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动与结构互动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研究——评林南社会资本理论的方法原则和理论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理论论文,互动论文,视野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多年来，社会资本研究取得了迅速进展，不仅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提出了丰富的理论观点，而且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社会资本研究由此而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局面。林南(Lin Nan)在社会资本研究中独树一帜，他从个体理性选择行为出发，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中，建立了强调差异、变化和建构，把社会资本放到微观、中观和宏观社会结构中进行系统论述的具有鲜明特点的社会资本理论。
一、阶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林南认为，研究社会资本是为人类科学地认识自身作出的努力，不同时代和从不同立场对资本问题开展的研究是人类对社会资本认识的不同环节，后来的研究只有在重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累计性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才能推进学术前进，并且坚持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连续性。从这种建立科学知识的原则出发，林南认真考察了西方学术界对资本研究的发展历程。
在林南看来，要想建立一个清晰而科学的社会资本概念，必须首先明确资本概念的确切含义。林南十分重视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研究，在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林南指出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包含5点重要内涵：(1)资本同商品生产与交换联系密切；(2)资本不仅仅是商品或价值，它还包括投资过程；(3)作为投资过程的一个结果，任何形式的资本都是增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或利润；(4)从本质涵义上看，资本是一个社会的观念；(5)资本是资本家从商品生产与流通中获取的，体现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注：Lin,Nan,2001,pp.7～8.）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对林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资本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其二，资本是可以带来回报的投资过程。正是接受了马克思的影响，林南把资本定义为“资本是为了获取回报而在市场中的资源投资”。（注：Lin,Nan,2001,p.1.）可以说，对资本的这种界定是林南形成独具特点的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之一。但是，林南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不是全盘肯定的，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阶级资本”(class capital)，而他在界定自己的资本概念时却剔除了资本的阶级属性，这说明林南不赞成从阶级关系的视角讨论资本问题。
林南主张从个体的目的行动出发研究社会资本，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理论的讨论中。关于人力资本的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是由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和贝克(Gary S.Becker)等经济学家作出的。人力资本理论重点论述的是劳动者如何通过接受教育和技术训练而掌握知识与技能，进而具备获取更多利益回报的能力，并且利用获取的回报或利润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林南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是对马克思的阶级资本理论的超越，是一种“新资本理论”(neo-capital theory)。（注：Lin,Nan,2001,p.8.）
林南概括了人力资本理论同马克思阶级资本理论的主要区别：（注：Lin,Nan,2001,pp.11～14.）首先，马克思的阶级资本理论以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核心，而人力资本理论则以劳动者提升自己的知识、能力和社会地位为核心。进一步的结论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关于“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的理论，而人力资本理论则认为资本是植根于劳动者自身的，因此它是一种人力资本(hum an capital)。更进一步的推论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关注的是物，表现为资本作为物力资源的客观性；而人力资本理论关注的则是人，表现为资本附着于人身上，作为人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的主观性。
其次，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者仅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而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劳动者是投资者，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知识与技术获取增值回报。因此，劳动者不再仅仅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具有了同资本家一样的获取回报的能力和期望。他们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不再是单纯对立的关系，可以为了对投资回报的共同追求而消解马克思所言的阶级对立关系。所以，在人力资本的论述中，资产阶级同劳动者之间的对立被淡化了。
再次，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者不仅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活动都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说人的能力和人的活动都被物化了；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则恰恰相反，劳动者被看做是有目的、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劳动者的目的性和选择行为受利益机制刺激，他们因为意识到知识和技术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并且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主动地追求知识与技能的训练，主动地以知识与技能为资本去开展投资活动。
