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三人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香港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选报告
黄：这次编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及《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准备工作花了好一段时间。小思女士从事这方面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我们可否请她从当年收集资料开始，谈谈我们这次工作的进程。
卢：二十多年来收集整理的资料，今天得到两位的帮忙，得以重见天日，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事。可是，我们也相当受制于能见到资料的多少。事实上，在香港各大图书馆看到的报刊有多少，我便看多少，这实在不够全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大公报》（一九三八年创刊）还算齐备，但《星岛日报》（一九三八年创刊）某一年其中一两个月不见了，很可能这两个月内有很重要的资料，我们便会错失了。另外，由于刊物很缺乏，有些人拿着某一份刊物的某一期，就说它反映了香港的某些现象，这是不科学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同一时间的其他刊物，也没有看到整份刊物的发展情况。即使我们这次采用的资料，其实还有很多遗漏的地方。例如：与香港新文学发展有关的三份报纸，我念念不忘，但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包括《循环日报》（一八七四年创刊）、《大光报》（一九一三年创刊）及《天光报》（一九三三年创刊）。（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年间的《天光报》，但未制显微胶卷，不便参阅。）尤其是《大光报》与《天光报》，据说有相当多篇幅让当时本地年轻人撰稿，甚至让他们自己主编，我们没见到，实属可惜。此外，也有些报纸副刊很特别，例如《工商日报》（一九二五年创刊）、《华侨日报》（一九二五年创刊），副刊本是以谐部为主，但在某一时期聘请了作风较新的编辑后，会出现很新潮的文艺周刊，例如《华侨日报》副刊《香港涛声》，在一九二五年创刊，很保守，是谐部，但间有新的题材。到一九二七年鲁迅来港前后，换了个编辑，立刻推行起白话文写作来。《工商日报》副刊《缤纷》，有黄昆仑（即黄冷观，曾主《大光报》笔政）、罗落花、豹翁的社会小说，但仍带谐部色彩，忽然又会出现有白话创作的《文库》。这种情形值得我们将来继续探讨并详细分析每份报章副刊的变化，但目前碍于时间与篇幅限制，我也不多谈。从二十至四十年代，香港的报章副刊是谐部与现代文学同时并存，这也是很有趣的话题。至于专题材料，会刊在《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中，但由于篇幅所限，资料还是不太全面，这一点将来也应该落实探讨。以上略述了初期香港报章刊物的一些现象。
郑：文学研究不外乎是文学分析、文学理论、文学历史三个部分。在文学历史的处理上， 免不了有一个选汰的过程， 最后自然有典律（canon）的形成，文学史观的建构。既然是建构， 自不免会有相当主观的成分。可是，目前由于史料方面有部分不够全面，而且有时同一份报章或同一份杂志也未必能够完全看到，所以这次的《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及《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也尽量顾及各方面的材料、立场及倾向。换言之，我们三人在典律与史观的形成上，不希望有太多的主观成分，而希望这两部选集可以让读者和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当然，任何典律或历史的构成，总不免有主观的成分，最客观的选裁，也免不了主观的成分。然而，我们相信三个人的合作，起码可以尽量减低这方面的问题。
