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合理化与本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现代化的历程是一个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的过程，而试图对之作理解、阐释和预见并加以典型化和系统化的现代化理论则更加纷纭复杂令人目不暇给。对于后来者来说，要想对现代化有深刻的洞见，就必须具备足够的敏锐以穿透历史与理论的迷雾。
现代化批判
关于现代化的具体而确切的内涵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但现代化是一种规模巨大和快速深刻的变化、变革、变迁，其结果和过程与前此有明显的不同，则又是人所公认的。正是16世纪以来西欧社会全面持久的快速变革，引起了学者和大学、研究机构的注意，从而对之作调查、分析和研究，才有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理论，但它并不是一门新的学科，而仍然是各种社会科学甚至包括人文学科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然而，对社会变化的研究首先是由历史学进行的。试想历史学科的性质，这也是很自然的。启蒙思想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分析和预测这种社会变革及其趋势。虽然历史学家们看似以全部人类社会为对象，但实际上，他们的发展图式仅以西欧社会为模板，因为对西欧以外的社会缺乏足够的同情和基本知识，所谓人类历史只不过是贴在西欧历史上的标签或附属说明而已。
因为历史的分析太多地注重于历史的根本规律，而对社会变革的繁复具体的过程和方方面面注意不够，就为另外一些学者所不满意，孔德、圣西门、迪尔凯姆等对正在变化着的西欧社会作研究，以期发现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迪尔凯姆等由此提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分。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早期渊源。现代化理论的又一个思想基础是韦伯。只有从韦伯开始才真正把西欧以外的社会和文明纳入其研究框架，但即使如此，韦伯关注的问题中心仍然是西欧：为什么资本主义独独出现于此。但正是这一点，加上韦伯“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使得韦伯的理论远比此前的历史研究和此后的现代化理论对我们更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日本相继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转变，但很奇怪的是，二者并没有立即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进入社会发展研究的焦点。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战及西方普遍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严重打击了西方学者对自身社会和文明的信心，从而对之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工业化、科学技术和哲学、文化价值观等都成为他们的靶的（想象一下二战后和今天的情景，这是很有意思和别具意味的）。而这时引人注目的又是历史学家，如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正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社会和文明已经没落了，所以西欧以外的社会和文明才以较平等的地位进入西方历史学家的视野和思想。
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中心转移到美国，学术中心也转移于此。美国的超级地位及西方的普遍复兴重新唤醒了欧美的自信，政治经济霸权必然导致学术上的文化霸权。针对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和“冷战”两大阵营的对立，应运而生的现代化理论就将现代化论证为西方化和美国化。相应地，研究对象的重点也由欧美转到没有完成现代化的非欧美国家，又因为地缘政治的需要，日本、俄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社会学家的成果，特别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参与使现代化研究的领域大大开阔了。虽然研究对象和领域扩展了，但西方中心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所加强，这突出表现在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标准皆是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所抽象出来的社会模式。所谓现代化进程，就是欧美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观蔓延全球的过程，欧美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唯一选择和历史趋势。
针对现代化理论的这种思想倾向，当时欧美思想界已经提出了批评，七八十年代后，西方学界对现代化理论普遍进行反思，意识形态渐趋暗淡，以一种较平等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第三世界现代化愈来愈在现代化研究中蔓延开来。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所谓全球化，不过是西方中心的又一变种，仍是西方式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的全球化。
我国关于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就已开始，但随后却长期中断了，八九十年代以来，现实的需要和西方学术的影响使得我国的现代化研究重新兴起。而我国对现代化研究最情所独钟的是历史学界特别是思想史方面的学者，社会学界因为学科发展的先天不足，对现代化研究明显乏力。就目前为止，我国现代化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引介水平，自己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建设远没有被重视，更没有在学术研究中开展出来。
