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政治学研究方法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政治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以政治体制和现象为研究对象，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在西方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之作。随着第一批欧洲移民的到来，政治学也被带到了北美洲。在殖民时期，有关殖民地和宗主国关系的激烈讨论，极大地促进了本土政治学的发展，为后来的独立战争作了意识形态上的铺垫。①独立战争胜利后，围绕联邦宪法，各个殖民地又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在反对者和支持者的唇枪舌战中，诞生了美国政治学的第一本经典著作《联邦党人文集》。②到今天，美国政治学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两百多年里，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学科规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③
撰写本文的目的，不是对美国政治学进行全面回顾，而是从一个专注于美国政治的研究者角度，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作简要描述，并与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粗略对比，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期待能对目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所借鉴。
在进入正题之前，必须先澄清一点，那就是，虽然都叫政治学，但美国或者西方的政治学与中国的政治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在学科设置上表现得尤为清楚。在美国，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政治学系几乎都设置了五个基本专业方向，即美国政治(American Politics)、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和政治学研究方法(Political Methodology)。④密西根大学安阿堡分校的政治学系则开设了多达15个专业。⑤但是总体而言，像密西根这样的例外极少；绝大多数政治学系都是按照这五个专业来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划分教授的研究领域的。
但是在中国，政治学并不包括国际关系。相反，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或专业，并且常常隶属于国际关系学院。⑥以北京大学为例，政治学系属于政府管理学院，并且该学院还设有政治经济学系。⑦北大还有个国际关系学院，其下设有国际政治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系。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设置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非常相似，下设国际政治系、外交学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⑨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下设国际政治系、政治学系、公共行政系。⑩南开大学的周恩来政府学院则包括政治学系、行政管理系、国际关系系、社会学系、社会心理学系和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11)
为什么国际关系在中国不属于政治学，而是单独成为一门学科呢？中国政治学系的课程，主要讲授中国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理论或者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虽然也叫政治学，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仅限于中国政治，而不是像美国的政治学那样，分成五个大的专业。如果按照美国政治学的专业分类标准，那么中国的政治学应该叫中国政治才对。正如在美国，有关美国政治体制的研究属于美国政治，自成一体，与其他专业分开。这样一来，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在中国分属不同的学科或专业也就很好理解了。如果要与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学学科分类接轨，以避免不必要的歧义，那么中国的政治学似乎应改名为中国政治才对。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在介绍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先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所了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即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从字面上来讲，一个着重数量，一个讲究性质，给人的感觉是互相对立，水火不容。实际上，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比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逻辑推理(inference)，也就是通过个别现象推导出普遍规律。只不过在定量分析中，逻辑思维显得更清楚、更正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形式和具体分析技巧上。定量分析的最大特点是运用数据和统计工具，即先对现象进行测量以获得数据，然后运用统计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期“从个别现象推导出一般性规律或者是对因果假设进行检测。”统计工具包括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等。定量分析追求方法和结果的可重复性，即一旦知道方法，其他学者可以按照这一方法收集数据并得出同样的结果。
相反，定性分析基本上不依赖于数据和统计工具。定性分析的主要特点包括：“选择一个或少数几个研究对象；论据经常来源于深入面谈或者对历史材料的深入分析；在方法上比较松散；对某一事件或分析单位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定性分析主要运用于区域研究或个案研究，而这两类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特定的事件、决策、体制、地点、问题、某一法律，或者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12)定性分析主要包括叙事分析(narrative)、小样本研究(small-N)和个案分析(case study)。