黄：按照小思的说法，我们目前还不大可能把当年香港文学的全貌呈现出来，而且这次编选集受到篇幅限制，不作资料长编，因此必然有选择性。首先，我们事后回顾，由于比较了解历史的走向，所以可能突出了一些有历史作用、具历史效应的材料；再者，我们在选择作品时，也会考虑到作品的可读性与艺术成分，所以我们也选择了一些自己认为较可取的作品。这个选集多少表现我们对香港文学的选择及淘汰。选汰恰当与否，自是见仁见智。然而，我们自觉运用了较严肃、谨慎的态度，在有限的篇幅内，希望可以提供当年香港文学的面貌，当然还有待调节和增补。我们只是做个开端，对今后例如编选大系的工作，或者会有多少帮助。
郑：本来典律的构成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不同的观点才能够产生。
黄：甚至可以说，我们未必有野心去构建典律。然而，这至少是九十年代的香港本地人，站在香港立场去看香港文学的发展过程，因此较为强调某些香港特色，也不忽视香港在中国全局中的位置。我们希望在两者中取得了某种平衡，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需要读者的批评参与。
郑：“早期”这个词，是萌芽期的意思，泛指二、三十年代；更具体点，是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二七年二月鲁迅来香港演讲，对当时极守旧的香港文化界和文坛多少有点刺激，而白话文也大约在这个时期开始偶被部分报纸副刊接纳；而号称最早的新文学杂志《伴侣》是一九二八年创刊的，所以用一九二七年为起点。及至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大批中原文化人南来，本地新文学顿时非常旺盛；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十二月香港沦陷，新文学活动瞬间全面退潮。从研究的方便和实际的情况来看，将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一并纳入二、三十年代来处理，是比较简单些。
鲁迅来港及其影响
郑：在传统上，殖民地、殖民政府都与既定体制、现有建制站在同一阵线。当时港英政府也支持“尊孔”、“孔诞”仍是放公众假期的，在《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中便选了很大篇幅有关的新闻报道。另外，他们也支持香港的士绅阶级、又崇尚文言文。因此，港英政府大体上与其他殖民地政府的做法很类似，尽量避免与当地保守建制里支持的文化力量、文化过程有任何矛盾的地方。当时香港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港督金文泰大力支持中国旧传统与古文。
卢：现在我便开始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金制军——香港总督金文泰那么反感。事实上，他来香港后明白了英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似是而非的爱好。而金文泰与上层华人则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交往渠道，因此，他经常请太史等人演讲，自己并作座上客。可能这是他个人的爱好，但也可能与他认为这样可以压制反动意念有关。
郑：从这一点来看，鲁迅来港的意义便更鲜明了，因为鲁迅正代表了反传统与白话文运动，他来港的刺激虽然未必是当下可见的，但对年轻人办刊物有启发作用。另一方面，鲁迅来港也引起了当时当权派的忧虑，谢晨光在《谈皇仁书院》这篇文章中，提到邀请鲁迅来港访问的人被问话。
卢：根据刘随（刘前度）一九八一年的回忆，鲁迅南来，在当时相当冷落的新文学文坛起了打破沉寂的作用，去听演讲的人很多。但又据一些人回忆说，有人在门外干扰。刘随笔录的两次演讲，也只登了《无声的中国》一篇。
