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国论文,透视论文,启示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财富积累阶段，市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国是否选择扮演既有国际秩序挑战者的角色。②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回答大国具体采取何种崛起模式以及把战略重心置于何处，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我们选择工业时期成功崛起的国家——美国和英国，以及两组失败的国家——法国、西班牙与德国、日本作为案例，向读者展示崛起国在选择不同的市场扩张方式和地缘依托时如何进行成本和收益计算。进而，本文试图揭示，崛起国市场强制扩张与自发扩展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替代关系，以及这种替代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崛起国的一般行为模式，特别是中国崛起的模式选择具有怎样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透过历史视角看工业化时代大国崛起模式
(一)美国的崛起模式：内部领土兼并与周边势力扩张
美国选择了孤立于既有国际体系之外、以周边为依托的崛起方式。在实力取得明显优势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美国非但没有挑战旧欧洲国际秩序，甚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避免让自己成为全球领导者。由于无论在周边、地缘所属地区还是海外，美国一直拥有收益率更高的经济扩张机会，特别是其整个工业化和崛起进程所需要的海外销售市场可以轻易获得，因此它没有动力在美洲区域之外寻求战略扩张。
美国最初是由13个殖民地组成的，国土规模不大、财富积累也不足以保证其通过市场购买获得足够的资源。美国的崛起所需要的资源主要通过内部领土扩张完成。在开放性边疆的观念和政策指导下，美国通过赎买、兼并、侵占等多种方式迅速扩大国土面积，将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纳入统辖领地。
崛起时期的美国在海外充分利用了欧洲旷日持久的战争，将工业制成品等各种商品卖给欧洲列强。战时，欧洲交战各国切断了彼此之间的商业往来，这极大地增加了欧洲市场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同时也提高了美国工业品的竞争力。工业化和崛起时期，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满足了90％以上美国出口商品的消费，并吸纳了美国93％以上的海外投资需求。③自由交易的方式足以消化美国的生产能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只需要一个地缘上相对封闭的美洲体系，以确保本土安全和来自贸易的收入不被欧洲列强染指。由于当时美洲国际关系相对和谐，区域内没有其他竞争性大国，其对于身处混战状态的欧洲列强只是战略边缘地带，同时美国在拉美独立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被视为美洲国家的“自由制度楷模”，因此美国在美洲地区建立以其为核心的区域秩序的投入－产出比很高。因此，一方面在周边进行领土内部化扩张，另一方面在整个美洲区域以“门罗主义”为基础扩大势力范围并谋求地区霸主地位，与此同时在海外采取防御性质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是美国的最优崛起战略。
(二)英国的崛起模式——离岸地区秩序扩张
英国的崛起方式是，维持既有欧洲大国间的权力平衡关系，在欧洲大陆这一权力争夺的核心地区保持孤立的对外政策，与此同时在其地缘所属的区域之外进行秩序扩张。在通过制度等扩张获得崛起所必需的海外市场方面，英帝国经营得最为成功。这一扩张战略深刻地体现在其海外殖民地的治理方式上。
英国的国土规模小，工业革命后作为全世界的工业中心，它的产品需要巨大的销售市场和满足这些生产所必需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然而，销售市场在当时对于英国来说无法通过自由交易行为获得，本国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又远远不能满足其工业生产能力。所以对于英国的崛起而言，扩张是必要的。
英国自身所属的区域，即欧洲地区，扩张的成本高昂。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和均势理念在该地区普遍确立之后，在欧洲无论是领土还是秩序的扩张都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使命；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的几个主要大国与英国军事实力旗鼓相当，彼此之间的联盟关系又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便动全身。所以，英国将崛起的战略重点放在了投入成本更低、相对收益更大的离岸地区——亚洲、非洲和美洲。
在治理方式的选择上，由于英国产品的销售在亚洲和非洲都遭遇文化观念和消费能力的障碍，所以英国必须在这些地区建立某种秩序来降低交易成本，以便获得崛起所需要的销售市场。英帝国在海外构建的秩序体系包括正式制度、与当地权贵之间达成的潜规则、资本主义消费观念、自由主义市场理念和营销方式，以及行政统治和治理，等等。英国对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制度化改造，以及按照本国制度蓝图在北美创建的殖民统治便是遵循这一经济逻辑的行为结果。正是全球范围内秩序扩张所缔结的商业网络塑造并维系了英帝国作为世界工业中心和全球霸主的地位。与此同时，在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需求方面，英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直接掠夺的方式，但总体而言这种扩张方式并非主流。
(三)法国、西班牙的崛起模式——离岸地区直接掠夺
同样受30年战争后欧洲均势格局的限制，与英帝国同处欧洲区域的另外两个大国——西班牙和法国也将战略扩张的重点空间放在了离岸地区。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这两个大国在其海外殖民地主要采取了直接掠夺的扩张方式。
在西方列强殖民史的研究中，同英国相比，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政策通常被视为低效、甚至是失败的。我们看到，英帝国统辖下的领地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孕育下日渐繁荣；与之相比，竭泽而渔的离岸统治模式导致法国、西班牙两国的海外殖民地明显处于衰败的颓势。然而，掠夺式的殖民政策背后的经济理性通常被人们所忽视。法国和西班牙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程度远未达到同时代英国的水平。自近代以来，西班牙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特别是其工业制成品需求严重依赖于西欧其他国家的进口。对西班牙帝国而言，殖民地扮演的功能显然不是其销售市场，西属殖民地对西班牙本土商品的消费仅占其总额的1/20。④法国的经济结构和生产能力高于西班牙，其供欧洲国家消费的奢侈性工业相对发达，对于海外销售市场的需求则远低于英国。
