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霖[1]2002年在《托尔斯泰晚期的精神漫游》文中研究说明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坚持不懈的思考者。他将自己关于人生目的与意义的宗教思考渗透在了每一部作品当中。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作家世界观发生转变的时期，这之后他接受了劳动人民对基督的信仰，并将自己关于人生的思考与之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观。本文选取了托尔斯泰晚期创作的一部颇具特色的中篇小说《谢尔基神父》，对之进行层层分析，试图通过对作品深层意蕴的把握来了解作家的精神世界——了解他的宗教思想与教会基督教观念的差异，了解他思想的民间宗教成份及其以道德哲学取代宗教神学的宗教观实质。
冯小庆[2]2012年在《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叁部曲的思想与诗学研究》文中指出反乌托邦文学是20世纪一种被学术话语谱系化的文学体裁。该体裁借助丰富的想象描绘脱胎于现实、看似完美实则扼杀人性并充满罪恶的未来社会和现在社会中的可能的世界，表达了对现在、未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担忧。但反乌托邦文学并不是对未来的否定，而是向当代人乃至未来人发出的警告之声，其目的是避免悲剧发生，使未来社会真正的完美。普拉东诺夫的反乌托邦叁部曲《切文古尔镇》、《基坑》和《初生海》是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作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消极现象和不理智行为的严肃思考，是他对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冲突矛盾的深刻审视。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叁部曲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现实中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作品的珍贵价值正逐渐地被突显出来。本文以普拉东诺夫的反乌托邦叁部曲为研究对象，在参考反乌托邦文学整体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叁部曲的个性特征，对作品中的反乌托邦性进行深入解读，尝试揭示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叁部曲与俄罗斯思想的紧密联系。本文同时借鉴巴赫金的相关理论，指出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叁部曲的梅尼普讽刺体特征，并对作品中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分析。
谭晓棠[3]2016年在《万花筒里的“阿比库”》文中认为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作后殖民地文学“四大金刚”之一的本·奥克瑞(Ben Okri,1959-)是尼日利亚当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1991)以现代意识发掘本民族文化遗产,将异质文化元素融合到宏大的历史文本中,被公认为20世纪末非洲小说的扛鼎之作。该小说的主角“阿比库”(幽灵孩子)是非洲异质文化的表征。本文拟从形象、文化、空间叁个视角展开题旨,揭示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共五个部分,由引言、正文叁章、结语组成。引言介绍作者、总括全文,梳理与评述国内外对奥克瑞《饥饿的路》的研究现状。正文包括叁章的相关论述。第一章比较以流浪汉形象为核心的西方文学与非洲文学模式。从人物形象塑造的维度入手,分析非洲本土形象“阿扎罗”与西方流浪汉“拉撒路”、返乡英雄“奥德修斯”的继承关系,结合流浪文学的身体流浪与精神漫游模式论证隐含在这一形象中的讽刺意味和对身份的追寻意识。第二章讨论以魔幻现实主义为手段构建的黑非洲美学。奥克瑞对生态和暴力的书写从现实主义视角再现了尼日利亚的生存现状,与现实相交融的魔幻因素则被打上深深的约鲁巴文化烙印。本章从表现手法切入,分析生态灾难和暴力困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规训意识,阐发与之相对应的原始宗教观和非理性思维,论述奥克瑞以黑非洲文化意识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有效策略。