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教育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家园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论美学的先驱闵斯特堡在《审美教育原理》一书中，以“科学中之关联与艺术中之孤立”为题，阐释了艺境孤立说的要义，试图用艺术来安顿心灵，解决精神的终极关怀。实际上，伴随着理性精神的兴起，人类精神的安寄问题就已经存在。只是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它不断地转换为新的形式。在当今现代性话语霸权的环境中，审美教育对这一问题显示了其特殊的意义。
美育和人类心灵的困境
叔本华敏感到欲求的力量，把它作为人生的最基本的动力，同时也在理性主义的视域中批判了它的有限性，产生了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作为生命的不竭动力，欲求表现在人的不休劳作之中，在精神层面上，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劳作成果的愉悦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生幸福感；另一方面它也表现了偶然性、有限性，和精神的无限性追求、自由本质相疏离的特征。
这是一个相伴人类始终、构成人类心灵深刻困境的核心“问题”。无论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世界本质和人类终极走向问题的思考，还是孔孟栖栖的遑遑、墨者的行为自律、老子的忧患意识、庄周的现实批判，在实质上都关切着这一问题。
摩尔根指出：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包括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2](P9)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经分析过现代化过程给人们造成的心灵震荡。他指出：“时间与空间不再为现代人形成一个可以安然依赖的坐标。我们的祖先有过一个宗教的归宿，这一归宿给了他们根基，不管他们求索彷徨到多远。根基被斩断的个人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流者。那么，问题就在于文化能否重新获得一种聚合力，一种有维系力的、有经验的聚合力，而不是徒具形式的聚合力。”[3](P168) 在现代商业文化的话语霸权环境中，大众文化的宣泄特征，是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映影。
在当今的消费社会，实用理性原则和现世主义取代了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曾经强烈地吸引人们的乌托邦，因为过多的承诺和过高的期待得不到兑现而被无情地抛弃。作为基本审美范畴的崇高，不断为喜剧性特征的文化扩张所吞食。基于个体意义的快乐原则取代了具有社会价值的理想原则而处于首要地位。政治、伦理限制的松动使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正当的选择。[5](P302)
从理性主义的传统来看，感觉是混乱、偶然、不可靠的。实际上，作为肉体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感觉不惟为生命获得各种信息，而且作为“生存努力的工具”，在非理性的“冥冥”中为生命在扩张过程中寻找合适的方向和位置，它是鲜活的、动力的、拓展性的。因而，大众审美文化对肉体的关注，首先表现为对感觉的高扬，感觉构成了生存、取舍的理由和依据。在感觉主义的价值背景中，理性、结构、未来都不是可靠的：这个世界太精彩，这个世界也太无奈，沉重的肉身面对的是变幻的、当下的、难以把捉的现实。于是，人不再生存于理想和现实、此岸和彼岸的双元世界之中，不再使无助的心灵去承受这种矛盾的痛苦折磨，而是削平它们的鸿沟，取消理想的合法性和彼岸世界的关怀意义，把未来消融于感觉之中。在这种境况中，基于感觉主义和语言失重的情感之舟将驶向何方？
在携裹着商业文化侵略性的感觉主义、肉身叙事的文化环境中，语言失重既预示了生命的丰富和解放，也表征了生命的失重，造成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于是，个人精神世界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个人就像丹尼尔·贝尔说的，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流者。这就要求文化重建，使之重新获得一种聚合、维系的力量。
审美教育在文化重建中具有重要价值，并由此对人类心灵的困境的解决产生积极作用。
其一，审美教育使人能够正确无害地释放某种过分强烈的情感，达到心理平衡。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有各种欲望或需要，如果它受到压抑、得不到满足，就要产生情绪和痛苦。它们长期淤积得不到及时的宣泄，就会损害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痛苦和情绪宣泄，它首先是一种生物自我保存的本能，要把积聚的某种比较强烈的情感释放，获得心理的健康。在艺术中，情欲脱去其粗糙的外装，超越了现实的利害关系，以审美意象的形式存在。于是，它以“虚拟”的情境打动人的情感，使情感得到引导、疏通和形式化，使之无害地释放。
