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183;布莱恩研究：电影人、行家、兼职记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家论文,布莱恩论文,兼职论文,记者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9年九月初，当纪录片制作者朱利安·布莱恩登上开往华沙的火车时，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篇章中占据一个前排位置。他当时的计划看起来简单极了：赶在战争爆发前到达波兰，用他夏天在中欧和西欧拍摄后剩下的胶卷，记录下“封锁线背后”的影像。
布莱恩很小就对国外旅行着迷。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长大的他，从传道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口中听说了很多关于遥远地方的奇闻异事。1916年12月，布莱恩高中毕业，而大学开学要在次年的秋天。在这期间的几个月里，他加入了为法国军队服务的美国战地服务队，借此机会去看看世界。这是布莱恩的第一次欧洲冒险，他在一战期间的凡尔登和阿尔贡地区成为了一名救护车司机。在此期间，他养成了一个此后在欧洲旅行时经常重复的习惯：拍摄上百张的照片，并写日志记录下他的经历。[1]
1917年布莱恩回到美国，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业，并于1921年毕业。他很快又来到位于纽约上东区的协和神学院学习神学，并于1926年拿到学位。神学院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布莱恩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地区做社工。直到1930年，他再次开启了漫长的夏日欧洲之旅，常常造访俄罗斯。布莱恩带着相机记录下自己旅途中的经历，回到美国后，在他的公共演讲中，他用这些照片和录像资料向人们描绘他的旅程。[2]
布莱恩的旅行几乎都是以文化为主题，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1937年他在德国的一次七周之行。这一次，他与一家叫做“时间的行迹”的纪录片公司签订了合同，要为它们拍摄一部从各个角度揭露德国纳粹的纪录片。当时，大部分的美国记者都被禁止进入德国境内，而布莱恩却拿到了入境资格。这源于几个月前土耳其驻华盛顿大使馆举办的一次宴会上，他与一位纳粹秘密警察的一场交谈。1937年夏天布莱恩在德国的深度拍摄被制作成纪录片《纳粹德国内幕》并于1938年面世，这是美国纪录片中为数不多的一部批判性地反映战前纳粹德国情况的纪录片。[3]
1937年的欧洲之行结束后，布莱恩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各地进行了广为人知的巡回演讲，介绍德国的情况。《纳粹德国内幕》纪录片面世之后布莱恩声名远播，再加上人们对德国即将铺展开的战事有着持续升温的关注，使得布莱恩人气高涨，并引来很多正面的媒体报道，然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力量试图阻碍布莱恩的巡回演讲。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布莱恩在全美的巡回演讲聚集了大量民众的关注，例如1939年1月28日载于新奥尔良《皮卡尤恩时报》的一篇关于布莱恩即将到弗吉尼亚州演讲的报道所描述的：“摄影师、作家和演说家朱利安·布莱恩，将于星期五晚八时十五分出席于埃莉诺·麦凯恩高中大礼堂举行的新奥尔良学会会议。此次会议将是该学会在本季度组织的第三次讲座。由于原定地点迪克森礼堂场地有限，本次讲座场地改变，以便所有观众都能够聆听布莱恩先生带来的讲座，并观赏他的电影《纳粹德国内幕》。”[4]
1939年2月初，布莱恩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进行了一场演讲。之后当地媒体在报道中写道：“市民教育论坛有史以来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演讲昨晚在本地的高中大礼堂进行。人们观看了电影《纳粹德国内幕》并聆听了朱利安·布莱恩的讲解评论。布莱恩是泰特斯维尔本地人，并且是一位顶级的摄影师。”[5]