第叁章探讨异质文化杂糅所形成的第叁空间及其意义。借助霍米·巴巴第叁空间理论分析阿扎罗身上的杂糅性,论述奥克瑞对传统伊甘甘面具的戏仿、小说与西方文本、口头文学之间的互文,探讨文本中独特的审美空间。结语奥克瑞《饥饿的路》这部小说对流浪汉形象的继承体现了西方文学模式的变异,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凸显了黑非洲美学,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杂糅、戏仿、互文构建了第叁空间,呈现出万花筒式的文化图式。奥克瑞通过文学形象、异质文化和第叁空间维度表达了他对当代尼日利亚生存现状的关注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呈现出对非洲独立文化属性的探索,寄托了作者对构建不同文化合理化交流和平等、协商的期许。
张高峰[4]2012年在《修远的天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新时期以来，各类文体创作兼善，而尤以长篇小说实绩突出的大家之一。他始终决绝地以不妥协的道德人文理想救赎姿态，介入具体历史生存场景，反身采集萃取经验与记忆的历史想象力，并能极为可贵地于工业物欲文明侵凌下，还原民间的生命本真；诗性消解的集体消费主义顺役思潮之下，一再拒绝新的规训与迷思，反向以心灵殉道般的民族苦难担当精神，深入历史地脉叙述的褶皱，不断发掘且如化石般不无悲剧性地容留了日渐消泯的野地歧见。而跨越二十二年心灵天路记忆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更是以城乡游牧的边缘视角，自我放逐的解域化动向，行走在汉语文学的高原，且自觉尝试并创新了多种文体变革，营造出“清明上河图”式庞大的人物画廊，被盛赞为汉语文学的“奇迹”。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在延续作者“融入野地”叙事一脉的同时，“生命温度”的烛照里依然珍贵地保留着鲜明而独特的“诗性关怀”，并自觉地于历史个人化的向度上，沿着“在的地形学”一路反思，聚拢起文化人类学宏阔辽深的超越视角。第一章，在的地形学：归复历史的生命游牧。随着社会世俗化的“祛魅”征程，信仰式微内在危机显形的投影日益蔓延开来，文化河床上不无凄凉的干涸着经散纬脱的家园，现代性视域内小说作为生命价值方位确认的对应结构，交集着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交锋乃至冲突的历史隐衷。“在的地形学”可以说恰当地概括并呈现出了历史时空变衍的思想探索轨迹，一种勘探生命存在的精神地形学，既是现实生活中现代性体验的结果，也是文化人类学层面的地质学观察，与生存世界的变迁经验相合。本章结合作家张炜长篇小说《曙光与暮色》与《海客谈瀛洲》两部作品的文体实验修辞效能进入历史文化场域来阐释小说写作可能性变构延伸的文体自觉。第一节，遗忘荒寒的褶皱：断层位移的空间时间化；通过分析张炜长河小说《曙色与暮光》独特的叙述时空观念，考量作者修辞转换生命境遇的“空间形式经营”，可以说空间方位一体的碎落的时间流呈现出拼贴式状态，这样的结构安排并非作者的败笔之处，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通过形式的“错简”之美，以求穿透生命的雕凿之力。可以说也正是张炜这种从历史混沌中抽取出来的错位形式，拼贴时空体成为了历史结构的有意味的表征，确保了思想探索的意度回旋空间。第二节此情可待的追忆：拒绝受役的历史想象力。“追忆”的叙述视角作为有别于观念性择取场景化、在场性的宏大叙事意识形态有效遁逸，成为现代派先锋自觉的文体实验，可见进入历史理解思想的观念嬗变引发了文化修辞方式的变构，张炜竭力接通的正是从叙述实体到历史经验的个人化地质手记书写。《曙光与暮色》叙述方式上借助游移视点，叁条线索间合理置换内外聚焦视角，又不断通过不定内聚焦的人物视点，限知视角营造故事空白，自觉流露人物心理空间世界，真实再现历史原景，增强阅读的现实临场感。第叁节无往不复的放逐：物哀的游与返。从文体叙述结构分析《曙光与暮色》来看最为突出的，是作者祈望于远游的距离中观照生命。“游观”意识较充分地体现在南方楚文化与山东齐文化之中，而其意正是志在渺远的超越，视点游动之间，执着的也恰是屈原庄子“将往观乎四荒”、“荒乎兮远望”的求索远观精神。“游观”从更本质的内理来看，最终投入的是“返赎”归程。第四节，齐夷镜像的游动悬崖：异体混响的反讽和弦；社会文化危机的“游动悬崖”——自古至今，这反复重蹈而临的“游动的悬崖”，成为张炜展开具体历史语境现实危机批判的出发点和忧患所在。反讽修辞随着历史演变进入当下文学叙事的过程中由观照生命世界的视角进而提升为人类拒斥、否定及颠覆压抑性力量的审美感知思维方式，凸显出语言解构的锋刃。