其二，审美教育使人的生命情感得到升华。审美教育以融解了情欲观念的意象动人心弦，调动人的情感，将人的情感形式化、秩序化、组织化，成为审美情感。审美情感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形式，它能够升华那些小我的、带有生物性的情欲，使其渗透着、充满着理性和社会性，而成为高尚的精神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将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情感的需要，使理性的规则返回感性世界，对理性和规则进行“软化”，在对人的性情进行陶冶的过程中肯定理性的价值、显示理性的力量，丰富主体生命，使“感觉通过实践成为理论家”。
其三，审美教育在升华生命情感中实现心灵的自由。审美的自由意味着心灵的自由。现代哲学家卡西尔指出，审美的自由“意味着我们的情感生活达到了它的最大强度，而正是在这样的强度中它改变了它的形式。因为在这里我们不再生活在事物的直接的实在之中，而是生活在纯粹的感性形式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感情在其本质和特征上都经历了某种质变过程。情感本身解除了它们的物质重负，我们感受到的是它们的形式和它们的生命而不是它们带来的精神重负。”[4](P189)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审美教育使人的情感摆脱那些压抑性的成分，使心灵因希望和绝望、狂喜和伤悲等情感进入心灵而解脱各种重负、还心灵以自由创造的本质。从这个角度说，审美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感官“操练”运用于“劳作”中更有效的“社会功利”的目的，而且在于使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心理形式自由协调活动审美“目的”。
美育和社会生活的和谐
人类精神的困境，通常情况下不是精神的无病呻吟，而是社会生活状况的映射。社会生活状况表现为许多现象，如表现为生产方式、生活样态、交往形式、文化面貌，以及个体之间、种群之间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社会生活作为一种实践的形式，直接启示了人类对精神家园的向往、思考和追求，构成精神家园建设的动机。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生活和谐的核心是个体、种群和人类普遍价值追求的和谐。
个体是有情感、有欲望、有意志、有目的的人，他要求个性的充分张扬和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个体受到尊重的程度和个体价值实现的程度，是判定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种群是有规则的组织，它要求个体在某种程度上限定自己的欲望和要求，改变自己的人格结构，服从一个总体的目标，最终追求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判定标准是它是否有利于人类幸福的功利价值；群体规范合理性的判定标准也有赖于个体幸福的实现。它们的最终走向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本身的价值，是个体标准通过种群标准向人类学基础的趋近。
从这个角度来判定，社会生活包含了许多“问题”。目前，世界历史框架中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裹挟着意识形态的强权话语和价值标准的扩张性征，取消了文明的多元标准的合法存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在今天不是消除了，而是越来越突出。知识霸权、现代经济活动的组织原则、技术统治对个体的发展造成了强力压迫，也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对其他种群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后现代的对话、消解界限是当代生活的主导性话语。然而，和马克思批判的工业化背景下人的异化一样，知识和技术的钳制在个体之间产生了新的“问题”，在种群之间产生了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严重危害到人类的普遍价值追求，产生了新的精神困惑。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路径，其核心是基于人类学意义的全球范围内的对话、和解。在这一过程中，审美教育以平等自由的内在精神，在主体间性的加强，在通过沟通、融解、对话消解其间的紧张和差异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而对人类精神家园建设产生意义。