对自然科学有所了解的人可以看出，定量分析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然而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社会现象，包括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探索和发现社会现象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定量分析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运用。但这并不表明定性分析比定量分析差。到底选择哪一种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问题和对象。比如说，我们想知道9.11恐怖袭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由于该事件只发生了一次，也就是说样本只有一个，我们就不能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评估它的影响。相反，只有在对该事件本身及其前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有详细了解，同时排除这段时间内可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其他因素，才能推断出9.11的影响。在实际研究中，很多学者把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两者互相补充，从而大大提高了科研成果的质量。
然而不管是定量还是定性，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它们都应该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3)
第一，以推理为终极目标。科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已知世界来了解未知世界。借用定量分析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要通过样本推理出全体的特征。
第二，方法公开。获取和分析数据或证据的方法要明确、细致和公开，从而使其他研究者可以验证数据和结果的可靠性。这就是所谓的方法和结果的可重复性。
第三，结论不确定性。科学研究是从已知数据或现象推理出未知世界的特征。测量过程中的误差以及各种干扰因素的存在，意味着不可能收集到完美的数据，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出肯定的结论。事实上，不确定性是所有科研的一个基本特性。
第四，方法即内容。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取决于方法。换句话说，在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方法。早在100多年前，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就精确地阐述了方法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这样写道：“科研领域是无止境的，科研的对象是无穷的。每一个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任何事物的过去和现在，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研究的统一性在于方法，而不在于研究对象”。(14)
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
美国每年出版的政治学专著和学术文章成千上万，因而不可能对每一本专著或每一篇文章的研究方法都进行分析。为此，作者以《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为例，对该杂志投稿以及刊登文章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详细和明确的分类，以期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窥豹一斑。该杂志创办于1906年，是1903年成立的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旗舰杂志。(15)发表在该杂志上的文章一般来说代表了美国政治学最前沿、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6)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发表在上面的文章也在很大程度上指引了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方向。
1.定量分析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定量分析在当今美国政治学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表格1反映了1995年到2006年期间该杂志刊稿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平均下来，几乎有一半的稿件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图1则形象地描述了定量分析的崛起。在20世纪中期以前，所有定量分析文章加起来也只占每卷《美国政治学评论》的10％左右。到了第47卷的时候，也就是1952年，该类文章所占比例一下上升到22.2％，而到了60年代末则急剧增加到70％，并且这种势头基本上保持到70年代中期，在1978年(也就是第73卷)达到了创纪录的77.1％。此后，定量分析文章所占比例稍微下降，但是总的来说大致稳定在50％左右。
除了定量分析，数理模型也在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广泛应用。数理模型主要运用于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它的特征是以理性个人(rational actor)为前提，运用数学语言来构建有关集体决策过程(collective-decision making process)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数理推导或数据分析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由于数理模型以数学为基础，并且有些数理模型文章也运用了大量数据来验证理论假设，因此它也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定量分析方法。从1995年到2006年，采用数理模型的稿件平均约占发表文章总数的13％以上，而数理模型和统计相结合的文章大约是7％(参见表1)。两者结合起来则占到了17％左右，位居第三。然而在6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学者运用数理模型方法，而直到7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刊登文章只有10％左右采用了数理模型(参见图2)。在这段时间内，基本上只有一位学者从事数理模型研究，他就是后来被称为罗切斯特学派创始人的威廉·莱克尔(William Riker)。(17)从80年代开始，数理模型开始得到广泛运用，其所占平均比例也上升到20％左右，而在1994年(也就是第89卷)更是达到了它的顶峰，达到了42.4％。(18)如果把表1中的定量分析、数理模型以及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文章加起来，那么它们所占比例高达70％。总之，这些数据和图表有力地说明，定量分析是当今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主流。
表11995年到2006年《美国政治学评论》刊稿所用研究方法分类(百分比)
年份数理 定量
数理和定量小样本概念阐述 其他
2005-2006 14515
2 23 4
2004-2005 13526
1 27 1
2003-2004 11518
2 26 2
2002-2003
950
10
5 25 1
2001-2002 17457
1 29 2
1995-2000 13487
2 30 0
数据来源：Lee Sigelman,"Report of the Editor of 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5-2006",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1.40,No.2，2007,p.428.
