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火焰中的乌托邦火花——席勒对我们阐释过去所做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席勒论文,乌托邦论文,所做论文,火花论文,火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3—0035—07
“我们织，我们织，我们织。”——赫尔德(Herder)[1]
在下面的阐释中，我将尝试将席勒对历史理论的反思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我没有打算赘述有关历史联系及席勒在历史思想发展过程[2] 中的地位，而更多的是将席勒作为与现时代的对话者。我认为他有古典地位，所谓古典文章就是对与其所在时代毫无联系的问题给出答复。
历史导向的推动力
我只想把历史文化的一个元素称作“历史之火焰”，那就是推动力。如果历史思想能够成为当代世界内在联系的文化导向，它就拥有这种推动力。历史只有在能够追溯过去、了解未来的信息时才算是“火一般热烈的”。“信息”这个表达太软弱无力；重要的是精神导向的特定方式。它不仅阐释当代，而且有助于推动实践发展。导向是属于人类意识形成的思想过程，从这一点来看，导向是“文化的”。
人类只有对客观世界及对自身形成阐述性的意识才能生存。他们用这种意识武装头脑和心灵。意识是由四个思想步骤组成的复杂多样的重叠组合：经验、解释、导向及推动。经验、解释、导向能够从历史表述中得以证实。而在迄今为止的讨论中由于历史思想的特性和功能，推动观点总是被忽视了。但鉴于无数的历史政治现象，推动观点显然是存在的：这可以用反面的例子来证明。在爱尔兰，当人们纪念1690年发生于博因河畔的奥兰尼战役时，他们甚至也想杀人。人们经常回忆起这次战役，以至于他们希望将这次战役继续下去(类似地，虽然不是那么血腥，人们也经常谈及发生在南非的英布战争)。这些都是反面例子。与此相反，是不是说理性的历史导向就有积极的推动力呢？
导向与推动的交汇处就是人们常说的“同一性”。这个概念是有争议的，但对于下述事实的争议也许少一些：同一性使得人类成为主体，使得人类以各种形式与客观世界及其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3] 同一性是我们最内在最主观的性质，同一性能够产生并释放出巨大的推动力，以至于生命实践的同一性缺失能够催生厌世思想。
对于这种具有导向性思想的推动力，席勒曾在区别为挣钱而做学问的学者和哲学学者的基础上作过精彩的表述。[4] 他认为，哲学学者有能力“将自己的行为同世界整体联系起来”。[5] 这与从文化导向中概括出行为推动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席勒也谈到了历史思想的一个重要逻辑因素。历史导向指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这种内在联系中能够产生对行为的激励。这种激励开启了生存实践的未来机遇；使得人类能够适应未来。关于这一点，席勒曾对他的学生说：“我们心中必须燃起一种高贵的渴望，对于真理、道德以及自由所赋予我们的丰富遗产的渴望。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了这一丰富遗产，我们又必须使其更加丰富，并且将其传于后世，尽我们的力量做出贡献，将我们的存在展现于这一世世代代人类所构成的永恒链条之上。”[6] 这段慷慨激昂的陈词表达了一个观点：为了将来，历史学家们要研究历史，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知识成果的导向功能而不是沉沦于某一学科的勤奋之中的话。
席勒与现代历史思想的起源
对席勒历史思想的回顾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情形下进行的：作为现代历史哲学的起源，它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而我们却认为这种发展已到尽头。席勒关于历史和历史理论的文本是现代历史思想起源的典范文本。我们从前人那里因袭了一种历史意识形成的模式，而我们却没能掌握它。我们对这种起源负有责任呢，还是说它作为灵感之源已经枯竭？这样的话，正值席勒逝世二百周年之际，我们就真的要以隆重的仪式跟他告别了。
现代历史思想是什么？我认为它有四个特征：