其一，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对大众幸福工程的参与。目前，随着审美精神向生活的渗透，“美”已经转换为一种实践的力量，美育也走出纯艺术的象牙之塔，在自然美育、环境美育、生活美育……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日常生活更加和谐、幸福，在现实功利层面上满足人的幸福追求。
我们认为，这种参与不仅是日常生活的美化，而且包含了更深刻的个性平等、精神丰富的内涵。从全球范围看，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和互联网在通过信息共享和艺术消费制造平等的同时，也包含着新的文化钳制和社会不平等。它对大众审美文化宣泄特征的推波助澜，使机械复制所包含的珍贵的艺术民主，付出了非个性、反独立思考的沉重代价，也制造了无休止诉诸人的视觉和听觉的“符号暴力”，造成对人精神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审美精神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突出和强烈了。它在满足人的感性生命需求、使之更加丰富的同时，表现为对个性化的尊重、对多样性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沟通的体验，作为对抗精神家园荒漠化、虚灵化的重要维度。
其二，提升个体、种群的价值层次，实现人类学意义上的精神沟通。审美意象渗透了生命情感，直接联通着对生命本身价值、生命情感完整性的关注，它通过意象化的形式，融入生命情感来实现融通、对话，消除紧张和对立。
人类个体的成长过程，就是自觉调整文化心态，对意志进行磨炼，对身心进行培养，不断进行沟通和重塑、使个体和种群达到协调并自觉地认同人类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沟通和改造中实现的，语言是最基本的沟通工具，道德教育是最重要的改造形式。然而，由于人类许多复杂情感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不能只靠语言和概念来表达，人们在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交往、在日常的人格塑造活动中，受文化背景、语言所指和能指方面的差异等因素的限制，往往难以做到真正的沟通，由语言的差异导致理解的错位。艺术和语言相比，不但能传达沟通人类的表层意识，而且还能提升人类的深层无意识，突破和超越具有功利意识的日常语言的局限性，使人产生情感的认同和共鸣。加登纳认为，艺术即包含着一种交流的要求，它是有目的的、蓄意的，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品时，就制作了对其他人有效应的东西。在分析艺术的本性时，加登纳说，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包含了一个人（或主体）向另一个人的交流，这种交流是通过第一个主体所创造出来的符号对象进行的，而第二个主体能以某种方式去理解、做出反应或加以欣赏。由此可知，艺术能够突破时间、空间和语言的限制，使人在情感心理上达到统一，使人在情感上达到净化、平和。如贝多芬的音乐，鸣响的是全人类的声音，包括忧患、欣喜、悲伤、激动、绝望等全维的情感，用全维的情感克服个体的情感的局限性，获得人格精神的提升。这都表明艺术已超出地域和时间的范围，能够在具有永恒性的历史时空中对人类的精神过程发生导向和调控作用，使人的精神境界发生变化。
审美教育作为不同个体的交流和沟通方式，具有整体性、超越性、主动性和自由性。作为审美教育的“媒介”的优秀艺术品是一种召唤结构，能够超越不同的地域和时代，使个体和群体不断交流，以条理个别性的情感和原始性的情欲，提升生活的层次，赋予人生以意义。在审美教育中，个体能够意识到人类在情感生活上的相通和一致，通过教育的媒介使个体理解他人的内心生活，在体验状态中，自己的自我和他人的自我的界限消失，产生同一感情。可以认为，一旦介入艺术、接受审美教育，就表明个体踏上了通往他人、通往群体和全人类心灵的道路。这正是引导个体融入种群，并把这种融合提升到人类学本体角度的过程，它必将贡献于社会生活的和谐，从而在精神家园建设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
美育和终极价值的关怀
人类精神家园最终在于生命的有限和追求的无限问题，在于人对“存在”、“意义”的感受和体验。无限、存在、结构，是精神的安寄之所，也是精神得以生息获得深厚力量的依据，这是终极的价值关怀。大众审美文化在感性愉悦的层面上取消了理想和终极价值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在人生哲学的层面上的消失，这是一个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还将继续存在的问题。
从哲学上说，这是一个精神不断超越，以追求某种境界的问题。它涉及到以物欲尺度为核心、以现实的功利生活为表现形式的有限生存样态，和以某种精神尺度为核心、以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为表现形式的对无限生活境界的追求。中国思想史的天人之辨，倾向于排除物欲牵引人合“天”；各种宗教都以精神的无限性对现实生活有限性的超越作为人生终极幸福的鹄的。现实生活的有限性和人的感性生命需求密切相关。柏格森说，客观事物往往把它的实用和功利的一面向人显示，在通常情况下人也不能弃绝自身的欲望。感性生命需求的满足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同时，人生的幸福还以精神的满足为尺度，“意义”、“无限”感的满足使人暂时超越物欲，解除欲求带来的痛苦，走向幸福的路途。因此，功利和超越就构成人生幸福感的重要元素，它们之间不同比例的组合，成为人生复杂性的重要原因。
