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基础教育研究中质性和量化的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试论论文,中质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及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文件的颁布，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已成为我国教育研究中的一个聚焦点，而一些涉及基础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课题，诸如素质教育、课程改革、校本管理、教师的专业发展等亦已成为了一个社会所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尽管近几年来在教育领域已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从各个层面对上述问题予以了积极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尽管在这一方面已经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存在于基础教育中的一些带有普遍性倾向的现实问题，例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教育资源使用不合理问题、应试教育欲罢不能的问题、素质教育内涵界定不清和目标模糊的问题，以及在这之前就已存在的学校教育只重书本知识、只着重学历而忽视或轻视学生实际动手的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等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妥善解决；对第一线的教育实践能起到深刻作用或重大指导意义的教育理念亦见之不多。那么，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的？存在于表象之中的深层问题又究竟应该从何处去寻找和发掘？有关这样一类问题的提出，亦常使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工作者们感到困惑和忧心。以笔者不成熟的看法，上述现象的出现，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政策机制及价值观念上所存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之外，作为对实践层面肩负着理论导向重要职责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们，在对当前社会所存在的教育热点、焦点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之时，比较缺乏实践意识、比较重思辩而轻实证的倾向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从笔者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来看，教育理论工作者们在具体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重文献资料、轻实证调查，重逻辑推理、轻科学实验和分析的所谓在研究方法上的“质性”和“量化”的失衡，也是造成上述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很显然，这一失衡现象的出现，不仅仅反映出的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方法论问题，其更应该引起重视的还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们应该树立怎样的研究态度、立场和具有怎样的研究意识和价值取向的问题。
一、我国基础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调查
为了对近年来有关基础教育研究的现状有一个整体和客观的把握，笔者特做了一次统计调查。其具体方法是，首先选取目前在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五本教育类杂志——《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探索》、《教育发展研究》、《教育科学》为样本，并以2000年到2002年的三年期间为限，来分别查阅这三年来发表在这些杂志上的有关基础教育研究的所有论文；并通过内容分析和归类的方法来统计出在上述论文中分别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数目以及比例，最后再对上述调查结果做出分析。
从表一所统计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三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研究的大致情况，即有关基础教育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基础教育研究在我国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聚焦点。但是从表二的数据统计中又可以发现在基础教育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质性”和“量化”比例的严重失衡。根据表二的统计数字表明：运用量化研究的论文只占到所有有关基础教育研究论文数的4.94%，而“质性”研究却占到了95.06%，二者之间的比例约为1∶19。换言之，在每二十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是运用了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这一事实已充分表明，在我国基础教育研究中偏重“质性”研究而忽视“量化”研究的倾向已经到了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地步。
表一：有关基础教育研究的论文数及研究方法的总体情况表
表二：各种情况的合计数据以及所占的比例
所有论文
有关基础教育的论文
定量研究法论文
定性研究法论文
总篇数4070
1477
73 1404
所占百分比 36.29%（占所有4.94%（占基础
95.06%（占基础
论文）
教育论文） 教育论文）
表三：基础教育研究中有关素质教育、新课程、教师、校本课程的研究情况表
总篇数
素质教育
新课程 教师 校本课程
定性研究的论文数113
4673 33
定量研究的论文数2 3 7
3
定量研究论文所占比率
1.77% 6.52% 9.59% 9.09%
众所周知，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问题对提高研究人员的素养与研究能力具有普遍意义。“方法论水平表现在研究者个体身上，就是思想方法的科学性与开拓性。它与批判性的反思能力和综合性的构建能力直接有关。”目前，在教育研究中一般采用两种研究方法，即“质性”的研究方法（亦称为定性研究）和“量化”的研究方法（亦称为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基于文献资料的分析，本质上是一个理性思辩和归纳的过程。它用文字来描述现象，用推理来阐述见解。它们强调理论的整体作用，关注事实的价值取向，并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逻辑联系。
“量化”的研究方法根源于“实证主义”，与“质性”研究方法相比更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换言之，它主要是用数字和量度来描述事实，而不是通过逻辑推理来演绎结论。其研究目的在于确定结果，即强调事实、关系和原因；它的最大特色是摒弃研究者“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
“质性”和“量化”的研究方法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形式，其各有优缺点。比如“量化”的研究方法较具普遍性、客观性和可检验性；它的标准化、精确化程度比较高，通过实验数据、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果亦比较严谨，因而运用这一方法能推进理论的抽象化和概括化，促进对因果关系的精确分析，从而使其能更客观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但是“量化”的研究方法也有致命的弱点，如它主要依据样本的信息来作推论，但样本又受数量、质量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而难以控制。因此，一旦样本的选取或处理不当，则研究结论会大受影响。“质性”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力图通过整体过程的理解来获取对事实的完整解释，虽然容易产生创造性的“见解”，但它由于缺乏客观性和可检验性的支撑，因而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质性”的研究方法一般依据典型或少量个案的资料来得出结论，亦使这种结论更趋向于特殊性及更易受到研究者个人素质的制约。一言以蔽之，“质性”的研究方法依赖的是研究者本人的主观经验、洞察力和判断力，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发”和“个性”的特征。
