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
张 星
（中国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达到鼎盛，中国货币成为域外国家和地区广泛使用的流通货币，货币国际化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在域外流通过程中，承担了国际结算货币职能、他国流通货币职能、可兑换货币职能、财富贮藏职能。宋元时期中国货币高度国际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发达，对外贸易繁荣，货币流通市场广阔；宋朝、元朝币制先进，信誉较好，货币体系完善；铜钱具有货币和商品双重属性，销熔可作为铜原料加剧铜币外流。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在域外广泛流通对当时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增加中国国内社会财富，提高宋元时期货币的流动性；二是承担国际货币职能，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三是推动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制度演进，促进域外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四是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传播中华货币文化和中华文明。宋元时期货币域外流通经验对当今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制度变革带来如下启示：一是贸易竞争力是货币国际化的物质基础，要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夯实实体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基础；二是货币国际化具有市场自发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遵循市场规律、顺势而为；三是货币制度的先进性是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要与时俱进、加快完善和革新人民币制度；四是货币制度创新应当从实际出发，人民币制度创新要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关键词： 一带一路；货币史；海上丝绸之路；货币制度；人民币国际化
一、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的总体状况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达到鼎盛，以圆形方孔铜钱为代表的中国货币，成为10-14世纪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并成为辽、金、西夏以及海外国家和地区的流通货币。到元代，终其一朝几乎只使用纸币。由于元朝疆域辽阔、国力强大，纸钞也流通到周边国家，甚至在元朝灭亡后的一段时间里，元钞仍在海外流通。宋元时期货币在域外广泛流通的过程中承担了多项重要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结算货币职能
“钱本中国宝货，今乃四夷共用”① 宋史·食货志. ，宋钱在当时国际上广泛流通使用，北宋时期“海外东南诸番国无一国不贪（宋钱）”② 包侠.敝帚略稿.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③ 徐松.宋会要辑稿. 。而中国商人亦经常用铜钱换取外国商品，《宋史·食货志》载：“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等物。”至明初，中国境内不流通铜钱，但前朝遗留下来的铜钱仍是当时重要的国际货币，在对外贸易和海外市场上流通使用。《瀛涯胜览》载：锡兰④ 锡兰，今斯里兰卡。 “甚喜中国麝香、宁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则将宝石、珍珠换易。”《星槎胜览》载：榜葛剌国⑤ 榜葛剌国，今孟加拉。 “地产细布、撒哈剌、绒毯……。货用……铜钱……之属。”
研究表明，不同性格的消费者在化妆品消费行为，选择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基于化妆品的特点以及女性消费者性格因素对于化妆消费和使用的影响，营销人员在选择营销策略时应充分考虑女性消费者性格特点以及其所处的心理状态。
除合法贸易外，域外走私贸易也往往采用宋代铜钱进行交易，以致大量铜钱从中国境内流出。《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当时宋代朝廷为控制铜钱外流，于《宋建隆详定刑统》明令：“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但中国铜钱在国际贸易领域购买力极强，“贩一钱可得数千百钱之货”⑥ 汪圣铎.两宋货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⑦ 徐松.宋会要辑稿. 因此，“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囚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⑧ 宋史·食货志. 铜钱外流难以遏制。
从现代考古挖掘发现的线索看，在华北、西北等地出土的钱币中宋钱几乎占三分之一，中国周边海域多艘宋元沉船之中也发现有大量铜钱，这些发现都反映了宋元时期中国铜钱外流的史实。1987年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一艘南宋出港沉船“南海一号”，载有铜钱约17000多枚，可以概约推论中国铜钱是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通货。有统计显示，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埃及等国古代钱币总计405枚，其中中国钱币233枚，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反映了中国货币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醛类具有辛辣刺激气味，微量的醛对酱油的香气具有调和功效，其主要来源于微生物的转化和氨基酸降解[34]，能与酵母代谢产生的醇类或硫化物反应，形成新的香气，使酱油的风味更繁杂。表3中，7、8号样品中检出6种醛类化合物，其中苯乙醛、3-甲基丁醛和2-甲基丁醛的相对质量分数明显提高，对酱油香气贡献很大，且样品7中相对质量分数最高；酮类化合物具有果香和甜香的焦糖气味，如表3，样品7中苯乙酮相对质量分数最高，且具有令人愉悦的香气，对酱油特有的风味具有一定的贡献。
