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发展本质：对我国青年研究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论文,本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5)01-0011-08 综观目前我国的青年发展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理论研究”式微的现状，尤其缺乏关于“青年发展”的本体论思考。毋庸讳言，青年发展的本质是一切青年发展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对青年发展研究具有根本指引性。就此而言，没有建立在青年发展本质基础上的青年发展研究，至多属于青年发展的“外在性”研究，也就存在较大缺失性，当前我国青年发展研究就普遍表现于此。虽这种缺失可一定程度地归咎为脱离了青年发展本质，然加以深究，却不难发现过于彰显“外在性”的全球性青年发展指标又是我国青年发展本质探究失语的深刻缘由。 一、青年发展本质：两个向度的阐述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反映事物客观而普遍的内在规律。纯粹自然事物的本质属性不受人类主体价值的影响，而人文性事物的本质属性除去自然本原之外，还必须反映特定人文世界的本质特征，进而由“自然”与“人文”共同固化为事物的根本特质。青年发展是一种“人文类型”，反映“普遍人文”本质，同时这种普遍本质又必须融化于“特定人文”之中。这种“特定人文”就是反映为人类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客观的民族性与国家性，马克思称之为“真实的共同体”。根据马克思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此即本质寓于普遍性及特殊性之中。 (一)青年发展体现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 “青年”，其意指具有特定属性的社会实在物，是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人”，有其必然的本质特征。一般，青年指介于少年与成人之间的过渡期，存在一个一般性的年龄范围，但此年龄范围存在国际与区域性差异。必须指出的是，“青年的本质最主要的不是年龄的差异，甚至不是青春期，而是其没有被社会化、没有被角色化、没有被职业化，是社会分工前的‘人’，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人”[1]。以“过渡期、转型期与年龄”等来对“青年”进行界定只是对其外延的反映，“本质才是青年概念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国际一致视青年为“社会化的一个阶段和向成人过渡”，几经变革，欧美国家将青年的本质重构为“人生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主体将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做出那些影响他未来一生的重大选择和决定”[2]。这种重构实现了对普遍传统的超越，突出赋予了青年以三大特质：一是主体的社会资格能力，二是主体的自我抉择性，三是抉择的人生影响力。据此，青年的本质即为主体对人生取向作出自我选择社会资格能力的重大阶段，也是青年发展的基本标志。此三大特质中，青年自我抉择权力的实现及自我抉择能力的形成处于核心地位，它在最大意义上将“青年”从人的生命历程中区分出来，是“青年”的根本标志，反映了普遍的人的自由本质。 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是其一切学说的旨归，“人在本质上是自由自在的存在”[3]，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体现，人只有摆脱了物役与人役，成为主体自在、自为与自觉的劳动者，充分展现人性与自由，才能在根本上实现人的解放。其实质即指出了人的自我抉择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马克思在对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进行批判与反观时，认为造成异化的本源即是人失去了自我抉择的劳动自由。他指出劳动是“人的发展”的唯一途径，其目的一是否定“抽象化人的本质”，二是为了揭示人只有通过具体历史社会现实下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才能完成社会改造与自我实现的规律。“自我抉择”体现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人创造自身现实的、历史的总体生活的过程，这种总体生活就是波普尔所说的人类生活的三个世界：“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4]。自我抉择是人本性中的“需要”的反映，当它转化为普遍的人的劳动实践的时候就变成了人自身的发展史和实践史，同时也成了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人自由劳动的历史即真正的社会发展史，人的全部生活世界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总进程。 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精髓是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人的本质体现为三方面：一方面，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言之人是“关系物”或“群体人”；另一方面，人是劳动的动物，即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人是劳动实践中的人；再一方面，人是有意识和能动性的动物，劳动是主体自由意识支配下的劳动[5]。由此可见，人是具有自由意识支配性的、具有劳动属性的群体性动物，即“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这是马克思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来对人作出的规定，即人是统一于实践的能动主体，而非抽象物，实践是人不断以自己为对象性活动而进行不断创造的过程，人作为自身“劳动”的对象，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存在。