在英国竭尽全力试图打开离岸销售市场的同时代，法国和西班牙扩张海外市场的主要动力却在于对奢侈性商品及其原料的消费需求和对财富的掠夺，而非立足于寻求本国工业制成品的销售渠道。因此，对于这两个国家而言，在海外殖民地通过直接掠夺财富的方式进行扩张，比在这些地区建立有效的秩序和规则以降低销售的交易成本更符合经济逻辑。
不过，尽管直接掠夺的短期成本相对较低，但是这种竭泽而渔的扩张方式必然导致边际收益率的递减。当来自直接掠夺的收益低于对离岸地区的控制成本，亦即边际收益率为负值时，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外扩张行为因为得不偿失而倾向于停止。
(四)德国、日本的崛起模式——挑战既有国际秩序/地区秩序
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采取了激进的崛起模式，前者试图挑战以英国为首的全球秩序，后者则急于打破既有的东亚地区秩序。这两个国家对外扩张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缘自外部市场需求难以通过自由交易的方式获得，以及就武力扩张的成本而言，潜在收益十分巨大。德国和日本实现本国工业化，开始对外部市场产生需求时，无论就商品销售还是资源、原料购买而言，他们的市场准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都远高于其他列强。因此，德、日两国有很强的动力通过武力扩张的方式，分别在全球和东亚地区改变原有的秩序安排及其基础上的市场分配份额，以完成当时本国工业继续发展所需要的外部市场。
德国是在实现工业崛起后，急于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最典型案例。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德国由一个“心满意足”的欧洲大陆国家演变为海上帝国的追逐者，是国家遵循经济理性的结果。导致德国对外战略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原有的崛起模式已经不能持续。19世纪90年代，德国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阶段，欧洲本土市场已经不足以容纳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这时，海外利益的获得已经成为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不丧失相对优势，同时在国内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此时海外主要市场已经基本被其他欧洲列强瓜分完毕，这使德国崛起的进程受阻。因此，德国对外战略重点从欧洲本土转向海外。帝国决策者支持了代表新兴工商业阶级利益的海军扩张战略。该战略立足于德国海外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争夺和海外军事基地的建立及扩展。随着海军扩张战略的推行，德国被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英国海上霸权的争夺者。这引起欧洲几个大国通过军事联盟关系共同对其发展进行限制。这些限制又进一步威胁了德国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并阻碍了德国在海外的崛起之路，因此导致其更为激进地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
二、大国崛起的四种经典模式和其背后的经济计算
根据工业时代大国的崛起进程，我们发现崛起国的强制性扩张行为主要体现为四种典型的对外战略或其组合。这四种崛起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崛起国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
将外部空间内部化战略的主要表现形式为领土兼并或向没有声称主权的疆域进行扩展，将外部空间变为国内市场的一部分。美国曾经是这种空间战略最大的获益者，它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广袤的领土，扩展了国内市场规模，并相应取得对这些地区的征税权和生产要素、资源的占有权。然而，这种扩张方式在无主地基本开发完毕，且主权业已成为“绝对国家理性”的当今世界成本高昂，以至没有太多现实可能性。
构造和扩张秩序空间战略的核心是大国通过建立和推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⑤影响外部行为体的偏好或行为。正式规则包括建立正式的治理机构、主导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通过国际条约干预当地的市场交易行为，等等；非正式规则主要包括使当地市场交易行为稳定、有效运转的各种习惯或潜规则，例如扶植当地某些利己势力等。大国选择秩序扩张手段的激励机制在于通过改变外部世界的规则或观念来创造需求，降低获得广义市场的交易成本，以扩大本国来自贸易、投资、铸币税等领域的收入。崛起中大国是否选择在本国疆域之外建立秩序，以及秩序的构建方式和空间定位主要取决于来自秩序的收益和建立及维持秩序的成本之间的权衡。通常来说，建立秩序的初期投入成本高，除了各种建设支出，大国还要应对来自该地区内部的排斥力量和外部世界的阻力。秩序有效运转之后在较长时期内可以获得稳定、可观的规模收益。然而，随着秩序带来的收益率的递增，在足够大的利润激励下，当地或外部的竞争者试图挑战或重构秩序以分享收益的可能性增加，其结果会导致秩序的稳定性下降，以至大国维护秩序的治理成本不断上升，边际收益逐渐下降。⑥
直接掠夺战略是通过市场交易行为的一种替代方式。如果不考虑外部性，则通过这种扩张方式摄取对方资源、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初期投入成本低、收益大，但边际收益递减速度很快。当崛起大国发展到需要扩大销售市场、资本输出(对外投资)和本国货币流通范围的阶段时，直接掠夺不是一种有效的扩张手段。对外直接掠夺的战略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如果考虑到外部世界的干预，则身处当今世界的崛起国通过直接掠夺的扩张战略付出的成本往往会高于其市场购买的成本。