（二）他国流通货币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大多数时期不鼓励甚至禁止铜钱流向域外，这与当今信用货币制度下，国际货币发行国往往希望本国货币流向海外的态度大相径庭。宋人张方平在《论钱禁铜法事》中写道：“公私上下并苦乏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沈括向宋神宗说：“中国之钱日北……牛羊之来于外国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造成宋人对货币流向境外持消极、抵触态度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将“钱荒”错误地归咎于铜钱外流。事实上，由于铜矿和铸币均由朝廷垄断，铸币成本未充分体现，当铸币越来越多时，最终导致铜钱的购买力低于铜料价值，民间为获取铜料而销毁铜钱，但封建统治者却无法认识到这一根源。二是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具备国际视野，无法认识到货币流通区域扩大给本国带来的流动性溢价收益。在境外购买力远远高于境内的情况下，铜钱外流虽然外在表现为中国境内铜钱的减少，但所带来的境外商品流入，则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和福利，显然利大于弊。而实际上，即便没有外流，因“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㊳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销钱以为器者利至于十倍”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 ，铜钱也会在境内被大量销毁以制作铜器，或被民间储藏，故在修正铜钱购买力上，铜钱外流反而起到积极作用。宋之后的元代，因流通纸币，并不禁止铜钱外流，于是大量中国铜钱流向海外。韩国新安海域曾发现一艘沉没的元代中国海船，船上载有800多万枚铜钱、重达28吨，也说明铜钱外流并不会对中国造成实质的利益损失。
在林下经济发展进程中，影响林下经济效益的因素相对较多。通过对南方集体林区林下经济的发展调查，了解到林下种植的平均经济，是整个林下经济中效益最高的，效益次之的是林下养殖和林下产品加工。如图1所示为林下经济效益的经营主体文化程度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南方集体林区的林下经济效益与经营主体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学历越高，林下经济效益越高。
“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㉘ 徐松.宋会要辑稿. 。不少国家和地区将中国铜钱作为财富贮藏，对铜钱流入持欢迎态度。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均限制境内铜钱回流宋朝。朝鲜将宋朝赏赐钱币“皆藏府库”，作为官属显示身份之用，未进入流通领域㉙ 王永生.货币文化交流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越南下令：“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
①坝体堆石区中部采用部分砂粒料填筑，范围为EL 895~940 m。本工程坝料分区充分利用了爆破堆石料力学性能好、抗剪强度高、休止角大、渗透系数大的特点，把它布置在堆石区上下游提高坝坡稳定性，布置在底部可加强坝体排水。坝体堆石区中部布置砂砾石区，充分利用砂砾石具有高压缩模量的特点，减少坝体沉降变形。
（三）可兑换货币职能
中国的纸币也曾在海外流通使用，并可兑换成他国货币。元代《岛夷志略》载：交趾“流通使用铜钱。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㉔ 元代纸币流通时间最长的是中统钞，以白银作为发行准备，故也称“中统银”。 壹两。”罗斛㉕ 罗斛，今泰国南部素攀武里一带。 “法以＜贝八＞子代钱，流通行使，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甚便民。”乌爹国㉖ 乌爹国，又作乌叠、乌丁，一说印度占国，在今印度东部奥里萨邦东北；一说缅甸孟族所建白古国。 “每箇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贝八＞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至明代，虽然元朝已经灭亡，但由于货币交易惯性的作用，元钞仍可见在域外使用，《星槎胜览》载：暹罗㉗ 暹罗，今泰国。 “海＜贝八＞代钱通行于市，每一万个准中统钞二十四贯。”
（四）财富贮藏职能
日本、高丽、交趾等曾以中国铜钱为主要货币。日本从平安时代（794-1192年）到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由于自铸币粗制滥造、减重严重，大部分时期皆使用中国铜钱。据统计，近年来日本境内出土或发现的28处遗迹中均出土了大量中国铜钱，且数量高达55万多枚，其中宋钱占比达82.4%。朝鲜半岛从北宋时期才开始铸钱，但由于质量和数量均较宋钱差距很大，流通货币仍以宋钱为主。乾道七年（1171年）知明州赵伯圭说:“（铜钱）缘海界南自闽广通化外诸国，东接高丽、日本，北接山东，一入大洋，实难拘检。”绍熙五年（1194年）宋宁宗下诏:“禁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庆元间（1195-1200年）又“诏禁商人博易铜钱入高句丽。”⑪ 黄纯艳.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 都反映了大量宋钱流向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情形。越南流通货币也以宋钱为主，《文献通考》记载：交趾“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铜钱，皆商旅泄而出者。”与宋商“贸易金香必以小平钱为约。”⑫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九.绍兴三年十月戊戌.
