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东南论文,意识论文,时论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上海报刊发表了许多题为《论南人忧虑北事》、《平北乱以定南方》、《南北主见已分途》、《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保卫南方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筹南十策》、《使南方平安中国幸存》、《论东南人心》、《论赔款须视南方之力量》、《论宜迁都南京》等社说，以及其它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观察时局和考虑对策的文字，凸显出一种“东南意识”。以往学术界虽曾将“有关义和团舆论”列为义和团资料，但迄今尚较少见到这方面的专门性论述。本文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较为完整的《中外日报》、《新闻报》等报刊缩微胶卷和已经影印出版的《申报》等报刊资料，对上海庚子时论及其所寓含的“东南意识”作初次考察，以期有助于扩大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视野，并加深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的认识。
一 上渝“有不肯痛剿之意，沪上商人为之震动”
庚子年初，上海报刊舆论有两个中心，一是震惊和愤懑于“己亥建储”上谕的发布，一是开始对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关注，这种“愤懑”和“关注”逐渐深化和强化，并相互联结，推助了带有上海、东南和南方特征的“东南意识”的显现。
1900年1月24日（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布上谕立溥
为大阿哥，隐含废立之意。25日，电讯传到上海，“沪上人心沸腾”。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暨寓沪绅商一千二百三十一人于26日联名电呈总署代奏，“请皇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27日，《苏报》发表这份电文，并开列签名者中的五十人名单（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影响很大。《新闻报》的社说责问，“不废之废，何以告海内”。（注：《嗣统踈言》，《新闻报》1900年1月26日。（以下所引1900年的报纸，不再注年））《中外日报》则说此诏为“上迫于母后，下挟于权奸”所下，抨击“太后此举”是一种“日暮途穷，不为久常之计”的表现（注：《中外日报》1月26日。）。清廷为压制和转移舆论，除追捕经元善外，于2月14日再次发布缉拿康有为、梁启超的上谕，并悬列十万两银的赏格。（注：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版，总四四七○页。）《申报》连续发表迎合清廷旨意的社说，谴责康梁，对“远近流传”并“横肆议论”“废立之事”表示“深恶痛绝”，并例举“经元善之疯狂聋瞽”和各地的“闹教”，感叹“人心浮动之可忧”。（注：《靖谣言》、《论中国新机实被康逆所阻》、《论中国人心浮动之可忧》，《申报》2月5日、19日、22日。）《中外日报》为汪康年主办，他弟弟汪贻年任主笔。该报发表一种与《申报》不同的声音。它在《恭读十五日上谕书后》的社说中抨击悬赏缉拿康梁为“政府”的“不智之举”（注：《中外日报》2月16日。），还借西人之口，称赞“经某”“忠勇”，“虽已避匿，但已为皇上办一大事”，并警告，若逼皇上退位，“恐南省难免大乱”（注：《北京西人论中国近事》，《中外日报》2月25日。）。《新闻报》的语调较为缓和，但也借“西友来稿”的名义，说“康有为、梁启超当世之豪杰而变法太急”，发出“忠告”：“庶几圣朝宽大之恩可以网开三面，而不至于严密缉拿”。（注：《谠言篇》，《新闻报》2月16日。）
上海各日报间的持论不同还引发了一场笔墨纠纷。《申报》的反维新言论引起上海舆论界的强烈不满。1900年1、2月间，《中外日报》和《同文沪报》先后登载一则署名为“伤心客”的《普天同愤》告白，说：“中国顽固守旧，不能立于万国并立之世，致召瓜分之祸”，“斯时得千百报馆明达，大声疾呼陈利害于天下，唤起国民之爱力以维持国运，尚不克有成。乃有……某报馆主笔得鄂客某君洋三百元，以某君一家之私言公之天下，混淆黑白，是何肺肠，实堪痛恨”。最后呼吁：“勿使……其恶毒毒中国四百兆之人心”。（注：《中外日报》1月29日。）3月初，广学会一位牧师也投书《申报》馆馆主，说“《申报》系旧物”，“主笔黄姓受旧党贿洋三百元”，“《申报》不应谤毁康有为经莲珊诸人”。（注：《发明申报宗旨》，《申报》3月8日。）沪上人士深疑《申报》的言论与“鄂客”有关，以致宋恕在1900年4月从上海发出的家书中也述及：“两湖去秋后已禁阅各报甚严，惟受贿之《申报》许阅”。（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1页。）在“群起而驳斥”的氛围下，《申报》发表专文进行辩解，并说对康有为“笔伐口诛”完全符合“本馆设报之宗旨”。（注：《发明申报宗旨》，《申报》3月8日。）固然，《申报》受贿说难有确证。但经元善的“聚众抗疏”和各日报对《申报》的这种“打狗”式的“驳斥”，实是上海公众舆论对后党废立阴谋的一种自觉抗争和一次沉重打击，这无疑是洋溢于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前奏。
