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应从波兰大变革中吸取的七条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经验教训论文,七条论文,大变革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社会主义的转型已经持续了15年，在此期间，后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许多的起落，可惜的是出现下滑的国家居多。这不包括当今世界在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中国和效法中国的越南（Lin， Cai and Li， 2003）。在人口超过4亿的中欧、东欧和前苏联的27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2004年的产出和消费水平比15年前还要低。国际上的统计数字也清楚地表明，在后社会主义的转型经济体制中，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口比例明显上升（科勒德克，2000b；Stiglitz，2002）。贫困的地区也在扩展，而且在一些国家，平均预期寿命也呈现出下降趋势。各国的收入差距虽然处于不同的水平，但却在拉大，有时幅度还很大。在后苏联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和巴尔干半岛，目前，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定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比转型开始时还要低。
众所周知，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即使是在像波兰这样一个似乎同宗同源的国家，最富裕地区的人均GDP也要比最贫穷地区高5倍。在世界范围内，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差异就更大了。这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结果（包括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尤其是过去15年来制度转型所走的道路造成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情况要好于另一些国家。而波兰则被公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
我们可以不谈什么奇迹，但却应该思考一下波兰是不是一个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完全取决于成功的标准。在经过15年的转型之后，人均GDP增长40％左右（科勒德克，2003）。这并不是很大的进步，不仅与中国相比不算大，就是与西欧或美国相比也不算大。西欧和美国这些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年来的发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但在所有转型国家中，波兰的增幅是最大的。就此而言，波兰的确领先于本地区的其他任何国家——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因为要再过15年才能说是否成功。只有后代才能作出最终的判断。
不过，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所有的方面，毫无疑问，波兰在应对大转型挑战上要强于其他国家。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没有涉及到。不过，即使是对波兰的特殊情况进行粗略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波兰较好的宏观经济指数源于两个因素。
第一，在所有国家中，波兰的转型衰退期是最短的。这一时间只持续了3年（即从1989年中期到1992年中期），而乌克兰的大转型衰退期至少持续了整整10年。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是由于在波兰转型开始时实行了正确的战略，而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实行的市场改革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之所以没有正确的战略，是因为极其愚蠢的“休克疗法”（科勒德克，2000a；Baka，2004）。这是波兰在剧变时期经历中的第一个经验教训。
经验教训一
经济改革可以增强市场的灵活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体制的建设，而这正是市场经济高效运作和发展所需要的，在以后进行更大胆和更深刻的结构性改革时，经济改革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某些原因（比如政治或文化原因）会阻碍一下子进行太多的改革，但逐渐进行改革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迟早会达到理想的结果。这并不是说这种局部的改革以后就会得到应得的认可。这种局部的改革很有可能不会得到认可，但这并不能改变这种改革已经发生这一事实，而且对长期的发展也是有益的。从政治上讲，一些人播种，另一些人就会收获政治果实，但社会、经济和国家受益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不论是在发展趋势上，还是在成果分配和体制建设上（世界银行，2002年），过去15年都是一个非同异常的时期（Tanzi， Chu and Gupta， 1999），而正是体制建设使波兰的发展要早于其他国家。这些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最初的1989—1993年“无治疗的休克”。在这一阶段，实行了在很大程度上过头的稳定政策，不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度和过快地实行贸易自由化，忽视了国家刺激增长的作用，从而使转型成本大大高于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在官方文件中也提到这一点），但效果却大大低于所预期的水平（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些导致成本过高和效果不佳的举措，公然违背了实用性和合理性这些基本准则。因此，转型衰退的幅度远远大于在政府实行适当政策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幅度；失业达到了很高的比例；通货膨胀率无法降低到一位数，结构性预算赤字开始上升。
