的函授教育，同时也无力创办函授教育。中国早期函授教育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存和发展。其办学经费来源一是向学员收取学费；二是由主办机构筹办拨款或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筹集。(3)中国早期函授教育产生伊始即得到政府的承认，是其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函授教育在发展初期不被政府承认，如：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函授教育，但直到1920年函授教育才被政府承认；[6](P.165)俄国在1908年由“民众大学”举办了函授短训班，但不久就因沙皇的干涉而关闭，直到十月革命后才有了真正的函授学校；[2](P.9)美国19世纪末的一些函授学校皆因政府教育部门和教育机构不承认而关闭，甚至一些拥有一流大学教授的函授学校也不例外。[5](P.92)中国的函授教育能在产生伊始就得到清政府的承认，除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因素外，同函授教育创始人张元济有很大关系。张元济曾任清廷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曾是光绪皇帝的宠臣。尽管戊戌变法后被西太后革职，但仍同清廷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晚清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制的封建国家，张元济利用他同清廷政要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社会影响使商务的函授文凭等同于官方的“检定文凭”。
（二）函授教育由商业出版机构创办和推广
国外最早的函授学校或专门成立或由大学衍生而建立，如：英国、美国都是由大学率先举办了函授教育。但我国最早期的函授教育却不同，它既不是由专门的教育机构创办，也不是由某大学附设，而是由一个商业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办的，这在世界教育史上实不多见。由于历史原因，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一个图书印刷、发行单位而且还是中国著名的教育文化事业单位。1897年成立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我国首次用纸型印书的企业（1900年）。[1](P.629)20世纪初叶已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器，并在上海、天津、北京、香港和澳门等地设有分馆。商务印书馆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编印各种教科书供全国幼儿园、中小学以及大学使用，而且还出资创办学校（尚公小学）。[1](P.53-61;P.629-634)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也是中国当时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也是商务印书馆建立的。商务印书馆先后云集了张元济、蔡元培、胡愈之、陈叔通、沈德鸿（茅盾）、廖陈云（陈云）、鲍咸昌、高梦旦、王云伍、叶绍钧（圣陶）、周建人、郑振铎、夏筱芳、陈翰笙等一大批政治、文化名人。[1](P.629-633)如此众多的政治、文化名人高度集中在同一个单位，这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属少见。广泛的社会影响、雄厚的资金财力、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教育家、思想家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在当时中国的大学尚未能够创办函授教育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首开中国函授教育的先河。由于函授教育扩大了商务印书馆在社会上的影响，对图书的出版发行业务颇有益处，成为了一条生财之道和宣传之路，因此商务印书馆一直乐于支持、推广函授教育。虽然内部人事几度更换，编译所历经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伍、何炳松等几位所长，但商务印书馆的函授教育却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1](P.629-633)时间长达35年之久。（注：从抗战开始到解放前夕，许多函授学校都因时局动乱及经济原因而关闭，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也于1945年停办。）
（三）办学思想灵活、开放，教学管理机制完善
中国早期函授教育在办学上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学期长短结合，专业层次多样。函授学习时间少则数月，多则几年，学习时间十分灵活，既有如函授教育初期的“师范讲习社”这样的单科和短期培训，又有像“函授学校的中学部”之类的中等教育，还有像“画技学校大学部”这样的高等学历教育，有利于“高、中、低”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二是建立了较完善的教学管理机制。如：商务印书馆通过各地分馆（函授机构）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函授教育二级管理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函授站。商务印书馆还选派优秀函授毕业生去日本或美国继续深造，这不仅是一种奖励机制，而且还体现出其办学思想已具有国际化和开放性理念。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函授教育的产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只有进学堂才能受教育的局面，满足了更多人特别是广大民众的求知欲望，顺应了社会人才培养的需要。函授教育也是新思想代表，在传播新观念、新思想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函授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爱国志士和人才，如著名的教育家和杰出学者杨贤江、葛传椝等都先后毕业于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其中被称为“中国词典专家”的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葛传椝先生就是在本科第四级结业后，即进入函授学社担任英文科第四级的函授教员，时年只有20岁。[1](P.352)中国早期函授教育冲破了旧中国传统的封闭式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的开放式教育模式，为近代中国教育开辟了新路，对近代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奠定了中国函授教育的基础，而且对当代函授教育的建构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