二、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的原因分析
（一）宋元时期经济发达，对外贸易繁荣，货币流通市场广阔
金属货币时代，铜钱不仅是货币，所含有的主要金属铜又是制作兵器、生活用品和宗教用品的重要原材料。宋代铜钱所使用的铜皆为精铜，冶炼技术十分精湛。《宋会要辑稿》载：“顷年泉州尉官尝补（捕）铜锭千余金，光灿如金，皆精铜所造，若非销钱，何以得此？”宋钱外流至西夏境内，除了作货币流通之外，也作铜原料，以铸造兵器及各种器物。《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戎人（党项人）得铜钱，悉销祷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广南蕃舶多毁钱以铸铜器。”可知有一部分中国铜钱流通到海外作铜原料之用。日本在镰仓时代（1185—1333年）佛教兴盛，但国内冶炼技术并不发达，为铸造佛像，从中国大量进口铜钱用作铜原料。
在正三角形式密码中，折线经过的点数为4时有1458种情况，经过的点数为5时有6000种，经过的点数为6时有19902种，经过的点数为7时有55758种，经过的点数为8和9时均有100152种。得：正三角形图形的密码排列情况共283422种。
宋元两朝都非常重视海外贸易，经济货币化程度空前。宋神宗讲：“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南宋绍兴末年，仅闽广两市舶利润，便占朝廷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宋朝一方面鼓励本国商人提高船舶周转率，另一方面招徕和保护来华客商，每年为外国客商举行盛大的慰劳宴会“燕犒”或“犒设”，对在华外国客商的私有财产和住所等遵循专门的法令予以保障，同时对因遭受风暴遇难或避难的外国客商提供援助。元朝基本继承宋市舶㉛ 类似今天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和海关。 制度，并取消了对绝大多数商品的禁榷㉜ 国家对某种消费物品的生产和销售，由专卖部门独占经营和管理的制度。我国古代称为“榷”，如榷盐、榷酒、榷茶。 。朝廷还册封海神妈祖为“天妃”，附会民间传说以鼓励海外贸易。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得到较大发展，遥遥领先世界，为开拓海外市场奠定基础。“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㉝ 谢履.泉南歌. 描写了造船业兴盛的状况。当时的中国商船已普遍使用铁钉建造，同一时期的阿拉伯商船则使用“线缝系船舶”，来华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多愿乘坐中国船舶㉞ 汶江.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由于海运货运量远超陆路运输，瓷器和茶叶的外销量大幅增加，与丝绸一并成为中国大宗对外贸易的三大支柱，为中国货币的跨境流通提供了产业基础。当时中国与近百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中国的海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中国最为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其中泉州被马可·波罗称作“东方第一大港”，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中心。这些贸易港口成为中外大货仓，为中国货币流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空间。
东南亚及其以西各国多以金银为主币，但采用中国铜钱为辅币。针路⑬ 针路，今缅甸丹老。 “贝子通暹，准钱使用”⑭ 赵汝适.诸蕃志. ，朋加剌⑮ 朋加剌，今孟加拉。 “国铸银钱，名唐加，每箇二钱八分重，流通使用。互易＜贝八＞⑯ ＜贝八＞是一种贝壳币，在罗斛国（在今泰国华富里）、暹国（在今泰国宋家洛一带）、北溜（今马尔代夫）等地流通。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发现的宋代沉船上携带有2000多枚贝币，是当年海外流通贝币的例证。＜贝八＞为一个字，左右结构，打不出来此字，故以此形式表示。 子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以权小钱便民，良有益也。”大乌爹⑰ 大乌爹，今印度奥里萨邦沿海一带。 “仍以金钱、鱼兼＜贝八＞子使用。”⑱ 汪大渊.岛夷志略. 受阿拉伯、印度等影响较大的东南亚国家，大额贸易使用金银结算，但大量的小额贸易和民间贸易却无法适用金银，只能使用海贝或零碎的贱金属结算，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因此，当中国铜钱流入当地后，极大地满足了民间对小额货币的需要，大受欢迎。宋《诸蕃志》载：阇婆国⑲ 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元《岛夷志略》载：爪哇“守常刑，重盐法，使铜钱。俗以银、锡、鍮、铜杂铸如螺甲大，名为银钱，以权铜钱使用。”至明初，爪哇国“中国历代铜钱通行使用”，“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国⑳ 旧港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 “市中交易亦使用中国铜钱，并用布帛之类”㉑ 马欢.瀛涯胜览. 。龙涎屿㉒ 龙涎屿，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海上的布拉斯岛。 “货于苏门之市……一斤该金钱一百九十二个，准中国铜钱四万九十文，尤其贵也。”㉓ 费信.星槎胜览.