庚子年初，上海各报在震惊于“立嗣”上谕发布的同时，对义和团也间发议论。原先，上海各报只是对各地“民教不和之案”日益增多予以注意，态度比较平和，主张加强民教沟通，“以绝闹教之案”。（注：《论弭教案在融洽民教之性情》，《申报》1899年11月1日。）1899年12月以后，外国新闻传来许多关于山东平原、荏平、禹城等地反洋教的消息。1900年1月，《万国公报》发表山东庞庄公理会来稿《山东义合拳（或作义和团）匪论》，谈及义和团在平原县开展反洋教斗争的情况，抨击鲁抚毓贤“弹压”不力，“阳示护善而遣兵，阴实纵恶以泄忿。”（注：《万国公报》卷一百三十二，第二十四页，己亥年腊月。）这是上海报刊中最早在标题中称义和团为匪的文章。也是在1月，上海各日报纷纷开始刊发义和团的专题评论。《新闻报》和《申报》于1月5日和6日先后发表《山东教案感言》和《纪山东教案推而论之》等社说，担心“中国处此孱弱之时”，“教事一起，则西人必有借口”，主张“练兵防御”以资镇慑，不赞成所谓“惩乱民以重典”的意见。（注：《报纪山东教案推而论之》，《申报》1月6日。）1月12日（十二月十二日），清廷颁布处理“民教案件”的上谕，明确提出“会匪有别”的政策。（注：《发明申报宗旨》，《申报》3月8日。总四四六二页。）《申报》持完全赞同的态度，称“上谕祗问其肇衅与否、为匪与否，不论其教不教、会不会，可谓得治匪之原而保民之要策也。”（注：《恭读上谕谨注》，《申报》1月14日。）
3月下旬，《新闻报》发表《论直隶击毙教士》一文，对义和团由山东向直隶发展表示关切。《申报》在2月28日发表《论山东义和拳匪肇乱事》社说，述评毓贤对山东平原县义和团民的“弹压”，欢迎清廷所采取的调毓贤来京而由袁世凯署鲁抚的人事变动。虽称毓贤“为当今守旧之尤”，“东省拳匪之祸”实由他“启之”。但主要是抨击他“漫以刚愎自用”的袁世敦“统师而往”，残杀平民，“激成变故”。这种持论与外国教士和外国公使责怪毓贤“弹压”不力，“是鼓励盗匪”还有显著的差别。《申报》系英人所办，但作为商业性报纸，以中国商人和市民为主要受众。它虽然在“建储”和康梁等问题上以清廷旨意为依归，而在对义和团问题的态度上则往往折衷于上海商人和寓沪外人之间。
4、5月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中部迅猛发展，“沪上日报无日不言义和团事”，对清政府的游移不定的态度日益不满。5月中旬以后，《新闻报》先是发表《论都人称许团匪之愚》，攻击义和团，担心列强“调兵自行保护”。（注：《新闻报》5月12日。）后又在社说中以充满忧愤的语气说：“今中国政府办新党不办团匪”，“必有一朝竟肇巨祸，使各国之人得我不能自治之口实而偿其窃权代治之夙愿”。（注：《论团匪大炽》，《新闻报》5月20日。）《中外日报》在社说中也申言，“若不速为扫除，诚恐因内患之日滋并至外交之多故”。（注：《忠告篇》，《中外日报》5月31日。）《申报》评论更多，但声调略较低缓。它5月11日的社说认为，悉数解散“东省”义和团“恐非易易”，然直隶不过“延及”，“廓清当易为功”。（注：《阅本报纪拳匪仇教事系之以论》，《申报》5月11日。）迨5月29日，《字林西报》刊发传单，说义和团“忽由天津阑入京师，并将沿途铁轨毁坏，各商家亦有电音至沪止办货物”。《申报》也开始惊呼：“今内忧如此之甚，早不设法弭之，吾恐外侮之来亦不远矣”。（注：《论中国内忧之可虑》，《申报》6月2日。）
上海报刊对清政府的态度普遍发生变化是在6月上旬，这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由动摇不定趋于主“抚”有关。6月6日（五月初十）日，慈禧太后派刚毅前往涿州“察看”义和团，同时发布“晓谕”义和团的上谕，主“抚”倾向明显。这份上谕电传到上海，《新闻报》连续发表社说，以商人代表的口气说，“关心国事者惟商人”，“读五月初十日上谕”，知其“大旨在袒护团匪，有不肯痛剿之意，于是群情惊讶而沪上商人为之震动”，义和团事件“关系各国交涉”，“上海为商务总枢”，“京师、上海皆互相关切”，应以“急为痛剿”为上策。（注：《论关心国事者惟商人》、《剿抚利害说》、《论匪乱关系各国交涉》、《应变三策》，《新闻报》6月9日、10日、12日、13日。）《中外日报》也连续著文责难清政府。（注：《责难篇》、《责难篇申议》、《中外日报》6月10日、12日。）《申报》作为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商业性报纸，到此时持论也趋于激烈。它连续发表《义和拳匪亟宜剿办说》、《恭读本月初十上谕敬书其后》、《与客谈义和拳匪作乱事》、《拳匪作乱有关上海市景说》等社说，惊恐于各国兵舰已“云屯”大沽口，西兵在“陆续入都”。抨击6月6日的上谕“宽义和拳之罪”，“多方迥护，不肯立加剿洗。”担心“他国之越俎代庖”。也以商人的口气说，“上海……为华洋交涉总汇之区”，现已“津市不通”，“自北而南市情以次衰败”，为挽回商务计，应“亟亟焉改抚为剿”。（注：《申报》6月8日、10日、11日、12日。）
总之，自6月上旬以后，上海各日报都激烈地主“剿”义和团，对明显倾向主“抚”的清政府进行抨击。纵观7月下旬在上海愚园召开的“国会”，与会的维新人士也称义和团为“匪”，一致主张“平内乱”。（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而其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跑到美国，鼓动美国政府参加联军，镇压义和团。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则著文警告说：“中国若不早为定计，即日平乱以安良，不但东三省、北五省将非所有，南方亦非中国之地矣”。（注：林乐知：《综纪拳匪破义乖和变故》，《万国公报》卷一百三十七，第二十七页，庚子五月。）可以说，当时上海绅商和寓沪外人其出发点虽有不同，但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意见是一致的。
二 “存我中国者，其惟南方乎”
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在6月26日《东南互保》订立前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实际上，从6月10日以后，上海各日报便不断以“自筹保护”为言。比较来说，《新闻报》主张“自保”最早、最力。它在6月14日的社说中，首先提出“各省重各省之兵事”的主张。认为，“今京津有义和拳会，猖獗之势已成”，但“各省有各省之土匪”，采取“各自守各自顾之办法”，“尚不至于以一处之乱而乱及全国”。它反对“调南洋大兵北上”，“谓南洋吃紧尤重，使分其力于北，恐北方之事未济，而南方之衅随起矣”。（注：《各省防匪刍议》，《新闻报》6月14日。）该报的社说抨击“言抚而不言剿”为“大臣之误国”，要求北方将帅“速剿”义和团，认为不剿义和团，“而欲绝西兵之来，断无此术”。（注：《平外患必先靖内乱说》，《新闻报》6月16日。）