2、1994—1997年的“波兰战略”。在这一阶段，经济体制大大巩固（从而使波兰于1994年与欧盟建立联系，1996年加入经合组织——最重要的是，由于实行了结构性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政策，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这4年中，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6.4％，累计幅度高达28％，与15年后社会主义时期40％的总增长相比，这一数字的确是令人瞩目的。从基尼系数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拉大得到了抑制，1996—1997年期间稳定在33点左右。从“波兰战略”阶段总结出的一条经验教训如下：
经验教训二
只有两种政策适当地融为一体（即制度改革政策和旨在实现资本积累和有效分配的发展政策），才能为快速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忽视任何一点都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除了波兰之外，俄罗斯和中国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1998—2001年经济降温阶段。“过度杀伤力”一词确实很贴切，因为在实行“波兰战略”的后4个季度，增长率在7％以后，而到2001年第4季度则降低到0.2％。这是以教条的方式实行金融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基本上在所有的文件中都把金融政策视为抑制通货膨胀和降低经常项目赤字的手段。这种政策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稳定作用，同时会不可避免地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破坏，影响发展并使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这就是下面谈到的又一条经验教训。
经验教训三
在经济政策的争论中混淆手段和目的，增加发展的社会成本，这种不合情理之事，不仅仅在波兰盛行一时，而且也不仅限于特定的阶段：在当今世界，混淆政策的目的和手段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错误建议，而更糟糕的是，它提出的措施会起到误导的作用）。有时候，手段在被美化之后，就会被认为是最终的目的，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从而造成经济停滞。尽管体制建设取得了进展，私有化向前推进，经济对外开放，但还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4、2002—2004年再度回到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加入欧盟。这是第四个阶段的标志，在体制和实际操作方面改革的特点和力度上都不同于前几个阶段。有两个循序渐进的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在公共财政上实行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力争使体制适应国家的能力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二是加入欧盟。这方面的主要政策文件是“公共财政恢复计划”（PNFR， 2003），有深远影响的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和加入欧洲的进程都被落实成文字。主要的任务（即恢复高速发展）已经完成。2002年初，GDP增长率为0.5％，而到2004年上半年就迅速回升到6.5％（注：然而，由于中央银行（NBP）实行了限制过多的货币政策，再加上在大选之年实行了令人失望的资本构成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GDP再度出现下滑，2005年上半年又下降到4％左右。）。
因此，很显然，1989年至2004年期间波兰成功实现转型也是有独特的起落。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现实生活和财政领域的糟糕状况是令人深思的。不管怎么说，1994年至1997年的繁荣期（即实行“波兰战略”的那几年）本来会持续下去，但却没有持续下去。从另一个角度讲，在1998年至2001年不必要和有害的经济降温之后，这几年的经济灾难本来会持续下去，但也没有持续下去。
发展趋势上的这种深刻变化取决于什么？当然，外部的巨大冲击并不是1994年至1997年期间大提速和1998年至2001年期间大减速的原因。1998—2001年俄罗斯危机对波兰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小于波兰和外国的宣传当时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还仍然存在着这种思维的一些影响）；同样，其他后续的外部冲击（这一次是积极的）也没有影响到经济发展趋势。事实上，在1994—1997年这4年中，俄罗斯经济要比1998—2001年这4年更加糟糕，而且没有任何当权者会用这样的“论据”来解释为什么情况没有好转。而1998—2001年，人们却认为有必要把许多情况解释清楚——即上面提到的经济政策。这些评述使我们得出了下一个结论：
经验教训四
在体制大转型的过程中（自由化和经济开放与波兰融入世界体系是同步进行的），体制建设，即创建新的市场游戏规则和实施的法律和组织框架，是至关重要的（North， 1997 and 2002； 科勒德克， 2000a； Stiglitz， 1998）。但政策也是很重要的。不断对体制进行改进本身并不一定要（至少从短期的角度看）不断对政策进行改进。不断改进政策也可能会越改越糟，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的因素，譬如经济学说、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架构和经济政策执行者的能力（或者这种能力的欠缺）。体制是很重要，但政策也很重要。
尽管波兰在体制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在加入欧盟上也是如此），但经济政策却越来越糟糕。其最明显的弱点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协调，工业和贸易政策也不协调。到了2002年中期，才有可能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改进。让人略感惊奇的是，经济很快就再次进入了较快发展的轨道。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会自动步入这一轨道，因为这要取决于经济政策的质量，而这是会出现新威胁的领域。
