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讲史类变文与成人仪式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仪式论文,成人论文,讲史类变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4)01－0049－08
人的成长必须要经历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即人的社会化，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一般而言，一个人能全面行使各种权利，承担各种义务，即视为成人。世界各民族对这一转变高度重视，也形成了与此相关的各种仪式文化，中国早期儒家文化中的“冠礼”即为其典型。[1]由于生活习俗和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成人仪式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素往往有相通之处。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既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受到其他民族原始文化的影响。在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敦煌民众对“成人”的本质和人生社会意义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并通过对某些历史人物故事的展演传唱而表现出来，在敦煌变文中尤其有深刻的体现。下文即以敦煌文学中的讲史类变文为例，对隐含其中的成人仪式文化进行考察与论述。
一、敦煌讲史类变文及其故事渊源概述
敦煌变文的题材，大致包括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佛经故事等类型[2]，历史故事又与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相结合，组成了一系列以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为中心、情节婉转曲折的变文故事，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舜子变》等即为其典型。此外，以古代帝王人物为中心的《舜子变》和《前汉刘家太子传(变)》，也具有丰富的仪式文化意义。下文即拟在对上述五篇变文故事情节与历史渊源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其仪式文化内涵进行深入解析。
(一)《伍子胥变文》。有关伍子胥的故事，敦煌卷子中共有四个写本：P.2794、P.3213、S.328和S.6331，虽有一定残缺，但其结构相对完整、内容丰富，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该篇变文在《左传》《吕氏春秋》《史记》《吴越春秋》等书所载伍子胥事迹的基础上，曲折详尽地演绎了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故事。对于其故事形成的文化背景，刘修业分析指出，伍子胥故事可能是在变文讲唱的表演需要下，“一面似乎是因着乞食浣纱女事而演变出来，一面怕是受战国时代刺客们常有遇到其妻或其姊的影响，互相关联而误传出来”[3]。黄亚平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古今伍子胥故事的演变，认为这一故事的流传存在民间口述和史传记载两个系统，两个系统在流传中“相互渗透，取长补短，使故事不断趋于完善”[4]。这些论述说明，自先秦时期开始，伍子胥故事的核心要素就已经形成，并已具有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以敦煌变文为代表的口传系统，只是增加了故事的人物和情节。
那么，敦煌本《伍子胥变文》故事主要表达了怎样的思想主题呢？学术界一般认为，该篇变文的思想主题是复仇与报恩。陈筱芳分析认为，变文通过对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叙述，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表达了“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的价值取向[5]。然而仔细审读全文，《伍子胥变文》对于以往伍子胥复仇故事的特别渲染，似乎恰好反映了血缘关系和血亲复仇的强化。尹富分析认为：“《伍子胥变文》中的血亲复仇，从其手段和范围来说，已达到了该故事在历代流传过程中的极致，凡是在当时现实中不可能做到的复仇行为，在变文中全部得到了实现”，“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6]。但问题是，为什么从先秦以来，伍子胥的复仇故事一直传唱不衰？伍子胥的复仇行为与报恩行动之间，是否又有内在的联系？上述问题连同伍子胥逃亡过程中诸多神奇细节，无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汉将王陵变》与《李陵变文》。这两篇变文均叙述汉代历史故事。《汉将王陵变》在敦煌写卷中有P.3627、S.5437、P.3867等四个写本，主要叙述了楚汉相争时期，王陵和灌婴夜袭项羽军营，大败楚军；项羽大怒，用计抓住王陵之母以为人质，并命其招降王陵；陵母不从，又恐儿子因此误中楚军奸计，遂假意劝降王陵并借机自刎于楚军之中，以成全儿子王陵扶汉灭楚的忠烈事迹。故事源出《史记·陈丞相世家》，但又经历了复杂的改变，并增加了王陵、灌婴夜袭楚营等突出情节，王重民先生对此曾有深入考证[7]。文中塑造了王陵、陵母、刘邦、项羽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尤其是陵母疾恶如仇、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从仪式文化的角度看，本篇变文故事也是引人深思的。
