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规制：竞技体育职业化之肯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制论文,竞技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3-0001-05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府关于推进改革的系列政策不断推出，“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思想为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因此，研究新形势下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的要冲，对于全面理解和贯彻这些重要思想及政策、推动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向纵深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放松规制与竞技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1.1 放松规制 规制(Regulation)原意为管制，它是规制理论和规制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美国学者丹尼尔认为规制是由行政机关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1]。我国学者朱光磊、孙涛认为规制是指政府为了克服市场失灵，以法律为依据，以法规和行政规章、命令、裁决的方式，对市场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的交易活动以及社会团体的行为进行干预、限制和约束[2]。放松规制即放宽或取消原有的规章制度和政策，其目的是引入竞争机制、减少规制成本、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和改进服务等，在全球性治理变革的背景下，放松规制已普遍成为各国政府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3]。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就曾掀起放松规制的改革浪潮，经合组织(OECD)主要国家的政府纷纷对处于垄断行业下的民航、铁路、公路、电力、邮政、天然气等进行治理改革，放松规制成为其追求变革的理论利器，与此同时，放松规制也成为规制理论与规制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向。美国无疑是放松规制的领头羊，其收益也是巨大的：据统计仅1990年美国从放松规制中获取的总收益就高达350～460亿美元[4]；消费者从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中获得的收益为320～430亿美元；生产者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中每年获得30亿美元的收益；此外，从消除之前规制所造成的损失中获得的附加收益每年超过200亿美元，而且这些收益很可能被大大低估了[5]。发达国家放松规制的实例对于当前我国垄断行业的改革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放松规制下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也为我国谋求竞技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进路。 1.2 竞技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近代以来出现的“现代化”概念，蕴意着人类对于工业革命的巨大欣羡，以及传统农业国家为实现强国梦而努力的标靶，体现了政府规制的变迁过程。马格纳雷拉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获取工业发达社会所共有的某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包容一起的全球化过程[6]。哈维兰进一步将这一过程分成了四个组成部分，包括技术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化和都市化；而且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政治、教育、传统信仰与习俗都将受到冲击，社会结构也将在此基础上分化；而对抗这些分化就必须用新的一体化治理机制来抵消[7]。此一体化的治理机制即表现为由政府主导的单向度治理体系向以政府、市场与社会互动的多向度治理体系转变。这种多向度的治理体系的既包含着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构筑了实现竞技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表现在体育决策层面，则亟须进行深入的“满足谁的需求”的价值评判，而这一过程将决定竞技体育政策的取向，即“谁给谁产生外部性”[8]。 毋庸置疑，实现竞技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长期探索的改革进程，但竞技体育的职业化路向则是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规律的主干而非枝杈。依仗市场的力量，培育支持现代职业体育俱乐部，逐步打造高水平的职业联赛早已成为发达国家放松规制的通行做法，是创造并满足广大民众对多样化、专业化竞技体育产品需求的最优供给形式。 综之，竞技体育职业化过程既是政府放松规制的过程，又是致力于竞技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它将构成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的一种综合体，既有效实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尤其是体育产业等各种体育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又防止简单条块分割或各自为政等治理乱象的衍生。 2 竞技体育职业化内涵及我国在其过程中的政府、市场双失灵 2.1 竞技体育职业化的内涵 竞技体育的职业化或职业体育是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高级形态，它是竞技体育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竞技体育的运作机制它很好地诠释了体育的综合价值与功能。竞技体育职业化是指以职业运动员以核心，以职业体育俱乐部为主体，以职业体育联赛为形式而进行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过程。竞技体育职业化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其一，运动员以体育作为职业；其二，职业体育俱乐部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机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资金数额、名称、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场所等法定条件；其三，职业体育俱乐部依据相关规定，自发组织体育赛事并使之产业化、品牌化；其四，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专业化运营，以提升职业运动员、职业体育俱乐部和职业体育联赛的价值为目标。 竞技体育的职业化过程就是依靠市场对稀缺的体育资源进行配置，从而产出高水平的竞赛产品与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它可以而且理应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综之，竞技体育职业化将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形式发展竞技体育，动摇当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体育政府部门及其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等组织的“非理性僭妄”。 2.2 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过程中的政府、市场双失灵 自1992年我国开启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有关问题便层出不穷，“假球”“黑哨”“消极比赛”“俱乐部退赛”等现象下的联赛水平萎靡不振，这些已成为竞技体育职业化过程中政府、市场双失灵的表征。 虽然近年来职业体育改革正在积极推进，但是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为代表的职业竞技体育依旧面临“管办不分”和“政企不分”的问题。McChesney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与回报，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9]。作为国有控股公司法人的中超联赛责任有限公司[10]，其董事会是企业(联赛)治理的核心，然而占股份最多的中国足球协会(足球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则出任董事长，必然进一步加重“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监督乏力”等病症；中国足球协会(足球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作为规制机构既行使联赛的经营控制权，又行使联赛控制性股东权，通过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摄取了联赛中各俱乐部的利益，为公共权力“创租”增加了空间。因此，这种职业体育运转方式极易破坏市场规律并诱发腐败行为，进一步加重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 3 美国当前的职业体育规制环境及其最新格局 3.1 美国职业体育的宽松规制环境 美国是全球公认的职业体育最发达的国家。职业体育作为美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促进了美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以及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打造的职业化联赛成为美国竞技体育的基础。可以说，职业体育的破土而出与异军突起引领着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 自1871年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s)成为第一个职业体育联盟以来，尽管美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职业体育的发展进行了支持，如在金融方面自1989年以来，美国纳税人为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的场馆建设提供了52亿美金的融资[11]，然而美国四大联盟的所有的会员俱乐部无一例外都是私人企业所拥有与经营的；同时，所有的职业球员都加入了工会，工会提供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服务；美国反垄断法和劳动法对于联盟、俱乐部及球员来讲是两个最主要的法律；此外，各联邦与州的知识产权法律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法律界定与保护了联盟、俱乐部及球员的权益，同时也给联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2]。 除以上保护性规制之外，美国政府对职业体育没有专门的规制，政府的权力也无法渗透至联赛内部，可以说美国的职业体育是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其规制大都出于保护目的，摄掠或限制性规制几乎不存在，换言之，美国职业体育的规制环境是十分宽松的。 3.2 美国职业体育的总体格局 在完全的市场化运作下，美国的职业体育保持了长盛不衰。据统计，美国的国家足球联盟(NFL)、国家篮球协会(NBA)、国家冰球联盟(NHL)和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仅一年所带来的联赛收入就高达230亿美元，而且这只是冰山一角。围绕职业体育赛事而衍生出来的无形资产、有形资产的市场开发，成为支撑体育产业发展强有力的基石，包括体育场馆、门票销售、特许产品、电视转播、体育视频游戏、体育收藏品、体育用品以及体育广告、运动员代言、球场的冠名等；2012-2013年度美国的体育产业总额高达4700亿美元，占2012年美国GDP总量156 760亿美元的2998％(如表1所示)。同时，以职业联盟为代表的美国体育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11-2012年，除大量的专业运动员以外，美国拥有193 810名教练与球探，15 630个仲裁、裁判和官员；同时，有489 200名美国人工作在体育健身中心，39 700人工作在雪地滑雪设施场所，68300人工作在保龄球中心以及342 300人工作在乡村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总的来说，大约130万的美国人直接就职于体育娱乐休闲部门。另外有45 000人工作于体育用品批发贸易，245 800人工作在体育用品零售商店[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