最后，阶级资本理论同商品生产与交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人力资本理论则把资本的获得与投资同教育联系起来。在林南看来，这种变化是资本研究从生产与交换的宏观过程向劳动者自身能力的微观过程转向，这种转向是人力资本向阶级资本理论的两个重要挑战之一；另一个重要挑战是认为劳动者可以凭自己的人力资本而变成资本家，而这两个重要挑战都同重视教育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直接相关。在阶级资本理论中，教育是资本家控制劳动者和生产过程的工具；而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成为劳动者实现自己意志和利益的工具。
可见，林南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改变了对资本存在的社会基础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把人力资本理论称为新资本理论，是因为它对生产与消费市场中的社会关系作了与阶级资本理论假定的基本结构根本不同的解释。”（注：Lin,Nan,2001,p.14.）
在林南认可的新资本理论中，还有一种保持了马克思阶级分析立场的资本理论——布迪厄(P.Bourdieu)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布迪厄讨论的文化资本，是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向社会灌输的价值规范和象征意义，是体现了社会统治集团的意志和价值追求的系统，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向社会成员进行的一种投资活动，其资本回报是权力地位的稳定。虽然文化资本的实现途径也是教育，并且灌输的对象也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成员，但是因为它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反映了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因此它的内容虽然同人力资本有相似之处，但是，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分析原则却是同阶级资本理论一致的，都是一种阶级分析的视角。
文化资本理论也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这不仅因为在布迪厄那里文化资本同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都是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三者可以相互转化，并且，文化资本的这种解释也影响到林南、科尔曼(J.S.Coleman)和普特南(R.D.Putnam)等人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他们都承认价值、规范和意义是社会资本的构成内容，就此而言，他们的社会资本理论都接受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直接影响。
暂且不论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界定的分歧，在一般意义上，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的这个定义表达了他同科尔曼、普特南和布迪厄等人的共识：“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注：Lin,Nan,2001,pp.24～25.）联系林南等人的其他论述，这个定义表示出了三个基本含义：其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其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增值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含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而且也包含声望、信任、规范等文化资本以及蕴含在个人身体之中的知识与技术等人力资本；其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的这种界定，是在考察、分析和概括马克思以来的阶级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他汲取了这些资本理论中他认为合理的因素。应当肯定，林南在资本理论的演化史中总结和概括的社会资本理论具有真实的根据。事实上，阶级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过是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共同本质是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马克思、舒尔茨、贝克、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人不过是从不同层面或不同角度看到了可以带来回报的不同形式的资本，这些资本在投资过程中的作用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而逐渐突显出来的。
概而言之，阶级资本理论对应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应于新技术革命时期，而社会资本理论则对应于后工业社会充分发展时期。在对不同形态的资本理论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和林南等人建立的社会资本理论，不仅有其对资本问题认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逻辑根据，而且也有其资本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发展或展开的现实基础。尤其应当看到，社会资本理论是在阶级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资本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承续了200年来经济学和社会学对资本问题的丰富思考。
二、关系论、集体论与行动论
尽管对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例如把社会资本看做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是取得回报的投资等等，但是，也正是在这些共识中包含着走向分歧的内在根据。在对社会资本的共识中，已经展开了一些重要的矛盾关系：关系与资源、集体与个体、结构与行动等等矛盾。是从关系、集体和结构出发来认识社会资本，还是从资源、个体和行动出发来认识社会资本？或者是从这些矛盾关系的互动统一中来认识社会资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成为社会资本研究深入展开的前提。
科尔曼从关系出发开展社会资本研究，他对社会资本作了这样的解释：“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见的物质是其存在形式；人力资本肉眼看不见，它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中；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注：科尔曼，1999，第356页。）可见，科尔曼是根据同物质资本（马克思的阶级资本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区别来界定社会资本的。应当说，科尔曼的界定有其合理性，因为要把握一个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应当在同类事物的联系中来揭示它的本质属性，所以科尔曼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认识还表现为一种功能主义的理解，他指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注：科尔曼，1999，第354页。）科尔曼以一些实例来论证只有在某种社会关系中获得了某种支持、利益和作用，社会资本对于行动者来说才真正地发生了。（注：科尔曼，1999，第354～356页。）