6月14日，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华仑向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电陈拟“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共同维持扬子江流域“和平”的请示。16日，得到了肯定的电复。筹划“东南互保”的活动在沪、宁、汉之间进行。上海各日报进一步表达南方“自筹保护”的主张，为进行中的“东南互保”活动制造舆论。《新闻报》连续发表《论南人忧虑北事》、《南方止乱刍议》等社说，攻击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招致“洋兵”之“征调”，出现“各国公共保护中国之说”，庆幸“南洋一带有明白事理镇压地方之刘宫保、李傅相、张制军总督其间”；说，“廷臣能亡北方，疆臣能存南方”，南方“为中国之完土”，北方“大局已坏，则存我中国者，其惟南方乎”。（注：《论南人忧虑北事》、《南方止乱刍议》，《新闻报》6月17日、18日。）该报在6月19日的社说中更明确地说，“北方之事不可知矣”，“望在南方之人”“各安其业，与西人、与教士毫无相犯”，“以保南方商务”，“使中国不致于竟亡，使中国不致于全亡”，“使南方平安、中国幸存”。（注：《图存中国说》，《新闻报》6月19日。）
《申报》从6月中旬至7月中旬，几乎每日一论。综观该报在《东南互保》订立前后的时论要旨有四。首先，该报认为，义和团“沿流于京畿”，“恐江南一带盐枭皆有蠢动之忧”，宜“先事绸缪”，简派重臣巡阅长江，加以镇慑，以防止其为义和团“所勾结”。（注：《简重臣巡阅长江以免枭匪蠢动论》，《申报》6月13日。）其二，强调义和团之患“更甚于大逆不道之康有为”。（注：《谐语》，《新闻报》6月18日。）主张以“先靖内忧为急务”，“明降谕旨”，对义和团准“军民格杀勿论”，认为义和团气焰“当可日杀”，“西人之祸立解”，“内忧靖，则外侮亦可弭缝”。（注：《论时局之可虑亟宜设法补救》，《新闻报》6月16日。）其三，抨击“诸王大臣”“昏庸谬妄”。（注：《愤言一》，《申报》6月17日。）认为，“刚毅可杀”，不杀不足以平义和团，“不平不足以谢各国”。又说，“大祗满人无不以抚为得计”，“挠乱吾国家者，不在汉人而在旗人”，“是则刚毅虽杀，端王、崇绮、徐桐、启秀诸人即去，而天下之乱仍不能平也，此吾所以重为国家虑且忧也”。（注：《愤言二》，《申报》7月1日。）这是6、7月间各报时论中对满族大臣最早最烈的抨击。其四，力倡安定上海大局。在《东南互保》订立前后，该报发表《释疑篇》、《本埠居人迁移室家有关大局论》、《维持市面以保大局说》、《务镇静以安人心说》等社说，进行安定上海人心的宣传。指出，“事在北方，于南中各省无所干涉”。（注：《通消息以杜谣传说》，《申报》7月4日。）“况中西官已互商防备，颇极周详，自可安堵”。强调“沪上安，则天下大局亦不致于摇动”，主张“中西官劝谕各官商，毋得怀疑，照前安处”。（注：《善后策》，《申报》7月2日。）又说：“南中滨江滨海各省为各国官商荟萃之区”，“焉敢不自筹保护，故上海各领事已与各疆吏妥为商酌，订定条规，彼此共保太平，两无妨碍”。（注：《务镇静以安人心说》，《申报》7月6日。）视《东南互保》为安定上海和“南中各省”的可靠保障。
《中外日报》在6月中旬以后也竭力阐发“互保”的思想。它除也进行谣言有害、上海防务有备等安定上海人心的宣传外，连篇发表社说，主张剿平义和团以平息列强瓜分中国的借口。认为，“剿办”关键是“剿其主持之渠魁”和“阴为怂恿之人”。所谓“怂恿之人”，即指“养痛贻患，横挑领国之怒，以贻宗社之忧”的“不肖之辅臣”。（注：《歼厥渠魁说》、《歼厥渠魁说申议》，《中外日报》6月17日、18日。）另外，该报在《东南互保》订立前夕发表社说，对“二三魁硕”“同心筹措以定大难”表示赞赏，“庶中西得相安辑”，但提出在“受外人保护”的同时，使“南方之权犹在我国掌握之中”。（注：《论南方宜预弭衅端》，《中外日报》6月25日。）《东南互保》订立后，该报说北方“创乱”，“王公政府官军，半化为贼”，“端逆、刚毅等盗窃兵柄，窥伺神器，征外兵，发伪诏”，“幸而东南督抚，半皆老成，洞烛奸伪，相约共不遵奉，复与各国互订保护条约，于是东南十数行省，得以暂获安全”。强调“我南方官民上下，惟有近保本境，远诛逆臣，俟大局稍定，徐图自振，然后议改条约，以挽利权”，（注：《筹南十策》，《中外日报》7月14日、20日。）从而表达了保东南而挽大局的应对时局的主张。
“言为心声”。上海报纸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这个时空环境所发的议论，实际上表达了当时上海和东南众多绅商士人的意见和愿望。这在有关的私家日记等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郑孝胥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时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据他的日记，6月16日他曾向张之洞陈言：“请力保汉口，于武昌增练兵令满万人”。6月25日，张之洞命他“偕岑尧阶、梁松生诣英、美、日领事署，商保护长江事”。（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版，第760、761页。）可见，郑孝胥曾参与东南互保活动。另据《张謇日记》，自称“与康梁是群非党”的张謇，在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由南通往来南京与上海间。6月18日，劝说刘坤一“招抚”扬州盐枭徐老虎（徐怀礼），“免碍东南大局”。