黑格尔式的“纯粹劳动”和“绝对意识”都不能代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统一于历史、社会及自我自由意识的劳动实践。人以自己为对象的劳动实践“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复归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是说“马克思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明人的本质，他把社会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根本特性，反映了在实践活动中作为总体性的人的本质结构——自在与自为、既定性与创造性的统一”。[6]人的本质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实践中能得到“不断生成”与“反思性创造”，是人在不断追问“人是什么”和“人应该是什么”的实践中展开了具体的劳动实践，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史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史”的观点及人是随不确定实践而具有不确定性的主体。马克思说“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7]“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 关于“发展”，黑格尔认为它是“自在”到“自为”，即潜能到能力或潜在到实现的过程，且自然事物和精神事物的“自在”到“自为”的性质极为不同，精神在实现自己时要靠“意识和意志做媒介”，“精神的发展，并不像有机生物的发展那样，表示那种单纯的生长的无害无争的宁静，却是一种严重的非己所愿的、反对自己的过程”，“精神是意识，因此它是自由的”。[9]在心理学意义上，“发展”有广狭两义之说，广义上，“发展”指从人的胚胎、出生、成熟、衰老至死亡整个一生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身体和心理的变化；狭义上，“发展”则仅指青年期以前的身心变化，即个性从出生到青年期(或成人期)成熟这一期间生理和心理的成长与变化。[10]相对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则将“发展”视域扩至整个“事物界”，“发展”即“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性，即内部矛盾着的双方斗争与统一，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发展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表现为旧质态向新质态的转化，采取的是从肯定到否定，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路线”。[11]根据以上分析，即是说当“发展”的主体与对象统一于“人”的时候，其在内容上一般指身体和心理(精神)两方面，在过程上体现为一种“自在到自为”、“旧质到新质”、“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且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反映在“青年发展”上，则青年发展的根本动力即源自青年内在的心理运动或精神运动，反映为青年主体内发而自由的需求，也是黑格尔所谓的“自由的意识和意志”。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都肯定了人的“意志与思维”的自由本质。虽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黑格尔从“意志”层面揭示人的自由本质的思想也得到了马克思的继承。在精神发展的维度上，“旧质到新质”或“低级到高级”无外乎指的就是青年心理逐步成熟或社会理性化，精神层级的逐步升华及青年道德观、人生观与自我意识的逐步社会化。发展的“自为性”强调人的有意识性和有目标性，对于青年发展而言，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意味着青年将成为自我发展的主体，主体自觉性是青年发展的必要前提，强烈的主体意识、发展意识、生命冲动及“自由的精神活动”是青年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即意味着青年，而青年亦意味着发展。 阿玛蒂亚·森曾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对发展观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12]这个自由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能力状态，发展的本质就是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这个“自由”指的就是精神的自由与发展的自由。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就是将“发展”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指出自由才是人的发展的本质，“自由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虽然马克思的“自由”并非个体“自由精神创造”的本质，但马克思的“自由”却具有一种“自由劳动实践”特质，从而将人的发展定格于“自由劳动实践”之上。并且，这种“自由劳动”在最高层的意义上反映为个体以自己为对象的劳动实践，也就是个体的自我改造。马克思说：“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3]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所谓“人的发展”在精神向度上的“自为”特性无疑就是这种“以自我为对象的改造”。科恩说，“青年初期最优价值的心理成果就是发现了自己的内部世界，对于青年来说，这种发现与哥白尼当时的革命同样重要”。