第五节恣与累间的历史肖像：多声辩难的复调修辞；为追寻一份“道德”的谱系，我们看到张炜经验世界内东夷文化意象符号的诱惑浮动，来自传统文化价值观巨大参照系的观照，越发反衬出当下知识分子内部藏污纳垢，严重不洁的弊病，张炜凭借深邃的目光书写了一份知识分子心灵萎缩的精神退化史，一份思想备忘录。正是借助张炜小说思想叙事的迷宫，我们看到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借小说形式的现代性反思去整合历史碎片镜像，进而粘合文化精神的衰败的时代裂隙，所负载起的历史批判。第二章，可逆的对话：抒情传统的现代性嬗变。《家族》与《忆阿雅》中张炜兴发感动的“诗可以兴”更多地走入了孤绝怨诽的“诗可以怨”，生命诗意的另一种纯粹，道德紧张感激烈、劲哀地沉浸在清醇家园不在的申诉和反抗之中。就张炜不惑之年的小说创作而言，内在经验世界与情感体验的交互影响，意象性抒情的过程饱含着哀痛不可承受的志思蓄愤，情感呈现的同时，也恰是给予存在定位的意义生成过程。第一节，抒情的史诗：无根化的文体救赎；双体小说的新文体长篇《家族》式实验为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张炜小说中抒情性参与叙事策略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可能性，势必成为张炜小说研究继续拓展的有效理论激发点，“抒情”的“史诗”自觉地成为张炜历史回声的思想企及高地。第二节，冰封的火种：大地行吟的诗与真；“诗与真”合成的力量才能抵达人性的深处,张炜许多小说自觉锤炼运用拟于自然风物的“诗性写作”，抒情性的辞赋体片段与叙事有机结合，不是彼此可以割裂的并置，而是经由“象意”指向“内观”的“自省”，在“外构”化的家族历史庞大叙述中，形成“抒情”与“叙事”的辩证对锁关系。第叁节，象意的畛域：寓言化的历史视界；作家写意性的对具象的抽象内化，常常为人所不察和忽略不究，浅显层面的理解也许就是以象传意为介质来达到乃至生成抒情的传移效用，这其间所裹挟的情绪流是较为隐蔽的，而以意象的断续时空接引来完成历史沉痛和现实隐忧的荒寒之情是张炜《忆阿雅》的一大特质。第叁章，风化的神话：野地血脉盘诘的隐喻意象。文学借用乃至回返神话当中汲取再度使被干涸的消费生活袭卷的小说复魅的元素，重新聚合转化的叙述视角揳入当下的历史语境，进而获取新的意义洞察。第一节，苦难的皈依：城堡后撤的驱魔仪式；关于人类生存苦难的叙述成为张炜小说始终难以离弃的主题之一，《橡树路》中犹如天方夜谭般被神话笼罩的“橡树路”无疑是异化生存的原欲现场，逃离心灵巨妖袭扰的“纨绔子弟”，罪感与忏悔的道德赎救促使他们投入流浪漂泊的生命游荡之中，“融入野地”成为“被逐灵魂的最后庇护所”。第二节，未逝的火诫：物欲顺驯的信仰；《荒原纪事》神话寓言缝缀其碎片化的文明表象，通过生命伦理的角度看取现代化工业肆意戕害大地，致使疮痍遍布的后果，成为一种观察形象世界的思想资源，透视当下乡土文明进程的异质力量，来破译诸多荒谬不堪的时代合法化潮流。第叁节，无望的救赎：浴火重生的高原；从东部半岛平原撤离毅然走向西部高原的行程，成为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中众多人物的向往与选择，“高原”作为地域态势的特征更多地倾斜于寄托着人文精神信仰的纯洁高地理想气质，以“高原”般的地质肌理榫入“狂欢时代”的现代性焦虑核心，聚合起与虚无对抗的生存关联域。第四章历史的中间物：后象征世界的源始生态遗民。引入“历史中间物”的概念来看待张炜小说风物形态、精神特质并作微观文化分析，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众多人物画廊系列，凝聚了张炜众多历史矛盾的“中间物”意识。第一节反向的返乡：逆行归程式流浪汉；“流浪”成为张炜作品显在的表征，“流浪汉”人物形象成为“互文性”因素的关键所在，血脉的断续成为他们的内在症喉。“逆行归程式流浪汉”，始终朝向抵达自然的内核，另一反观的中心，行吟的返乡式流浪汉的自我放逐，方才可能地展开精神家园的守望，与现时否定性的批判相观照，汇聚起野地精神漫游者的群像。第二节去昧的祛魅：欲望表征的理性危机；可以说张炜的现代性体验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辨识是声息相通的，而张炜更多的将这种灼裂的生命体验悉数融人对现代化的批评之中，张炜小说中有着野地话语与现代文明话语的激烈“交锋”。第五章游牧高原：走向解域化的生命诗学。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景观，试图恢复并记录历史面貌的叙述冲动，促使张炜熔铸了更为艰难的复杂性的非文学材料，不断胀破旧有小说体制的范式束缚，极力拓展深化了小说探索生命质地的存在境域。游牧思想成为捍卫日益边缘化的生命存在的反拨力量，拒绝“独断思想形象”妄加之名，拔出骨肉沉痛的尖刺，重新唤起审判罪孽的控诉。