6月25日，在南京与沈渝庆“议保卫东南事”。后又在上海与沈渝庆、汤寿潜、陈三立等“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注：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图书馆编：《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版，第436、437、861页。）张謇后又作《东南立约》诗，吟赞：“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注：陆保璿编：《满清稗史》第十七册，广益书局1913年版。）可见，张謇这位东南名士，是东南互保活动的热烈赞同者和积极参与者。此外，严复于6月“由津避地赴沪”。他于7月下旬出席在愚园召开的主张“勤王平乱”的“国会”，被选为副会长。后又在给积极参与“互保”活动的沈渝庆的赠别诗中，有“一约共传支半壁”的赞语（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3页。），表明他也是赞同“东南互保”的。可以认为，“使南方平安，中国幸存”是当时东南绅商士人的普遍呼声。
三 “为千古未有之局，自为千古未有之法”
《东南互保》订立后，公私舆论毁誉不一。上海各日报也发表了不少评论性文章。
《新闻报》业主为美国人福开森，他曾在英驻沪总领事与盛宴怀之间穿针引线，又曾列席《东南互保》的订立。或与此有关，《新闻报》在该约订立后发表的辩解性文字最多。7月2日，该报登载了《东南互保》订立的新闻。（注：《疆臣会议保护要闻》，《新闻报》7月2日。）从这天起的五天内，它连续发表社说，力图给《东南互保》作理论上和政策上说明。其要说有五：
一为“事出非常”说。该报说，现“京畿全省孰为完土，而南方督抚能始终严遏土匪，怀柔远人”，“为中国保全此几省之地”。南方各总督以“地土为重”，“通权达变”，“与各国定议保全南方之法”，“为中国千古以来所未有，然正事出非常，故不当以常理论之”。（注：《通权达变说》，《新闻报》7月2日。）
二为“保南存国”说。该报指出，“今日南北俨成两政府”，“北方有亡国之办法，南方当即筹存国之办法”，“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今仅乱在北方，商务破坏已若此，假使南方亦乱，则中国商务销毁殆尽”，认为，“尽保护之实”，“不启西人之疑，而后东南可以保护”，南方的机宜是“明智存国办法”。（注：《因地制宜说》，《新闻报》7月3日。）
三为“南遵治命”说。针对有人责难东南督抚“不遵朝命，甚至指为海外叛臣”，《新闻报》专文指出，“君命不敢不遵，而矫旨非君命”。该文认为，如6月20日、28日那种“招抚”和“开衅”的上谕“非君命”，而6月25日、26日那种“保护使馆”和称赞李、刘、张等“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的上谕“是君命”。指出，“北方遵乱命，南方遵治命”。南方疆臣拿定上谕中“相机审势，保守疆土”八字之义，“非不遵旨，不遵矫诏；非不遵君命，不遵权臣乱命也”。并说，“北方之政府以国家为孤注”，“中国亡于北方，尚存于南方也”。（注：《治命乱命辨》，《新闻报》7月5日。）
四为“不勤勤王”说。针对“人皆谓东南不勤王北上”的非议，《新闻报》在社说中指出，“中国今日之局为千古未有之局，则其挽救之办法，亦必为千古未有之法”。“今日勤王之法惟有不勤王之勤王”。该报说，“勤王”是为“剿”义和团，“如果政府有此意，则北兵已足，无庸南兵”；“以言抵制外人”，“是北方仍难保而南方更无望也”。该报指出，“东南督抚竭力保护”，“留此各国交情为后日讲和之用”，“将来请存国祚，各国断难推却，而即以此半壁河山为宗庙社稷之所归，岂非不勤王之勤王哉”。（注：《东南不可分兵》，《新闻报》7月4日。）
五为“上海安土”说。6月下旬，北方形势日紧，加之“武昌、汉口、芜湖、南京、宁波等处皆有匿名揭贴之事”，上海人心不定，“以为天津租界无足恃，上海租界又何足恃，乃至轮船开往宁波一日四艘，而苏州河之赴苏、赴杭者河道为塞”。对此，《新闻报》从6月底至7月中，连发社说指出，“上海为十四国公共之地，以十四国财货悉萃于上海，安有不自相保护之理”。“今日租界以外皆险地，租界以内皆乐土”。要求勿传、听谣言，强调“现在南方安静”，“今上海为极安极妥之地”。（注：《论上海为安居之地》、《续论上海为安居之地》，《新闻报》6月28日、29日。）该报7月10日披露，《东南互保》订立后，各省督抚“已愿仿照护约一律保护者”，有“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山东十一省”，并说“除东三省为直隶所隔外”，其它各省“固当与十一省联络一气者也。”（注：《论各省督抚之联络办理》，《新闻报》7月10日。）接着该报在社说中宣布：“近日上海人心渐定，谣言渐息，迁避他往者日渐其少，并有由他处迁来者，盖知上海为中国第一安土”。（注：《维持沪市说》，《新闻报》7月14日。）该报7月10日的头版头条还登有一则大字标题的《阆苑五层楼》广告：“北方兵火连天，有识者皆知上海为今世外桃源，最宜避难，故达官显宦来沪者纷如”。《新闻报》所渲染的“南方安居”与“北战”的气氛虽很陆离，但却表明一个事实，由于《东南互保》的订立，上海人心渐趋安定。