[14]“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5]这种“发现”就是青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以自我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和生命活动中，青年的发展才是最为本真的发展，体现为青年以自我为主体又以自我为对象的自觉超越。 青年是马克思思想中“劳动者”的主体，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极大程度上即为“青年”的本质，即便马克思、恩格斯也关注“童年工厂”中儿童的权利与身心发展问题。马克思的“发展”学说是其“人学”的起点也是归宿，发展是人的发展，非异化劳动即人的发展过程。人的发展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如同马克思在肯定黑格尔的伟大之处时所说的：“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6]“这表明，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识到，劳动最大地本真地彰显了人的自由与个性”。[17]“青年”是反映人的本质力量的核心过程，它作为人的生命社会化的主要阶段及人类社会变迁与进步的现实生命力与历史动力，则是具有主体能动性、自由自觉意识的特定历史与社会现实下的社会群体，劳动是其“存在合理性”的根本依据，这意味着青年发展必然是一种劳动的过程，劳动才是青年发展的本质反映，自由自觉的劳动是青年发展的基本方式，而这种劳动是反映青年本质的劳动。劳动实践作为青年发展的唯一形式与途径，无疑，精神的自由创造与实现才是青年发展的本质，精神劳动的自由创造反映在社会实践中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解放，它是一切非异化劳动形式在人类历史实践中的反映，是青年发展的根本定义。 (二)青年发展与社会、国家之间具有历史、现实、伦理价值的实然统一性 青年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纯粹的“自我本体”的发展，即便青年发展所指的是人的本性在自然界的释放或展现，那也是人的“私我性需要”与“群体性需要”的辩证统一的实现。自从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人的本质并非是孤立的“原子”，也非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有群体性动物以来，人的发展则与人类历史进程近乎等同起来，人的发展实质则为社会的发展，如汤因比所说：人类文明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性的历史，这个“人性”指的就是“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18]虽然马克思并不认为“人性”与“人的本质”相同，但他承认人性即“人的需要”是把人联系起来的根源，是促成自由共同体的基础，从而，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实际与“人性”具有密切关联性。人自从起源以来就一直以“群体性”而存在，且不断地平衡、融合着个体私欲与群体规范之间的矛盾，私欲成了个体发展的动因，同时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性需求，又使得群体发展成了个体发展的表现形式。此“群体”即组织，亦即“想象共同体”，大的方面表现为氏族、部落、族群、民族、国家，小的方面可以是家庭、“利益共同体”、角色共同体、职业共同体、兴趣共同体等。所以马克思才指出“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9]，进而肯定了个体的人与其所处“群体”的辩证生存、生成与发展的本质关系。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又是人的创造与变革对象，人是社会人，人是群体的人与共同体的人。故又说，社会即群体的人或共同体的人的存在方式，社会发展是群体的人或共同体的人发展的体现，人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的发展，个体人的发展意味着群体人的发展。反过来，组织或共同体(国家、民族等)的发展则以人的发展为根本动力，大组织或大共同体的发展则以小的“群体”的发展为动力。对于个人的本质及全面发展的实现，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0]，即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的发展的人“是作为个人参加共同体”的人，“个人的存在摆脱了对人与对物的依赖，成为独立的、有个性的个人”。[21]“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联合，是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的联合”[22]。“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个体而存在，人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自由”。[23]此共同体的本质在于它是自由人的联合，即每个自由而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的积极联合，这个“自由”并非“纯粹自由”，它是社会、国家与群体中的“自由”，是负有责任的自由。青年的“自由实践”蕴含着青年作为历史动力与社会主要现实力量对其所在国家、民族、社会与群体的责任性与义务性。故而，青年发展还意味着“主体”意志中持存着一种积极的共同体意识和超越于“本我”的价值观的形成，即是说青年发展是主体将“自我实现”融于国家、社会与民族发展的劳动实践。反过来，一切以“私我”为本质追求而缺乏积极国家意识、民族发展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发展形式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年发展，这既不符合“青年”本质，也不符合“发展”本质。 