一、在人类文化史上，它首次将人类世界时代变迁的经验领域纳入视野，这个经验领域被称为历史。所有的文化及时代都有历史。但这种全人类的“历史的历史”，或者说“超越历史的历史”，正如德罗伊森(Droysen)所说，还刚刚开始，但不是作为人类世界观的认知概念。席勒及当时的历史哲学将这种全人类历史称为世界史。
二、这种历史的意识在于它是持续不断变化着的过程。这是很奇特的，因为通常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经验更危险、更令人不安的东西，这就是世间万物与人类变化的经验。这种变化的经验通常会被文化所消除，最后形成一种观点：事物的本质是相同的。这是永恒不变的规律，从世界起源之时就已存在，[7] 或者说这是一种跨时代的标准体系，无数事件与历史均已证明其普遍有效性。现代的历史思维是凌驾于所有尝试之上的，通过象征化来平息变化，即达到一种思想上的沉静或者干脆使这种变化销声匿迹。此外，它在其中所包含的变化乃其本身意义之所在。人类世界的经验空间就此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众所周知，这一论断表达了以进步意识范畴划分的重要时代。按照这种观点，未来是要超越过去的。正是这种变化，这种使得经验与期望的时代视域不相对称的变化，产生了历史意识。[8]
席勒的初次讲题内容也是理性讨论的一部分，此次讨论涉及的正是这种新历史观。这里席勒将历史上人类及客观世界的时代变迁的经验空间整体看作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与自然发生冲撞，并且具有未来发展方向，而历史思想就将其推动力作用于这一未来发展方向。席勒在美学第二封信中这样描述了这一未来：“时代形势敦促人类要将所有艺术品做到完美，要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9] 为此需要开阔的经验空间及对于历史深刻的理解力。
三、现代历史思想具有认知特性。人们能够判断出人类世界所有时代的发展动力。这种动力就是历史思想。席勒在他著名的初次学术讲题中说道，在研究世界史时，必须超越一个个排列在一起的个别历史，进一步发展为具有内在互相联系的体系。这种世界史不是所有历史知识的简单叠加。个别历史排序组合的概念是《早期时代的世界史》提出来的，这套书在1736至1766年间分66册在伦敦发表。[10] 这套书总结了当时世界上所有民族及其相关历史知识，却没有按照内在逻辑体系组织这些知识。其中缺少人文卷册，而历史哲学正是将人文卷册作为认知成果来研究的。这种认知成果先于历史专业知识而产生。
正是这种历史哲学从累积的历史知识中总结出内在的历史意识-内在联系，借此为专业历史知识奠定了基础。但在它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时，专业历史知识就已按其自身方法进行的认知程序拒绝了历史哲学，而正是历史哲学使专业历史知识成为可能。因为历史哲学不符合其通过研究获得专业知识的理性标准，而被视为“抽象推论的”，没有足够的经验证明。但没有历史哲学奠定的认知基础就根本不会存在专业历史知识。席勒的历史哲学也指明了这样的认知方面的矛盾心理特征。
四、席勒所阐述的现代历史思想在本质上、在原则上是具有明显人文主义色彩的，具有人性的特征。它将人类分为两种视角：一是经验角度：倾向于将所有时代和文化都纳入视野，并且注意其内在联系；二是人类也拥有规范意识。人类的本质被赋予一种规范。我们从宪法的第一条知道这种规范：“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康德这样解释道，不要把别人当作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要看到别人也有自身的目标。[11] 在历史哲学中，这种人性概念是实现历史认同的前提条件。
对于现代历史思想的这种人性概念，席勒曾在给学生做的演讲中这样表述过：“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共同遵守一项规则，这项规则是他们自己制定的——作为人类必须受到教育——历史讲述的正是这些人。”[12]
历史哲学的批评与反批评
席勒历史哲学所记载的现代历史思想的四种特性现今的状况如下：
一、如今这种广义的历史，即历史导向的人类范畴，已经受到了猛烈的质疑。如果要问在这种普遍性后面到底隐藏着何种真正主体，答案是：一体化的欧洲。具体说来，这种世界史的历史哲学更倾向于意识形态：欧洲的大地方主义自视为人类整体。这种西方的历史哲学难道不是在为统治其他文化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当代的历史探讨对此避而不谈，而是将此种权威解释形式当作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只不过文化冲突的精神武器，这种冲突必须停止，这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必须解除。