《申报》在《东南互保》订立后，虽没有像《新闻报》那样发表系统的阐述性文字，但在报道和社说中也对“互保”竭力赞扬，如说，“硕画讦谋，虑周藻密，东南半壁何幸，而得此长城”（注：《保护长江》、《力保安全》，《申报》7月2日、4日。）；“北方虽事机甚迫，而南中各省隐然画江而守，仍可固若金汤”（注：《务镇静以安人心说》，《申报》7月6日。）；“上海一隅固已金汤永固，即东南沿江各郡邑，亦断不致匪徒蠢动，风鹤惊心”（注：《照录中外互相保护章程》，《申报》7月8日。）；“顾北事虽亟”，“南中各省……与西人订立章程，东南半壁，不啻固若金汤”。（注：《保教策》，《申报》8月4日。）该报在赞扬东南“自筹保护”方面与《新闻报》同调，但某些持论有所不同。第一，《申报》不赞成“东南不可分兵”的意见，它在北京陷落前，主张“各省疆臣宜督兵入京”削平义和团。它认为，“际此存亡危急之秋，断不能再拘成例”，不应“以此事乃跋扈将军之所为”而有所顾虑。如疆臣“果能督兵直入”，“政府即有袒护之心，当亦不能阻止”，而义和团“一平，西人之围自解。西人虽恨政府之袒匪，当无不感疆臣之保护，自不难重敦旧好，尽释前嫌，所以安国家之反侧者正在此一举”。（注：《各省疆臣宜督兵入京削平匪乱》，《申报》7月7日。）第二，《申报》在北京陷落后发表专文，为张之洞捕杀唐才常大唱赞歌，谩骂唐为“狂逆之辈”，“拾康梁之唾余”。（注：《论中国内忧未已》，《申报》9月1日。）以后一再发表诸如“康梁诸逆”、“康邓伏诛”、“其种种凶谋实与拳匪无异”等攻击性文字。（注：《康党不足为患说》、《维新逆会党解》、《与客论康梁逆党私售富有匪票事》、《书本月十六日申报所登摘叙自立会匪逆乱确据示后》、《书湖广总督张香帅通饬缉匪札示后》，《申报》9月3日、10日、20日，10月15日、20日。）该报还载文称赞《翼教丛编》及黄梦畹所作序均“有功于名教”。（注：杨以德：《读〈翼教丛编〉书后》，《申报》9月6日。）而黄梦畹即《申报》主笔黄式权（号梦畹）本人。《申报》主笔原是与苏舆沆瀣一气的人物，所以该报一直对康、梁耿耿于怀，并常在庚子时论中夹有旧式士人的心音。
《中外日报》赞同《东南互保》，但对订立该约的东南督抚有赞扬，又有批评。它在联军攻陷北京前后发表一系列论述“北事”、“南局”的社说，发表了具有维新思想特色的时局观。
首先，该报认为，由于北“扰”南“约”的形势，“中国不能不南北分疆而离立”。如《新闻报》，也说，“北事既无可望，而所望以固半壁之长城，延一线之宗社者，在乎东南各省”。它斥责“北京政府”“欺君罔上”，称赞“南省督抚之联络邦交，保全大局”。它从对外主和出发，也认为列强“虽仇恨于北，固尤感谢于南”，“将来事定和议，留此感激之情平彼仇恨之意，或者北地不至夷为草莱”。该报认为，“互保”订立后，“欲固南疆，必先外纾党禁，内集民守，公布新政，而后图自立之有基”。它从反义和团的观点出发，提出“固南亦当以援北为先”，它与《新闻报》的“东南不可分兵”不同，主张“东南七省疆臣合力用兵”，“外助邻战，内讨国贼”，“树独立之义声”。说，“中国今图立国之策，惟有划分南北为界限，国民讨贼为宗旨，国南援北为下手”，实现“诛贼定难”。（注：《固南援北策》，《中外日报》7月12日。）
第二，该报认为，东南各省订立“互保”，对“北京政府”是一种“离立”、“独立”，而在东南各省之间则是一种“联合”。它提出，“各省既欲联合”，应把“合诸省为一联邦”作为第一要着。为此“宜订立公共章程”，除“一面电商”外，可选择适中地上海或南京，“会议条款，以为联合之据”。强调，对南方大吏“宜申明要策，毋许歧异”，不准“附和乱命”，对“扰乱大局，破坏新约”者应予处置。这种“联合”应就“联络外交、平治内乱、分议防守、互通饷械”等问题举行会议。还提出，这个“联合”，“宜遣兵讨逆剿匪”、“宣告各国政府”、“极力整练武备”、“加意经理财政”、“开府招致人才”等。（注：《筹南十策》，《中外日报》7月14日、20日。）这实际上要使这种各省的“联邦”实体化和功能化。这个主张的提出是在7月中旬，而7月下旬，在唐才常策动下，“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确定“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络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等五项“联会之意”，“定名曰中国议会”。（注：丁文江、赵丰田前引书。）显然，将《中外日报》建立东南各省“联邦”的主张和中国“国会”的主张加以对照，可以看到不少相同之处。《中外日报》馆主和主编汪康年、汪贻年兄弟是经元善“抗疏”电文的署名者，汪康年不仅参加“国会”，还被选为十干事之一。这当是这十天内产生的两种主张颇为相似的一种原因。
第三，该报对外主和，但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也有所谴责。该报在联军进攻北京前的专文中说，“然则中国苟认错于前，求和于后，则揆诸万国公法，断无可以八国之师，压一国之境”之理。认为，“此事要当和平办理，而不可以大欺小，以众暴寡，以强凌弱，致以北省一隅之事，激动各省民心”。（注：《各国宜守和平宗旨说上》，《中外日报》7月28日。）并多次主张，“俟大局稍定，徐图自振，然后议改条约，以挽利权”。（注：《筹南十策》，《中外日报》7月14日、20日。）这与《申报》提出的“中国此时即欲半主犹不可得”，“归英保护，一切皆听命于英”，“中国犹可以图自振”（注：《中国犹可以自振说》，《申报》7月8日。）的态度显然有别。
第四，它虽然赞扬东南督抚，但对他们也进行批评。该报在北京陷落后的社说中批评东南督抚一听到北方“事起，上下咸惊，结之约章，而图苟安”，“有坐视国祸之嫌”。抨击他们“受北京贼政府之命”是“失权”，“听北京伪朝旨之牵掣”是“失位”。（注：《东南变局忧言》，《中外日报》7月27日。）该报还为张之洞扑杀唐才常等人鸣不平。它认为，“今者武汉乱起，则明在北京已破、两宫已西幸之后，而又以勤王讨政府为号，其时为国民应难之时，其义为国民分当报君之义，事非不正”，而所不应做的只是“勾结”会党，“似乎乱徒之行径”，但“亦情势所有，不可以为彼党罪”。该报指出，“东南督抚徒恃成约，不欲身靖北难”，遂致“有志之士目睹国家之将丧，外患之日逼”，“亟图一逞”。因此，这种捕杀与株连，“不足以为诸公之上功”。并说，东南督抚“倘欲免恃约自卫，不顾国难之嫌”，则应乘此事之后，“即当招携人才，连师西上，迎还两宫，谢退联军，方以树不世之威”，又说：“徒假外人以侵权占地之基，而保护之约祗为诸公自保之地，是非顺逆之所在……，天下之士尚有能辨正而诘责之者，吾不能不为诸公虑也”。（注：《平北难即以弭南祸论》，《中外日报》9月4日。）这种冷潮热讽实是“东南变局”赞歌中的一支变音。
四 “迁都陕西，不若迁都江宁”
北京陷落后，上海报纸较多谈论“议和”、“西狩”和“回銮”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议论，又往往与“使君侧清除而皇上亲政”问题相关联。在这些议论中也洋溢着东南意识。