注释：数理：Formal；定量：Quantitative；数理和定量：Formal and Quantitative；小样本：small N；概念阐述：Interpretive/Conceptual；其他：Other。
图1 定量分析文章在每卷《美国政治学评论》中所占比例：1-100卷
图2 定量分析和数理模型在每卷《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占比例：1-100卷
图3 叙事分析文章在每卷《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占比例：1-100卷
图4 每卷《美国政治学评论》中运用问卷调查方法的文章所占比例，1-100卷
与定量分析的崛起并且在当今美国政治学占主导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性研究的一蹶不振。以叙事分析为例，它是定性分析的一种，其特征是对人物、地域、事件、制度或过程进行详尽描写。图3描述了叙事分析在每卷《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占比例。在美国政治学早期，叙事分析处于绝对优势。从创刊到第50卷，叙事分析平均约占所有实证文章的80％以上。在很多卷里，这个比例竟高达100％。同时，从创刊到第56卷，叙述分析占每卷文章总数的40％以上。然而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叙述分析在该杂志上出现的频率直线下降。从第67卷开始一直到第96卷，无论是占实证文章的比例，还是占所有文章的比例，都低于10％。从第97卷开始，叙事分析的比例突然上升，并且在第99卷的时候，双双都达到了20％。
定量分析的崛起
定量分析的崛起和定性分析的衰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它们归根结底，都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兴起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革命。行为主义有三个特点，即“(1)把政治行为作为研究中心，(2)讲究科学的研究方法，(3)宣传自由的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19)奥立佛·加尔赛奥(Oliver Garceau)于1951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如何研究政治过程》(Research in Political Process)，被公认为行为主义的宣言。在该文中，加尔赛奥号召政治学者理清个人、团体和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行为关系，并利用新的、尤其是统计学的工具，发现各种行为的共同点，描述重复的行为模式，并找到决定各种行为的因素。(20)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传统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把事实和价值观混淆在一起，并且描述过多，解释过少，几乎没有提出任何系统的理论。(21)与之相反，行为主义者主张祛除价值观判断，只研究事实。在方法上，行为主义主张从传统的叙事分析和批判评论转为实证研究，即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同时，在行为主义者眼中，事实不是政治体制，而是政治行为，尤其是个人政治行为。通过问卷的方式对选定样本的行为倾向和模式进行研究的问卷调查方法(survey research)，也就应运而生了。
图4形象地描述了行为主义的兴起。图中的线条代表运用问卷调查方法的文章在每卷《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占比例。在第44卷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文章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到了第50卷，该比例一下上升到10％。从第57卷开始，该比例几乎是垂直上升，并且在第73卷达到了创纪录的60.7％。此后，虽然该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基本上保持在30％以上。由于行为主义的基础是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并采用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这也就难怪行为主义的崛起和定量分析的兴起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如果把图4和图2作一番对比，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行为主义和定量分析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是没有行为主义革命，定量分析恐怕也就不会成为美国政治学的主导研究方法。(22)
定性分析的复兴
通过对《美国政治学评论》投稿和刊载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定量分析在美国政治学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表明定性分析将逐渐被淘汰。相反，从90年代中期开始，定性分析可以说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复兴。(23)复兴的标志就是讨论定性分析方法的专著和学术文章层出不穷。(24)促成这场复兴的主要因素包括：指引社会科学的哲学思想有了重大发展、注重研究方法多样化的新一代政治学者的出现、在美国政治学会专门设立了定性及研究方法多样化分会(Organized Section on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以及由定性研究方法校际联盟(Consortium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主办的、每年一次的定性分析及研究方法多样化讨论班(Institute on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