人们很难用例证来说明，可以用别人存的钱进行投资，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只有在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外国投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和全球经济中，外国投资是促进技术转让、管理质量提高、营销能力增强和出口型经济的一个主要手段），在为经济发展融资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还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爱尔兰即为一例，该国适当地利用了外来投资，这些投资主要来自美籍爱尔兰人。在中国东南部地区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一般来说，与国内储蓄相比，外国投资只能起补充作用。依靠流入的外国资本是可以的，但应当防止这方面过于乐观的预测。这是后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经历中的又一条经验教训，它不仅适用于波兰人，也适用于其他“新兴市场”。
经验教训五
在所有类型的所谓新兴市场中，发展融资的主要来源过去和现在都是国内资本的积累。因此，这种资本构成应当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激励体系中作为重中之重。尤其重要的是，要正确设计金融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因为金融政策会对边际储蓄倾向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也会对资本积累的整个速度和投资量及其趋势产生根本的影响。人们只能有限度地依靠他人，最好的办法是依靠自己。
这一观点不应被理解为反对尽可能多地吸引外国资本（或利用合适的全球化方式，在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吸引其他国家的资本）——但这也并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除了其他国家之外，波兰的经验不由让人想到，外国资本的流入如果不适当加以控制，就有可能导致对这类资本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金融服务领域），而这对长期的发展并不总是有利的。人们常把所产生的这种依赖性称为依赖性资本主义。
在世界上，波兰是在极度困难时期外来资本大量涌入的少数国家之一，而这对整个市场转型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波兰采取了极为罕见的忍耐方式，它没有采取行动，否则在偿付大量外债时，就会出现严重的资本外流。不过，由于其政治环境，波兰有一半的债务因一些困难而被免除，世界上其他国家却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这一数字能增加。穷国应当继续争取免除欠富国债务中无法收回的部分（在有些情况可能是全部金额）。穷国一定会取得成功，所以应当一直争取下去，直到取得成功。富国有轻率行为、贪婪和短视只会起到阻碍作用。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发达国家流入贫穷国家的资本将会增加。不过，免除债务必须与合理的结构性改革、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起来，这是波兰得出的又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有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根本无力偿还外债，那么减少债务就是必然的。但只有把前期经济政策失误（过多的债务）所产生的后果与原因（错误的政策）一起消除，才会具有经济意义。
世界上的政治家已联合起来。工人们却没有——有人早就料到这一点——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政治家联合起来。至少是在开始把失误的责任推给他人时是如此，有意思的是，这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它们的政策。比如在强大的美国，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的贸易赤字是结构性的问题，但美国政府却归罪于中国和中国实行的人民币固定汇率政策，而实际上，人民币多年来一直是与美元挂钩。这并不足以为奇，在大部分贫穷国家也出现这种趋势，比如在马里，困境之所以不断加剧，就是因为发达国家更强大的伙伴实行了歧视性的贸易措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些国家对本国农民（和选民）实行补贴，从而抑制了棉花价格。而对许多极力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国家来说，棉花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商品。
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包括波兰，情况都差不多。在各国技术、商业和金融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把本国的问题归罪于他人已更加司空见惯。把本国力不从心的结果的责任归结于“外国的影响和利益”。在波兰，1989年后实行的经济降温政策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而在其后的一段时期，这种反应是很普遍的。有人用俄罗斯的危机来解释这些失误所造成的结果，而实际上这一危机仅对波兰产生了极小的影响，因为波兰与俄罗斯的贸易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后，这种趋势肯定还会持续下去——即把永远都会有困难归罪于欧盟，尽管欧盟给予新成员国家的东西要多于欧盟所获得的东西。这并不是要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加入欧盟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东西，但却未能在入盟谈判过程中利用好这一机遇。这是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今后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教训。这些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罗马尼亚和土耳其。