第一节，无边的异乡：思想的孤儿线；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家园陷落，亟待救赎的危急时刻，陷入无边的异乡，城市何以安慰灵魂的现代性战栗，以同样的家族相似性，已然在发现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那一刻，与后期印象派高更、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俄国存在主义舍斯托夫、法国诺贝尔奖克莱齐奥、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汇入了同一思想“家族血脉”。第二节，规训的逃逸：澄明生命喑哑之地的“差异互辩”涩声；长河小说《你在高原》极为成功的萃取了历史复杂性的色泽，语言形式的独特结构劲道而坚实地渗出与生存对称的文化张力，氏族变迁的确认，时代蓝色败坏病带来酒质的衰落，杂志遭受致命的逆折，异质混生的文体形成对娱乐圈套等等社会弊病的艰难批判。张炜对现实生存环境的批驳，显露出基于生命意识的对“差异”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张炜小说“生命诗学”道德伦理的范畴内有着至深的让喑哑之地“差异”元素发声的吁求。第叁节，爱力的生成：单向度化生命抗辩性语境的神性复魅；张炜对于“爱欲”的深情投入，在小说中表现为超越于情欲的、兼具浓浓道德清洁性的生命灵犀的飞翼，成为记录苦难，拒绝遗忘，走出消极，摆脱生命寂寥的声韵寻找、历史对接的正是“爱力”，延续了精神家族血脉，支撑张炜苍茫的野地寻思，不停的跋涉，并且走的很远很远。结语。张炜唱出了这个时代对于生命的由衷歌赞，护持住了不息的心火，一个时代的“芳心”，不至于燃烧殆尽，他引领人们重新正视深渊的内在，而抵近深渊的内核。当新世纪在现代性驰骋逐兀，温良的土地开始去根化的欲望裸露之际，张炜通过反复行走、推敲河山的酝酿和沉潜，从二十二年的历史光阴侵蚀的精神历险中走来，恭呈了饱含心血、忧患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历史书写和哲学人类学眼光的存在变迁考量，使得他关注生命差异的游牧思想，极为触人心弦地发出了一个来自边缘化的“迟滞之音”，如同“冲积期的化石”，凝重地镌刻了来自一个个村庄里的大地哀歌。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地质记忆里仍“在路上”重写着个体历史寻根的心灵盘旋，“父亲阴影”下个体所表征的人类“我从哪里来？”、“情归何处去？”的终极生命关怀问题成为张炜一再重复探问的不断重临的起点。也许哈姆雷特那忧郁的迟疑徘徊与堂吉诃德天真执着的浪漫理想主义始终并未远去，成为我们人类本身普遍的一种宿命，正因此个人有时往往正以它巨大的历史生存弧度投影向我们昭示出生命即将来临的某些可能性和更加险峻的危机存在，也许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会成为张炜家族血脉书写的最终完成，而有关荷尔德林“神性之夜我走遍大地”的存在敞开真义寻求却永未完成，还会萦绕着张炜那颗敏感而流浪不止的心。
雷蕾[5]2011年在《纳博科夫长篇小说中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着名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先后因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流亡于西欧和美国,文学创作贯穿他的整个流亡生涯。他的文学创作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其中以长篇小说创作而着称,他还着有文学评论集《文学讲稿》以及人物传记《尼古拉·果戈里》,此外,纳博科夫还是一名出色的翻译家,他将自己的全部俄文作品都译成了英文,还翻译了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在纳博科夫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中都出现了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在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中,这些流亡者们都将全部生命投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纳博科夫对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细微、深刻的描述。