青年是“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要阶段，青年群体是人类现实世界最富有活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群体，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特定时代与历史背景下，青年发展具有特定的总特征，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正形塑着当代青年发展的总体面貌和内在品格，而当代青年发展的特点、方向与品格将历史性地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现实力量。我国历史进程已经生动地证明，青年发展观所蕴含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决定了青年的存在样态与存在方式，进而决定了青年能否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实质力量。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格。马克思的青年发展观就是将青年发展与人类、文明、社会、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联系在一起，进而实现青年对国家的改造建设，同时实现青年的自我解放和人生价值。如果说马克思的青年发展观在20世纪传入中国并实现对中国实践的指导意义，那中国哲学则在实质上对中国历史实践发挥了根本性的路径规约。由中国哲学的融合性、整体性与贯通性思维所引发的宇宙观、本体论、价值论、历史观、认识论、人生论实现了人的实践与历史客观的统一、人的自然生命与道德价值的统一、个体与民族的统一，这样一种哲学特质已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质，成为普遍潜存于人的发展意识中的基因，又是一种从“自在”到“自觉”的普遍伦理价值意识，在深层心理结构层面牵引了中国人的行为实践。比如儒家将仁义价值与生命价值统一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实践，孟子认为仁义价值是高于生命价值，其“仁”即是一种之于人类、自然、社会、国家、民族的“大仁”。王夫之提出“生以载义”，即在指出人的道义贵于生命。这个“道”既指“天地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和必然规律，又指人应该逐求的崇高目标和理想境界”[24]，这指出了人的历史实践的依据，又指明了人应把自我价值置于更高的目标与境界中，实际就是强调了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又比如，中国哲学以理性态度审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柳宗元提出“生意成势”、“生人之意”以揭示人的价值追求与历史规律的融通，也就是人的自我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统一性，这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改造即历史发展”的观点是相通的。 从五四时期到抗日战争，“新青年”是推动社会改良与民族救亡运动的主力，成了推进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大动力，鲜明地展示了我国青年发展与国家命运之间固有的历史逻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无不强调青年力量的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无不把青年发展紧密结合于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的伟大历史实践。从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25]，到邓小平强调“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26]，再到江泽民提出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的科学论断，及胡锦涛指出的“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都是揭示和强调了青年对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必须尊重青年、理解青年、相信青年、依靠青年、充分照顾青年特点、发挥青年优势”。[2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对青年的重视及所寄予的期望，他认为无论是“中国梦”的实现，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都将以青年群体为关键、为先锋，五四运动以来一代代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精神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青年必然亦实然是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现实力量。习近平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27]。这一切都在表明，青年发展必然是与社会、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青年人优良的品格、道德、思想、创造性、实践品质等是社会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的向标与展现，青年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真正自由实践者意味着青年真正成为了历史发展动力与社会进步的现实主力。中国大学作为中国青年学子的基本发展场域，其自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史也逐步明证着它是民族国家的产物，是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产物，是国家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产物。