基于“质性”和“量化”的研究方法各具不同的优缺点，因而在科学研究中应提倡相互补充、相互依赖且又独立地发挥各自的作用。而依据这样一种思路，教育理论工作者们在教育研究中，就不能过分地偏重于一种研究方法而忽视另一种。但目前我国在基础教育研究领域，却正是由于出现了上述过于偏重使用“质性”的研究方法，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量化”研究方法的倾向，从而使得我国基础教育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笔者以为，存在于我国基础教育研究中“质性”与“量化”严重失衡的现象，不仅将导致我国基础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而且长此下去还会造成人们对“空泛理论”的厌倦和失去信任。我们说理论的重要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但一个科学的理论归根结底又要来源于实践。如果说理论不是来源于实践，而只是通过书斋式的研究或只是从文献到文献进行演绎推理式的“绕圈子”，那这样产生的理论必定是缺乏实践基础的、八股文式的或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这样的理论如果不是空洞无物的，亦可能虽然言之有“理”，符合“逻辑”，但是与教育的实际却相距甚远，从而也就不能成为有效的指导理念。科学的教育理论只能来自于教育实践，它需要的是科学的态度，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以及调查取证、研究分析、不断关注教育实际状况发展的方法。从表三的数据统计中即可以看出，在与素质教育有关的学术论文中，用“量化”方法进行研究的只占了总数的1.77%，而如此比例的实证性研究无疑加大了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存在于素质教育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疑难问题的难度。
诚然，“质性”研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就以“质性”研究中最常见的文献法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既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其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历史，也可以用来研究现状。因为对现状的研究过程，不可能全部通过观察或调查，它也需要对与现状有关的种种文献做出分析，尤其是对相关的先行研究进行整理和把握。因此，文献法无疑是一种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但是现实的问题却是，(1)上述“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在使用的频度上严重失衡；(2)真正符合质性研究要求的论文数量不多。换言之，有不少文章只是概念的简单罗列，或者是对事物的性状作一番公式化的表述，在这些文章中既找不到作者的原创思想，也看不到作者深入思考和分析的轨迹，因而这类论文就很难称得上是符合要求的“质性”研究了。
二、对失衡现象的原因透析
基础教育研究方法中“质性”与“量化”的严重失衡，已直接影响了我国基础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它也是致使基础教育研究近年来较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并少有对基础教育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能一针见血地提出有效解决方法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使教育理论界尽快重视这一问题，也为了促使我国基础教育理论研究中失衡的状态有所改善，对造成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作一具体分析则很有必要。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古已有之。古代教育家孔子就曾说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孟轲也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它的还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说法都充分说明古人把掌握书本知识作为能升官发财、获取功名、获得一切美好生活的手段和途径，他们视读书人为高贵，视实践劳动者为低贱。而上述这些传统思想即使到了现代也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其次一个原因来自于研究者自身。由于我国目前从事教育科研的人员大都接受的是传统的、经院式的教育，这使得他们比较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思辩型的研究范式，并形成了一种唯有学究式的理论研究才是经典研究的意识。由此，他们不仅自己藏身于书斋，甚至也较忽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第三个原因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急功近利的教师评价制度。如今在学校内考核教师的方法并不在于看你完成教学工作量的多少，也不在于检验你教学质量的高低与否，因为教学工作量人人都能完成，在大量的教师之间教学质量又难以具体比较。因此，搞科研、写论文则成了考核教师业务水准不可或缺的硬指标。于是乎，上至大学下至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几乎无人不在为“评职称“而花费精力撰写论文。于是为了求快、图省力，相对“量化”的研究方法而言，“质性”的研究方法则可以省去深入教育实践进行调查、实验、访谈等大量烦琐、复杂的操作过程，出“成果”的周期亦可大大缩短，于是“质性”研究法也就当然受到了欢迎。第四是研究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因素。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不仅费事、费时、费力，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实施场所和相关人员的支持配合才能顺利进行。对于高校来说，虽有科研的要求，却并无向教师提供科研场所的条件；加之教师自身又很难联系到合适的实践单位，而且即使能够找到实验场所，却由于要顾忌到不能影响实验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因而实验工作也常常难以持久进行。凡此种种，都造成了教育科研“质性”和“量化”失衡的原因。
三、反思与呼吁
我国教育理论界的这种重理论分析、轻实践层面研究的现象早已受到了老一辈教育家的关注，许多人并为之努力，力图改变这种局面。比如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其在积极投身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同时，自己就亲身经历各种教育实践活动，并积极关注来自教育实践层面的问题。而正是这些丰富的实践经历才使得他能够准确地把握中国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他在1912年提出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不但具有时代的精神，而且也同时为制定民国元年的教育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又如中国现代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为了找出“治本的良方”，他亲自创办乡村实验学校，并在实验中实践他的教育思想，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亦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
基础教育的发展关系到一代人的成长，它影响到的是国家人才培养的基业。因此，基础教育的质量如何至关重要。由于任何一种教育事业的发展，又都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导，因而上述教育理论发展中存在的“质性”与“量化”的严重失衡又必将会严重地制约基础教育实践的发展。基于本文以上的分析，笔者强烈呼吁：每一位教育研究者都应树立“求真、务实”的意识和精神，并在理论研究中舍得化大力气，要做就做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学问。而唯有那样，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才会有前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