纳博科夫笔下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在隐秘的精神世界层面上具备某种联结和不断演变的态势,本文对纳博科夫长篇小说中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分布、形象分类和形象演变进行了概观。重点选取了《玛丽》、《眼睛》、《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与《普宁》这四部作品来详细分析其中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来探讨他们是如何逐渐摆脱现实流亡生活的痛苦而逐渐走向精神流亡的,并且探讨其精神流亡世界所蕴涵的深刻意义。而且这些俄国流亡知识分子都在探寻着那个神秘的“彼岸世界”,本文结合纳博科夫本人的流亡生涯和流亡写作,将“彼岸世界”与流亡的“无根”漂泊联系起来进行初探。纳博科夫之所以在其大部分长篇小说中都塑造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与他本人的流亡生涯有着密切关系,他笔下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身上也具备着俄国传统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之共性,另外纳博科夫的流亡创作与20世纪世界性的流亡文学浪潮也有着深刻关联,本文将从上述角度探讨这些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动因。本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对纳博科夫长篇小说中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的分布、分类和演变进行概述。本文认为纳博科夫长篇小说中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可以划分被流亡生活所击垮的随波逐流者、试图精神上回归故土者、迷失自我的人格分裂者、逃遁于艺术世界的诗性体验者以及摆脱“双重束缚”的走向“彼岸世界”者这五类形象,这些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最大变化是逐渐将目光从外部现实世界投向自我内心世界,从现实中的被迫流亡逐步迈向自我放逐式的精神流亡。第二章对《玛丽》(1926)、《眼睛》(1930)、《塞·奈特的真实生活》(1941)和《普宁》(1957)中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详细分析。这四部作品中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较为典型,除了《玛丽》中的老诗人波特亚金代表了在流亡生活中衰亡的白俄知识分子,其余叁部作品中的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职业)以及流亡背景与纳博科夫本人的流亡生涯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从流亡欧洲的年轻家庭教师斯穆罗夫(《眼睛》)到初出茅庐的作家塞·奈特(《塞·奈特的真实生活》)再到流亡美国的大学教授普宁(《普宁》),这四个人物在精神层面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其精神世界是从狭隘逐渐走向广阔深沉的,而他们最终目标是走向纳博科夫笔下那个神秘的“彼岸世界”,本文认为这个“彼岸世界”与纳博科夫难以割断的俄罗斯血脉有着深刻关联。第叁章分析纳博科夫塑造这些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的写作动因。纳博科夫本人的流亡经历促使他塑造这些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而且俄国传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对纳博科夫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20世纪世界性的流亡文学浪潮也影响了纳博科夫,和20世纪的很多流亡作家一样,流亡对纳博科夫而言是一种从中央走向边缘的模式,他像乔伊斯那样用“沉默、放逐、狡诈”来“自我防卫”。纳博科夫在构建他笔下的精神流亡世界的同时也在极力拓展人类的意识,试图逼近人类世界的种种极限,他渴求的不只是永远的存在于自我构建的精神世界内,而是突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界限,进入那个更为深邃广博的境界。和他笔下的那些俄国流亡知识分子一样,纳博科夫在自我放逐之中追寻的是他毕生都在探索的“彼岸世界”,而他心灵深处那个无限深邃广阔的世界与他的俄罗斯灵魂是难舍难分的。他笔下的流亡者们如同其俄罗斯大地上祖祖辈辈的的“精神漫游者”们一样,在苦难中不断寻觅着这个世界的真相与意义。