青年是大学的主体，亦大学青年是民族国家、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产物，青年主体的发展则意味着国家认同意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在青年身上的生根、发芽与枝繁叶茂。大学是教育青年的场域，作为有目的的教育组织形式，大学的目的是促进青年学子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大学教育理念即为一种青年发展观。中国大学强调学生“道”的养成，实质为“善、仁”的诱发，良知的唤醒，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止于至善”。“道”是一种高于本我需求的价值系统，“大道为公”，讲的就是青年人应对社会、国家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它是超越专业知识、就业技能等而魅力充沛的人文精神和德性，是以人的智慧和善为基础的崇高价值体系。 二、我国青年发展研究问题及化解 从青年发展本质上考量，我国青年发展研究呈现的问题可谓具有根本性。如果说就我国当前的青年发展研究本身的问题来衍生问题，可能其“问题性”仍然是游离于“青年发展本质”的。故而，惟有从青年发展本质的角度来反思我国青年发展研究，才能从较为根本或深入的层次上挖掘出大问题来，此大问题就是青年发展研究的本质指标与“内在指标”的缺失问题，以及青年发展研究范式的“个性”缺失问题。而要化解这个大问题，则惟有优化青年发展研究范式，实现“范式”突围。 (一)“世界普遍性”与“外在生存性”青年发展指标过盛，“本质性”与“内在性”指标失语 从世界范围来看，青年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而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凸显出来，其直接导源是西方学生运动，反映为西方“人权”意识、个体主义与“人的意识”在广大青年学生群体中的一次觉醒。在此背景下，青年发展问题研究得以萌生与建构，并在世界范围内有了较快发展。相应的学科、理论范式和学术共同体不断涌现，比如“成长理论、潜意识理论、世代理论、优势发展理论、活动互激理论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青年发展理论以及近年成为热点的青年充权理论”，前者侧重于“青年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后者则是对“社会发展中的青年个体与群体研究的综合”。就中国而言，中国古代一般以“少年”代指青年群体，五四时期以前中国青年并没有被视为现实的社会力量及具有自我抉择性的主体存在，甚至被视为衰弱、无力的群体，至“五四运动”之后，“青年”概念得以广泛传播。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为代表，中国“少年”被赋予了新的本质，即所谓“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独立则中国独立，少年自由则中国自由，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28]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青年发展问题”逐渐凸显，催生了世界性的青年发展研究，伴随西方文化优势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逐步确立，由具有西方范式意义的青年发展研究支配了“科学”而具有世界普适意义的青年发展观念的形成，这对我国现代青年发展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青年发展指标体系”之中。比如，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将教育、就业、饥饿与贫穷、健康、环境、药物滥用、少年犯罪、闲暇活动、女孩和青年妇女、青年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作为促进青年发展的十个优先领域。《2003世界青少年报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值得关注的新兴议题，包括全球化、信息及通讯技术、艾滋病、青年与冲突防止，以及代际关系。[29]这一方面是根据社会与“人”的关系、时代变迁与“人”的关系而确立青年发展所应展现的指标体系或发展领域，换言之，青年发展体现为对社会、时代的适应性变化，青年发展指标体系即青年关于“时代要素”的养成。另一方面，它是从“青年”作为“人”的正常性、一般性出发而对“发展”作出的界说，实质是在一个笼统的视角上规定了青年发展的核心领域，更似为对“一般人”生命与生活的生存性发展的规定或是对“青年正常性成长需求”的规定。从青年发展的本质来看，这实际并没有凸显“青年”、“发展”及“青年发展”的本质内容，可以说体现的是青年发展的外延形式。在这样一种普遍化的青年优先领域划归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青年发展研究不约而同地将目标价值指向了人的就业、医疗、食物、犯罪、正常性教育、居住、人权等“一般性指标”或“基本生存性指标”，而关于“青年本质”及“青年发展”的实质本原与伦理本然的根本思索则处于失位境遇，反映出一种“现代化理性”在世界范围内对人文思维、本质思维及关系性思维的僭越。 必须承认的是，虽然普遍青年就业问题研究、青年健康研究、青年经济能力问题研究、青年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研究、青年的时代性与工具技能问题研究等共同成就的青年生存性发展研究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促进了青年生存状态的历史进步。但也必须承认，集中于青年职业与生活、生存的研究却将青年发展逐渐定格为“成功的经济理性人与技术理性人”，经济、财富、技术、健康与权力几乎成了衡量“青年发展”的全部要素，而与此同时，青年发展本质中关于在共同体中自由发展的向度及基于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青年人文精神、仁道发展的向度则被边缘于所谓“科学研究”的视界，青年作为“人”的最具生命力阶段所应承载的“他发展”价值责任也被边缘于时代潮流，青年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者”的本质未能在“科学研究”中得到深刻阐释。