《李陵变文》在敦煌写卷中只有一个本子，今藏国家图书馆，新编号0866，另有巴黎图书馆藏P.3595号《李陵苏武执别词》，均收入了《敦煌变文集》中。李陵事件，最早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但梁玉绳《史记志疑》已证其不可信，稍后《汉书》的记载则相对详细。敦煌本《李陵变文》在史籍所载基础上，详细铺叙了李陵英勇善战、兵败投降及其复杂矛盾的内心变化，塑造了李陵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及为人之臣的痛苦与悲剧。虽然结局不同，但在所反映的思想主旨和文化内涵方面，与《汉将王陵变》是有不少相通之处的。
(三)《舜子变》。敦煌写本中的舜子故事有两个抄本：甲本S.4654和乙本P.2721，两个写本不同，互有残缺，但相合后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舜作为古来相传的五帝之一，敦煌变文主要表现了他事母敬父的突出孝行，这主要是通过有关古史传说的改变而实现的：在《史记》《尚书》等记载中，舜有着非凡的血统和神奇的降生经历，但在《舜子变》中，他却是瞽叟和乐登夫人这对普通夫妇的儿子；当然，变文在取消舜的先天神圣素质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新的神话内容，主要包括“修仓被纵火”、“淘井被陷害”等情节，强化了舜被后母陷害的离奇遭遇。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陷害的过程中，虽然历经艰险，但舜还是每次都能够在某些神奇力量的帮助下，顺利逃过劫难。
舜的故事来源久远，由于故事情节的不同，叙述的重心也略有区别。张鸿勋曾将《舜子变》的故事情节与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故事相比较而指出，二者的基本情节和叙述都“极为神似”，敦煌变文中的舜子故事已“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转变成了以通俗人物为主，以家庭内部人伦关系为题材，表现父子、母子、兄弟间关系的社会生活故事”[8]，并推测其主题应是所谓“后母型故事”或“灰姑娘型故事”。刘惠萍在此基础上借助于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口头程序理论”，从“主题”、“程序”、“套语”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舜子变》的口传文学特征[9]。上述论著对于《舜子变》复杂的口传文学背景的分析，对于进一步解读其仪式文化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正是由于史书系统和口传系统的交织，使得舜子故事的仪式文化内涵在敦煌变文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四)《前汉刘家太子传(变)》。前汉刘家太子故事在敦煌写卷中共有四个抄本：P.3645、S.5547、P.4692和P.4051，其中以P.3645内容最为完整，首尾无缺，后题“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S.5547等卷则均有残缺。与上述变文相比，《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的故事则较为复杂，除了叙述前汉刘家太子因皇室内乱而逃亡，历经危难最后在多人的帮助下恢复帝位外，还讲述了张骞往见西王母的故事、宋玉向孟尝君荐友的故事、燕昭王误解郑简公来信的故事，以及汉哀帝宠臣董贤的故事等内容，它们的相互关系值得探究。
在对敦煌变文的研究中，《前汉刘家太子传(变)》所受关注度较低。准确识别该篇变文中“刘家太子”的实际身份，乃是深入把握其故事主旨的关键。根据变文所述“刘家太子”最终恢复帝业的事迹，一般认为故事的主人翁乃是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所谓“太子”云云不过是通俗文学惯用的一种“移位”手法。金文京’根据变文末尾的点睛之笔“故云：‘南阳白水张，见王不下床’，此之谓也”[10]而分析指出：“这一故事的主旨乃在于强调南阳白水张氏对刘氏汉朝的莫大功劳，说明张老父子对前汉太子复兴汉朝的事业功不可没，以致其后代在皇帝面前得以不拘常礼，享受殊遇”；“南阳白水张”乃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敦煌张氏所自出，因此这个故事的目的“不外乎强调他们家族和中原本地的渊源关系，藉以光宗耀祖并提高其在敦煌的统治权威”[11]。循此思路，金氏进一步指出，文中所述张骞、宋玉、郑简公、董贤之故事，或与“南阳”地理区位相联缀，或与王莽政变相呼应，五个故事的内在结构关系也因此迎刃而解。上述考证，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的内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如上所述，《前汉刘家太子传(变)》虽然与敦煌张氏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其主体讲述的乃是“前汉太子”流亡和复国的故事，其类型与日本民俗学者折口信夫所说的世界各地神话传说中的“贵种流离谭”故事相合。金文京将其与我国广东地区木鱼书中的类似故事结合起来考察，称之为“太子走国故事”，并指出其结构里面“隐含着神话或王权传说的主题”，与成人仪式有一定的关系[12]。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变文中与成年仪式关系密切的篇目并非仅限于此，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几篇变文均与成年仪式关系密切，也与中国上古时期的某些帝王传说相通，下文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敦煌讲史类变文与古史传说的关系