苗变丽[6]2011年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时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篇论文的写作主要以新世纪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时间机制和形式的变迁,可以得出这种变迁使长篇小说在新世纪文学所凸现出来的作家时间观念和文本文体的转型。揭示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时间结构如何重塑了文学对世界的别样想象,以及如何体现了创作者的主体性想象和审美意识形态、建构意义的价值存在,进而切入该时段小说创作潮流脉动的深层原因。整体构架与题旨如下：绪论：对中西方诗学的时间叙事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的梳理,是进入正题的背景和参照,并在此基础上对论述思路做一些阐发。循着多位理论家对小说时间研究的踪迹,可以呈现有关小说叙事与时间特征的基本问题,在进一步深入到小说理论家巴赫金的时空体研究中,揭示时间机制与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性之间的问题视域和复杂关系及小说叙事时间形式的分析及其可能。情节时间和内心时间的两分法是作为分析小说文本时间机制形式的基础理论出发点。二者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更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胶着的关系,从叙事时间内、外相互转化中可以观察叙事形式的变化。它们不是分别单独存在,而是共生于同一部作品之中,所以采取分用/混用的二元视角来观照,也就是说对具体文本的叙事时间的阐释有时是据之一类有时是两类并合起来予以阐释。单独的作品才是意义的所在地,重复运用这一工序来考察各种不同类型的叙事时间,把时间的二元视角在它们之中遇到的共同的、类似的东西提升为几个大的原则,于是获得了几组结论,把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的时间机制归纳为叁类,并列为叁章的专题研究,且从功能性结构上研究它们的不同特征及其结构作用。第一章成长小说的的时间形式。狄尔泰曾说：“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这也就是说,人的个性是时间性的,有可能在时间进程中呈现出一个自主的个体——即如何以自己的“一生”来建构独特的主体性这一过程。以人为表现对象的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成长小说。成长小说一般在“一生”的时间跨度里展开,具有一种“纵深”的优势,呈现出一种历史的面目,一种沧桑的意象。但另一方面成长小说未必始自幼年,而是从主人公的生命之行中提取出一个时间片段来,尤其是青春期这一特殊阶段,青春心情的起伏转变是对成长历程心理轨迹的传神剖示,将其放在整个人生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放大它对人生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不管是哪一种成长时间,“成长小说”里的“成长”,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长大成人,而是指人对“历史时间”的认知与把握。成长既讲述了个人的命运,又澄明了历史的意义,这是成长小说现象学式的存在论过程。第二章日常叙事的时间形式。从时间特性方面看,日常生活具有重复、弥散和绵延的特征,所以在以日常生活为表现内容的小说文本中,对人物产生实际影响的就是日暮晨昏、节气变化、寒暑交替,时间以此等赤裸本真的形式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在叙事特征上表现为时间满格和细说慢写的风格。但日常生活中又充满着地震,它教给人们这一无可辩驳的原则：看似如此其实并非如此,事物的表现与真相之间存在着无底的裂缝。相应地,日常生活的叙事如果从一定的叙事视角出发,时间就会出现斑驳参差的光影重迭。在日常叙事时间中,作家通过描述现实来使现实出现裂缝,从而敞开那些由于人们习焉不察的惰性和迟钝,为日常生活逻辑所遮盖的真实。第叁章历史叙事中时间的不同面相。现代的时间观念已经打破了过去的那种均匀流逝的概念,时间不是“各向同性”,而是“各向异性”的,也就是各有一定的发展方向的。