中国对进口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刺激了铜钱的流出。据宋代《诸蕃志》和《云麓漫钞》记载，当时中国进口商品主要有宝货类的珠贝、象牙、犀角、珊瑚、玛瑙、琉璃，香药类的乳香、沉香、降真香、安息香、檀香、龙涎香、木香、丁香、没药、血竭、苏木等，进口的香料达320多种，占进口商品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1974年发掘的泉州后渚港宋船船舱内有香料、药物2350多公斤，占全部出土物的绝大多数。
沧海桑田，万古如斯。汉水，不仅是一条绿色生态之河、商旅黄金之河、文化大河、历史大河和魅力大河，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二）宋元时期货币币制先进，信誉良好，货币体系完善
繁盛的经济也催生了先进的货币制度和发达的货币体系。两宋时期，中央集权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朝廷非常重视货币铸造、发行，在货币铸造、流通中的作用和影响也进一步加强。宋代铜钱的铸造发行量为历代之最，当时北宋铸币量在一般年份均超过百万贯，在最高年份超过500万贯，而唐代铸钱量最高的一年也不过32万贯。由于国家重视铸钱，皇帝明诏下旨铸造并亲自典验新钱，许多钱文均出自帝王之手，故宋钱币制统一、制造精良、信誉卓越。中国铜钱采用浇铸技术，重量和形质均较域外打制钱币更为标准和统一，“圆形方孔”特点不仅便于生产、加工，还能用绳串起，便于携带、流通和储藏。因此，中国铜钱流到域外后，相比当地货币具有明显的质量、数量和币制等优势，成为当地本位货币，占据货币流通中的重要地位。
宋元时期，国与国之间以物易物为主，小额货币交易远比大额货币交易普遍，铜作为货币材料比金银更为适宜，而此时中国的铜钱已经发展成熟，具有信誉良好、铸造精致、规格统一等优势，因而很好地适应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国际生产力发展要求，成为得到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的硬通货。而纸币的发明和成熟，弥补了铜钱在大额、远距离交易中的不足。中国货币作为当时最适宜、最先进的国际货币，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往来，也提高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铜钱作为普通金属货币的弊端不断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发明了纸币，世界上第一张纸币诞生于北宋时期的四川。北宋只有交子（钱引）一种纸币，南宋则有钱引、会子、淮交、湖会等数种纸币同时流通使用。在大宗商业交易中，纸币已有取代铜钱成为第一主币的趋势㉟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宋代纸币制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领先世界，纸币的发行满足了经济发展的货币需求，也克服了铜钱单位价值低、不便携带、不利于长距离贸易和大宗交易等弊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元代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纸币制度，大多数时期禁止铜铁金银等货币流通，并以“元钞”统一全国流通纸币，中国成为“纯纸币”国家。元钞是古代流通地域最广、流通时间最长、制度最完备的法定纸币。为配合发行“至元钞”而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是世界上最早的较为完备的币制条例。元钞的管理制度已经具备了近现代雏形，如国家集中管理金银并发行纸币、禁止金属货币流通、平准钞价等等，保障了纸币的信用，使纸币得以流通。至明初，“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㊱ 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 ，域外地区流通中国纸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铜钱具有货币和商品双重属性，销熔作为铜原料加剧铜币外流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㉚ 邓广铭、漆侠.北大宋史专题课·第一课·宋朝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中华书局,2000年. ，四大发明得到改良，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元朝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盛的国家。《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元代中国的繁荣、富庶。“发现”美洲的哥伦布便是受此影响，为了找寻繁华的中国而远航探险。
三、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带来的影响