一篇1939年3月8日载于《哈特福德新闻报》上的报道预告了布莱恩3月将在康尼狄格州进行的演讲，描述了他在演讲中可能提到的各方面内容，以及他的十卷电影胶片。“他的演讲和图片将几乎涵盖德国当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农业方案和问题将会在耕地的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体现，通过到访埃森的克努伯公司、展示生铁替代品的杜塞尔多夫工业博览会、斯图加特展销会，和展示韦茨拉尔的蓝帜集团工厂的内部结构、杜塞尔多夫的典型房地产发展模式，以及高速公路的建设，展现德国的工业生活。”
在接下来的一天、也就是布莱恩演讲的前一天，报道以称赞他为“世界著名的评论家和摄影师”开头，并接着提到了有人试图阻止布莱恩的巡回演讲继续进行下去。
尽管一股看似有组织的力量一直在阻碍他露面、试图审查他的纪录片，布莱恩无论到哪里演讲，总是吸引着大量的观众。在克莱夫兰的大演讲厅里，5200名观众聆听了他的演讲、观看了他的纪录片。在密尔沃基市，他吸引了4000名观众。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大学，他有5000名观众。在斯普林菲尔德演讲时，礼堂只能容纳4000名观众，座无虚席之后，1000名观众被迫失望而归。[7]
在他最近的四次活动中，共有18000人蜂拥而至，聆听了他的演讲、观看了他的影片，同时还有数千人因为座位不够而离开。
当日的报道刊登了一张布莱恩手握一本《莱卡相机年鉴》的照片，并写道：“他在德国拍摄了25卷影像……记录了几乎是希特勒统治下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关注了普通民众对纳粹统治的反应。”
三月十日的演讲结束后，该报写道“著名驻外记者朱利安·布莱恩刻画出了一个恐惧希特勒的民族，一个强烈地（也许是秘密地）反对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
事实上是布莱恩先生的演讲，而非他的电影，真正向人们讲述了纳粹的束缚是如何强加于8千万人身上。电影本身拍得很出色，很大程度上展现出旅行纪录片的风格，反映出一幅自1933年以来的看似繁荣昌盛、蓬勃发展的图景——通过田间耕作、集市和展会、青年教育、工业生产、纽伦堡的军事活动还有游行场面的图片。布莱恩在影片中时不时地加入了反犹太场景，包括通过一所犹太私立学校反映被视作异类的犹太孩子的遭遇。但是这些影片基本上都是未经处理的，单纯只是图片画面。[8]
当月晚些时候，《洛杉矶企业报》预告了布莱恩将于1939年4月7日在该市举行演讲。在“揭露纳粹：洛杉矶圣殿礼堂”的标题下，该报着重强调了各方力量是如何企图扼杀布莱恩的巡回之旅：“纳粹特务，正如布莱恩所指责的，企图在奥马哈和底特律阻止未经删减的《纳粹德国内幕》一片的放映。但他们阻止不了这部影片在洛杉矶圣殿礼堂的上映一一朱利安·布莱恩，顶级摄像师和世界旅行者，今日宣布。当谈起这些针对他的纳粹活动时，布莱恩表现出的似乎更多的是感到好笑，而非愤怒。这些人的行动完美地印证了美国境内的希特勒宣传者和破坏分子的胆大妄为。这里是美国，然而这些人却在质疑我放映一部影片的权利，这仅仅是一部毫不做作的、没有刻意安排的、反映德国日常生活的影片。我仅仅是以一个公正的图片记者的身份进入德国，并且我认为美国人有权利看到我带回的这些记录。”[9]
继加利福尼亚州之后，布莱恩来到德克萨斯和印第安纳进行演讲。在一场由印第安纳大学资助的演讲中，就在活动开始不久前，位于化学楼的会场的投影仪突然不见了，人们不得不从印第安纳波利斯调来一个投影仪替换。《印第安纳学生日报》1939年4月19日写道：“此次讲座的收益将会用来帮助一部分难民学生下个秋季学期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学习。”
布莱恩从1938年到1939年的巡回演讲在这不久之后结束，但很快一场新的欧洲旅行开启了。这一次旅行，他本打算能够像他早年的欧洲之行一样轻松，而不要像1937年那次德国之行一样压力重重。
“1939年的夏天，我打算给自己放个假。我要去欧洲拍一些照片。但在如此宁静的环境下的工作，几乎不能称之为工作。首先，我会拍摄波兰农民的农耕生活，在那之后前往瑞士。这些我都可以轻松地进行，一边工作一边欣赏如画般的美丽景色。事实上，因为这份工作非常简单，我比预计提前了一个月就完成了。那时是八月末，我正身处瑞士的山间，手上还有6000英尺的尚未使用的胶卷，而距离我踏上玛丽皇后号客轮回家的日子也还有五个星期。”[10]