黄：即是说，二十年代的香港社会仍是相当保守，居民当中大部分是华南式教育程度很低的本地小市民，另一小部分上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从国内流亡到香港的。香港自太平天国开始至中华民国前后，一直都是收留遗民、流亡分子的地方，香港有相当浓厚的保守成分，很难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些支持新思想的人。因此多只由青年吸收一些新思想。由于年青人不一定有丰厚的学识，所以也不能与中国大陆真正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接上。当时的文艺青年未必充分理解鲁迅来港的意义，却可能从上海、广州等地接触到带有浪漫、感伤色彩的作品，从而引发青年人朦胧的憧憬及理想，于是带起香港新文学的开端。
卢：这一点肯定是的。因为鲁迅来港，只作了两场演讲，逗留时间不长，而且有听众甚至听不懂他的话，靠许广平来翻译；所以鲁迅来港的影响力虽然可能很深远，但在当时来说，却不是立即可以引发出火花。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那群爱好新文学的年轻人在摸索中，才开始接触到上海大都市浪漫式的都市文化，如看到上海的杂志等。谢晨光先生便觉得，他虽然自己在香港办刊物，但总要向上海的杂志投稿才可以表示自己的身分，才觉得威风。又如侣伦先生最早发表的小说便是由叶灵凤在上海编的杂志上登刊，他们的订交也源于此。因此，我觉得黄先生说得对，大部分喜欢文学的年轻人，不喜欢传统八股一类的文学；而他们最容易接触到，或者说他们最向往的，是与香港这殖民地都市风貌近似的大上海。因此，我认为他们上接上海的成分，多于上接广州。
黄：对，从意识上、理念上与上海相接。然而，具体上的交往，是否与广州接触较多？
卢：我不大清楚，他们多穿梭两地，来来往往。
两文协之成立
郑：说起文人南来的活动，许多人都会提到由他们分别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究竟影响有多大？
卢：首先说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一般人简称为“文协香港分会”。这其实是依照全国文协的指示而推展的。一九三九年三月，由许地山、楼适夷、叶灵凤、陆丹林等人在“统一战线”的精神下召开，呼唤文化界团结一致，参加的人很多，除了上述各人，还有戴望舒、刘思慕、杨刚、简又文等。
郑：简又文？他不是属“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吗？
卢：是呀！“统一战线”的呼唤下，他和陆丹林都是“文协香港分会”的第一届干事。简又文是以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身分参加的，发表了《文人相重论》，强调“党派意见一概化除”。又在《抗战文艺》发表了《香港的文艺界》。但当“文协香港分会”工作展开不久，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就提议组织一个联合各文化界的团体，九月遂成立了“中国文化协进会”。他和陆丹林都跨任两会工作。他说该会可以成为文化界沙龙，喝喝咖啡，这引起了左派的反感。但在“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只好用打油诗方式在《立报·小茶馆》讽刺“人上沙场我沙龙”。这两会的出现，足见香港是左右两翼文艺界明争暗斗的情况。我在《香港文纵》一书里已详细分析，在此不赘。这两个组织虽说阵阵政治暗涌，但由于在宣传抗日的需要下，仍有许多“合作”及文艺活动。特别是“文协香港分会”，他们的活动能力强大，包括了“文艺通讯员组织”（简称“文通”），培养了许多青年文艺爱好者，例如彭耀芬、黄文俞等。《文艺青年》就是他们的机关报。另外，由于他们的成员多是各报编辑，故一旦要发动讨论，也很容易。例如“抗战文艺形式”及“反新式风花雪月”等争论，一出现就人强马壮，声势浩大。另外还有搞郭沫若五十寿辰庆祝会（一九四一），南来文化人欢迎会，电视首映，戏剧公演讨论，……总之，报上文艺活动消息，全是他们天下。而“中国文化协进会”一开始就强调作为“文艺沙龙”，到头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办些音乐欣赏会，广东文物展览，巡回演讲等。办了《大风》及《真光》（一九四○年创刊）两个刊物，也不是纯文艺的。《真光》出了一卷，就让《中国电影教育协会》去办了。因此，“中国文化协进会”不见得有什么影响。这两个文艺协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当时南来文人活动的写照。