与传统定性分析不同的是，这次复兴更多地强调造成因果关系的机制和能力(mechanisms and capacities)。也就是说，定性分析不仅要描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还要解释因果关系是通过何种机制和能力产生的。而定量分析在追求样本规模和结果的普遍性时，往往注重描述而忽视了解释。用方法学研究者的话来说，定性分析力求找到某种结果产生的原因(causes-of-effects)，而定量分析则试图找到某种原因造成的结果(effects-of -causes)。(25)作为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个案研究和小样本研究特别适用于解释某种结果产生的原因，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少，研究者可以对所有可能造成该结果的因素和过程进行仔细分析，最后找到因果关系产生的机制和能力。在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学者经常使用过程跟踪(process tracing)或因果过程观察(causal process observations)来发现因果关系产生的机制。(26)
定性分析复兴还特别强调把时间顺序引入到因果关系研究中来。(27)任何因果关系说到底都是一种时间顺序的关系，因为发生在某个时间点之后的现象肯定不会是发生在它之前的现象的原因。这种注重时间顺序在因果关系中的作用的研究方法被称作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意思是“事物的发展经常遵循某一特定过程：在某段时间内可能有很多选择，但是在关键时刻的随机事件造成只有一种选择被采纳，而这种选择被采纳后所产生的反馈，则限制了行为者采纳其他选择，结果是不得不坚持原来的选择。”(28)路径依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不断增加。如果行为者要抛弃现有的路径，那么他将付出比保持现有路径更高的代价。路径依赖充分体现了定性分析复兴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即先对结果有详尽的了解，然后试图找到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只不过路径分析强调通过时间上的回溯来寻找因果关系产生的机制和能力。
在定性分析复兴这段时间内，学者们还对分类理论(typological theories)展开了深入研究。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分类，并对各个类别进行比较，找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是学者经常面对的问题。大致来讲，有三种分类方法。第一类叫做描述法(descriptive typology)，它是给组合性概念或种类(compound concept or type)下定义，以描述事物的特征。比如说，一个国家具有哪些特征才属于总统制民主或议会制民主？第二类方法叫归类法(classificatory typology)，它是按照定义来决定个案(case)的类型。比如说，有了议会制民主的定义，我们就按照这个定义，对德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进行个案分析，以确认它们是否属于议会制民主。这两种分类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对事物进行抽象分类，而后者则是把抽象分类具体化。最后一种方法是解释性分类(explanatory typology)，也是复兴派学者研究最多的方法。(29)它的特点是对某一理论所包含的变量进行组合，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预测，并通过数据或个案研究来验证预测的正确性。第三种分类方法与定量分析十分相似，两者都是先提出理论，然后用实证分析来检验理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定量分析使用大量的数据，而解释性分类往往依赖个案研究。比如说，根据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英国和美国都属于成熟的民主国家，那么它们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否与该理论的预测相吻合呢？
总之，90年代中叶以来的定性分析的复兴，对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之前，很多从事定性分析的学者忧心忡忡，认为定量分析迟早有一天会完全取代定性分析，统领美国政治学。然而这次复兴让他们意识到，定性分析并非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相反，由于其在因果关系研究上的独特优势，定性分析正在逐渐推广，而从事定量分析的学者也开始借鉴定性分析来更好地研究因果关系，这就促进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试验方法成为新的亮点
就在定性分析复兴的同时，实验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s)也开始崛起，成为政治学的一个亮点。(30)简而言之，实验方法就是通过人为改变研究对象或客观环境来找到因果关系。说到实验，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自然科学。的确，实验是自然科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它也在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与这两个学科相比，政治学引入实验方法则要晚得多，并且直到今天，它仍然不属于主流研究方法。从1926年到2000年，利用试验方法并且发表在美国知名政治学刊物上的文章只有105篇。平均下来，每年还不到2篇。从20年代到70年代，总共只有13篇此类文章得以发表。到了80年代，利用实验方法的文章突然激增到42篇，而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到90年代，达到45篇。(31)
诸多原因造成了实验方法在政治学中受到冷落。首先，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政治学者更注重大量数据基础上的多元回归分析。尽管回归分析和实验方法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冲突，但是后者要求的样本数量一般来说要比前者小得多。其次，绝大多数政治学者在实验方法上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各个政治学系所开设的方法课程，几乎全部集中在统计学或计量经济学，不涉及实验方法。这样一来，即使有学者想从事实验方法研究，也只能望洋兴叹。再者，政治学的很多研究对象，比如政治体制或者文化和社会结构，很难在实验状态下模拟或改变。相比之下，定性分析方法更适合于此类研究对象。