总的说来，在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中，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投入和成果最为显著，但各自的研究兴趣、方法和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历史学家对现代化的社会学理论及实证研究缺乏足够的尊重，不可避免地，一些特殊的、具体的、个性的东西就在历史思辨中被化解掉了，只剩下人类历史的同一模式、历史的恒常性、人性的普遍原则和历史发展的决定论，从而走向独断论。这不独黑格尔、马克思为然，现代化理论研究者中有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潜在或明显的倾向。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对历史学的思辨的历史根本不屑一顾，他们对细节和具体问题的关注要热心得多。这导致社会常常陷入具体问题的丛林而对现代化的总体规律反而模糊不清，处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境地。
现代化研究中的最大缺陷在于对后发国家的“主体性”尊重不够。早期的西欧中心是不用说了，后来将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以及现在的全球化的观点，突出的都是西方的压倒一切，其用心也正要以此淹没后发国家。所谓主体性就是指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摆脱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条件，自主、独立地探索和选择现代化的道路、方式、进程和模式。西方学者在研究其自身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时能表现出对自己的主体性的全部尊重，而对西方以外的国家的主体性则缺乏应有的敬意。我国学者对此虽已有所认识，但大多只能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反击，因为缺少学术批判和理论创造，只能跟在西方学术的后面，使用其学术话语，结果就不自觉地为西方文化殖民。
因此，现代化的主体性就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现代化理论批判的主体性，即学术思想的主体性，树立这个主体性，就要建立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以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一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性，即非西方国家和社会自主走向现代化。在实际中，这种主体性本来就是存在的，俄国、日本、中国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并不纯粹是西方现代化传播和扩展的结果（当然有其影响），全球化决不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都同一于西方或美国的模式，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自主意识远比西方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否则，世界早已是一个面孔了，而不是现在多姿多彩的模样。我们以往太注意现代化中相同的东西了，而对不同的东西和不同的现代化却忽略了（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并不比葡萄牙与日本的不同显著）。这种忽略来源于认识论上的偏差：以为这种不同是非现代性的，将在现代化的进一步过程中被取代、消失或趋同于西方社会。而从现实来看，一切都大谬不然（这种忽略还在于西方对非西方文化的有意漠视，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不自觉地跟在西方发展理论之后，或太多地专注于现代化物质方面的追求，而忘了文化的影响）。
现代化：合理化
确立了现代化理论的主体性，我们的研究视点和理论主语就不再是（西方或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或传播）、全球化等等，而是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如中国。过去的现代化理论虽也常说中国的现代化、后发国家现代化，但在实际上“中国”、“后发国家”并没有被看作真正的主体，只视为被现代化潮流波及的对象，因现代化的传播、冲击而被动地应答、反应，至多也只是一个被动语态的主语。
在主体性的新视点下，现代化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现代化是一种变化、变迁，正因为如此，我们认同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划分，这不仅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更在于现代社会在结构功能上与传统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需提起注意的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无论是早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只能是首先由传统社会来承担，从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这也是我们强调现代化主体性的最本质的理由所在，主体性并不仅仅为了对抗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和话语殖民，而有其现实根据的。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及其结果，西方现代化理论开列了一长串指标：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政治民主化、教育普及化……只要不嫌累赘，这个指标可以连续不断地列下去。笔者认为，这种流水帐式的研究，虽不乏一定的价值，但更易引导远离问题的核心，缺乏真正的启发意义，因为对现象的过分关注必然会冲淡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把握。那么，现代化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现代化就是合理化。
