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全球化：科技革命与国际生产分工
科技革命是推动国际生产分工的根本动力。历次科技革命都极大提升了社会分工效率，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本文分析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科技革命对国际生产分工产生的影响，描绘了智能时代的国际生产分工的未来图景，并着重探讨了智能时代的中国机遇。
科技革命是推动国际生产分工的根本动力。人类从蒸汽时代迈入到电气时代，再发展到信息时代。历次科技革命都极大提升了社会分工效率，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经历了两次“松绑”过程。第一次科技革命解决了社会化生产和远洋运输的“能源动力”问题，比较优势使得各国生产和消费发生空间分离，国际生产分工实现了第一次“松绑”，但该时期各节点拥有相对独立完整的生产链，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生产分工。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了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飞跃发展，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形式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生产分工的典型特征，全球化实现了第二次“松绑”。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创新已经开启。从历史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势必会对社会生产和国际分工产生革命性和颠覆性影响。
教师提问：从性状杂交上看，图4、图5展示的杂交组合是什么关系？以此引导学生回忆正交和反交。受此启发，持控制眼色的基因位于Ⅱ-2区段观点的小组又设计了图6所示的杂交实验。然而，图5、图6所示的实验结果却又是相同的。
以上5个子系统组成了总的余热回收系统（缸套水及烟气换热器系统）。本系统的特点是将不同性质的热量加以综合利用：①缸套水的利用，采用了较高性价比的温差换热设计，板式换热器采用了不锈钢材料，传热效果好、防结垢。②烟气的利用，采用了防露点腐蚀的换热设计，换热器采用强化传热翅片管结构，传热效果好、无露点腐蚀。③系统设计的安全冗余度高，任何一台发动机故障都不影响系统的整体运行，任何一子系统的故障也不影响热水循环发电系统的运行。
蒸汽时代与国际生产分工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指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人类开始从手工作业时代进入到机器时代。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后，英国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心。蒸汽动力在航海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货物的远洋运输成为可能，各国实现了货物的跨国境交换。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发明与广泛应用深度改变了社会的供需结构。一方面，机器生产产品的供给远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不能满足大机器工业引致的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中间品与最终产品国内供需的不匹配性势必会产生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当时“世界工厂”英国所生产的钢铁、煤炭、纺织品近乎垄断了全球市场，英国殖民地成为其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大卫·李嘉图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解释了蒸汽时代的国际生产分工，当时的国际生产分工的主要形式为产业间贸易，发达国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当时国际生产分工的利益分配极其不均匀，具有较高工业生产率的发达经济体位于国际生产分工的核心位置，其他国家处于附属地位。
二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全球化前两次“松绑”过程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生产和消费的时空分离成为可能，全球化实现了第三次“松绑”。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普遍认为，与货物属性明显不同，服务商品具有无形性、异质性和不可存储性等特点，上述特点决定服务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即时性和不可分割性。信息技术打破了全球生产分工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改变了服务贸易产生的前提条件，催生了服务贸易的新业态。互联网为服务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了可能，从而实现了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区域分离。信息存储技术的出现使得部分服务出现了实体化趋势，从而实现了服务“生产”和“消费”的时间分离，服务贸易的领域随之大幅延展，服务贸易的增速超过货物贸易增速。
一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搭建起全球信息自由流动“桥梁”。“互联网+贸易”的电子商务模式加速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高速融合，降低了企业间的“搜寻-匹配”成本，减少了全球价值链各生产环节间的协调成本。跨境电商的发展大幅削减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不确定性。互联网提供了更多的供应商渠道，改变了以往过度依赖贸易中间商的出口模式，减少了国际贸易的中间环节。依据新新贸易理论，企业生产率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信息技术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大量非高生产率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可能。
电气时代与国际生产分工
三是国际生产分工由垂直分工向扁平化方向演变，“蛇形”价值链分工逐渐向“蛛网型”价值链迈进。传统垂直专业化分工主要以多节点流线型生产为主，不同国家依据比较优势占据全球供应链的不同位置。随着跨境电商的兴起，全球价值链的架构随之改变，价值链上下游的交易关系趋于扁平化，中间交易环节明显减少，制造商直接连接消费者。
信息时代与国际生产分工
一是由规模化生产向“柔性化”生产演变。全球价值链由以往消费者和生产者双轮驱动转向以消费者驱动为主导，消费者和市场需求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核心环节，消费者通过用户体验直接介入到产品“研发-生产-运输-消费”的全过程。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者对个性化、定制化、时效性、体验感提出更高要求，能够满足高频率、多样性、小规模的“柔性化”生产模式应运而生。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之上的“柔性化”生产将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主要模式。以纺织服装业为例，不管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还是阿里的“淘宝村”，都在通过“柔性化”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
编辑了解到，学校利用学校教育和教学的主渠道，采取“结合、渗透”的教育原则开展国防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例如，学校聘请派出所的王彩平副校长来校给教师讲座，对国防教育的目的、意义、对象、方法、途径进行了详细介绍，使教师知晓为什么这样做，怎样做好。学校还组织教师观看影像，使教师感到人民子弟兵是最可爱的人，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柱石，是钢铁长城，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许许多多。从而激发了教师对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和崇敬之情。为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本设计配备摄像头2套，安装在地磅两侧与电脑同步，可监视驾驶室人员上下车情况、刷卡情况、车辆上磅情况，车辆挺稳后自动拍摄，避免重复过磅的作弊现象，如图3所示。
智能时代与国际生产分工的未来图景