三十年代后期之各种论争
1.抗战文艺之形式与内容
黄：抗战时间，各种政治派别，与思想意识形态的纷争，形成香港三十年代后期的文艺思想以抗日救国为主要任务。稍后还有汪伪政府的文艺动作，借文艺去招降的举动。
郑：在抗战时期，文学如何实际支援国家的抗战活动，有一批人提出用旧的形式，即山歌、民谣、京调、鼓书、地方戏曲等。我相信这批论者是了解到新文学运动以来，无论写作、文类都相当西化，与一般群众有较远的距离。
黄：这是直接与中原相关的，与三十年代讨论的大众语、大众化问题，抗战初期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及民族形式问题，全都是相关的。
郑：当然也照顾到许多群众本来便是文盲的问题，这种旧形式的口头文学较容易做到大众化。这不一定是香港的问题，不过在香港进行了讨论，而且香港当时也没有卷入整个战争里。
黄：香港当时的作品也未必可以负担这么大的任务，因此整个讨论等于内地讨论的延伸。
郑：这仍是在抗战过程里，文学该扮演什么角色及如何扮演的问题。可是，在提出用旧形式时，也有新文学的先行者担心会走过头，如夏衍对这方面便有所保留。夏衍的《杂感一二》明显与广东作家陈残云相反。陈残云较为支持利用方言及旧形式，认为这是“动”的形式，更有弹性；而夏衍则对此有所忧虑。
黄：因此，夏衍正代表了中原作家的心态，胡风与夏衍虽有不同倾向，但对方言化都很有保留。
郑：我觉得如果用旧形式而避开传统的内容，也是一个新探索。
卢：这是延安整套的理论。
黄：香港也有回应，只可以说，这个论题可能对香港某些散文写作有实际的影响，散文作品在这段时期似乎成就较高。
郑：在这场讨论（旧形式新内容）里，有些较有趣的意见，如王幽谷的《怎样在华南写小说》，他认定华南（或香港）读者的品味倾向曲折离奇，并举杰克为例。当时对他这些文章有何反应，我们不大清楚，但王幽谷的观点令我们看到，可能当时香港一般读者的品味与这些讨论形式问题的人有很大距离。
卢：这绝对正确。因为当时杰克的的流行小说已经很受欢迎，他的作品还没有连载完毕，便已有人盗印成单行本或冒名伪作，令他很气愤。到一九四一年几个流行小说家还要成立“版权会”保护权益。从这两件事可以证明，那时候的流行小说是得到华南（或香港）一般读者的认许。
黄：当时杰克初步写出了带有香港色彩，及有一定新文艺情调的通俗作品。杰克可以称为香港式通俗化新文艺小说的创始者，影响直到五、六十年代。杰克所开创的通俗式小说，与一、二十年代的老式通俗小说有颇大的区别。从这段时间开始，香港新文学阵营中，便可见雅俗（或称严肃与流行）之分。
卢：因为这个开端也是本地化作家在被排拒出主流之后，要找的一条出路。这既是他们自己的出路，也必须接近本地读者的口味，这是很重要的。
黄：因此，即使到五、六十年代，甚至八、九十年代也如是。越是本地化，便往往越趋向通俗。
卢：可是，这也被众多本地读者接受。
黄：但也不是没有新文学的。
卢：杰克也就是黄天石，黄天石在早期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新文学作者。
黄：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又办笔会及从事严肃文学。
卢：即是《文学世界》，他在该刊翻译、推介了许多外国作品。
郑：《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中文俞的《从民间故事影片说开去》，都可以联系到你们刚才谈到的问题。文章指出，当时以民间故事、民间戏曲的电影最受欢迎。我们再看其他的材料，更可看到蔡楚生的抗战影片《前程万里》，肯定只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观众层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旧形式旧内容或新形式新内容的争论，旧形式虽然可以拉近距离，但往往是形式压倒一切，若非旧内容，仍得不到读者的欢迎。