笔者借用韦伯这个概念，不仅因为其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又因为“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社会学家，韦伯以极其深刻的形式汲收了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同时也亲身体验到了19世纪理性主义危机的新的精神思潮。”（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51页）也就是说，韦伯既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其思想和理论体系中，二者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到了统一和融合。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韦伯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理论对我们今天分析现代化和重建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价值和启示意义。更主要的还在于韦伯把西欧社会作为主体来研究，而本文正强调进行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性（一种理论应有多方面的适应性，不能仅仅解释某个特殊现象：本文所讲的主体性不单指后发国家的主体性，同时也指西方自身的主体性）。
韦伯认为在近代欧洲社会理性化广泛存在于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教育、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但显而易见，他认为“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7页、15 页）虽然韦伯谦虚地指出其研究的限制，“论述的还仅仅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6页），即宗教所形成的精神文化气质对于理性的经济组织方式的影响，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更为全而准确的结论应是，影响人们行为和社会变迁的决定因素是一个民族和社会的价值观，即文化特性才是决定合理化的最根本的基础。韦伯主要讨论的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和可能，而不是重在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建立发展的具体历程的考察，所以他对合理化的具体内容就未予着墨，但我们的讨论虽对现代化的条件也给以一定的关注，而重点则在于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及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即合理化的具体内容和表现。
具体说来，合理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社会结构合理化即制度化和思想观念合理化。这二者互相影响，但又相对独立。社会学家大都以结构功能来分析社会变迁，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社会价值常常并没有改变。而国内学者与此相反，对思想文化的变化十分关注（特别是关注社会上层文化观念的变化而很少兼及大众文化观念的发展），而对社会结构的考察则没有尽心。
（一）社会结构合理化
就制度化来说，又有三个方面：1.社会结构系统的制度化。现代社会是不断分化和高度专门化了的结构系统，各结构系统（组织）在责任和权利平衡的基础上，具备相对独立而专门的业务、领域和功能，任一组织都是更大的结构系统的一部分，并从中获得合法性。2.组织间整合的制度化。组织和组织之间相互独立，但在业务和功能上又紧密联系，以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维持和保证整个社会系统的合理和正常顺利运行。现代社会组织间的整合同样是通过制度化来实现的，如法律制度、契约制度等。如果说现代社会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社会组织则构成了覆盖全社会的网络，而无论是组织间还是组织内部，都是通过制度来粘合和运行的。所以，现代社会必然有：3.组织运行程序的制度化。在组织内部，实现组织的正常运行、划分成员权责、调整组织与成员及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由制度化的程序、机制和规章来实现的。
需要提起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的分散的、孤立的、封闭的、僵化的社会结构不同，现代社会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其特征是分而不散，动而不乱，统而不死，合而不僵，是一个有序而开放的系统，分化和整合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可以最合目的性，最大效率地利用资源。我们在分析一个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时，要对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的程度、机制和能力予以同等的重视。
关于制度化，本文不拟在理论上作过多阐述，因为理论本身并没有暧昧和难解之处，而前人的研究又是通向本理论的桥梁和基础。就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以及正在向现代化转变的某个领域如政治、经济、教育，其结构系统合理化的方向、方面和程度等的考察、判断和分析才是最棘手的。
（二）思想观念合理化
就思想观念合理化来说，它远比制度化要复杂艰难得多，理论的阐释同样在此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概念本身，“理性”、“合理性”的歧义是如此之多，以至让人无所适从。理性和合理性在西方思想和哲学中是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几乎每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性观，而如果不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就很难把握其确切内涵。而在近现代西方思潮中，理性、理性主义几经沉浮，在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夹击下，现代理性概念和理性主义较之传统又已发生了不小的转变。
虽然理性是如此的令人头痛，但几经权衡，笔者还是选择了这个概念，因为它本质地揭示了现代化的实质。本文无意于对理性作语义学的考察，也不以纯粹哲学的概念来使用它，而转化为一个社会学的意义。所谓理性（合理性）是指个人社会（集体）在思想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凭借理智进行活动的特性。按理智活动即意味着不以传统、习俗、情感、冲动和权威等为行为的依据，而建立在深思熟虑的计划、计算和权衡上。决定个人和组织行为的是利益，合理性的表现就是趋利避害，但影响个人和社会对利益之有无、大小的判断又来自于思想价值观念即文化施诸理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较成熟的文明都是建立在一定理性基础上的，在此意义上，本文不同意只有现代社会的西方才具有合理性的观点。因此，研究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不在于合理性有无的问题，而在于合理性的方向、方面和程度。关于合理性的社会结构系统即制度化方面上文已作分析，本节要处理的是合理化的思想观念问题。对此，笔者充分赞赏韦伯对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划分，不过韦伯更多将之用于前资本主义宗教和社会类型的分析，而本文则将之视为现代社会合理化的表现。