（一）增加中国国内社会财富，提高宋元时期货币的流动性
一方面，“诸番国各以其国货来博易、抽解，并是漏泄开色现钱而归”㊲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铜钱外流使中国获得了对应价值的财富。铜钱在中国境外的购买力远高于境内，铜钱外流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贸易双赢的结果。另一方面，货币流通区域扩大，各国对宋元时期货币的需求增加，提高了货币的流动性，提升货币的内在价值，最终亦使货币发行国受益。
与宋朝接壤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直接使用中原朝廷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例如，辽朝铸钱很少，其境内大多使用宋朝流入的铜钱和前朝钱币。宋哲宗时，苏辙出使辽国，写道：“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⑨ 苏辙.栾城集. 又如，《金史·食货志》载：“金初，用辽、宋旧钱。”南宋孝宗时，范成大出使金国，写道：“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⑩ 范成大.揽辔录. 西夏自铸钱也很少，流通货币中前朝钱币和宋朝的铜钱占多数。
（二）承担国际货币职能，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
采用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多个样本率的两两比较采用卡方分割法，检验水准α=0.05。
（三）推动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制度演进，促进域外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
在宋钱流入前，辽、金、西夏境内以及朝鲜等国尚处于以物易物阶段，宋钱的流入加速催化了当地商品经济和货币制度的发展，反过来也刺激了对货币的渴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铸钱的形式、工艺、铸文均与中国相同或接近，然而由于货币制度尚未成熟，铸钱在质量、数量上都存在不足，故均直接使用中国铜钱。东南亚、南亚国家虽然实行的是金银本位货币制度，但是因为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频繁而细碎的日常交换，使用贵金属货币并不方便。中国铜钱的流入，使百货通流，极大便利了商品交易的进行，有力地推动了货币流入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传播中华货币文化和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铜币圆形方孔的形制，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钱币文字有篆、隶、楷、行、草等书体，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中国货币文化对东方货币文化亦有较大的影响，尤其邻近的国家和地区，诸如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爪哇，不仅铸造本国的汉文钱，还仿铸中国历史上的某些年号钱，这些钱从形制、币材、尺寸、重量等方面亦与中国钱币类同。它们与中国钱币共同构成了东方货币文化体系。中国的纸币也对周边及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曾仿照中国元、明两朝使用过的纸币加以仿制。波斯仿元朝使用纸币发生在伊利汗国时期，伊利汗国纸钞从其形制、面额到发行管理几乎完全仿照元朝的纸币制度。波斯语中至今仍将纸币称作“钞”（Chao），影响之深由此可见㊵ 戴建兵.中国古代纸币对亚洲国家的影响.金融时报.2000年6月30日. 。
四、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经验的当代启示
当今社会，国际货币发展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金属货币时代的很多历史经验已不再适用，但是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国际化的市场自发性、多方共赢性，以及宋元时期货币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仍然能够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货币制度的变革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贸易竞争力是货币国际化的物质基础，要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夯实实体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基础