即使如此，在1939年开始旅行之前，布莱恩非常清楚德国很可能会侵略波兰。尽管在他1939年9月2日从布加勒斯特启程前往波兰边境时，他完全不知道侵略行动的确切时间。很快他意识到自己的行程将会意义非凡，同时也将险象环生。
“从罗马尼亚边境到华沙，我们差不多转了五次火车。其他的列车，因为被砸坏、炸毁或其他原因，把车上的旅客转到了我们的车上。我们的火车变得越来越拥挤，一个隔间里挤了8到10个人，另外在过道上还有至少50个人，带着他们的行李，整晚在那里睡着或者坐着。”[11]
他所在的火车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到达，反而在9月7日的凌晨1点钟停靠在了华沙城外的东华沙站。就在他带着摄影器材和行李下车时，四个波兰士兵逮捕了他。对方坚信他是一名德国间谍。他的美国护照最终让这些波兰士兵相信了，他们还帮助布莱恩搭乘交通工具到达波兰市内。
那天清晨布莱恩进入华沙，不久他就意识到，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已经势在破竹。他很快发现所有的西方记者都已经转移出了华沙，要么彻底逃离了波兰，要么跟随政府逃到另一个波兰城市——卢布林。布莱恩人住了一家几乎被遗弃的叫做欧罗佩斯基的酒店。半夜他被空中警报惊醒，之后他听到德国飞机在附近的街上投掷炸弹的声音。
在华沙的最初几天里，布莱恩和其他被困在城里的美国人一起躲在美国大使馆的地下室里，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官员和雇员。没过几天，布莱恩意识到此刻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让他记录下此次围攻。虽然刚抵达华沙时，在火车站的那次短暂逮捕让他变得谨慎，不敢轻易拿出他的摄像机来拍摄这个正在被毁掉的华沙城。他向波兰当局寻求许可证，并很快得到应允。
“我在（史蒂芬）斯塔任斯基少校12]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本人。他的办公室位于一个巨大而又宽敞的办公大楼里。这座大楼几乎占据了一整个街区，对面便是大歌剧院……在这里我见到了他的三个女秘书，其中一个叫舒尔茨佐娃，（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迷人的波兰女人，讲着一口相当不错的英语……我告诉她我现在是留在华沙的唯一一名摄影师、记者，我迫切希望拍摄下来波兰发生的一切。我说我希望可以马上投入工作，并且尽快把这些影像资料寄回美国，以便让美国人知道德国军队在这里的行径，不是用文字报道，而是用图片。最终她通报给斯塔任斯基少校，少校用了大约十分钟时间，耐心地听我重复了我刚刚告诉他的女秘书的那番话。之后，他答应帮我。”[13]
有人说，当时斯塔任斯基已经安排了一队波兰摄影师来拍摄德国侵略华沙的情况，但他明白想要将这些影像带出波兰将会困难重重。他意识到，布莱恩作为一名美国公民，将更有机会将这些记录着德国军队轰炸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的灭绝人性行为的图片与视频带出波兰。[14]
就在上校批准并答应协助他带着摄像机在华沙城内各处游走的时候，布莱恩不得不瞬间作出一个决定：留在华沙，还是和美国使馆的武官和副领事一起坐车逃离这里。在1939年9月28日的一篇同时刊登在《纽约世界电讯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上的文章中，布莱恩回忆到了那个抉择的瞬间。他不得不决定到底要逃命，还是留下来记录将要发生在华沙的一切：
“9月12日凌晨两点半，美国驻华沙使馆的武官科尔伯恩上校在领事威廉姆·莫顿的陪伴下来到大使馆。他被派到布列斯特帮助美国人转移到北部地区。我需要立刻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上校的车里还有一个空位。这可能是我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唯一机会。
我决定留下来拍照。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凌晨三点半，我站在那里，看着科尔伯恩上校的车子发动。这可能意味着我通往外界的唯一一个机会被切断了。”[15]
布莱恩后来回忆，他当时意识到，如果他和美国外交官们一起离开，而不是留下来记录下这个最惨烈的围攻之一，他将“错失一个一生仅此一次的机会”……[16]