挑战既有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是四种战略中最为激进的崛起方式。然而，与主流权力转移理论⑦的理解不尽相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通常只有当经济崛起的路径遭到霸主国或其他竞争性大国的有效阻挡时，崛起国与这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之间的权力争夺才被提上日程。尽管历史上通过挑战既有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的崛起行为统统遭遇失败，⑧但是对于采取这一崛起方式的大国(比如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言，该战略也许是其在约束条件下最优、甚至是唯一可行的理性选择，如若不然，它们便无法实现经济崛起或维持国内的稳定。
在崛起的空间选择上，崛起国在霸主国或其他竞争性大国权力争夺的核心地区之外推行对外扩张战略更具有经济理性，且容易获得成效。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国往往将扩张秩序的战略重点选择在有利可图，且国际主要力量影响较为薄弱的地区。崛起时期的英国和美国都将秩序扩张的空间放在外部阻力小的地区。英国有意避开了当时列强集中争夺的欧洲大陆，而美国则首先将注意力放在美洲这一欧洲强国的战略边缘地带。英国甚至在崛起、称霸到衰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不曾主动挑战大国间的权力平衡关系。尽管英国一度被视为“世界帝国”，但却从未成为、也没有试图努力让自己成为“欧洲帝国”。
此外，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当尚未遭遇强劲的安全威胁和外部压力时，崛起国的战略重点主要在于如何扩展广义市场的规模及提高其质量，安全防御性目标不是影响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然而，当外部安全压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崛起国的经济诉求和安全防御目标往往合二为一，后者因成为确保前者的必要手段而受到充分关注。在谋求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一些大国会面临可能降低其获得经济收益的外部阻力或威胁。这种外部阻力和威胁主要来自崛起国地缘所属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大国。缓解外部世界对本国崛起的不满和威胁感，降低它们为阻碍本国经济崛起而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几率，使外部力量尽量小地对本国来自外部市场的收益产生负面影响，是崛起中大国对外行为的防御性目标。崛起中大国扩张性战略的重点通常会放在外部阻力相对较小、经济收益率相对较大的地区，而其防御性战略的重点则会放在对其发展而言外部阻力或威胁最大或最棘手的周边地区。
三、大国崛起过程中市场强制扩张与自发扩展的替代效应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至20世纪，所有大国在崛起阶段，其财富的积累过程都必须与领土扩张或者秩序所辐射地域的扩张同步进行。唯有如此，这些国家才能获得崛起所必需的资源、市场和生产要素等要件。一方面，这些试图实现崛起目标的大国国内的资源、土地、劳动力和消费能力远远无法消化其工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它们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广义市场在当时无法通过自由交易行为得以充分满足。所以，对于这些工业大国的崛起而言，强制性市场扩张是必要的。换言之，先前的工业帝国扩张的过程与其崛起的过程是相互依赖的。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扩张战略对于这些崛起进程中的大国而言是经济上的最优选择。
从历史经验看，崛起时期的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其扩张战略首先是为了获得崛起所需要的销售市场、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众多需求中，获得广义市场是它们制定对外战略的主要偏好，同时也是其崛起模式选择背后的经济根源。其中的差别只是在于，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历史时期，这些国家对于不同的市场领域会有不同的侧重。同与主导国家进行权力角逐相比，崛起国在财富和实力积累阶段对外部空间的诉求首先立足于经济崛起目标。因为这些国家所体现的共同规律在于，在高速增长的经济“起飞”阶段，其统治的稳定性和统治者的业绩、国内利益结构的平衡等，主要来源于经济实力的壮大；国家财政收入和外部影响力的上升也主要依赖于外部市场。⑨
由于追求崛起时期的市场环境是工业时代崛起国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扩张性的崛起模式并不是所有大国的理性选择。我们归纳的四种崛起战略不同程度地需要崛起国运用权力在对外行为中积极作为，而且通常会伴随国家军事力量的介入。与这四种具有强制扩张性质的对外战略相比，在外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通过自由竞争市场的自发扩展和演进，大国同样可能实现经济崛起。比如，19世纪的美国在海外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便促使其选择了非强制扩张性质的对外战略。强制性市场扩张和自发性的市场扩展方式之间具有相互替代的效应，它们本质上都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占有、扩大及深化广义的市场规模，以达到崛起的目标。崛起国是否选择强制性扩张方式，取决于外部市场环境约束下的成本－收益最大化考量。由于对外战略的灵活性和易变性，崛起国通常会基于经济理性计算，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空间选择最优的战略或战略组合。
由于零和博弈的政治逻辑不利于实现自身经济诉求，所以当市场自发扩展空间可以解决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外部需求并容纳其经济崛起进程，崛起国通常不会选择强制性市场扩张的方式，尤其会尽力避免以激进的方式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特别是，当广义市场自发扩展的收益率高于强制性市场扩张的收益率时，崛起大国会格外倾向于选择通过市场交易行为实现其崛起目标。此时理性的大国将采取非扩张性的崛起战略。即便在资源、能源等非自由竞争的市场领域的议价谈判中处于劣势，只要崛起国通过市场行为获得的成本低于采取扩张战略的成本，它仍然会选择自发的市场交易行为。