宋元时期，中国外贸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为货币在域外的广泛流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丝绸、瓷器、茶叶三大支柱，中国的铁器、中药、书籍、绘画等，也是国际市场上的畅销品。这些外销品来自中国发达的丝织业、冶炼业、造纸业、印刷业、农业等相关产业，其背后更反映出当时中国领先的经济、科技和文化水平。基于中国贸易商品和贸易市场所构成的贸易竞争力，宋元时期货币方才得以在域外广泛流通。以史为鉴，当前我国应当持之以恒地以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实体经济发展，夯实自身经济基础；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扩大相互市场开放、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贸易结构、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不断繁荣对外贸易以实现互利共赢，为货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货币国际化具有市场自发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顺应客观形势、顺势而为
宋朝统治阶级显然没有货币国际化的观念，严令禁止铜钱外流，然而事实上却无法阻止铜钱大量外流。历史事实证明，货币国际化具有市场自发性——世界市场上存在一只“无形之手”，即便没有人为推动，甚至有着人为阻碍，市场仍会选择最适宜的货币作为国际交易的媒介。在宋元时期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无疑是经济最发达、市场最广阔的国家，同时也具有最为科学、完备的货币制度，因而宋元时期中国货币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货币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循序渐进，逐步满足世界市场的客观需求。
（三）货币制度的先进性是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要与时俱进、加快完善和革新人民币制度
宋元货币制度的先进性是当时中国货币流向域外以及成为域外国家流通货币的关键因素。当前，国际货币总体上处于以纸张、塑料或金属为载体的信用货币阶段，因此，要加强现有以纸张和金属等为载体的实体货币的创新、研发，使人民币在币值结构、使用便利性和防伪性能等方面保持领先。与此同时，要顺应货币载体演化的新趋势，加强数字货币等新型货币的研发，确保支付手段和支付方式的先进性。马克思指出：“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站在今天的视角看，铜本位时期的中国铜钱、银本位时期的西班牙银元和金本位时期的英镑，分别是不同历史阶段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可见，货币制度演进是历史客观规律。在当前虚拟世界不断发展、虚拟经济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下，中国有必要加强数字货币等新型货币以及移动支付技术的研发，使人民币制度与时俱进，在国际货币制度变革中占得先机。
（四）货币制度创新应当从实际出发，人民币制度创新要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宋元时期，东、西方货币大体可以分为铜钱本位和金银本位，一般认为中国铜钱在携带便利性和大宗贸易中不及金银，但在当时却更为适应以小额货币结算为主的国际贸易实际状况，加之由中央政府统一铸行，信誉卓著、标准统一、制作精良，因而受到国际市场普遍欢迎。而元钞虽然脱离金属载体成为信用货币，具备更为先进的货币制度，但在域外却显得“早熟”，存在钞价管理、旧钞回收、伪钞治理等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元钞更多的时候只能兑换为当地货币，流通范围、数量和影响均较为有限。因此，对于货币制度的“先进性”应当辩证看待，并非货币制度创新程度越高，就等同于科学性和先进性越强，货币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能否适应显得更为重要。要根据世界经济、贸易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各个国家、地区经济、贸易发展的多样性，谨慎、适时推出新型货币、改进现行货币，确保人民币制度适应性和先进性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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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22.1，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41-2019(03)-0091-08
收稿日期： 2018-11-22
作者简介： 张 星，男，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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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亚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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