对于解除武器我们会很欣慰的。但是还有两个问题很糟糕：一是我们在意识上如何理解全球一体化。全球一体化进程正是从欧洲角度阐述世界史的开端。世界史思想直截了当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即从与全球一体化相联系的人文科学的知识成果中获取灵感。还有人类学的论据，即所有人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对其进行文化定义的权威解释(不管以何种形式)。只要我们身为人类，我们就会想知道，我们是谁，这样我们就需要一种对人类的权威定义。没有这种权威定义，我们精神中的人性品质就会消失。那样的话，除了文化差异，我们同其他物种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剔除我们生理结构的方面)。另外，建立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形式，用来为普遍化标准比如人权、公民权阐述理由。在这一时刻，即人类形成了一张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密切联系而相互作用网络的时刻，席勒的历史思想所代表的世界史开端被赋予了一项任务，对于这项任务我们也必须面对。
二、历史哲学——由于本性使然而向着人类终极目标发展，正如我们从席勒那里获知的——从历史理论角度来看已经过时了。对现代历史思想有很深影响的未来视域已经关闭。未来不是历史探讨的关键题目，历史探讨首先涉及的是回忆。重要的是回首，而未来则成为灰暗的视域(这种灰暗视域毫无联系地与不断发展的西方进步史的思想力量并列在一起)。[13]
由此产生了什么后果？我们需要恢复人类思想框架下的未来标准；我们需要重新探寻历史的时代进程和整体意识。我们真的彻底告别进步范畴了吗？实际上那些批判进步的观点对它还是有所顾及的，因为这种批判所遵循的标准，其可靠性依赖于文明进步的实现，这种文明进步在批判层面上或者是感觉不到，或者是被瓦解的。此外，更重要的是恢复文明进步的范畴，即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将现在看来不具备未来发展能力的进步真正制止，人类才能拥有未来(想一下先前所谓“进步”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目前的进步驱动力发生质变，成为我们自身生存的前提条件。
我想要举例说明文化进步所需要的条件。目前几乎所有历史导向的方法都遵循种族主义的逻辑，这种历史导向中蕴含着思想力量。再表达得慷慨激昂些：人类精神的存在取决于我们克服这一种族主义的能力。这是文化科学的中心任务。[14]
怎样对待目的论呢？至少在历史理论反思的层面上它是真的过时了。实际上很难再找到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证明，历史发展的进程(无论何种形式)从一开始就是目标明确的。在阐释自身变化过程中，人们也几乎不能将历史变化过程视为是目标明确的。在历史意识形成过程中，这种目的观点真的变得多余了吗？
对于这一问题，我坚决做出否定回答。如果历史导向需求能够刺激认知过程，如果历史思想拥有文化导向力量，拥有“火焰”，或者是也许拥有，那么它就具备目的论特征。因为人类实践——历史学将其导向力量作用于这种实践之上并且因此从历史角度对其进行考虑——完全具备目的论特征。目的论没有消失在历史文化的构建过程之中。但它与那种将历史进程归属于目标明确行为的目的论是不同的。从行为目的论的角度看，历史思想有助于“先行筹划”的未来，它同时也要进行“后期筹划”，以便参照经验预测未来。起源导向的目的论被未来导向的构建所替代。
正是这种目的论——区别于早期由神学主宰的目的论，我称其为真正现代的目的论——深深影响了席勒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哲学历史角度构思。由神灵决定的“先期筹划”——现代历史哲学思想与其相联系——将伴随着对行为激励未来规划的构建性再保险的思想而产生并且作为开放未来的新视域而被引入对历史的阐述之中。