与传统的定量或定性分析相比，试验方法主要有以下四个优势。第一，它为因果推理提供最有力的证据。由于研究者完全控制整个实验环境，他就可以在保持其他实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自变量进行改变，并且把因变量由此产生的变化归咎于自变量的变化。第二，研究对象和自变量的选择和测量以及实验内容，几乎完全在研究者的掌握之中。第三，研究者本人设计和实施各种测量工具，因此测量精确度大大提高。第四，和大规模问卷调查相比，试验的成本相对较低。
当然，试验方法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试验环境可能和现实生活环境相差很大，这就会损害实验的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32)其次，试验对象和研究者感兴趣的全体对象往往相差很大，这同样会影响实验的外部有效性。比如说，在美国政治学领域，很多实验对象都是在校本科生，而他们和普通美国人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就大大降低了实验结果的外部有效性。
实验方法集中在政治学的四个领域，即投票和选举(voting and election)、国会委员会的决策过程(committee decision-making)、集体行动中的协调和合作(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以及政治传播学(political communication)。投票和选举包括选民为什么参加投票(voter turnout)、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以及回顾式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33)关于国会委员会的实验性研究，重点则放在委员会成员在各项立法规则的制约下，如何互相妥协，从而达到最好的立法效果。(34)虽然与行为经济学中的协调和合作类似，但是政治学中的实验性研究侧重于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之间的联盟、军备竞赛、贸易战以及制裁。(35)政治传播学则研究媒体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这方面的试验研究侧重于媒体，尤其是电视，如何影响选民对某一问题的重视程度(salience)和对候选人的评估，以及选民决定是否参加投票。(36)今天，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重点则是媒体报道中的定位(framing)对个人观点和行为的影响，而这方面的领军人物则是丹尼斯·琼(Dennis Chong)和詹姆斯·德拉克曼(James Druckman)。(37)
无论是从绝对数目还是从相对数目来讲，基于实验方法的政治学文章和专著还是非常少。然而与80年代之前相比，试验研究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并逐渐被主流政治学者所接受，成为政治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
在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番粗略描述之后，接下来，笔者将简单介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政治学没有定量分析，只有定性分析，并且以综述介绍和个案研究为主，极少涉及因果关系推理。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国政治学还基本上处于美国政治学行为革命之前的状态。
从中国政治学期刊所发表文章，就可以看出定性分析的绝对统治地位。笔者对2004年至今，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上的所有文章进行了分析。这四本期刊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顶尖出版物，并且都属于中文核心期刊，因此发表在它们上的文章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政治学最优秀、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表2是分析结果，它明确无误地说明，定量分析在中国还处于萌芽阶段。作为国际政治的旗舰杂志，《世界经济与政治》发表的460篇文章当中，102篇使用了数据，而运用了回归分析的文章仅有2篇。只要是定量分析，一般来说就会有图表，因此图表可以看成是定量分析的标志。然而只有54篇文章有表格，28篇文章包含有图。这些数据还稍微偏高，因为有的文章同时使用了表格和图。即使这样重复计算，也只有18％的文章有图表。回归分析作为定量分析最重要的工具，只在这460篇文章中出现了2次。《美国研究》是中国众多美国研究学者的喉舌。按理说，它应该与美国政治学最接轨，因为这些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美国政治学刊物和专著。在107篇文章当中，没有一篇运用了回归分析。同时，只有13篇文章有表格，仅有1篇文章用到了图。
其他两个刊物的情况似乎更差。它们当中没有一篇文章使用了回归分析。《现代国际关系》的405篇文章当中，有83篇引用了数据，而使用了图表的文章数目分别为22和8。《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的285篇文章，有51篇引用了数据，13篇用到了表格，6篇有图。即使不考虑重复计算，把所有使用了统计数据、图表和回归分析的文章加起来，它们在各个刊物文章的比例也没有超过48％，远远低于定量分析文章在《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占的比例(见表1)。而发表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上的文章，只有不到30％使用了定量分析的工具。总之，定量分析在中国政治学还属于凤毛麟角，与它在美国政治学的广泛运用形成天壤之别。(38)
或许，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例外，而其他学科已经广泛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与国际接轨。为此，笔者分析了同样时间段内，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文章。该期刊是中国外语教学和研究的旗舰杂志。为了解学生的外语学习情况，研究者经常使用大规模问卷调查，因此发表在该期刊上的文章应该比政治学文章更多地使用定量分析。总的来说，它比上面提到的四个政治学刊物要好得多。在212篇文章当中，有93篇引用了统计数据，86篇有表格，22篇有图，8篇使用了回归分析。按比例来算，每一项都比政治学的四个刊物高出许多。这样看来，中国政治学定量分析上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政治学，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有很大的差距。