上述五篇敦煌变文，其题材方面的共同特点是以讲史为主，分别涉及古史传说中的舜、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汉代的王陵、李陵和东汉光武帝刘秀，其中以刘秀事迹发生的时间最近。但无论其时间之远近，变文中的故事均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神话特征，与中国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造成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又是什么？下文对此进行分析。
综观上举五篇敦煌讲史类变文，特别是其故事情节的构成，各篇主人公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及其获救或遇害的经历，无疑是它们故事情节的最大共同点。《前汉刘家太子传(变)》所记刘家太子故事，研究者已指其实以光武帝刘秀为原型。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史记载的光武帝故事，其实已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13]
逃难适遇冰合渡河，白衣老父现身指路，其离奇程度与神话无异，敦煌变文所述刘家太子故事正是以此为基础而铺叙拓展的。这类开国之君在其创业过程中逃亡故事，在其他民族历史中也有类似传说和记载，如《论衡》所记：
北夷索橐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淹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14]
故事的主人公东明和刘秀的身份相似，逃难的情节也很相似，最后都在神奇力量的帮助下获救了，类似的故事还被写进了《魏书》之中。只是在东明太子的故事中，救星是河中的动物“鱼鳖”，这一差异是很值得注意的。在伍子胥的逃难故事中，救人者则仍为“年长者”：
过于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禄万檐，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五员过于吴，使人求之江上，则不能得也。[15]
这位江边的丈人，不为任何荣华和名利所动，似专为搭救伍子胥而来。敦煌变文将这一情节拓展，演变成丈人救下伍子胥并自沉江中，既进一步凸显了伍子胥复仇行为的必要性，也从另一方面加强了伍子胥复仇行动的决心。
仔细比较上述三个人物的神奇经历，可以发现尽管其生活区域和所处时代不同，但“渡河”都是上述故事的相同情节，似乎其中隐含着某种独特的文化信息。就人物获救的情况看，东明太子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对更早，救人的对象为“鱼鳖”等动物，似包含有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人事与天道相互感应意味。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关系，在史籍所载舜的故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如《尚书·舜典》记载舜在就位前的经历：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16]
其中“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就是一次人与自然的深度接触，舜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地应对了自然界中的各种危险。同样的故事情节也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中：
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17]
从故事可以看出，舜因为能够在充满危险的自然界中生存，而被尧视为具有先天的神圣能力，因而也就获得了继承权力的资格。实际上，上述《尚书》《史记》的记载，还隐去了一部分其他内容——舜入于“山林川泽”之中，除了“暴风雷雨”之外，其中的毒蛇猛兽也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因素。《论衡·吉验篇》所载传说，则包含了这些内容与细节：
舜未逢尧，鳏在侧陋。瞽瞍与象，谋欲杀之。使之完廪，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廪，不被火灾；芽井旁出，不触土害。尧闻征用，试之於职。官治职修，事无废乱。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杀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虫不能伤，卒受帝命，践天子祚。[18]