此外，国际体系的变化从三个方面导致崛起国选择通过市场自发扩展的崛起模式相对收益更高。其一，绝对主权原则和国际法规范在二战后由欧洲普及到整个世界范畴，这极大提升了外部空间内部化战略和直接掠夺战略的成本，使其成为不可能的战略选择。其二，战后美国通过其军事联盟体系构建了“准无政府国际体系”。这一国际体系有别于代表平等主权国家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这一“准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美国的盟国大多主动或被迫放弃了军事自助、成为美国的军事附庸，它们无法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那样相对独立、灵活地根据自身利益诉求来选择或调整军事联盟关系。⑩该体系无疑降低了崛起国依靠传统军事手段实现崛起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如今的崛起国面对的不仅仅是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它同时还必须面对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这一西方制度体系“开放、完整，拥有广泛和深厚的政治基础”，因此“容易参与但很难被推翻”。这一特点使得崛起国利用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去挑战、进而重塑国际体系变得更为困难。(11)其三，如今崛起国在外部世界获得权力的来源趋于多元化。除了通过军事等手段获得的传统权力之外，崛起国的权力还可以通过经济的“不对称相互依赖”(12)关系在市场交易中产生。这种市场交易中产生的权力与非市场途径产生的传统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在冷战结束后，建立在传统军事力量基础上、强迫对方行为的联系性权力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权重逐渐下降，结构性权力越来越成为大国在外部世界获得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之一。(13)如果经济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可以使崛起中的大国在外部市场获得相应的议价权，则其选择通过非市场途径扩张权力的方式谋求议价权的可能性将进一步降低。
四、中国的崛起模式：来自历史经验的启示
由于世界主要大国崛起进程无一例外地体现出扩张性质，崛起国对于扩张性战略的偏好似乎得到了有力的历史经验支持。由此引申的地缘政治逻辑导致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战略的担忧。中国最终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在全球和东亚地区崛起，已成为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理论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之一。(14)
依照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崛起进程中的中国与全球霸主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悲剧。(15)权力转移理论的追随者们尽管并非众口一词地判定中国未来必然发动霸权战争，但他们大多悲观地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大，除非美国在现有体系之内有效容纳中国的崛起并成功对中国进行从制度到观念的整合，使其成为一个“满意的”大国。(16)自由主义学派和其他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与世界及周边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国际(地区)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中国选择武力扩张方式崛起的可能性。(17)然而，就这些研究的内在逻辑而言，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只是为中国选择扩张性战略的意图和倾向增加了成本约束而已。一些学者试图另辟蹊径，从独特的传统文化观念角度证明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讲求和谐关系的国度，并由此得出中国在其崛起进程中不会像当年的西方强国那样采取对外扩张性行为的结论。(18)但是，各种基于文化及观念特性的阐释显然并没有缓解外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诸多疑虑。在工业化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和颇为深入人心的体系中大国对外行为的一般性逻辑面前，基于古代传统文化偏好为现代中国崛起的非扩张性所作出的种种辩护显然难以令西方世界和中国近邻感到信服。
以上几种解释都没有将中国的崛起方式看作是立足于其工业化自身需求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没有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去考量中国在几种崛起模式选择中的最优战略。就中国自身市场特点和如今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四种强制性市场扩张的崛起方式对中国都存在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如前文所述，外部空间内部化战略和直接掠夺战略已翻过其篇章。面对美国主导的西方制度体系和美国在全球构筑的军事联盟体系，挑战既有国际秩序会极大增加中国的崛起难度，在美国力量辐射的战略核心地带进行制度扩张代价也十分高昂。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大国崛起与扩张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用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西方大国在崛起阶段的共性在于：其一，自身市场相对狭小；其二，面临的外部市场大多被强权力量分割，开放程度和自由竞争程度低；其三，必须到全世界寻求、甚至人为创造需求市场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与之相比，中国自身拥有庞大的、不同层次的内部消费市场规模，这一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巨大潜力尚未被充分开发。与此同时，作为世界加工工厂，中国的生产是依据并迎合世界各国的偏好和需要而进行的，体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工业产品巨大需求的各种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的企业和工厂。凭借生产要素方面的综合优势，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崛起所依赖的销售市场可以在全球范围通过自由交易的方式获得，并能够通过商业竞争的方式实现自发扩展，而不需要借助其他强制性的扩张手段。