放下笨重的快速成像照相机，带上两个高度便携式莱卡相机和一台存储空间极大的贝灵巧摄像机，布莱恩和他的小组开始在华沙的街头游走。同行的还有斯塔任斯基少校指派给他的向导兼翻译史蒂芬·瑞德林斯基，以及被派来保护他安全的瓦迪斯瓦夫·波莱西尼斯基上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台莱卡相机里的胶卷是柯达公司的新型柯达克罗姆彩色胶卷，这些胶卷拍出了第一批战争题材的彩色照片。[17]然而，由于这批胶卷是新研制出来的，并未经过检测，加上考虑到当时情况的特殊性，布莱恩在华沙拍摄的600多张照片里，只有12张用了该彩色胶卷。这些图片都收录在德文出版物《战争的颜色》里，于2012年面世。
两个波兰裔美国人——斯坦利·库别克和约翰·皮特罗斯基加入了布莱恩的摄影队伍，他们躲避着炮弹、炸弹还有机关枪扫射，记录下德国轰炸对建筑、居民区和医院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他们要经常使自己暴露在废墟之上，以便从更好的角度拍摄。
“我用我的三台‘静态’相机和两个可移动相机，记录下了华沙的每一个部分。
华沙差不多和克莱夫兰市一样大，只需想象一下如果克莱夫兰被火炮和轰炸机毁灭，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18]
他还去了华沙城几公里以外的一个地区，据说德国飞机在那里用机关枪扫射了正在附近收割庄稼的妇女。
那是一片开阔的旷野——没有飞机场、也没有军火库。只有一个简陋的农家木屋。五十码之外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炸弹坑。在房子前面是两个女人的尸体，其中一个手里还握着一袋土豆。不远处还有一些妇女，已经回到田里继续挖土豆。[19]
事实上，根据布莱恩的一位向导后来回忆，当时这支摄影队经常与斯塔任斯基少校和华沙防御指挥官瓦勒里安·休玛将军联系。“他们给予我们当面或电话指示，告诉我们去哪里拍摄”，瑞德林斯基回忆道。[20]
在华沙的两周里，布莱恩还观察了电台的作用。在他为一篇文章准备的笔记中，布莱恩写道：“很明显，华沙第一电台已经被德国人控制。他们在该电台上用波兰语播放虚假的宣传言论，谎称他们正是华沙的官方电台。（波兰军队的）拉佩斯基上尉今晚详细地揭露了这个假波兰电台。他引用了该电台的声明中的片段，这些声明假冒波兰政府的名义，说德国人已经进入了华沙，目前局势已无可挽回。波兰人只有和平放下武器、主动向德国人投降，才能活命。如果他们这样做，一切都会没事。”[21]
布莱恩继续描写波兰人是如何揭发这些德国人的假冒电台的，并指出波兰人将会奋战到最后一刻，同时听众们应该收听真正的波兰官方电台频道。
日复一日，防空警报通过广播传播出去。新的急救站被告知大众，许多防御措施和指示也传达给了人们。事实上，在这次被围攻的整个过程中，可以毫不为过地说，一百二十五万波兰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主要是依靠电台。[22]
布莱恩和另外七十五名左右的美国人在美国大使馆的地下室里避难，只能通过电台来获得德国侵略的最新情况，虽然事实证明有些电台并没有太大用处。
“我们的唯一信息来源就是广播。我们被包围了，而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来犯德军的一切讯息都来自于英国广播公司。我们很少听美国电台，它们大多是爵士乐频道，空洞无物的娱乐节目，对锦标赛金牌榜、或者是森林山网球赛的赛事报道。”[23]
在华沙度过一周之后，布莱恩收到波兰当局邀请，请他在电台上用英文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表一个公开吁求，请求美国支援波兰抵抗德国侵略。布莱恩在美国大使馆的地下室里拟写了发言稿，传达了他所观察到的波兰遭到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也宣读了仍然驻扎在波兰的十名美国官员的名单，以便让其家人知道他们尚且安全。
“在我进行广播发言的十分钟里，电台大楼不断遭到炮击，正如几天来一直被轰炸的情况一样。纳粹自然希望华沙的所有电台都无法正常工作。许多炮弹落在外面的街上，有一颗在我发言时击中了这座楼。我幸得离开电台大楼。在出来的路上，我看到进入大楼时还没有的炮弹痕迹。”[24]
正如上文提到的，布莱恩在华沙呆了两周，拍摄了数百张静态图片和几千英尺的电影胶片，这些胶片都是在轰炸过程中被冲洗出来的。