无论在电影或小说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在新形式的讨论里，后来洁孺（冯明之）的观点很有意思，他提到时事性的问题，认为要快速地反映最新的战况，至于文艺形式应该如何配合主题，则在早期已经提出。冯明之是较为本地化的，他也曾提及作家的写作范围问题，牵涉到如何加强反映的速度。他认为抗战题材是新闻性题材，作品应该有其艺术性的永恒。他说有些主题是永久性的，如：自然、恋爱、死，并认为在抗战时期“一切永久的主题都带上了新的抗战属性”，“是在抗战的立场之上，赋与永久的主题以‘新的颜色’。”他希望在作品的当下性、临即性之上加上艺术性，平衡宣传与艺术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三个永久的主题，我们不一定同意，但至少他看到一个问题：抗战文学的新闻性、宣传性是随时会取代艺术性的，这一点与其他较“左”的文人，只讨论如何利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把文学变成工农化是不同的。
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既站在梁实秋那一阵线，自然要说文学不只有社会功能，还需要有艺术成分。作家可以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即使写抗战，也必须重视艺术成分。
郑：我们今天回顾，认为这种观念也有其道理。较为有趣的是，他提出的三个永久主题，又说在抗战时期“一切永久的主题都带上了新的抗战属性”，在抗战时倒不见有何作品是这样的。
卢、黄：甚至没有人提及。
黄：过去以“爱”与“死”为永恒主题，是俄罗斯的说法；中国人则加上“自然”，成为三项。
郑：是否五十年代的几部抗战小说反而较为符合他的要求？如《星星·月亮·太阳》、《未央歌》、《蓝与黑》等，即是说，后来的作品还较为符合这标准。
卢、黄：他们是同一群人，自然有同样的观点。
黄：换言之，抗战文艺的内容是中原的延续，在香港没有特别的表现，只是从侧面反映了香港文学某些情况。
2.抗战诗歌论争
郑：抗战诗歌的论争也如是。当时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的《平原》副刊上，曾倡议文学不必尽是抗战，避免流于“公式化”，也可以写其他题材，可是引起左派孔罗荪等人的论战。孙毓棠与梁实秋的论点大同小异，甚至比梁实秋更强调诗本身的特殊艺术性，所以可能引起的反应更激烈。
卢：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没有提及孙毓棠这个说法？
郑：这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对文学在抗战时期的功能性的论争，也反映左右两派文艺观的论争。
黄：这并非左右，而是功能性与艺术性、即时与永远的关系。
郑：可是，这又马上引起左右的派性问题。
卢：这固然是，但即使是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与香港有何关系？
黄：香港有诗歌朗诵。
卢：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吗？
黄：这与整个华南的诗运有关。
郑：《立报》也有两篇文章提及这个问题，不过写得不太好，所以没有选取。其内容是骂一些朗诵者。我们今天回顾孙毓棠的说法，他把艺术性及功能性划分得太极端。因为现在回看当年，把诗歌投入抗战，在朗诵诗方面，个别诗人也有成就，艾青是最著名的例子。而穆木天《关于抗战诗歌运动》虽然强调功能性与时代决定论，但他对艺术与意识形态的不可全然分割的观点，也颇有见地。较之后来左派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层次似乎稍为深一些。陈残云的《关于‘报告诗’》，特别提到香港诗人，尤其是鸥外鸥，但他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报告诗。我估计他的意思似乎是以时事入诗，以抗战实况入诗，强调其新闻性。他提到鸥外鸥本来有这种报告诗，但后来却没有了。我相信是指鸥外鸥对一些刚发生的状况有所反映。可是，陈残云却没有说清楚到底在形式上，报告诗有何不同或发展。