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在8月18日传到上海，各日报都作了相关报道和评论。《新闻报》最关心和议、皇帝的安全与复辟。该报在8月25日的社说中这样说：“谨悉圣驾并未出京，惟太后西幸，不禁欣喜舞蹈者哉。一则皇上有复辟之机……；二则议结有主持之人，此事无决裂之虞。此果中国四万万人所得之意外者，能不欣喜过望？而况烟台（来电）又言：皇上已由日本迎驾至联军中，此又可慰之至也”。（注：《论北事有议结之机》，《新闻报》8月25日。）这里反映了一种希望光绪能摆脱慈禧并依靠日本和八国联军实现复辟的心理。
在获知光绪随慈禧一起西行后，《新闻报》先后发表《尊皇篇》、《顺逆是非辨》、《论清除君侧》、《清除君侧危言》、《论宜先正罪名》等专文，侧重于“清君侧”和“皇上亲政”的论说。（注：《新闻报》8月28日，9月3日、4日、15日、16日。）该报9月2日的社说明确指出，“端王为中国之罪魁”，“当今中国之第一罪人”，若欲中国“仍为中国”，“必先诛罪魁”。而罪魁“既诛”，则义和团“不剿自平”，“则民困可苏，则东南可保，则两宫可以还京，则中国可以图存”。（注：《论召乱之由》，《新闻报》9月2日。）另文指出，“北乱几于不可收拾，若非东南诸臣力持保护大局，觉罗氏江山破碎何如耶”。“究之和战二字，非存亡中国之关键，惟清除君侧为图存中国之实据”。“设使君侧清除而皇上亲政也，则无论和局之吃亏如何，当可徐图富强进天下之富强而敷治焉”。（注：《清除君侧危言》，《新闻报》9月15日。）
慈禧逃奔西安前后，曾盛传迁都西安之说。当时，随狩的一些保守大臣以为，有鉴于“北省邻俄”、“而又海口繁多”，“咸同年间恭忠亲王已建迁都之议”而未果，不如“乘此乘舆西行即可于秦中重建新都，成筑鄗宅丰之基业”。（注：《报纪定议回銮喜而书此》，《申报》12月8日。）对此，上海各报均不以为然。《新闻报》先后发表《西狩慨言》、《论迁都得失》等文，表示，“但愿为暂时之巡幸，而不愿以大国之都城退迁于偏僻”。（注：《论迁都得失》，《新闻报》10月4日。）《申报》也不赞成“都陕之举”。（注：《报纪定议回銮喜而书此》，《申报》12月8日。）
《中外日报》在“回銮”和“迁都”上议论最多，它在慈禧逃奔西安前后，始终主张迁都南京，东南意识鲜明。其先，它发表《论迁都江宁》、《论西幸长安之非计》等专文。前者指出迁都强国，“俄都彼得”、“明治迁东京”即是“前鉴”。认为“迁都可也，而迁都陕西则不可也”。“为今日计，惟当立诛酿祸诸臣以谢天下，而后议和以却外兵，迁都以修内治”。认为在“人材之辈出，物产之殷盛”方面“大率南优于北”，加之“转运既便”，“财赋仰给东南”，南方又“颇有方兴未艾之象”，“设使迁都江宁”，“实行维新之政策，必可鼓舞振新，日起有功”。（注：《中外日报》9月29日。）后一文认为，“联军入京也本以救护公使为词”，“故两宫西幸已为失计之尤”，后“各国扫除宫禁屡请回銮”，一再错失“立底和平”的时机，“今去之愈远则驭之愈难，各国既无要领不能不再议瓜分，恐东南大半皆瓦解，而秦陇亦未见久安”。（注：《中外日报》10日4日。）担心“西迁”影响议和，并“瓦解”东南和局。《万国公报》是月刊，不是日报。但它在庚子年刊有不少关于义和团的专论和新闻纪要。该报虽未谈论迁都问题，却对“西狩”作过报道。如说，“太原信云：两宫西幸长安，岑春煊实为谋主……和之者鹿传霖、马玉昆、董福祥诸人”。“皇上亦极愿东归，有请西行者必蹙额皱眉”，“扈从各大臣亦多不以为然，文官更十居其九，乃武官皆以西行为便”。（注：《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六》，《万国公报》卷一四二，第二十四页，庚子十月。）该报对此虽未加评论，但其不首肯西行的倾向尽在言中。
慈禧逃到西安后，《中外日报》又先后发表《论西迁后之变局》和《回銮私议》等社说。前一文说，“联军入京，和议犹易”，但“顽固党人”担心“议和”速成会使“皇上复辟”，“故迁延数旬，卒造成西安半壁之想”。该报认为，“西迁”和“西都”，全“由不愿皇上复位之念而出”。（注：《论西迁后之变局》，《中外日报》11月2日、4日。）因而“皇上复辟”实是解决时局的关键。后一文还指出，“自乘舆西幸以来，中外论者，率以回銮为请”，“窃谓与其回銮北京，又不如迁都南京”。“今日中国之大势，盖在南而不在北，故居南可以制北，而居北不能以制南”。认为，“中国骤经奇祸”，“使朝野上下，因循如故”，“而至数年后，必将别出变端。故皇上回銮后，非变法不可，而变法……当以迁都为始”。又说，南方“与西方人狎处既久”，“文明之风俗，早已目染耳濡”，渴望“朝廷之变法，中国之维新”，“扶清灭洋之谬说，卒不能传染于南方”。因此，“迁都南京，就气象蓬勃之区”，可以“收旧邦新命之效”。（注：《回銮私议》，《中外日报》12月9日、10日。）《中外日报》还登一篇常州人士来稿，主张“恭请皇上南巡，驻跸武昌，主持和局，太后春秋已高，不宜……重劳慈驾”。（注：周雪樵：《论东南督抚》，《中外日报》12月10日。）这与该报社说的用意相同，即主张把中国政治重心向东南转移，借且南方的“文明之风俗”，“涤除旧习，重布新机”，实现“亲政”和实行“变法”。显然，“与其回銮北京，不如迁都南京”的主张涵咏着一种深湛的高层次的东南意识，其影响深远。
五 “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
庚子年间，上海报纸就所谓“原祸”和“善后”也进行过许多议论。一般把八国联军的入侵归咎于义和团，但对问题作进一步分析时，则从“肇祸诸臣”上溯到“建储立嗣”，并进而对戊戌变法进行历史反思，从而把义和团事件看成是一场植根于“党祸”的战争。