两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反映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在中国，无论是独立的政治学系还是在国际关系学院，几乎都没有开设研究方法这一专业方向。在前面所提到的几所顶尖学府中，只有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开设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专业，但这还不能算是单独的方法学专业。(39)然而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学系都有研究方法专业，着重培养研究生在定量分析方面的能力。如此看来，中国政治学在定量分析上还处于萌芽阶段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研究生在校期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相关训练。
在作者看来，定量分析在中国政治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对社会科学的资金投入还非常少。定量分析的基础是数据，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从问卷设计到采访，从购买统计软件到雇佣研究助理，从购买书籍到订购网络数据库，这些都涉及到很大的花费，没有雄厚的科研资助是无法完成的。一方面，和自然科学相比，国家给社会科学的资助相对很少；另一方面，在中国，很少有个人或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资助。相反，在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个人到私人基金会，都积极支持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美国政治学研究之所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资金作后盾。在当今美国政治学顶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没有例外，都受到了各个方面的资助，少则几千美元，多则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总之，美国政治学研究是建立在雄厚资金基础上的，而中国政治学要发展，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还需要长期的、庞大的资金投入。(40)
结束语
从早期以定性分析为主、以宪法和政治制度为研究中心、以价值观判断为终极目标，到以定量分析为主、以政治行为为研究重点、以科学方法和因果推理为终极目标，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在二十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并非一帆风顺。从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到后来的新政治学代表大会(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不停地有学者对定量分析提出尖锐批评，而这些学者很多都是定性分析的忠实支持者。在他们看来，政治学的终极目标不是一味地追求科学方法，并用之来发现政治行为的普遍规律，而是要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不足之处进行批判，提出并倡导相应的改良措施。也就是说，政治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价值观判断，而不是行为主义者所倡导的“科学方法、价值中立”。(41)表面上看来，行为主义者在这场辩论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有关研究方法和价值观的讨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似乎永远不会停止。
就研究方法而言，今天的中国政治学，还停留在美国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的状态。各个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以及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过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加，特别是随着大批在西方接受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国从事政治学研究，行为主义及其倡导的方法在中国政治学广泛应用，似乎已经为时不远了。然而，接受定量分析并不意味着抛弃定性分析。相反，中国政治学者应该向美国的同行学习，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最后，在借鉴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中国学者还要认真反省政治学的终极目标。说到底，不要为了方法而方法，被方法牵着鼻子走，而是要让方法为终极目标服务。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郭丹瑞同学收集和整理了文中所用的中国政治学期刊的数据，作者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注释：
①殖民时期的政治学著述颇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美国历史学界两位泰斗的作品中，对殖民时期的政治学窥豹一斑。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MA:Belknap Press,1967; Gordon S.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1.