所谓工具合理化是指社会和个人以用最小的资源或代价获取最大收益为原则而利用各种方法、手段和条件以达到特定目的的行为。工具合理性行为重在行为的结果，功利目的是工具合理性行为的唯一目的。而价值合理化则指不以某种可见的利益为目的，在深思熟虑及信念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较恒定持久的对意义和终极关怀的追求。价值合理性行为更关心行为本身和行为结果的意义，而不是行为的结果。工具合理性所以是合理的，在于其目的的合乎理性，而价值合理性所以是合理的，则在于其价值的合乎理性。
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工具合理化为功利所驱使，尽量减少成本，消除浪费，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革新，提高效率；价值合理化为激情、理想、信仰所驱使，常不计后果的付诸行动，具有“革命”性质，因而能打破现代化起步时的僵固势力，还可以促进社会公正。一个社会如果工具合理化太过分，不但有丧失社会公平的危险，而且会导致人的“工具化”，泯灭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而价值合理化走向极端，则会破坏社会稳定，不但不能推进现代化，反而中止和延误现代化的合理化进程。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对工具合理化和价值合理化的要求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一旦策略失当，偏入歧途，现代化就会受阻滞延宕，这是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再看到的。
现代社会工具合理化的核心和最大成就是科学技术，价值合理化的中心和最高成就是伦理。现代社会工具合理化高度发达，传统社会则价值理性占优，但现代化和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价值合理化是与传统社会的大不相同的，传统社会是出世的、超越的、诉诸精神的，而现代社会入世的、现实的、诉诸行动的（中国儒学虽是入世的，但是超越的、诉诸精神的）。在此，我们再一次强调注意合理性的方向、方面和程度，而不是合理性的有无。
迄今为止，人类现代化的一切成就和问题都可以由工具合理化和价值合理化得到最完满的解释。西方的现代化是工具合理化高度发达的结果，由此导致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和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的制度化社会，但价值合理化则远远没有完成，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倒是形成了，但其整合却看不到希望，尤其是现代道德伦理的合理化就更为渺茫。现代资本主义所有文化危机的总根源就在这里，现代人的困境的根本原因也导源于此，即工具合理化的膨胀和价值合理化的萎缩。在经历了现代和后现代之后，我们对这两种合理化就有了较清醒和明确的认识，后发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类的前途也许会因此而益发光明一些吧。
就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和思想观念的合理化的关系而言，制度化是工具合理化和价值合理化的现实表现，工具合理化和价值合理化是制度化的观念形态，制度化是形式合理化，工具合理化和价值合理化是实质合理化。相对而言，形式合理化较易实现，而实质合理化则艰难得多。学者们在其研究中都已前提地预设了西方为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但他们又一无例外的将现代化看作是一个进程，此即意味着西方也仍在现代化。此中的逻辑难题却没有一个人哪怕作出一丁点儿解释和疏通。其实，西方目前的现代化只是制度化和工具合理化，需要继续完成的是价值合理化，即以伦理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价值观的整合，而这是最艰难的。一个成熟和成功的现代化，形式合理化和实质合理化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在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中，二者又交织在一起，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现代化：本土化
现代化同时也是本土化，本土化是指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把现代化的合理化有机纳入本土社会，将二者圆融地结合，并使合理化最终成为本土的一部分的过程。因为现代化的合理化或合理化的某些方面对本土社会来说是外来的，所以称为本土化。
现代化的本土化不但是后发国家面临的，在早发国家同样存在。我们一般笼统地称西方的现代化，其实在西方内部不同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程度和方面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即使在早发国家，现代化一开始并不是就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和展开的，英国可能在经济合理化方面走在前列，而在政治合理化上却比较迟缓；德国教育合理化相对突出，但社会整合比较落后。即使在同一领域，现代化的发展也可能不一样，法国的政治价值合理化启动较早，政治的制度化又较艰难；美国政治结构的分权倾向严重，合理化的整合就费些精力。既然现代化的方面和速率不同，就有借鉴和土本化的问题。只是西方国家因为文化的同质性和文化的合理化基础，本土化能比较从容地实现，而且是正面的、积极的，而后发国家因为文化的异质性以及文化传统于现代化所需的合理化基础薄弱，又是在面对西方强权侵害掠夺其国家利益的情形下而奋起现代化的，因而，本土化的问题就尤为突出而艰难，而且是反面的（但不是负面的）、消极的（但不是被动的）、又带有急迫性。
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所描述的现代性、现代化的传播和扩展、现代性的全球化确是事实，但事实并不止这些，这些事实更不必然的就导出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所认定的结论：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资本主义、西方社会模式统一世界。