现在来看，席勒联系自然的想法比任何时候都必要。因为在阐释人类世界过程中产生了新自然主义，它将人文主义排斥于视野之外，而人文主义自从人类启蒙以来就一直处于人文科学的中心位置。席勒对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阐释，以其令人信服的朴素论据，经得起现代文化中从大脑研究和生物起源学中获得灵感的自然主义的考验：自然强制要求我们建立自由，即从文化角度建立我们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不是采用自然介质而是精神手段)。[15]
三、对于现代历史思想中可认知性的建设性原则，他们迷失在权威主义的小圈子里了。历史哲学开启的整体视野也消失了，它被视为是绝对的形而上学。全人类的历史被分解为许多个异类历史。同时，在自我反思层面上的历史思想也丧失了认知结构这一视角。
与此相反，它将视线投向现代历史学的诗学和修辞学范畴。这样当然会淡化其认知范畴及经验联系。它放弃了历史知识用来提出专业科学要求的方法，转而谈论诗歌；对有代表性阐述成果的分析遮蔽了阐述的认知过程。与这种片面性相对立，按照席勒所代表的历史哲学的传统，我们正需要建立起整体认知概念。难道在通过批判加工过的历史经验开启并反映未来机遇时，真的要放弃人类理性思考能力？
关于现代历史哲学的第四个特征也存在着传承问题。从席勒代表的人文主义当中找不到当代理性探讨的迹象。与之相反却宣告了人类终将灭亡。福柯(Foucault)发现了富有表现力的人类景象，这景象被描绘于沙滩之上，却又被海浪冲走。[16] 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关于人文主义的信中[17] 以及斯洛特狄杰(Sloterdijk)关于人类世界规则的思考中[18] 都脱离了人文主义，以历史最终胜利者的姿态与之告别。想一想在大屠杀过程中人类本性所发生的变化，那么其脱离传统人文主义也是很可能的。难道我们因此就要放弃这种思想，即基于人类高尚的本性它应该拥有一种规范特征——我们称之为“尊严”的思想？恰恰相反：没有这种思想，就不会认为大屠杀事件那么令人伤心，正是这一事件强化了人类归属的标准化力量。
当然传统的人文主义还没有恢复原貌。它必须通过自身不断努力获得革新以适应未来发展。席勒的思想亦将受到质疑：它凭借什么元素为人文主义获得未来竞争力做出贡献？
展望历史哲学的未来
现代历史思想可以从席勒的世界史起源中获取有助于自身未来发展的推动力。面临全球一体化进程，要恢复历史以全貌，重要的是转换思路，而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超越传统中占优势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重新调整视野放眼全世界。只有整体不再以牺牲别人保全自己，而是将二者联系起来，承认对方，它才具备未来适应能力。古典的传统，席勒亦属于其中，已开始建立起世界史的广义概念。对此赫尔德(Herder)历史哲学比席勒的历史思想更具有代表性。
广义的普遍主义意味着将别人视为不同于我们的个体存在，他们拥有自己的存在位置，体现自身个性。狭义的普遍主义认为别人只不过是自己的影子。按照赫尔德的划分标准，他们重新获得了自我尊严。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康德的表述准确地解释这种尊严：我们不应将别人视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其自身也有要实现的目的。[19]
在起源时期被现代历史哲学归于历史思想的认知特征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被设为规范的理智可能产生专制特征。这一点席勒曾批判过：由于其自身逻辑，实践理性的本质就是专制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能再完全信赖它。这样说当然是回避了它的解放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实践理性不是专制的，在统治者执行法律规定时，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规定以人权和公民权的形式隶属于民主政治的基础。“我们拥有人身自由，一种财富——同罗马人的公民权截然不同——分享这种财富的人越多，它就越重要。这种财富建立于理性及公正的基础之上，同宪法变化与否无关，同国家动荡与否无关。”[20]
另一方面，席勒从那种被设为规范的专制理性的威胁中得出结论，将理性理智与后-认知前提联系起来，与标准规则及理论知识的美学介质联系起来。也可以联系到理性转换上来(它是否会局限于美学领域，自然是不得而知了)。席勒的人类学在与历史经验交往中使得规范理性文明化，成为认可理性，这一认可理性在多样性文化中打破了种族抗衡的力量。