“自义和团之事起，咎政府之失策者，万喙齐声”。（注：《综论近日之时势》，《同文沪报》10月4日。）比较起来，《中外日报》的“昝政府”之声最激烈。该报在7月上旬论“北方”之“乱”的社说中就出现“二三满贼主之”的提法。（注：《论沪上兴办商团之有益》，《中外日报》7月9日。）在7月中旬的社说中进一步指出，“此番之事，全出于端逆及刚、徐、启、赵等三五贼臣”，“杀使、焚馆、弑逆”全为“满党互结直督等挟持其下而致”，（注：《固南援北策》，《中外日报》7月12日。）从而提出“内讨国贼”、“扫除权奸”的号召。该报7月下旬的时论中，更屡屡出现“北京贼政府”、“北方伪朝旨”、“无知满员”等尖锐性字眼。《中外日报》虽与上海其它日报一样，坚决反对义和团，但在攻击的同时，也说了一些较为客观的话。联军攻陷北京后，该报的社说明确指出，“翠华西幸，宫寝震惊，实权奸有以致之，故其误国病民罪更加于”义和团。（注：《翠华西幸感言》，《中外日报》8月22日。）又指出，“宣战之谕”“出于亲藩”，“书记使臣之杀”“出于军队”，都不出于义和团。义和团“起于仇教小民不胜其愤，思举中国与之为仇，不审强弱，不计利害，悍然为之，图泄积冤，其事虽非，其心则尚无他念”，而“任事诸臣”之“本意”与“其逞志外人之阴谋，则所谓司马昭心事路人皆知者，尚可恕乎”，“故当日肇祸诸臣之罪实远过于义和团”。（注：《论肇祸诸臣之罪过于义和团》，《中外日报》9月23日。）该报另文又说，“义和团者”，“其来虽久”，但“不必其即至勃发”，而“其起发也愈速”，实为“群公”“奖借愈至所致”。“为政之道，在乎因势利导”，故“罪祗在政府亲藩，于匪无与也”，“匪之乱足罪，匪之情非罪”。（注：《论赈救直隶兵难会用意之善》，《中外日报》9月11日。）应该认为，在当时上层社会一片责骂义和团声中，这种“无他念”、“情非罪”、“无与也”的言论还算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上海庚子时论进一步从晚清的“内政”方面探寻义和团事件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中外日报》7月中旬的一篇社说，从戊戌以来“新旧两党之关系”的考察中认定，“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也，乃党祸之战争也”。（注：《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中外日报》7月15日。）后又指出，“此番之祸”，“盖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而大祸遂作。（注：《原乱》，《中外日报》12月8日。）“训政政府集数十顽固党徒，行至愚极谬之计，而后有庚子义和团之事”。（注：《原近时守旧之祸》，《中外日报》9月22日。）显然，承认“义和团者”，“起于仇教小民不胜其愤”，其来也“久”，但又强调其“乃党祸之战争”，实是基于从中国内政进行反思的一种内省的认识。
《中外日报》认为，“中国以顽固守旧酿大祸，召外衅，几亡国”，（注：《国民求新说》，《中外日报》1901年1月5日。）而“善后”之法，在于“亲政”和“变法”。它的社说一再指出，“如欲保全中国，则必注重变法”，“其要领莫大于坚请复辟，而又重归于真有复辟之权，务使帝党复用，新政再行”。（注：《论西人筹华以求变法得人为第一》，《中外日报》8月20日。）该报社说强调，“中国此次国破家亡，痛深创钜，正当以此时破满汉、帝后、新旧、南北种种界限”，而这只有使“皇上复辟”才能做到。该报指出，“皇上存亡，关系满州之存亡，中国之存亡”。“有识之士，所同心而爱戴者，皇上一人而已”。“一旦事有难言，则推翻满政府之言”，如同秦末之说“亡秦”和日本维新时之“覆幕府”，“不可歇止”。说，“天下已实有是语”，不应“取掩耳盗铃之故智”。（注：《论西迁后之变局》，《中外日报》11月2日、4日。）《中外日报》强调“顽固党之仇视皇上而生祸中国”，只有“皇上复辟”才能使“满政府”不被推翻，实与保皇会、自立会和上海“国会”人士的说法相同。
《新闻报》与《中外日报》有类似的论说，但也显露出一些歧异。该报早在7月6日的社说中就认定“端邸逆谋”是“召乱之由”，主张将之“声告天下”，以使“交涉好办”。（注：《论逆谋宜声告天下》，《新闻报》7月6日。）在以后的社说中，一再斥责“权奸满朝”、“矫诏纷纭”、“庸臣误国”、“君位虚拥”，把“诛首恶以复帝权”作为应时和善后的关键。（注：《诛首恶以复帝权论》，《新闻报》10月5日。）该报立论也力图从“党祸”的视角论析事变的原由。认为，“中国之有党类数年来”，“由新旧之意见而生满汉之意见，又由满汉之意见而生南北之意见”。说，“南北之见有嫌隙盖积之戊戌政变，而成之今岁”的义和团之役。（注：《论南人北人意见》，《新闻报》1901年1月5日。）这种认为“南北之见”是由“新旧之见”和“满汉之见”衍生的说法与《中外日报》的论说类似，但不同的是，《中外日报》从不讳言“太后守旧”，在论述“南北界限”时总是与谈论“帝后界限”相关联。该报主张“真有复辟”，“帝党复用”，实际上是较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帝后界限”的“帝”的这一边。因此，《中外日报》的持论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具有维新思想人士的意见。而《新闻报》的持论则尽力掩饰和讳言“帝后”矛盾，它在作为“善后”的改革方面提出“复帝权”、“行新政”的主张，一般不使用“变法”字样。该报的社说强调“毋乃望治太急”，主张使“两宫益亲密”，认为，“复辟之事出之于太后则大顺，请之于群臣则不便”，而认为“自幸陕后”，太后“与皇上互商互办”，已是“皇上隐然复辟隐然亲政”。它强调“勉强之复辟不如自然之复辟，有形之亲政不如无形之亲政”。主张“徐徐恢复政变前之例，历一时再斟酌政变时之例，再历一时再施行政变时之例”。（注：《国事平议》，《新闻报》12月7日、8日、11日、15日。）该报认为，实行自然的“皇上亲政”，有“庆邸傅相王协揆”、刘张两制军这样的“朝野柱石”的辅弼，可实现“中国君民臣良”的“转乱为治之机”。（注：《议和后必行新政说》，《新闻报》11月6日。）该报除力言“志士之为国”外，一再强调“商民为国家之元气”，并欢称清廷简派盛宣怀为会办商务大臣的上谕“为再造中国之第一政事”。（注：《论振兴商务》，《新闻报》1901年1月8日。）可以认为，该报的持论较多代表同情维新派但寄希望于洋务派官员的上海绅商人士的意见。