黄：我不清楚报告诗是否像马雅可夫斯基写于苏俄内战时期的报告诗。陈残云是否运用了这个概念，要求鸥外鸥写这类诗？
郑：他也提及欧外鸥曾写过这类诗，可能就是这类诗。
黄：即直接反映抗战的情况，等于是报告文学的新形式。而且报告诗可以与朗诵诗相呼应、相结合的。因此，这场论争最大的成果，可能便是在香港出现了一些诗朗诵活动，及为诗朗诵而写出的报告诗篇。
卢：不过要补充一点，诗朗诵的活动是来自文协香港分会的“文通”，他们几乎每个星期也有这类活动，是鼓励群众的诗歌朗诵活动，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项目。
郑：我们没有选取在《立报》上出现的小文章，当中报道了香港当时一些青年人的诗歌朗诵活动。当年也有人批评这样太过文艺腔、太过脱离群众，但也反映了当时在香港的青年人里，有朗诵诗的活动。至于这活动是否符合当时左派所提及的大众化、口语化，则很难说。现在看来难以判断，因为不大清楚其内容。
卢：这些论争影响了部分香港青年文艺爱好者。
3.反新式风花雪月论战
郑：与抗战文艺形式论争及抗战诗歌论争相关的，就是杨刚发起的“反新式风花雪月”论战。
卢：这场论战参与的人很多，几乎“左”、“右”派都提了意见，从当时不少年轻人的回应可以看得出，他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黄：而且是香港自发的，与大陆的关系不大。
卢：应该也有些关系，在抗战时，民族正在水深火热中，在香港居然还有作家在谈风花雪月，与抗战无关，就有人针对香港反起来了。
郑：杨刚随着《大公报》移港出版而来港，他在《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观点相当正统，如提出所有作品该以抗战为题材，不可再写感伤的、个人的作品。《文艺青年》是很值得注意的发表园地，它是香港年轻人参与极深的一份刊物。
卢：这是“文通”的机关报。
郑：尤其是在《文艺青年》中写文章的，基本都是本地的年轻学生，而其中写诗的彭耀芬，作品重点如非写普罗阶级，便是反映抗战生活。他们也相信要推动通俗新文艺来为抗战服务。因此，杨刚的文章观点及其背景虽然是南来文人的大背景，但《文艺青年》却肯定是相当本地化的。从《文艺青年》中的作家可以看出，他们是以香港年轻一辈为主。
卢：这当然是的，因为“文通”是让十来岁的年轻人参加的，根据杨奇先生回忆，这个社团是由上而下命令成立的，“文协”是属于成年组织，而他们一定要团结年轻一辈，于是便利用“文通”去实行。因此，《文通》其实是一个很全面的、有组织的文艺社团。还有一点，这与抗战文艺政策有关，所以冯明之等人的反应很紧张，觉得杨刚的提法不对。
郑：虽然《文艺青年》表面上有些大陆的老前辈（如杨刚），但所有的作者却似乎都是香港的。
卢：这群作者的作品大部分还不可以刊登在《文协》周刊上，故另起炉灶，供他们试笔。
郑：因此，《文艺青年》的作品本地色彩很浓厚。虽然它是从左翼的文艺观来处理香港的素材。
黄：他们只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当然有受到成年人文艺观的影响。
卢：他们每月举办“文艺通讯竞赛”及“香港的一日”征文比赛。
黄：他们面对香港的实际生活情况。
郑：他们仍属左翼的立场。而作品还是表现出相当简单、甚至“庸俗”的左派观念。刚才小思女士提到的征文，其中有一篇我们觉得较粗浅，所以没有选入，就是《文艺青年》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第九期何世业的短篇《一天》，作品批判香港青年西化，受好莱坞电影文化毒害。有趣的是，这反映了香港与美国通俗文化的紧密联系。作品的水准很低，但也反映了一些问题。
黄：以文字为手段，以政治为目的。
卢：我并不怀疑这批年轻人对文艺的喜爱。