这些故事的细节让人吃惊，舜在山林川泽之中确实遇到了各种猛兽，但它们对待舜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出奇的友善。这些友善的动物，它们在舜的自然历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北夷的东明国王以及《后汉书》所载刘秀逃难过程中的“鱼鳖”、偶合的冰块的作用是一样的，他们不但友善，有时候甚至是极为关键的“救助者”。在中国早期文学作品中，与上述故事情节类似并达到一个极致的，当数《诗经·大雅·生民》：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吁，厥声载路。[19]
这位周民族的始祖在其出生之初的惊险遭遇，向来是历代《诗经》注释中的难解之谜。但如果将其中的惊险情节和《史记》《论衡》《后汉书》所载舜、东明、刘秀的故事相比较，则不难发现隐含在这些故事背后的相似逻辑，那就是“磨难”—“救助”—“通过”的叙事程序，只是“救助者”(或“友善者”)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其相同之处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敦煌变文所描述的伍子胥、舜和刘家太子的故事，主要人物和情节与上述古史传说的记载相似，只是在某些具体情节上有所拓展，并增加了相关的人物。如变文所载伍子胥故事的“渡河”情节，即在古史传说的基础上反复渲染：
悲歌以(已)了，更复前行，信业随缘，至於颍水。……
子胥哭已(了)，更复前行。风尘惨面，蓬尘映天，精神暴乱，忽至深川。水泉无底，岸阔无边。……
悲歌以(已)了，行至江边远盼，唯见江潭广阔，如何得渡！芦中引领，回首寂然。不遇泛舟之宾，永绝乘楂之客。唯见江乌出岸，白露(鹭)鸟而争飞；鱼鳖纵横，鸕鸿芬(纷)泊。……[20]
与此相应，伍子胥在逃难过程中所遇到的人物和获得的救助，也在《吴越春秋》等书所载“渔父赠食”与自沉、路遇“打纱女”的基础上，增加了“遇姐”、“遇妻”等情节，但故事情节的核心“逃难”和“渡河”，却是没有改变的。再如《舜子变》中所写舜子所遭受的迫害及其“获救”情节：
瞽叟打舜子，感得百鸟自呜，慈乌洒血不止。舜子是孝顺之男，上界帝释知委，化一老人，便往下界，来至方便与舜，犹如不打相似。……
即三具火把铛脚且烧，见红炎连天，里(黑)烟且不见天地。舜子恐大命不存，权把二个笠子为 ，腾空飞下仓舍。舜子是有道君王，感得地神拥起，逐(遂)不烧，毫毛不损。……
瞽叟便即与大石填塞。后母一女(心)把着阿耶，杀却前家歌(哥)子，交与甚处出坎。阿耶不听，拽手埋井。帝释变作一黄龙，引舜通穴往东家井出。[21]
在上述故事情节中，突出了舜被父亲瞽叟和继母迫害的情节，是对《论衡》等书所载舜之家庭故事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增加了一位“全能型”的救星“帝释”，特别是其中“帝释变作一黄龙”，似可看作是对古史传说中舜与动物的“友善”关系的改编。至于变文中“刘家太子”的逃难故事，也与《后汉书》等史籍所载刘秀逃难故事有相似之处：
太子遂乃潜身走出城外。逢见耕夫。遂诏耕夫，说是根本：刘家太子被人篡位，追捉之事，诸州颁下，出其兵马，并乃擒捉。其耕夫遂耕垄土下埋地。口中衔七粒粳米，日食一粒，以济残命。……
其太子却乃出土，问其耕夫：“今投甚处，兴得兵马，却得父业？”耕夫答曰：“昆仑山上有一太白星，若见此星，得其言教，必乃却得父业。”[22]
从上文可以看出，“刘家太子”在逃难过程中被一位“耕夫”所救——这位“耕夫”不仅救助了他，更指导他如何复兴“帝王之业”。虽然从身份看，变文中的救助者已从刘秀故事中的“白衣老父”变为“耕夫”，更贴近了民间的现实生活，但救助过程中“口中衔七粒粳米，日食一粒，以济残命”的情节叙述，仍然突出了这位“耕夫”的神秘特征。
综观上述故事及其演变，可以看出从古史传说到敦煌变文，有关伍子胥、舜、刘家太子(原型为刘秀)的故事，其核心情节“磨难”与“救助”，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可知古史传说与敦煌讲史类变文的故事情节与思想主旨，二者之间实有深刻的相通之处。那么，这种相通之处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深层原因和内在动力推动这些故事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敦煌讲史类变文对有关历史人物故事情节的改编，又体现了怎样的思想内涵和文学意义？下文即以对敦煌讲史类变文情节的进一步分析为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三、敦煌讲史类变文与成人仪式文化考论
如上所述，从《尚书》《诗经》《史记》《论衡》《后汉书》等书所载舜、后稷、伍子胥、刘秀故事，到敦煌写卷中的《伍子胥变文》《舜子变》和《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甚至描述汉将故事的《汉将王陵变》与《李陵变文》，他们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如此广泛的时空之中，但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核心要素：这就是他们在非常人生中所经历的非凡“磨难”，以及他们经历此种磨难之后所达致的相同、相似或相反的结局。那么，是什么力量在制造这些磨难？这些磨难对于他们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考虑到这些故事均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因此从神话与仪式的角度进行分析，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思路。