尽管世界资源、能源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对称依赖现象，而且这种不对称依赖的结果往往导致中国在议价权方面处于被动，(19)但是在现有的市场机制下，中国通过交易手段获得崛起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仍然是最有效的选择。不过，与西方大国崛起阶段的外部环境相比，崛起中的中国在外部世界获得能源和资源的成本要高昂得多。无论就其购买价格还是可获得性而言，中国未来所面临的资源、能源风险都高于其他市场风险。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在能够解决自身经济起飞所必要的资源、能源需求，或可能拓展资源、能源运输途径的地区扩大影响力是符合经济理性的。特别是在非洲这一美国战略边缘地带，中国或许可以建立一些新的战略思路。目前中国30％左右的海外资源、能源供给来自非洲地区，且这一份额仍在继续上升。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制度和文化隔阂，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投入大而收益小，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对比较乐观。
在地缘所属的东亚地区，中国的市场交易渠道畅通，中国发展的主要能源、资源需求与该地区并不存在市场依赖关系。因此，作为周边和近邻，东亚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作用与当年美洲对于美国来说比较相似。中国在这一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是防御性的，即确保现有的崛起成果。然而，与当年的美国相比，崛起中的中国在东亚地区采取扩张战略在经济学意义上缺乏效率。一方面，作为全球霸主，美国的战略重心之一是防止出现离岸的地区霸权，这一战略目标显著增加了中国在东亚扩张的成本。特别是，美国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逐渐向遏制方向发展的趋势，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空间。(20)尽管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在该地区更为积极地为小国提供安全保护，并由此与美国竞争这些国家的支持，(21)但由于在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中多数国家已然放弃安全自助，这导致现阶段安全保护的竞争机制在该地区难以形成。(22)另一方面，尽管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中持续投入成本，但是从目前的效果看，成本和收益高度不对称。由于美国的存在，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很容易转化为行为上的敌对，以至于中国稍有积极作为的倾向，这些国家便反应强烈。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在该地区扩张影响力的投入－产出比。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进，中国多年努力构建的东亚多边合作机制正逐渐流于形式，难以起到降低中国在地区交易成本的作用，以致近年来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领域，学者们纷纷开始对中国倡议的东亚合作前景持悲观态度。(23)总之，中国在崛起阶段通过扩张性手段主动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类似美国在西半球建立的美洲体系在经济理性上不符合成本－收益最大化的逻辑。从长远趋势看，崛起中的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力来源更可能是建立在市场交易行为中产生的结构性权力基础上，它主要通过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关系而获得。这一成本显然低于通过军事手段在东亚进行势力扩张、或以传统的方式与美国在该地区争夺权力的成本。
尽管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倾向于选择通过市场交易的自发扩展方式来实现经济崛起目标，但是这一崛起战略在未来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起飞进程所施加的压力程度，特别是这种外部压力给中国造成的客观影响及心理预期。从某种程度上讲，虽然在垂直化生产模式下收益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但它保证了中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获得国内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和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仍然是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获益者，目前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尚未阻碍中国经济崛起的大方向和路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和国际政治生态下，中国没有动力去挑战既有的秩序和基本利益格局。
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到，对于如今的中国，统治合法性、主导性阶级和集团核心利益的实现、国内矛盾的缓解等，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当经济崛起的进程受到外部强劲的阻力，比如由于强大的外部政治压力，人为导致中国增长所必需的资源、能源和销售市场难以获得，或者在严峻的安全压力作用或威胁下，现有的经济成果被认为难以守住时，中国可能将被迫采取强制性的方式来维持其实力的发展，以确保自身的经济崛起进程。
注释：
①本文所涉及的市场是指广泛意义上的市场，包括产品的销售市场、资源和生产资料的购买市场，以及与生产和销售密切相关的对外投资市场和货币流通市场，等等。
②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证详见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对外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或Gao Cheng,"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2011)。
③U.S.Census Bureau,Histo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U317~334; 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nd ed.,Reprint,New York:A.M.Kelley,1967,pp.215~217; Cleona Lewis,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38,pp.578~604.