郑：何世业的短篇一方面固然是批判，但也可以看到他对这方面很熟悉。他说当时的青年人向往西方人曲发而去电头发，又学好莱坞的电影明星麦伦鲍华（Myron Powell），又学音乐片偶像尼路逊爱迪、珍纳麦当奴的发型等。 这是三十年代好莱坞流行的音乐片的两个明星， 即Nelson Eddy与Jeanette MacDonald。当中提到的“接吻”， 是说香港年轻人发白日梦，希望能有一天到美国演电影，甚至能与洋女人（如珍纳麦当奴）接吻。当然，这篇小说并无艺术可言，主要是批判年轻人没有民族意识、西化、崇洋的思想与行为。然后，他们上英文课时，看到外国老师便联想至英国片《万世师表》（“Goodbye,Mr.Chips”）。 因此，作者虽然批判年轻人，但却反映出他对这种生活非常熟悉。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他批判的这个现象，一直延续下来，至六、七十年代，当时更有学西方组织乐队，穿各种西方流行服装，稍后则较受东洋的影响。可是，我相信所有经历过香港六、七十年代的人也会觉得，他所说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期的情况，与香港后来的六、七十年代没有什么差异，即香港书院内的学生也有类此行为。
卢：《中国学生周报》便批判过穿牛仔裤、跳舞等行为。
郑：似乎这与后来的情况也有所呼应。这次“反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一方面是批判，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风花雪月”的影响很大。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当时流行文化的影响，但我们由这些反面的文章中，便可以看到其蓬勃及影响。
卢：因为如果影响不大的话，他们不必去反对它。
郑：在这个反新式风花雪月的论战里，论点似乎相当模糊不清，人人也插进去参与讨论，但却相当空洞。
黄：包括许地山的论点，也是相当空洞的。
郑：由于论旨不清晰，所以后来变成了大混战，然后不了了之。
黄：最初说是针对胡春冰的，但似乎不是，至少在杨刚的论述里看不到。
郑：令这场混战更形混杂的，是杨刚提出后，加上《文艺青年》的左翼背景，于是右派（《国民日报》）加以回应，肯定是代表了左右的党争。香港汪派更隔岸观火，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汪派甚至觉得，风花雪月没有什么不对。
黄：他们甚至鼓吹风花雪月，以淡化抗战意识、社会意识。
4.汪派“和平救国文艺”
郑：左派说反新式风花雪月，汪派的娜马（今天无法查到是谁）写了一篇散文，在前面并加了一个标题为“新风花雪月文字”，故意与左派对抗。可是汪派在香港的声势很弱，我们从报纸副刊上看，来来去去便只有五六个名字。
黄：其实主要的只有两三个人。
郑：叶灵凤甚至在一篇文章中点出：“和平文艺的阵营里，只得六个人。”因此，有段时间甚至要发出招募干部的呼吁。由此可见，汪派在香港并没有在上海那么多追随者。不过，在汪派的和平救国文艺论点里，有一点是较特别的，即把和平救国文艺依附于反战文学，这其实是转移命题的做法，把和平救国这种叛国的行为，以反战来普遍化，作为遮掩。似乎较当年北京、上海有人自比为“委身饲虎”更差劲。
黄：这个说法是周作人在后来提出的，与这时期内的情况不同。这批文章还没有正面接触政治问题，只是强调文艺是和平的，是与抗战、救国及社会不相关的。不是从政治角度来提出这个主张，只是用纯文学的形式，以淡化当时左派投入社会的意识。
郑：汪派有篇文章是旗帜鲜明地反共的，右派色彩浓厚。甚至指国共第二次联手，是“共产党势力扩张，劫持政府民意。”因此，对他们来说，反共似乎比反国民党更重要。对国民党的反应，或国共两派在港的“新式风花雪月论战”，他们有时便会冷言冷语地认为这是他们内讧。
黄：因为他们都是抗日的。
卢：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抗日，便成为汪派的攻击对象。
黄：汪派是以纯文学的观点，取消了介入文学的做法。
郑：另外，汪派也自我矛盾。在《南华日报》有一篇严明的《评路易士之〈不朽的肖像〉》，一方面强调风花雪月，文学便是文学，自有其永恒性，文学可以完全脱离当时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却认为路易士不够旗帜鲜明，没有坚定的立场。然而，却又赞扬路易士的诗歌艺术，尤其是他的文字与技巧。因此，文章很矛盾，一方面鼓吹任何与现实无关的文学，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又认为路易士虽然“落水”，但却不够战斗性。路易士即后来去台湾的纪弦，是在台创办“现代诗社”的前卫大将。纪弦后来在一九九七年的《联合报》副刊发表回忆文章，只提到他当时进出香港做编辑工作，但对当年他与汪派的和平文艺这个问题，完全避开，但从这篇文章来看，证据恐怕相当确实；加上在抗战末期，他在上海办《诗领土》杂志，出版了五、六期，有部分作品后来收入他在台出版的诗集。还有一点可以补充的，当时有位作者槟兵（目前查不到是什么人）写了两首诗《赠路易士》、《再赠路易士》；两首诗都有路易士当年的风格，是仿效路易士诗风然后赠诗给路易士的，水准比当时口号化的诗略高，可惜是“落水”之作。（五十年代香港文坛也有一位路易士，是李雨生笔名。）