科技创新成果的“普适性”（指的是科技创新成果在各行业中的投入程度）是定义科技革命的重要依据。在过去两个世纪，能够产生革命性影响的“通用技术”主要有三个，分别是蒸汽机、电力与互联网。随着互联网算法的进一步提高，机器不但能够按照指令完成指定任务，而且还能够进行机器学习、仿真模拟和信息交互。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各层级的产业模块，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研发、生产、运输、交换、营销等经济活动环节，催生了一系列的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智能时代的国际生产分工将会呈现以下演变趋势。
信息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上企业间的互动模式，使得厂商可以通过通讯设备建立远程协作网络，传达生产指令。在信息时代的国际生产分工中，同类产品相互交换的产业内和企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而不同类产品相互交换的产业间贸易退居次要地位。信息技术对国际生产分工的改造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5）在发电机不允许失磁运行时，一旦出现励磁消失故障，应该同时断开自动灭磁开关和发电机断路器开关，增设直接反应发电机失磁时电气参数变化的专用失磁保护，为及时发现故障、解决故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保护配置发出信号后，由运行人员及时进行处理、自动减负荷，提升电力系统与发电机的安全性、稳定性。
19世纪40年代，美国抢在英法等欧洲强国之前，开启了电气时代，率先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时代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用电力动力取代蒸汽动力，很快以电为能源的产品迅速被发明并广泛应用。电力开始作为机器的动力，其能量远远超过了蒸汽动力，企业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升，企业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成为可能。此时市场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资本输出成为典型特征，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对外投资成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将生产的各个阶段分散到不同的地区进行，以实现对生产资源最充分的利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本质，国际贸易从“产品贸易”过渡到“任务贸易”。上游生产者以中间品形式传递到下游生产者，经过多阶段生产和多次跨境交易，最后到达最终需求者，进而形成所谓的全球价值链。
二是制造业与服务化的融合趋势越发明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经历了分工深化到高度融合的过程。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技术进步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专业化生产，促使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电信、分销、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支撑，制造业为服务业提供需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以互联网为纽带，服务业和制造业呈现再度高层次融合的趋势，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逐渐消失，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实现了深度融合，制造者不单提供产品，更要负责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上、中、下游的价值链延伸，增加服务中间投入品的种类，降低企业生产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研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扩大营销渠道，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出口附加值。以摩拜等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就是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成功案例。
四是国际生产分工向“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方向演变，“微笑曲线”趋向扁平化。在传统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价值链上游研发环节和下游营销环节是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核心环节，位于全球价值链中游的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相对较低。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技术会提升“微笑曲线”中游环节的附加值，进而实现价值链体系中的“去中心化”问题。任何价值链主要由商品流、服务流、信息流和现金流四部分构成。信息共享机制和信任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全球价值链各环节效率奇点的关键。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缺乏信任，跨国公司主导的传统价值链体系往往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而人工智能能够显著提高信息流通的效率和质量，区块链技术可以解决价值链体系中节点的信任问题，进而达到效率奇点。
五是国际生产分工由原来的规模经济向速度经济演变，全球价值链响应时间变得越发重要。在信息、技术和运输等高速发展的催生下，时间将成为成本管控的第一要素，国际生产分工的规模经济模式向速度经济模式转变，企业的先发能力、应变能力、流程再造能力等综合协作能力将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除了降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成本外，产品的及时交付能力将成为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关键所在。
六是产业分工将呈现出“云团化”特征。全球技术创新链由线性模式向网络模式演进。制造业是技术创新最活跃的产业。当前，生产模式、产业业态和分工格局在发生不断变革，全球制造业创新体系也随之转变。创新载体由独立性企业向跨领域、多主体、协同性、网络化创新体系转变。当前，许多互联网公司充分利用在下游收集的客户信息和消费者偏好，不断向上游渗透，加入新型智能硬件设备和服务型制造等新兴领域的竞争，布局新型智能硬件制造环节（如苹果、谷歌和百度开始在汽车领域布局）。在传统国际分工中，企业专业化生产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而未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将会呈现出“云团化”趋势，企业不仅仅专注于某一细分产品的生产，而且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深度参与到上下游环节，衍生出一系列产业链条，利用信息技术，快速实现产业链条的跨越式升级。
未来已来：智能时代的中国机遇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从历史看，中国错过了前二次的科技革命，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
当前，世界经济正迎来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的实施主要依赖于应用场景。尽管中国在部分核心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不足，但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具有应用场景上的绝对优势。近年来，以商业应用为引领，中国实现了人工智能市场化应用的高速发展。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不仅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深度重构，也会助力新兴经济体实现弯道超车。中国当前应牢牢地抓住新科技革命开启的机会窗口，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障碍，增强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引导性，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企业应及时抢占商业模式重构先机，推动人工智能与场景创新的高度融合，实现与第四次科技浪潮的同频共振。
屠新泉
刘斌
（屠新泉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斌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编辑/王晔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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