②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and John Jay,The Federalist Papers,New York:Bantam Books,1982(1787).
③为庆祝创刊100周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于2006年11月刊推出了专刊，其中有25篇主旨文章，从各个角度，对美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详见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
④有趣的是，并非所有的系都叫政治系。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政治系就叫做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
⑤http://polisci.isa.umich.edu/siteMap.html,登陆该网站的日期为2007年10月28日。
⑥在有的大学，政治系则隶属于法学院。比如说浙江大学就没有单独的政治系，只有光华法学院下属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http://www.zju.edu.cn/xqzl/yxsz.htm，登陆该网站的日期为2007年10月28日。
⑦http://www.sg.pku.edu.cn/news/News_View.asp?NewsID=99，登陆该网站的日期为2007年10月28日。
⑧http://www.sis.pku.edu.cn/web/School.aspx,登陆该网站的日期为2007年10月28日。
⑨http://sis.ruc.edu.cn/institution/politics.htm,登陆该网站的日期为2007年10月28日。
⑩http://www.fudan.edu.cn/new_dep/depintro.htm,登陆该网站的日期为2007年10月28日。
(11)http://zfxy.nankai.edu.cn/gxjs/gxjs_zzxx.asp,登陆该网站的日期为2007年10月28日。
(12)Gary King,Robert O.Keohane,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3-4.
(13)King,Koehane,and Verba,1994,pp.7-9.
(14)Karl Pearson,The Grammar of Science,London:J.M.Dent & Sons,1937(1892).
(15)美国政治学会的另外两个出版物是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和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前者实际上是对美国政治学会的各项活动和发展进行报道，而后者刊登的主要是政治学新书评论。
(16)并不是所有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都认为《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文章最具影响力。根据最近的一次调查，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认为《美国政治学评论》的影响力位居第六，排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International Security,World Politics,and Foreign Affairs 之后 。 参阅Lee Sigelman,"The Coevolu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1.100，No.4，2006，pp.463-64，fn.4.
(17)威廉·莱克尔从1962年到1978年任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政治学系主任。他把该系转变成了实证政治理论的中心，培养出了许多后来在政治学领域声名显赫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和莱克尔本人也因此被称为“罗切斯特学派”。有关罗切斯特学派的起源和发展,参阅S.M.Amadae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The Rochester School:The Origins of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pp.269 -95.
(18)就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文章而言，国际关系使用数理模型最多，超过其他任何研究领域。在过去20年中，40％的国际关系文章采用了数理模型。这可能是很多注重传统研究方法的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对该杂志不感兴趣或公开表示敌意的原因。参阅Lee Sigelman，2006，p.470。至于为什么数理模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广泛应用，作者认为这和数据收集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像战争、外交制裁、恐怖主义等问题，基本上都属于小样本事件，很难收集到大量数据，因此不得不依赖于数理模型。然而在美国政治研究领域，像选举、国会、公众舆论和意见等问题，数据较易获得，因此运用统计模型非常普遍。作者在这一点上主要得益于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的章奇博士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19)James Farr,"Remembering the Revolution:Behavioralism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In Political Science in History:Research Programs and Political Traditions,ed.,James Farr,John S.Dryzek,and Stephen T.Leonar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02.
(20)Oliver Garceau,"Research in Political Proc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5,No.1,1951,pp.69-85.