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看做是科尔曼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的进一步展开。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中，普特南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普特南以实证研究为根据，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人参与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的兴趣呈下降趋势，美国的社会资本也随之趋向萎缩。（注：Putnam,R.D.,2000.）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与科尔曼是一致的，他也认为社会资本只有在人们参与社会集体活动、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利益和支持时才能发生。
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解释也具有集体论的色彩。林南曾经指出：“布迪厄从他的阶级观点看问题，认为社会资本是主导阶级（如一个团体或网络）的成员为了维持和再造团体的团结和保持团体的控制地位而进行的对互相确认和认知的投资。团体的成员身份是建立在清晰的排外的界限（如出身、头衔、家族）上的。”（注：Lin,Nan;Cook,K.;Burt,R.S.,2001,p.8.）团体论或集体论的特点是强调内部凝聚和对外联系的边界，这一点是布迪厄和科尔曼、普特南等人的共同观点。林南进一步指出：“团体的紧密性和内在的凝聚是有必要的。科尔曼当然并不假设存在这样一个社会阶级的景象，但是他也把网络的紧密性看做是社会资本的特殊优势，因为是紧密性维持并提高了普遍信任、规范、权威和制裁等。这些团结的力量保证了网络资源得以动员。”
林南认为，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研究社会资本，最明显的缺欠是强调社会资本的密集性(density)和紧密性(closure)。在林南看来，强调社会资本的密集性和紧密性是集体主义立场的必然产物。因为集体是有边界的，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人认为，只有在集体活动或集体联系中社会资本才是有效的，这就使社会资本的发生与存在被限制于特定的界限之中。然而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关系发生和运行的，社会网络是开放的，网络之间的桥(bridge)可以有效地把不同网络联系起来，这已被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布特(Ronald Burt)等人的研究所证明。
林南从个体行动立场出发研究社会资本，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是个体为了在嵌入性资源中获取回报，通过工具行动和表达行动而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investment)。”（注：Lin,Nan;Cook,K.;Burt,R.S.,2001,p.8.）虽然这个定义同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人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由于强调了个体在社会资本形成与利用中的作用，这个定义又表现了鲜明的特点，林南将之概括为“在这个观点基础上开展分析的核心是：(1)个体怎样在社会关系中投资；(2)个体怎样在社会关系中摄取嵌入性资源以便获取回报”。（注：Lin,Nan;Cook,K.;Burt,R.S.,2001,p.8.）
林南从个体行为出发研究社会资本，不仅同集体主义方法有了明显区别，而且还因此同经济学发生了直接联系。自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就一直从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出发来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当然也包括对资本的投入与运营的研究。并且，林南还一向把社会资本的研究同资源、回报、效益、选择等经济学始终关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使社会资本的研究同经济学发生更直接的联系。
从个体选择行为出发研究社会资本，还超越了传统社会学的理论局限。从群体、组织、阶层、阶级和社会关系等所谓社会层面上开展社会学研究，而不去研究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这是涂尔干在为社会学奠基时严格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同时也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尺度。（注：涂尔干，1995，第25页。）然而正如韦伯所指出的，这些所谓社会现象如果不同个体的社会行动联系起来，就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名词。（注：马克斯·韦伯，1997，第51页。）林南从个体的选择行为出发研究社会资本，并非否认社会层面上的研究，而是试图使社会资本的研究建立在更真实、更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上。
与林南的原则和视野不同，科尔曼、普特南和布迪厄坚持在团体活动或集体关系中考察社会资本，这表现了他们对传统社会学的“社会学主义”原则的坚持。应当说，从社会层面上研究社会资本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因为既然是社会资本，就不应当置社会因素于不顾。但是问题在于，不把集体团结、群体互助、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等等同个体行为联系起来，仅仅研究这些社会现象本身，就会像社会唯名论所指责的那样，只能停留在空泛的概念推论中。
如果对社会资本开展符合其本质特征的研究，那么就应当在集体或社会关系同个体选择行为的统一中开展研究。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把握社会资本在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中的展开形式，而且也能抓住通过个体选择行为得以实现的实质内容。应当肯定，林南在坚持个体选择行为这个出发点的同时，也顾及了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因素的思考。换句话说，林南是在行动与结构的统一关系中研究社会资本问题。
林南把他的社会资本理论称为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这个称谓与他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林南在其代表著作《社会资本》中开篇就指出：“在我看来，社会学是对社会关系中的选择行为的研究。”（注：Lin,Nan,2001,p.1.）这就意味着，社会学视野中的选择行为是在社会关系中展开的，而社会关系也就是社会结构，所以，社会学研究社会资本问题，既要看到其中真实存在的个体理性选择行为，又要注意始终把个体的选择行为放到社会结构中考察。用林南的话来说，要坚持在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关系中开展对社会资本的研究。