马克思在论述人“发展”的时候就曾说，“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30]，“发展”已不再是纯粹的“生存性需要”。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也证实了“自我实现”作为人最高需求层次是融合于他者、自我共同体发展的合理性，自我实现是超越生存、就业、健康等问题的“发展向度”，它反映为青年的人生观、精神境界、道德伦理的养成与确立，或说“善”的发展，抑或说“仁”的实现。所以，周国平在解读马克思的话语时，说“人的超出生存需要之上的需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享受，另一类是自由的活动，而后者是人的更本质的需要。劳动也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创造力量的实现”[31]。 (二)突出“本质指标”与“内在指标”，以“个化”研究突围“普化”研究范式 青年发展观的“普遍蕴意”反映为青年发展研究的共性取向或一种“普遍化”表征。总结当下，这种“普遍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取向、观照面的普遍化，表现为青年发展研究普遍围绕“联合国行动纲领”列出的十个优先领域来确立青年发展的指标，并展开研究；二是研究视域或研究对象范围的普遍化，表现为缺乏对不同青年发展的研究——“个”的研究，如青年研究的“多样性范式”式微，缺乏对青年“自我价值实现”的观照，普遍关注青年发展的“外在性”而忽视青年群体发展的“内在性”。有学者认为，研究当代(21世纪)青年发展，首先就要研究青年人生筹划中存在的三种维度之选择性：价值维度、技术维度和效用维度。第一个维度指青年关注自身的行为对自身人格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在行为实践中感受到的；“当个体从事技术维度的筹划时，他关注的是自己的能动的机体、工具和对象之间的机械的因果关系”；效用维度强调主体对自身行为经济效用的关注或有用性程度。[32]但从现实来看，当代青年由于受现代性规约，普遍形成了强烈的工具性思维和“个人本位”特质，是典型的“经济理性人”的青年一代，其日益深刻地展示着“现代化”的普遍本质——经济思维或效用思维——如马克思·韦伯说的“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合理化，而合理化就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对行为加以精确的计算和控制。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这种合理化的过程已经渗入到每一个领域，因而在个体的思维中效用维度是极其清晰和敏锐的”[33]。正是这种效用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青年的行为实践、劳动取向和价值观念。故而，研究这三种维度的“青年发展问题”时，还要研究各个维度之间的张力问题。 对于我国青年发展问题研究，有学者认为青年发展指标的建构“需要考虑其七大特点：青年人口及比例减少、独生子女增加；青年流动更加频繁；青年民间组织发展迅速；青年受互联网影响越来越大；青年成长和发展的压力普遍增大；青年维权需求比较迫切；青年价值观更加务实”。其实意在于指出影响青年发展的因素体系，并非是青年发展指标的实质。建构青年发展指标体系不但要考虑青年发展的各种影响因子，还要确立青年发展的内容体系和向度问题。比如“美国的青年正向发展理论指出要培养的青年个体是具有社会能力、学术能力、认知能力和职业能力的个体。勒纳认为，青年在发展过程具备以上5个素质时就可以实现第6个素质：贡献——青年对家庭、社区、社会作出贡献”。从社会学的角度，郑杭生认为青年发展有三个维度：促进个性形成于发展，培养完美的自我观念；内化价值观，传递社会文化；掌握生活技能，培养社会角色。同时，青年发展指标体系也并非是普遍实用的，甚至也不具有一种普适的指标体系。对于不同的青年群体，还应予以不同的价值观照和人文关怀，要从普遍意义上的“青年概念”转移到“具体青年”的关注之上，进而研究具体历史、情境、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青年。青年是具有普遍“自由意志”的人，是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价值向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发展研究应关注不同青年价值、青年文化与青年精神，实现青年研究的具体化与历史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作为典型的民族国家，特定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将是衡量我国青年发展的重要指标，我国青年研究还需充分研究当代青年人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状态、影响因素、养成路径，等等，尤其要突出研究少数民族青年群体文化特征及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等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新生代青年与国家民族兴旺发展的内在关联性与历史辩证性。再从具体人生路径来看，青年所设定的人生路径将决定其自身发展的样态，这种发展样态源自其基于“自由抉择”的价值观、人生观或既有生存状态，多数情况下，这种“发展”在青年人人生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会体现出显著的“自我定义”性，即由青年主体赋予自我发展特定内涵，并践行独特的人生实践。所以，青年发展问题研究在标准化维度上研究青年发展指标体系建构的同时，在复杂的、具象的和历史动态的维度上则要回到具体的青年群体中，进而考察青年生命与其所处的历史轨迹、社会结构与文化、社会实践等具体样态的关系，挖掘与叙述不同青年群体、个体的发展特征，寻求青年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唤醒各类青年群体、不同青年个体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自我实现的实践”与“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