席勒历史思想中的目的论元素也被阐释为具备未来发展能力的。我说过，所有的历史思想都包含目的论规则，这种目的论规则潜在于其导向功能之中。[21] 具备了这种目的论规则，历史思想完全是指向未来的，并且伴随着规范化意图。历史思想具备使目的与经验保持一致的功能。席勒从认识论角度清晰地阐述了经历(过去)与规范(未来)之间关系的全部逻辑：他在初次讲题中说道，按照不同的时代延展角度，对世界史的表述各不相同。按照从早到晚的顺序世界史是因果关系的链条，一条原因与结果的结实纽带，一直延伸到当代的行为情景之中。“所有历史事件的真正顺序是按照从最初起源到现实状况；世界史学史是从现实状况向上追溯至事物起源。”[22] 这里不是谈论目的论。历史思想将历史内在必然性的链条恢复原貌。但它并不局限于此。按照兰克的名言，现代历史学不仅想知道，世界曾经是(或变成)什么，而且想知道它的本质曾经是或者变成了什么。也就是说：在因果关系链中紧密排列的一个个历史必须建立现代意识，这种意识不是隐藏于这种因果关系之中，而是有所超越。这种意识创立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它在时间上从后期向前期追溯。首先将时间顺序恢复原貌，这个时间顺序最后通向当代的生存状态。“历史学家从所有历史事件中推测出对当今世界结构及现存生物状况具有重要且容易察觉影响的因素。历史事实与当今世界观的联系是，要为世界史搜集材料的话，需要考虑哪些方面。世界史以这样一个原则为出发点，这一原则与世界的起源相对立。”[23] 这种重新构建如此排列历史的内在必然性链条，以便其涉及到当代的导向问题。席勒这样描述形成时代意识的过程：“他(历史学家)将和谐(行为目的论规则)从自身提取出来，移植于事物的秩序之中，他将理性目标运用于事物运行过程中，将目的学原则应用于世界史之中。他用这一原则考察世界大舞台上发生的每个现象。他用数以千计的事实来证明这一原则，又用同样多的事实来驳斥它。但只要世界变迁的序列中缺少重要连接成分，只要命运没有对诸多事件做出最终解释，他就认为这一问题是悬而未决的，而另一种观点获胜，它能够使得理智获得满足，能够使得心灵无比愉悦。”[24]
但意识与经验在哪里交汇？意识会不会覆盖经验，这样它不是作为恢复原貌的方式出现，而是作为纯粹构思出现？在建构主义之中，经验及因果联系有哪些关键之处呢？
在历史经验重点中一定存在能使意识建构具有说服力的因素，否则的话这种意识建构就只不过是表达愿望的思想。这种意识必须是能够承载经验的，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由可感知事实形成的历史意识(“正如其本质”)。
意识与因果关系在何处交汇？在席勒美学中可以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确切地说就是在涉及具有特殊重要性，蕴含自身意义性的历史那一部分——希腊古典时期。当然我们阐释这一时期的方式与席勒及其同时代人是截然不同的；但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古典时期的意义所在本身就是历史事实。置身于历史经验之中，这是阐释历史的重要灵感之源。
在这一点上，席勒更多的是诗人，而不是历史学家：“一位善良的神灵将婴儿从他母亲的时代夺走，用一位长者的乳汁哺育他，让他在遥远希腊的天空下长大成人。当他成年以后，他作为陌生人返回到原来的世纪；但不是为了让其高兴，而是要像亚格曼侬之子那样，消灭那个世纪。他的肉体虽取自于当代，但灵魂却借自一个高贵的时代，是的，超越时空的，借自其绝对不可改变的本质。从纯净的苍穹及受魔力控制的自然界中流淌出美的源泉，没有遭到世俗腐化的玷污，而世俗却在混沌的涡流中翻滚。”[25]
如果逐字分析这一段落，那么它属于一种优势形而上学；尽管如此，从后形而上学角度看，又可以从中找出蕴含未来的意义。重要的是关注过去的元素，这一元素使得探讨回忆成为理性的，引人入胜的。按照回忆的方式，不是单单将现代意识投射于历史之上，而是在历史异在的起源模式中突然出现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在对当代的导向中是不可或缺的，是建设性的。① 历史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这一因素在专业化历史的自我理解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专业化历史的科学要求已使得这一因素被人遗忘。