三、互动论基础上的理论构架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应当完成三个任务：第一，资源的价值怎样发生？有价值的资源是怎样被分布到社会之中的？以及怎样成为嵌入性资源的？第二，应当揭示个体行动怎样通过互动与社会网络有差异地取得结构化的嵌入性资源和机会结构？第三，应当揭示通过什么样的行动过程能把这种社会资源动员起来？”（注：Lin,Nan,2001,p.29.）可以看出，林南提出的任务可以归结为三点：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
资源是林南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在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中，资源概念的外延十分丰富。就资源的归属而言，既包括个人的资源也包括集体的资源；就资源的存在形态而言，既包括土地、房屋、牲畜、汽车和货币等物资财产，也包括教育、会员、声望、荣誉、信任和组织头衔等象征性资源。而这些资源分别在马克思、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人的资本理论中已经被作为资本的内容而论述了。可见，林南关于社会资本中含有资源的概念界定，是对其他资本理论中资源概念的兼容并蓄。
社会结构是林南研究社会资本的基础之一。林南认为社会结构包含4个基本要素：地位(positions)、（注：position也可译为“位置”，但林南认为译为“地位”）更恰当。因为林南使用position这个概念时，不仅含有职业位置的意思，而且还强调因为资源差别而在社会层级结构中的地位区别，所以他认为译为“地位”更合适。）权威(authority)、规则(rules)和代理人(agents)。（注：Lin,Nan,2001,p.34.）地位表现了个体行动者对资源的占有，或者说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通过个体聚结成的网结；权威体现了地位之间的关系，是控制与取得资源的权力；规则制约和引导在一定地位上的行动者或代理人如何取得有价值资源，它可以起到维持行动者在一定的秩序中获取有价值资源的作用；代理人是占据着那些蕴含着资源的地位的人。
个体行动是林南研究社会资本的另一个基础。重视个体行动与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取得回报的投资活动直接相关，因为既然社会资本是投资活动，那么就一定要论及活动者。如前所述，最真实的活动者是个体，只有从个体及其活动出发，才能把握社会资本作为投资活动的实质。另外，个体及其行动也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资源。一方面，个体都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占有一定社会资源的行动者，社会资源通过个体的占有而形成各种资源的网结，只有通过个体才能抓住这些资源的网结；另一方面，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只有通过动员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资本，而能够动员社会资源的只有那些为了得到回报而积极努力的行动者。
通过对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的论述，林南建立了研究社会资本问题的三个基点。这三个基点的关系是，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社会结构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于是，社会资本不仅仅是关系和集体，也不仅仅是在关系和集体中蕴含的功能，而且还是面对资源争取回报的投资行动，是运动变化的投资过程。把社会资本解释为动态变化的投资过程，不仅是林南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林南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的一种推进。这种推进的意义在于，社会资本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对象，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
在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三个基点之上，林南提出了4个理论假设(postulate)：
(1)结构假设(the structural postulate)。有价值的资源嵌入存在于由地位、权威、规则和职业（代理人）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构通常形成了层级性的金字塔，价值资源的分布、地位数量和权威水平、职业容量也呈金字塔状存在。
(2)互动假设(the interaction postulate)。互动一般发生在资源和生活方式上具有相似或相近特点的行动者之间，即相似性原则。资源相似性越大，在互动中需要作出的努力越小。
(3)网络假设(the network postulate)。在社会网络中，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者带来了资源的变化形态。一些资源属于行动者个人，是个人拥有的资源或人力资本，但是这些资源大部分嵌入于同其他行动者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之中，或嵌入于某个行动者的职位及其相互联系之中。
(4)行动假设(the action postulate)。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受维持和获取资源的目的驱动，即社会资本的投资行动是一种目的行动。维持资源的行动可以称为表达行动(expressive action)，获得资源的行动可以称为工具行动(instrumental action)。维持资源是行动的初级动机，因此，表达行动是行动的初级形式。（注：Lin,Nan,2001,p.75.）
在这4个假设基础上，林南又提出了7个命题(proposition)。
(1)社会资本命题(the social capital proposition)：成功的行动在于积极地联结社会资本。
(2)地位力量命题(the strength of position proposition)：出身地位越好，越有利于行动者获取或利用更好的社会资本。
(3)强关系力量命题(the strength of strong the proposition)：关系越强，社会资本越可能积极地影响表达行动的成功。
(4)弱关系力量命题(the strength of weak tie proposition)：关系越弱，行动者越有可能为了开展工具行动而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本。
(5)位置力量命题(the strength of location proposition)：个体离社会网络中的桥越近，他们越容易为开展工具性行动而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本。
(6)位置对地位的依赖性命题(the location by position proposition)：对于工具行动来说，靠近一个桥的位置的力量依据不同桥的资源而定。
(7)结构的不确定性命题(the structural contingency proposition)：对于那些处于层级结构顶部或者底部的行动者来说，网络化（关系和场所）的效果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注：Lin,Nan,2001,pp.75～76.）