《申报》抨击“执政诸臣酿祸”的言论与《新闻报》相近，但所发表的“善后”意见再为保守。该报也从“新旧之见”方面谈论“召乱之由”。它认为，中国“所谓维新守旧之道均未得其要领”，“立朝”的“守旧之人”造成“北事如此糜烂溃败”，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之人”“流为匪党”，“中国又安望自强”。主张“守旧维新之事合而为一”，才能立“富强之基”。（注：《中国守旧维新之人均不得其要领说》，《申报》9月5日。）但它谈“善后”意见时，从不提“亲政”、“复辟”和“变法”的主张。先是提出“理财”、“练兵”、“储才”、“绝门户”、“厚廉俸”、“汰冗员”等项；后又大谈“首重理财”、“讲求制造”、“精通格致”等所谓“中国自强之道”，（注：《善后刍言》、《自强说》，《申报》11月3日、10日，1901年1月1日、2日。）都是旧调重弹，了无新意。但迨清廷于1901年1月29日颁布宣布“维新”的“变法上谕”后，该报也改变腔调，谈论“变法”，但只是重复清廷上谕中的“纲常名教”不变、“令甲令乙”可变的基调，并明确反对所谓“谋逆之徒”的“平权之说”和“易服之言”，仍然不时攻击“阻遏新机”的“康梁诸逆”，强调“新政行而康梁决不能用”。（注：《恭读上谕准福建举人邱炜
销除党案推广言之》，《申报》1901年9月21日。）《新闻报》则一再强调“志士”为“国家之元气”，“中国今日所赖以图存者赖在下之志土”，多次要求清政府变“杀士之心”为“救士之心”，对康梁等维新志士宽网。（注：《论志士之为国》、《收乱党平议下》，《新闻报》1901年3月31日、1900年10月15日。）可以认为，《申报》的庚子时论在较大程度上代表思想较为保守、不敢和不愿变动慈禧当政格局的绅商人士的意见。
上海各报论析“庚子事变”原由和“善后”办法的议论虽不尽正确，但却从一个侧面凸显了中国社会主体，主要是上海绅商阶层的各个层面，力图从中国“内政”方面思索问题的“自返”意识，这种持论发之于报端，形成一种公众舆论，在“惩祸首”、“请回銮”、“请亲政”、“行新政”等问题上对“西安行在”造成了强大的压力，对与康梁派“是群非党”的南北维新志士是一个鼓舞，对李、刘、张等洋务大员就“和议”和“善后”诸问题向“西安行在”陈述己见提供了凭借。这种“自返”意识和主体意识成为清末上海自治潮流和清末十年变革思潮的先声和前奏，在其推动下，张謇的《变法平议》、刘、张的《江楚三奏》接踵出台，“东南意识”的内涵和功能得到了扩大。
六 结论
综上所述，1900年间，上海报刊舆论中凸显出以往所罕见的东南意识，反映了正在兴起的上海以及东南绅商阶层的愿望和要求。这种东南意识在年初有关“建储事件”舆论中已初见端倪，但更集中地显现在关于义和团的舆论中。先是6月初，以上海商人的名义对清廷上谕倾向主“抚”表示“震动”和愤懑。继而到6月中下旬以后，上海各报大力宣传东南“互保”思想，抨击“权奸”的“矫旨”、“乱命”，申言只有“保南”才能“存国”。及至联军攻陷北京，清廷“西迁”之后，更从“党祸”的视角评析时局，认为“中国以顽固守旧酿大祸”，主张“迁都南京”，“皇上复辟”，“帝党复用”，“新政再行”。显然，这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表现出上海以及南方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以及从中国自身政治对所谓“内忧外患”进行反思的内省意识。“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对至尊的清廷来说，东南意识又带有一种“抗命”的特征。因此，这种时论的出现是晚清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现象，其影响是深远的。
历史的发展是历史的阶段性和历史的连续性的辩证统一。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往往是历史的诸多因素前推后拥的结果。龚自珍吟叹“独倚东南涕泪多”，曾国藩申言“今日事应以东南为主”，京师“首善”，但“被现代化”却首先发生在东南……，这些都可被看作是产生“东南意识”的远因。但“东南意识”在庚子年间凸显，实主要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件历史副产品。义和团运动既反抗和阻遏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又严重打乱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及其传统的内重外轻的权力结构，如同《中外日报》所言，在原有满汉、帝后、新旧界限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南北的界限。从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主要内涵来看，这种“南北”界限的地域上的意义还只是外观上的，就其实质而言，它恰是“满汉”、“帝后”、“新旧”等界限的扩大和深化。
思想变革往往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先行，而它又通常是与一定的“话语”变换和“话语”革新相联系的。如与戊戌时论以及洋务时论相比，上海庚子时论中出现了以往所未见或少见的新术语和新话题。例如“满党”、“满贼”、“无知满员”、“北京贼政府”、“觉罗氏江山破碎”、“推翻满政府之言”、“南北分疆而离立”、“合诸省为一联邦”、“东南人心”、“东南半壁”、“东南变局”、“迁都南京”……这些新话语和新表述是信息交流的新工具，又是变革的种子，在传播中被演绎、复制和引伸，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上海、东南乃至全国的政治气候。历史运动的作用是直接的，又往往是迂回的。固然，上海庚子时论中的话语大多数仍然是旧话语，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主流还是在“延宗社”的框子里做文章，它对当时清朝统治的“向心力”仍大于“离心力”。但后来，这种“东南意识”与“共和革命”潮流相结合，在推倒清朝、定都南京、建立民国的历史变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侧面说明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的某种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