④G.R.Potter(ed.),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p.456; R.B.Wernham(ed.),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26；约瑟夫·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石军、周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0～211页。
⑤关于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界定参见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⑥英帝国在北美殖民地统治后期的遭遇是很好的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战争背后冲突的根源在于北美逐渐兴起的商业集团要求更大份额地分享英帝国在该地区建立秩序的高收益率；英国最终选择退出北美殖民地也并非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而是由于在竞争对手的不断挑战下，英帝国继续在北美殖民地维持其秩序的成本开始超过收益。参见高程：“商人集团、私有财产与北美独立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
⑦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8;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2nd ed.,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 Ronald L.Tammen 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
⑧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in Manus I.Midlarsky,ed.,Handbook of War Studies,Boston:Unwin Hyman,1989,pp.23~54.
⑨关于国内因素对于大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参见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Stein(eds.),The Domestic Base of Grand Strateg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⑩参见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1816~1991)》，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关于东亚“准无政府体系”的形成如何导致中国在该地区崛起难度的上升，参见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11)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p.23~27.
(12)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3)斯特兰奇认为，现代权力主要存在于结构之中。结构性权力是在特定领域形成游戏规则的能力，它决定着世界经济体制，而世界经济体制又体现着政治权力的分配。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David C.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197; M.Taylor Fravel,"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hina's Rise: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for Territorial Expans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2,No.4,2010,p.505.
(15)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Vol.105,No.690,2006,pp.160~162; 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4,2010,pp.381~396.
(16)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Tammen,"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9,No.4,2003,pp.269~271;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Thompson,"Power Transition,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9,No.4,2003,pp.315~342; Jacek Kugler,"The Asian Ascent:Opportunity for Peace or Precondition for War?",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7,No.1,2006,pp.36~42; Ronald L.Tammen and Jacek Kugler,"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No.1,2006,pp.35~55; Avery Goldstein,"Power Transitions,Institutions,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0,No.4,2007,pp.639~682.
(17)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 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Thomas G.Moore and Dixia Yang,"Empowered and Restrained: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in David M.Lampton 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91~229; Alastair I.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约翰·伊肯伯里：“中国的崛起：权力、制度与西方秩序”，载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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