西方学术界对于神话的结构及其所体现的思想，在十九世纪后期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约翰·乔治·冯·阿恩的《神话的科学研究》(Sagwissenschaftliehe Studien)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根据世界文学之林中许多英雄人物的传记，分析了各类神话中英雄冒险的标准道路，指出他们的故事一般包括“分离—传授奥秘—归来”三个核心单元，他说：
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奇的领域中，和各种难以置信的有威力的超自然体相遭遇，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完成那神秘的冒险，带着能够为他的同类造福的力归来。[23]
坎贝尔认为，这种历险模式是成年仪式所代表的公式的扩大；所谓的“英雄”，既包括各类政治人物，也包括某些宗教和文化领袖。美国学者韩禄伯综合西方学术界对于英雄传记模式的研究成果后指出：
在原始部落的成年仪式中，年轻人通常离开生身父母，被暂时遗弃于野外，在远离故土和已有文明的状态下学习、历练，最终认识到真实的自我，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凯旋。而且，一种象征的或是真实的与代表混乱或邪恶的角色的斗争过程强化了成年仪式。年轻人必须用战斗的胜利证明自我。[24]
如果以此来观察敦煌写卷中的讲史类变文，及其渊源所自的古史传说，可以发现相关人物的经历都基本符合坎贝尔所说的“英雄模式”，也就是说，敦煌讲史类变文的故事结构，都跟成年仪式有着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从敦煌相关变文的内容来看，故事中的人物与“代表混乱或邪恶的角色”之间的斗争，往往是极其激烈的，《前汉刘家太子传(变)》即为其中的典型。
根据坎贝尔的“英雄模式”理论，英雄故事的第一个核心单元是“分离”或“离去”，故事的主人公由于各种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区域，去流浪或避难，从而经受磨砺，《前汉刘家太子传(变)》一开始即叙述了故事的背景：
昔前汉欲末之时，汉帝忽遇患疾，颇有不安，似当不免。乃遗嘱其太子(曰)：“汝缘年少，或若治国不得，有人夺其社稷者，汝但避投南阳郡，彼先有受恩之人，必合救汝。”其时遂有汉帝丈人王莽，在於宫中，见其孙年少，遂设计谋，拟夺帝业。[25]
“刘家太子”正是在这样的权力斗争背景下，被迫离开宫廷逃亡南阳，在逃亡过程中先后获得“张老”父子和“耕夫”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刘家太子”在“耕夫”的指引下前往昆仑山，得见“太白星”并获其“言教”，最终得以兴兵恢复帝业，这完全符合坎贝尔所说英雄模式的第二个核心单元“传授奥秘”。尽管第三个核心单元“归来”，在变文中以“遂兴兵却得父业”一句带过而显得很简略，但在结构上仍然是非常完整的。由此可见，《前汉刘家太子传(变)》不但符合坎贝尔所说的英雄模式，而且也反映了成人仪式对其结构与情节的深刻影响。不但如此，敦煌写卷中其他几篇讲史类变文，也与成人仪式有深刻的关系，特别是《舜子变》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成人仪式文化的内涵。
中国古代典籍对于舜的故事的记载，最早的篇章当数《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继承了故事的基本内容。如上所述，“成年仪式”的核心，是当事人在远离文明状态下与自然界和敌对力量及其象征的一种历练与斗争，仪式的主持者则借机对其进行观察和考验。实际上，《尚书》对于尧舜关系的记载，就已经透露出这种“考验”的意味：
帝曰：“咨！四岳：肤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蒸蒸，父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沩汭，嫔于虞。[26]
在对舜的考察中，仪式的主持者主要是尧，考验的目的则主要是测试舜在政治方面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舜的故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成书于汉代的《列女传》等书中，“帝尧妻舜以二女”这一情节得到了强化，尧的女儿变成了舜在危难时刻的救命恩人。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根据中国和日本民间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难题求婚”故事等民俗材料，认为“舜所受考验的传说与那种以‘难题求婚’型民间故事(女子之父出题)为原型的领袖就任的考验故事，结构相同，主要因素也相同”；舜的故事在本质上“反映了在举行成人仪式时来自长老或者长辈的考验”，他甚至认为尧舜故事中的权力关系反而是次要的：
尧既是人帝又是天神，同样具有着双重品格。至于尧在古书上之所以是帝，而不是长老，那是因为“难题求婚”型故事，后来改造变化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谓王位继承的禅让的政治故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27]