时间的暂时性与永久性混杂在一起,就像是把时间重迭起来,每一道褶皱都是重新发现一种时间。换句话说,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并不只是存在一种时间。在这种时间观念映照下,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也呈现出形态殊异的时间特征。从具体文本细读出发可以辨析出历史叙述中有：历史时间的循环性；历史与未来的乌托邦之幻；历史时间的现实性和寓言性；历史时间的整体宏阔营求；历史的年谱叙事；历史的无矢向端面；多音齐鸣中历史时间形式的两重可能性；历史时间的闭合结构等七种时间形态。历史的全部复杂性恰是在这种不断和多样的历史时间叙述中得以呈现和揭示的。在结论部分对全文的观点作出总结并提出一些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所具有的时间机制及形式,隐含着多样性的时间意识。叙事时间以各不相同的长度和维度的存在方式,规约和形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各各不同的叙事类型。从这种叙事时间的多样性中可以看出两个大的创作趋向和特征。第一,新世纪长篇小说在时间修辞方面体现出叙事活动中价值取向的精神走向和思想脉络。第二,新世纪文学日见奇异和灿烂的想象中展现了本土传统接续的可能性。
邓建中[7]2002年在《普希金诗歌的死亡意识》文中认为如同人之不能回避死亡一样，人类文化学研究也必须要以死亡观的研究为重点。这是因为死亡观内在地联系着人生的价值意义和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本文借鉴文化批评、历史美学和存在主义美学等批评方法，分四个部分对普希金诗歌的死亡意识作出梳理和评论。 普希金是一个有着强烈死亡意识的诗人。他是在深刻的死亡震颤下走上自由自觉的诗歌道路的。绪论论述了普希金死亡意识的文化背景：一、希腊模式的自然理性的死亡观念；二、希伯莱的精神超越的死亡观念。第一章介绍了普希金生活的死亡体验。外祖母、奶娘的故事、1812年战争、南俄流放、亲朋的相继死亡和十二月党人的悲剧都极大地影响着普希金对死亡的思考。第二章介绍了普希金文学视野中的死亡文化：一、以古希腊、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主的外来死亡文化；二、以拉季舍夫、茹科夫斯基和卡拉姆津为代表的俄国传统死亡文化。 第叁章论述了普希金诗歌的死亡思考。普希金的早期诗作基本主题是在自然死亡的观照下赞美理性，提倡审美和诗意的人生，喜好在冒险和战争中凸显公民精神，表现出入世、达观的青春期热情。诗人用暮鼓晨钟般的诗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以“立言”和“立功”来战胜死亡的威胁和对死亡的恐惧。而普希金后期的诗作则专注于灵魂的拯救，以浪漫的想象呼唤受难的基督降临，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走上向死而生的“朝圣之旅”——思考和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并且在探询中完成拯救，在对上帝即对永恒未来绝对真理的爱中得到超越升华。它跨越了人类幼稚的童年期，显示出成年人的清醒和思考。因此普希金不仅是“俄国诗歌的太阳”、“俄罗斯文学之父”，而且还是“俄罗斯的初恋”、俄罗斯精神的启示者。
王金胜[8]2006年在《“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为内在线索，以“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为核心，对“新时期”小说进行总体考察。对“新时期”小说自我认同及其艺术表现的研究不仅是身处全球化语境中的人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问题。通过这一研究，不仅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创作主体心灵的嬗变及其内在困境，还可以此探讨“新时期”小说叙事艺术转换的内在精神理路，发掘其审美意义，批评其艺术缺陷。 在“伤痕”、“反思”小说中，与“阶级”话语相对的“自己”、“自我”是“人”的代名词，“人”不仅与“人民”相同一，而且它们还共同沟通着“党”、“国家”、“民族”等宏大话语。在这些小说中，以“人”为中心的个体启蒙话语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体话语的内在纠缠，具有“五四”启蒙文学所不能涵括的中国革命现代性经验。“新时期”初期小说的“个体”话语就呈现出其启蒙认同与人民认同之间的融合、冲突和对立，其认同危机就表现为它始终摇摆于群体(国家、民族、社会)与个人之间彷徨不定的困境中，大多数创作主体未能真正实现启蒙个体对群体的超越和穿越，这最终导致了其创作中深层反思的匮乏。