前面所说的通过回忆形成意识的传统表述不是席勒创作的，而是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那个著名的段落，其中他描绘了自己在喝茶的时候是如何突然获得一种强烈的意识经验，在此之前他曾往茶杯中浸入了幼虫线蛋糕：“在那一刻我浑身颤抖，像被发生在体内的奇怪东西施了魔法。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感觉流遍我的全身，其形成的原因我无从知晓。在那一刻对我来说仿佛人生浮沉已经无所谓了，无论灾难，厄运，还是欺骗；我的体内发生了原本只有爱情才能做到的变化。同时我感觉体内被一种美味物质所填充：或者与其说这种物质在我体内，不如说我自身就是这种美味物质。我不再认为自己平庸，会死亡。这种强大的愉悦感从哪里来？我感觉，这与茶和蛋糕的味道有关，但不仅仅局限于此，还有别的因素。但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感觉意味着什么？我怎么能抓住它？显然，我所追寻的真相不在于这种茶和蛋糕的味道，而在于我自己。它只不过是唤醒了这种感觉，但却不认识这种感觉……我将杯子放下，转向自己的精神世界。它一定能找到真相。但怎样找？一种不确定性出现了，当研究者处于困境时，精神就会感觉遭到苛求，仿佛一边费力地拖着毫无用处的行李，一边在探寻真相。探求？不仅仅是，是：创造。”[26]
按照这种意识构建经验的模式，过去与现在的区别就会消失殆尽。时间浓缩于意识流瞬间，这一瞬间先于有意识的经验积累而存在。按照意识感知模式，阐述主体原本就与其自身世界的深度层次相联系，而且与其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意识与存在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感知。这种感知促使意识的精神力量对于被感知对象进行阐释。遵照这种精神力量，经验意识将成为自我经验的真相，这一真相必须被阐释并掌握。否则有经验的意识性就不会成为意识生命形成的因素之一，在生命形成过程中时间被划分为三维性。对于生命实践时空延展的赶超要落后于当前瞬间意识流——这种瞬间意识流能够促进对于人类生活方式的文化阐释实践的不断更新。
人类意识的这种感知模式从美学角度看是广义的，也就是说，它蕴含于感知之中(并非局限于专指艺术的狭义美学)。因为回忆是人类感知的时代模式，历史思想的发生完全与回忆相关，所以说普鲁斯特描述的意识经历属于人类历史意识的基础。席勒在他的美学中谈及人类意识形成的基本范畴，并对其加以解释。在这基础范畴中蕴含着历史哲学观念的一种潜势，这一潜势涉及到时代经验与意识形成的内在联系。
如果能够成功地使得席勒美学成为其历史哲学的组成部分，那么在历史经验中就会发觉一种内在意识——特性(感性)。这里指的不是诗学，也不是构想。这种意识不是用来从真实的角度再现历史，也不是从诗学-修辞的角度，甚至也不是从方法论的理性的角度，作为一种推测它只是再现历史的前提条件。伴随这种意识，历史经验获得一种总是被视为不协调的特征：它是幻想的(超越时空，未知的)。它代表一种违背现实的幻想。
只有将具备乌托邦特征(也就是说：超越所有经验)的历史经验美学化，才可能创立新人文主义。在席勒以及最初的历史哲学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消亡以后，在20世纪的悲惨经历中，只有一种人文主义是可以信服的——如果我们赋予其乌托邦的特征。新人文主义的不同之处是经验与幻想的奇特混杂。我们可以从旧人文主义的消亡中拨出历史思想的乌托邦火花。凭借意识形成的人文主义导向，历史思想可以点燃熊熊火焰，历史思想需要这火焰，为了在奥斯威辛事件以后辨明文化方向。
席勒有句名言：“将真正的痛苦化解为崇高的情感，这才是人性最高境界”。重要的是痛苦的范畴。要从历史痛苦经验中有意识地拨出意识火花。这一火花——在席勒之后，我也要宣告——将会在历史经验的感知模式中熊熊燃起。
注释：
①弗兰克·安克史密特(Frank Ankersmit)在其早期作品中曾指出历史意识形成的思想构建过程，参见Ankersmit,Frank R.:The sublime Dissociation of the Past:Or How to Be ( come) what one is no longer,in:History and Theory 40 ( 2001) ,S.295-323; ders.:De historische Ervaring.Groninge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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