卢：这与香港文学有何关连？
郑：第一是反映了当时只有在香港才容许他们展开这类活动及发表这种作品、言论。其次是因为他们在香港写了这些文章，引起了香港本地的年青人，尤其是《文艺青年》及“文通”等作家和香港年轻人的激烈回应。我们看娜马《寄小朋友》这篇文章，其中点名提到的杨奇、彭耀芬等，可以清楚看到当时香港有一群年轻人办刊物来针对他们。
卢：必须说明一下，这里虽然全收了《南华日报》的资料，但其实在那些理论出现后，香港的文艺青年有很强的反应。不过由于篇幅关系，没有收入《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中罢了。
郑：当时香港其他的文化人如叶灵凤，也写了很多文章在《立报》、《大公报》回应这个问题。叶灵凤甚至激动至用粗话骂娜马。当然，汪派阵营是较为复杂的组合，例如最初加入“文协”的穆时英，后来变成了“汪派”。因此，穆时英被杀后，叶灵凤在香港写了一篇追悼穆时英的文章。另外，“汪派”的舒真写了《登宋王台》，也有悼念穆时英的意思。
黄：这里可以看到香港容许各党各派的文人、政客活动，但报刊也有“开天窗”的情况。
郑：在《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附录“肃清卖国文艺特辑”里，看到“开天窗”，有几篇文章被检查，不能通过刊登。这反映当时英方是站在尽量不介入，不开罪日本的位置。
黄：一方面是不开罪日本，一方面不让激烈的左派言论出现。
卢：关于不开罪日本的立场，很早已由华民政务司署分发规条给全港报纸的编辑，凡有碍于友邦感情的字眼，都要用“×”或“□”来取代，在抗日战争前已是这样的。华民政务司对华文报刊的检查很严格。
郑：较有趣的是，当时尚未成为汪派的柳雨生，一九四○年出任港英政府的文化检查官，专门从事文字审查！后北上到上海，在上海正式参加汪派的文艺活动；一九四九年后柳雨生再到香港教书及活动了一段时间，还在香港出版了长篇小说《庚申》。
结语
郑：港英殖民地政府虽然一贯反共，恐怕共产主义思想会颠覆政府，群众或会利用来闹革命。可是，基本上甚少干预作家的活动，相当宽松，包容性相当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中原文化不同时期被排斥、被逼害、不见容的流派，都可以在香港出现。从最早晚清的遗老遗少的复古派，到后来的左派、右派，或非左非右的其他异己分子，以至卖国叛国的汪派，都可在港见到。虽然黄继持先生提到后来有一段时期有很大的中原化影响，但或如没有英国人殖民地架构提供的宽松文化公共空间，恐怕做不到在同一时间各派并存、同时发声的争鸣现象。
卢、黄：这是相当重要的。
卢：因为即使各党派的人被严重迫害，他们来港后，只要你肯给三千元，或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作担保，一登记便已经可以让你随便发声。当年许地山为何那么忙，是因为他的地位崇高，不断做担保人。
郑：因为他是香港大学中文系的讲座教授，当年是有身分的人。
卢：最重要的是，英国人以殖民地方式管治香港，但依旧很重视人权、法例。
黄：这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
郑：英国在香港虽然是以殖民地方式统治，但对本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基本上是尊重的。
黄：它尽量搞平衡，而搞平衡是有利的。
郑：因此，可说是殖民地体制在历史的错误里，无意中作出贡献。
黄：正因为它没有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可见文学艺术活动的吊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