不错，现代社会具有共同的特性：现代性，但传统社会同样存在共同的特征：传统性，而人类的传统社会并不因为其共同的传统性就都是一个模样，中国和欧洲中世纪大相径庭。同样地，虽然共有一个现代性，但现代社会不妨有其多姿多彩的面貌。因此，自然地，也不能因为现代社会具有现代性，就得出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的所有特性都是现代性。既然如此，现代化就不是全盘西化，只是现代性的本土化。然而，因为现代化首先在西方进行并取得较高成就的，以及西方已经历史地占据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势，现代化又必然是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地“西化”，这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本土化无法回避的选择，是对后发国家和民族的理智和情感的严重考验，这个问题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现代化成功与否。
诚然，现代化是一个（由中心向边缘）不断传播和扩展的过程，但并不能因为传播，处于边缘的传播对象就得彻底解除武装，一无保留原封不动地接受传播主体（中心）所有意无意传播的一切。现代化不是也不可能是“拷贝”，美国的政治现代化没有拷贝英国的君主立宪，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也无需复制西方的新教理论。同样，全球化进程并没有使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差异消失而同一化，难道全球化只能是墨西哥和非洲的“现代化”而纽约、巴黎和罗马越来越充满不“同一性”的异国情调吗？
其实，单靠传播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如果只有传播效应，那么，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同一速率、同一步调、同一时限、同一模式，以及同样的成功或失败，而迄今为止，各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却各不相同。如果按传播论的话，那么，殖民地应该顺利完美地完成现代化的，但亚洲、非洲前殖民地在民族独立前却没有一个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美国的现代化也不是宗主国扩展带来的，而恰恰是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自主完成的。我们所说的主体性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主体性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价值合理化所要求的）。
主体性意味着不是传播和西化而是本土化决定了现代化的进程和成败。对进行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来说，现代性的许多特征都是外来的，原封不动的移植过来，不但不能在本土立根，推进现代化，反而会引起外来的现代性与本土的传统性的激烈冲突，阻滞现代化，所以需要本土化，把现代性融入本土社会，转化为本土的一部分，以完成本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现代性并不因为是外来的，不是本土自生自长的，现代性就完全水土不服，与本土社会文化两不黏粘，只有彻底摧毁本土社会，另起炉灶，才能生长现代化。一个本土传统社会也许不具有现代化所要求的那些方面、广度和深度的合理化，但这并不排斥也不妨碍它吸收进行现代化所具备的合理性。四大发明不是西方的，但西方吸收利用得很好；中国的工具合理性不够深切，但不妨中国学习西方的工具合理性。所以把外来现代性本土化是必要的，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因为现代化的外来特征，在本土化过程中，两相撞击的是全面接触的本土文明和西方文明，就导致外来与本土、现代与传统、新与旧、西化与民族化、功利与价值等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现代化几乎一无例外地受到本土社会和文化不同程度的抵制，抗拒和排斥就成为所有国家在开始就接触现代化的当下反应，因为这毕竟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楔入了一个原有结构所没有的新的异质性的部分和功能。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因为不是所有的本土传统因素都是负面的，所以在由本土传统文化启动且由本土传统社会承担的现代化时，就必须尽量激发本土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积极因素，实行创造性转换。在一开始，现代化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持本土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权威，还要万分谨慎地选择外来现代性的不同方面。本土化只能从功能替代入手，即使传统社会结构变换出新功能，再进行制度化建设。制度化应适时明智地处理好集权与分权、分化与整合的合理化。如果本土传统结构过于僵化以至无法推进现代化时，就可能因为价值合理化的作用而爆发革命，以一种较猛烈的方式摧毁原有结构，为合理化扫清障碍。但革命是一把双刃剑，而且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正面推进现代化的。随着现代化的合理化日益融入本土社会，本土化的阻力将越来越小，就需进行由本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变。完成了结构转换，本土化能力将大大增强，但此时本土化的需要越来越小，因为本土社会自身的合理化能不断地生长现代性，至此，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就是这样由本土化所决定的。
总之，本土化是主体性内在要求的，本土化不是全盘西化，但是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西化，本土化决定着现代化的进程和成败。
归结之，现代化就是建立在主体性上的合理化和本土化，主体性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合理化是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本土化是现代化的方式和途径。从由传统向现代转进来说，合理化和本土化是时间的历程，从由外向内吸收并在内部扩展深化来说，合理化和本土化又是空间的展延，现代化就是合理化和本土化的交互时空，也是合理化和本土化的时空交互，因此，现代化就是一种时空变化，并相应地变化了和变化着我们的时空和时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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