功利生活以满足人的感性生命需求为内核，是一种基于生物性需求之上的生活样态。感性生命接近于动物性，它一直是注重精神价值的哲学家、道德家批判的对象。但是，功利生活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存在样式，具有不可取消的合理性。人类的生殖繁衍，是以功利生活为前提的。没有功利的追求，就没有人类的种族延续。功利生活的追求发展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因此给人带来了幸福感。功利生活的追求，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黑格尔强调“恶”的历史作用，就是这个意思。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由此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步。虽然功利生活和人的终极性的幸福感没有必然联系，但它毕竟是一种世俗性的幸福，它也是检验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标准。
超越的人生，是从精神价值的实现来说的。从历史上看，物质、功利生活水平的提高，总是伴随着精神需求的增长，伴随着人道主义总体目标的追求。超越的人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功利的超越，由小我走向大我，由个人和种群走向人类，这是道德世界完满、道德律令和道德情感建构的过程；二是审美的超越。不像宗教那样简单地排除物欲、离弃现实生活去实现不尽的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审美活动在物欲的满足中实现终极的幸福感、实现精神的价值，在情感的愉悦中牵引人的精神趋向无限、获得本我的欢悦，使人以不同于物质功利标准的新的价值标准去生存，体验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价值。这正是许多宗教借重艺术实现其目的的原因，也是艺术“终结”转向哲学的关键节点。
艺术活动深刻的人生意义，趋近于宗教超越、道德完满和审美超越基础上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体验。在审美化、诗意化的人生态度和境界中，精神的品性得到充分的张扬和升华，生命的价值得到完整的体现，人的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各种心理要素处于和谐自由的运作状态，使人类精神带有某种神性和不可复制的独特韵味而具有丰富性、持久性，这就是尼采说的：“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的活动”，[7](P2) 是一种“形而上的慰藉”。
随着工具理性的发达，审美精神、诗意追求在不断地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向现实无限进取的精神。无限进取付出了牺牲人与世界的统一，并终于牺牲心灵自由的代价，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一个等待开发摄取的世界。在这个物的世界，人把自己（心灵）驱逐了，反过来又成为物的奴隶。当代文化的商品化、技术化、文化心理失衡，其根源就在于此。身处高度发展的现代化世界，人不可能回复到传统文化的情境中。于是，在心理失衡、无所皈依中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就成为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心理建设的重要任务。宗白华说：“然而我们能否再从这唯物的宇宙里寻回自己和自己的心灵，使我们不致堕入理智的虚无或物质的奴隶，而在丰满的充实的人格生活里，即爱的生活里，收获着人生的意义。”[6](P290) 要重建人的精神家园，要在生活中收获人生的意义，就必须在现实的人生中，以天地为心，重塑乐生、诗意化生存的文化心理，建构个人精神世界的根基。“生活的世界也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不断地解开理性的遮掩，向心灵显示着诗意的光辉。”[8] 审美教育把实用、功利对“诗意”的遮蔽揭开，使人重新发现和体验世界“美”的光辉，同时，审美教育使人的感性生命得到丰富，以清醒的理性、批判精神荡涤欲求带来的生命重负，涵育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人生观。审美教育不是直接的理想教育，而是在情感生活模式所投射的时空形式或诗歌结构中，使人从情感方面得到超越官能需要的一次次“操演”，从而建构超越性的理想人生观念，回复到诗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