我们这里且不去讨论“尧舜禅让”的有无，以及有关婚姻和权力继承的考验仪式何者起源更早，只要能够确认两种不同目的的考验均与成年仪式有密切关系，这就已经足够了。实际上，尽管敦煌写卷中的《舜子变》故事，已由古史传说中“权力”或“婚姻”主题，而转向了家庭伦理中的“孝道”主题，但其成人仪式内涵依然清晰可见。如上所述，《舜子变》的主题是“孝道”，而在儒家文化背景中，是否能够真正孝敬父母，正是“成人”仪式考验的关键所在。总体上看，敦煌讲史类变文对成人仪式文化的体现，主要以家庭伦理关系为主要切入点的，《伍子胥变文》和《汉将王陵变》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上文所述，在有关成年仪式的故事中，被考验者与敌对势力作斗争，通过胜利以证明自己，是成人仪式内涵的核心。但是，“成人”不仅意味着被考验者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其家庭角色的转变；在家庭之内地位的独立，甚至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伍子胥变文》和《汉将王陵变》都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伍子胥的“孤儿”身份，值得注意，有研究者指出：
孤儿角色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父亲去世即意味着父亲角色的消隐。父亲是儿子的角色楷模，同时也是儿子最重要的保护者和帮助者。父亲角色消隐的目的是期待男主人公成年品格的完成。[28]
由此可见，伍子胥所面对的考验，一开始就是多方面的。他既需要为父亲和兄长复仇，以证明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需要通过政治上的复仇，证明自己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的地位。因此综合起来看，变文中的伍子胥故事，是从社会与家庭两个方面体现了成人仪式的内涵。变文中的王陵故事本于《史记》记载：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29]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王陵的事迹本身就具有难以替代的独特性。伍子胥所面对的家庭环境，是失去了父亲、兄长，王陵则是在战争中失去了母亲，但二者的仪式涵义其实是一致的，即这种家庭的巨大变故，意味着他们在家庭中的真正独立，是对他们能否真正“成人”的巨大考验。伍子胥和王陵的故事虽然均以史实为基础，但是当他们摆脱历史的真实细节，而以民间文学的形态在敦煌地区传播的时候，则反映了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仪式文化内涵在其传播中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敦煌变文之所以选择了上述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为题材，正是因为他们的事迹本身已具有丰富的仪式文化意义。
敦煌写卷中的《李陵变文》，则可以看作是有关成年仪式的一个特殊故事。自汉代以来，李陵的故事即在各种民间文学中广泛传播，在李陵故事发生地的河西地区尤其如此。从成年仪式的核心——被考验者必须击败各种敌对力量以证明自己这一情节来看，李陵故事的特殊性是很明显的。据《李陵别传》载：
陵与单于战，矢尽。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夜半虏骑数千追之，陵遂降。[30]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二云：“按《李陵别传》，当是前汉人作，陵既不得已降匈奴，汉朝人士颇有悯惜之者，故为是传，志悲感焉。”[31]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出，李陵两军交战中自认为“非壮士也”，最后投降于匈奴。从仪式文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没有通过成人仪式考验的悲剧故事。然而，《李陵变文》在敦煌写卷中的出现和他的故事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则又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向世人说明，成人仪式内涵的要求并不是绝对和唯一的，生命的存在乃是其意义实现的基础，这也反映了敦煌变文看待历史人物独特的视角和博大的情怀。
综合上文对于敦煌写卷中《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和《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等讲史类变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变文的故事情节和内容均与古史传说和史籍记载有深刻的联系。那么，敦煌变文为何选择了这些人物的故事？上述变文故事在敦煌地区的广泛传播，其内在的动力又是什么？结合上文对敦煌变文与成年仪式关系的分析，不难看出深藏于敦煌讲史类变文中的成年仪式文化，无疑是这些变文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敦煌讲史类变文正是以成年仪式为基础，以民间文学的讲唱形式发挥其教化功能，它的通俗形态中其实蕴含着严肃的内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变文故事的情节与内容中，年龄与成年仪式的关系已经被淡化了，“成人”主要意味着故事的主人公真正开始担负或完成为人子、为人臣和为人君应尽的责任与义务，通过个人与社会的融合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敦煌讲史类变文的故事虽然是离奇的，形式是通俗的，但其所体现的思想主旨，却是十分深刻的。
［收稿日期］201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