这些假设和命题其实是林南多年来对社会资本开展长期经验研究的理论概括，是林南社会资本理论最基本的观点。在他的代表作《社会资本》中，林南不仅充分论述了这些假设与命题，而且以这些假设与命题为基础开拓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深入而广阔的理论视野。
从微观层面出发，林南首先讨论了理性选择问题。在林南看来，理性选择的实质是行动者如何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收获，换句话说，理性选择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失去最小，获得最大。这两个原则不仅与社会资源直接联系，而且也是社会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每个社会成员都按这样的原则支配自己的行为时，有限的资源就面临着激烈的争夺，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就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任务。当社会秩序形成后，社会生活也就实现了结构化。
可见，社会结构的根据内在于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之中，或者说社会结构同人们为了追逐利益的选择行为紧密联系。同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或目的行为相比，社会结构似乎不具备主动性，但是社会结构一旦形成后，对理性选择行为又具有不可摆脱的制约性。林南不仅看到了理性选择行为在社会结构面前的主动性，也看到了理性选择行为在社会结构面前的被动性，或者说是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构造性。因此，林南从行动对结构的作用和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两个方面开展论述，这一点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论述社会结构的双向建构有共同之处。
在个体的选择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中，林南还认为有必要揭示存在于其中的一系列中间层面的因素，否则将难以清楚地说明个体行动向社会结构的转化与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的制约。关于中间层面的因素，林南重点论述了组织、制度和社会网络及其相互关系。组织与制度问题也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热点，林南把自己的研究同这些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不仅同这些学术热点开展了对话，而且还从社会资本研究的角度提出了新见解。
林南关于制度场(institutional field)的讨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制度场是林南把社会资本放到一个开放的社会网络关系中考察而形成的一个新概念，他这样解释制度场：“当组织和个体受到一组相似的制度支配时，可以称之为存在于某个制度场之中。在制度场中，行动者（包括个体、网络和组织）认可、支持、参与由社会制度指令的仪式与行为，按照社会制度的指令接受约束与动员。”（注：Lin,Nan,2001,p.187.）行动者和社会制度在这里都是复数，也就是说，一方面，不同的行动者及行动者的不同行为要素因为受制度的制约作用而开展了共同的行为；另一方面，制约行动者的制度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共同作用结成了一个作用场。可见，林南在这里突出强调了制度场的共性。在此基础上，他还讨论了制度场作为一种作用场可以超越特定时空的限制，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特殊规则界定社会并使之结构化。
制度场概念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对制度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各学科在讨论制度的作用时，或者笼统地讨论制度的一般性，或者仅仅局限于个别具体制度，在十分有限的层面上开展研究。前者过于抽象，后者则过于琐碎。制度场概念为人们在一个中观层面上开展制度研究指明了道路。具体说，从制度场概念来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人们打破了抽象与狭隘的局限，可以在同类制度的联系中考察制度的地位与作用。
与制度场的论述相关，林南还讨论了资本流(capital flow)问题。（注：Lin,Nan,2001,pp.189～191.）资本流概念形象地揭示了社会资本的动态性，其基本含义是，因为社会资本存在于具有各种差异的社会位置、层级结构或不同的组织机构及各种制度关系之中，所以社会资本在形式、存量和能量等方面都是有差别的，它会因为行动者、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转移、变迁或流动。
应当说，资本流是林南从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差异性讨论中得出的一个概念。林南曾经论及个体占有和支配社会资本的程度与其人力资本状况是直接相联系的，并且个体的社会行动又是在层级结构中展开的，不同社会位置和不同社会层级上的资源或社会资本是不平等的，加上制度变迁和组织环境变化等等因素，都必然使社会资本处于变化流动的状态。在流动变化中考察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于，作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和组织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发挥人们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和选择作用，获得新的或更多的社会资本，推进自己的积极流动。
社会资本的流动必然要引起个体与组织的地位、声望和利益的变迁，社会制度也会在这种变迁中发生变化。于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变化也将随之发生。在宏观层面上，林南重点讨论的是电脑网络(cybernetworks)、地球村(global village)与社会资本问题。在普特南提出美国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下降导致社会资本下降的观点以后，很多学者把这种现象同电脑网络的作用联系起来，认为网络联系是使人们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进而导致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原因之一。林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电脑网络不是抑制了社会资本，而是在新的层面上为社会资本拓展了更大的空间。并且，电脑网络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展现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各个方面，特别是它引起了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全球共振效应，人类社会的整体联系更为紧密，地球村的现象不可否认地迅速展现，这是社会资本在更广阔空间上层开的明证，也是人类社会在宏观层面上的崭新变化。（注：Lin,Nan,2001,pp.23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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