“我去了伊斯曼的柯达公司实验室，冲洗出了七卷胶片。柯达实验室的两名工作人员很热情地要帮忙，于是我们交流了很多冲洗胶片的方法，最终决定使用一种老式的伊斯曼硼砂配方，D76，这在电影行业中经常使用。尽管它并不是特别细密的颗粒，我们还是决定用它来冲洗那七卷莱卡胶卷的照片。他们下午4点半将胶卷放人了显影箱……5点钟的时候这两个助手把我的胶卷从显影箱里拿出来，然后放入了海波中定影，又在5点25分的时候将他们放人清水箱中冲洗。两个人离开房间了一小会。就在这段时间内，一个六英寸的炮弹直接击中了实验室，将一整面墙粉碎了，彻底毁掉了显影箱。无比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距离炮弹只有六尺远的地方，我的胶片们正在清水槽里冲洗，丝毫没有受损。”[25]
把冲洗出来的照片带出华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在9月21日的三小时的短暂停火里，德国军队允许滞留的来自30个国家的1200名外国人离开，他们将跨越两军交战的无人地带离开波兰、进入德国边境。每个人只允许带一件行李。布莱恩的行李里装满了他冲洗出来的照片。在慌乱中，布莱恩放下他的箱子去帮助一位既要抱着哭闹的孩子又要带着行李的波兰裔美国女性。当他返回取自己的行李时，发现行李不见了。[26]
“最后我们辨认出了远处的德国士兵。走近一点后，那些穿着崭新灰色制服的年轻人带着大大的微笑来和这些难民打招呼，并帮助他们搬行李。我看见一个士兵抱着一个婴儿，其他人小心搬运行李箱，还有几个士兵把他们的外套借给需要保暖的女性。到处充斥着微笑、礼貌和骑士精神。在轰炸了我们几周之后，现在他们倒来帮我们搬行李、照顾婴儿了。这些德国军官肯定被他们自己的‘善良’所打动了，他们安排了一队有线电视记者和摄影师来记录下这次行动。”[27]
很快，这些“中立者”们全都被安排上了开往德国的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了目的地。难民们被按照国籍分组，根据种族和国家地位的不同，有的被送往宾馆，有的被送进了战时收容所。
“在位于柯尼斯堡的宾馆里，我们差不多是在被看守着，并被明确告知不许离开宾馆大楼。然而我还是从一个侧门溜出去散步了。在回来之前我去了一个理发店，因为我急需刮胡子了。然后我去看了个电影。电影院里正在放映一个片子，是一部关于波兰被轰炸情况的片子。很明显，纳粹为他们的胜利感到非常骄傲。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部宣扬战果的片子放映了半个小时，竟然没有听到一次掌声。即使是当希特勒出现在屏幕上、表现他和士兵们亲如兄弟的场面，也没有一声欢呼叫好。我不能相信普通的德国人想要发动这场战争。”[28]
布莱恩认为自己是被追捕的对象，并可能面临德国集中营的漫长拘留。因为他曾经在华沙发表了广播宣言，雪上加霜的还有他广为人知的关于纳粹的全美巡回演讲。他同时也因为那些丢失了的照片而感到沮丧。
“就在我担心自己可能会在德国集中营度过漫长的拘留生活，而我几周来历经千辛万苦拍下来的图片又可能荡然无存之时，我遇到了一个愉快的惊喜。就在宾馆的大厅里，我发现了我的箱子。它是怎么到了那儿的，到现在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个谜。可能是德国士兵们在无人地带的边界发现了它，还有其他人的行李。但它就这么回来了。我没有被人看见和我的行李离得太近，也许对我来说正是一件好事。我从中拿出了我最珍视的三卷胶片，放人了我的口袋。后来一个美国女孩提议，她可以从另外一个美国人那里借到一个要当作纪念品带回美国的防毒面具。瞒着面具的主人，女孩把我的胶片藏到了防毒面具的化学品容器里。六个星期以后，我在纽约从她那拿回了胶片。”[29]
布莱恩拍摄的华沙影像最终凝结成了一部10分钟的自叙式纪录片《围攻》[30]，经由小弗雷德里克·阿尔曼制作，弗兰克·多诺万剪辑，最终由RKO-Pathe公司于1940年出品。这部片子在全美的电影院上映，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邀在白宫放映[31]，并获得了1941年第十三届学院奖的“最佳短片”提名。[32]他的24张摄影作品于1939年12月5日发表在《Look》杂志上。
布莱恩后来写道：“我并不是一名战地记者，我只是一个在和平时代使用摄像机的记者，一个以在世界各地旅行、摄影为职业的人，我用镜头记录人、而不是炸弹。”[33]但在1939年九月初，布莱恩却为世界记录下了炸弹是如何影响了人类。他使用了多种方式：从电影到黑白和彩色照片，到广播宣言和文字报道，还有公众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