以知识分子在政治暴力下的惨痛经历来反思苦难、传达启蒙意愿的作品，就渐渐滑向对作为“人民代言人”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崇拜和对自我道德完善的刻意追求。同时，存在于主体想像世界中的“人民”具有某种程度的抽象性，其面目模糊难辨，“人民”更多地是在一种“品质”和“立场”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人民”是作家基于自己的立场、情感而进行的民众想像，是作家再塑主体、重建自我认同的合法性依据。作家对“人民”、对自己的“人民代言人”身份、对“人民”一词所内在蕴涵的排斥性结构功能缺乏深刻的反思。 “新时期”的现代化思路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小说”的“现代化”想像。“改革小说”文本明白无误地昭示着，是“现代化”连接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断裂”。作为一种现代性叙事，“改革小说”对历史的想像和叙述在双重意义上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制约。首先，是主流政治话语的限定。在这种历史讲述语法的制约下，“改革小说”的历史叙述总体上仍然是“新时期”政治话语的一种艺术折射。其次，它同样也受制于把“现代化”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而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进行必要的反思和省察。“改革小说”中现代性话语对历史的“断裂”性叙述，与对现实的浪漫化处理相辅相成，其背后则是对历史上“社会主义文化／文学”遗产的改写式继承。这种群体性认同在“寻根小说”中发挥到了极致，并从此破解为“先锋小说”个体化的形式探索。 “寻根小说”既是启蒙理性的产物，也是反启蒙的。它转换了“伤痕”等小说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模式，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深层的沟通，但又无法彻底摆脱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将这一结构以更加深隐的无意识形式存放于叙述底层。从“过去”、“历史”和“边缘”中寻根的举措，在一个更高、更深的层面上显示了“寻根小说”中传统与现代对立结构的存在，以及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对“中国”在“世界”中边缘地位的焦虑。“根”是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话语”而产生的，是现代性既爱又恨的对象。“寻根小说”价值评判上眷恋与批判相兼容的游移和暧昧，是“五四”以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的接续，是其自我认同困境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艺
参考文献：
[1]. 托尔斯泰晚期的精神漫游[D]. 尹霖. 黑龙江大学. 2002
[2]. 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叁部曲的思想与诗学研究[D]. 冯小庆. 黑龙江大学. 2012
[3]. 万花筒里的“阿比库”[D]. 谭晓棠. 广西师范大学. 2016
[4]. 修远的天路[D]. 张高峰.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5]. 纳博科夫长篇小说中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研究[D]. 雷蕾.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6]. 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时间研究[D]. 苗变丽. 河南大学. 2011
[7]. 普希金诗歌的死亡意识[D]. 邓建中. 湘潭大学. 2002
[8]. “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D]. 王金胜.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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