从所有这一切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如下：全球化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过程，它给各国带来了新的、额外的机遇和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额外的风险和威胁（科勒德克，2002年）。两者是并存的。但“并存”并不意味着是“一比一的比例”。额外的好处（如果没有全球化就不会出现）可能会大大超过额外的成本。但不幸的是，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关键在于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在世界各国日益紧密的情况下，这是世界各地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应当汲取的另一个经验教训。
经验教训六
全球化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额外的发展机遇和额外的发展威胁（Stiglitz， 2002）。因此，制定经济政策的艺术如今是在于灵活地处理新形势下出现的难题。应当遵循以下的“最小化和最大化”规则：使威胁最小化，使机会最大化，更准确地讲就是减少参与全球经济角逐必不可少的成本和增加好处。
波兰的例子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外债减少一半；对发达国家的外贸地理分布出现结构性的转变，自由资本资源（可以在波兰分配）和现代化的（同样是可以吸收的）技术充足；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想要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整并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与欧盟融为一体——这些就是波兰巧妙利用的最大的好处。
而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一些阶段，波兰为短期投资资本涌入所付的高昂代价是必须要付出的额外成本（现在仍然如此）。只可惜，这一代价确实太大了，但是要怪罪的并不是全球化或资本（就特性来说是贪婪的资本，就定义来说则是“投机的”资本），而是中央银行（NBP）的错误政策。中央银行没有把握好国内利率，造成国际利率差异，从而致使“外国投资资本”在波兰酿成大祸。这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一些国家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其中包括智利和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就不用说了。波兰的经验表明，不仅要有正确的和适当的行动方针，而且还要避免一些情况。最好是避免别人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间已出现的失误，比如波兰在开始转型时和20世纪90年末两度出现的失误。
在20世纪初波兰大起大落也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这是我们大家的必修课，因为所有人都必须努力认识上述相互关系。即使如此，也还应当研究别国的经验。波兰人分析别国“有意思的案例”，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尽管也许并不像波兰案例那么有意思——波兰案例是最吸引人的），但是政府的一些负责人在这方面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尤其是上面提到的1989—2004年期间波兰转型的四个阶段表明，要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就必须从专家治国论和社会的角度同时入手。
经济政策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当“一切都取决于其他情况”时，就很难说清在复杂的事件中什么因素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人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运用广博的专业知识和专家治国的能力来管理庞大的资源和资本流动。
但这还是不够的。一个经济体并不只包括资金和实物的资源和流动。实际上，它还包括社会资本、人和把这些联系起来的各种关系（或把这些分开的各种关系）。所以，经济领域的政治活动必须要涉及到社会关系领域，尤其是通过经济交往而出现的社会关系。在经济政策中，专家治国论意义上的“正确”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从社会的角度采取正确的做法（Sen， 2000）。这就是说，主要的社会集团应当大致了解政府在金融、工业、商业、地区或投资政策背后的意图。此外，这些集团即使不积极支持旨在使政府计划付诸实施的措施，至少也应该对措施的执行给予被动的认可。在其他方面，专家治国者身份的政治家可能是正确的（比如力图减少免税范围或检验社会资本转移制度），但社会拒绝他们的想法也可能是对的。双方都对的情况可能会引起众人的争论。当双方都坚持认定自己是正确时，就会出现公开的政治和社会冲突。
经验教训七
经济政策同时又是专家治国的和社会的行为。忽视任何一方面自然会降低政策的有效性。少部分专家知道该怎么做是不够的；必须让社会各界分享他们的知识，尽管这种知识会成为不同类型的知识。所以说，把金融和社会工程、专家治国者的宏观经济管理和真正的社会对话、专家的实用主义和社会的敏感性适当地结合起来，就能使经济政策产生最佳的效果。
波兰过去15年的市场转型和在此期间的起起落落清楚地表明，当上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始终能结合起来时，经济就会好转；这方面做得不够，就会对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有效性该如何衡量呢？从我们的经验教训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要混淆手段和目的：适当的措施始终是社会经济的动力——即在金融、经济、社会和生态上可持续发展的速度。在我们把本国事情做好的阶段，发展就比较快，反之亦然。很显然，从这些经验中受益最多的是波兰——尽管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波兰人。不学无术的人——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毕竟什么时候都会有。尽管波兰的转型确实是比较成功的，但绝对不能被称作波兰奇迹。因为世上并没有什么奇迹，波兰就更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