(21)有关行为主义对传统政治学的批评，参阅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Knopf,1991,Chapter 2; David Easton,"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Past and Present",In Discipline and History: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ed.,James Farr and Raymond Seidelman,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
(2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也就没有后来的行为主义革命。查尔斯·梅利安(Charles E.Merriam)在1923年到1940年任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力排众议，建立了美国第一个以定量分析为主的政治学课程，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生。二战后，这些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成为行为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各自的领域留下了许多经典著述。他们包括V.O.Key,Harold D.Lasswell,David B.Truman,Gabriel A.Almond,Herbert A.Simon。这些学者后来被统称为“芝 加 哥学派”。参阅 Michael Heaney and John Mark Hansen,"Building the Chicago School",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p.589 - 96.
(23)有关九十年代以来定性分析的复兴，参阅Andrew Bennett and Colin Elman," Qualitative Researc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ase Study Method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9，2006，PP：455-76.
(24)Andrew Abbott,Time Matters:On Theory and Metho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4; Col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Bridges and Boundaries:Historians,Political Scientists,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MA:MIT Press,2001; Barbara Geddes,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MIT Press,2005; 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A Criterial Framework,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Gary Goertz,Social Science Concepts:A User's Guid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Gary Goertz and Harvey Starr,Necessary Conditions:Theory,Methodology,and Applications,Lanham,MD:Rowman Littlefield,2002;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aul Pierson,Politics in Time:History,Institutions,and Social Analys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 Charles Ragin,Fuzzy Set Social Scie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25)有关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参阅Henry Brady,"Models of Causal Inference:Going beyond the Neymen Rubin-Holland Theory",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hicago,2003;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A Tale of Two Cultures:Contras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Political Analysis,Vo.14,No.3,2006,pp.227 -49.
(26)有关过程跟踪，参阅George and Bennett，2005；有关因果过程观察，参阅David Collier，Henry Brady，and Jason Seawright,"Sources of Leverage in Causal Inference:Toward an Alternative View of Methodology",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2004.
(27)关于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中的讨论，参阅James Mahoney,"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Theoretical Sociology,Vo.29,No.4,2000,pp.507 - 48; James Mahoney and D Schensul,“Historical Context and Path Dependence",in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ed.,Robert Goodin and Charles Tilly,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Path Dependence,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4,No.2,2000,pp.251 -67; Paul Pierson,Politics in Time:History,Institutions,and Social Analys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Kathleen Thelen,“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pp.369 -404.
(28)Bennett and Elman，2006，p.464.
(29)有关解释性分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优势，参阅Bennett and Elman，2006，pp.465-468.
(30)有关实验方法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应用，参阅James N.Druckman,Donald P.Green,James H.Kuklinski,and Arthur Lupia,"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p.627-36; Rose McDermott,"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1.5,2002,pp.3161; Thomas Palfrey,eds.,Laboratory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
(31)McDermott，2002，p.44.
(32)有关实验方法对实验设计、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测量、内部和外部有效性的要求，参阅McDermont,pp.33-38; William R.Shadish,Thomas D.Cook,and Donald T.Campbell,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Generalized Causal Inference,New York:Houghton Mifflin,2002.
(33)有关选民为什么参加投票，参阅Alan Gerber and Donald Green,"The Effects of Canvassing,Phone Calls,and Direct Mail on Voter Turnout:A Field Experi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4,No.3,2000,pp.653-63; Harold Gosnell,"An Experiment in the Stimulation of Voting",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0,No.4,pp.869 - 74; Thoams Palfrey and Howard Rosenthal,"Repeated Play,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An Experimental Stud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61,No.3,1994,pp.545 - 65; Charles Plott,"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rect Democracy,Two-candidate Elections,and Three - candidate elections in an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in Laboratory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ed.,Thomas Palfrey,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 有关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参阅Plott,1991;有关回顾式投票 ,参阅Kenneth Collier,Richard McKelvey,Peter Ordeshook,and Kenneth Williams,"Retrospective Voting:An Experimental Study,Public Choice",Vol.53,No.2,1987,pp.101- 30.
(34)有关国会委员会的实验性研究颇多，在此就不一一例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McDermont，2002，pp.52-54.
(35)有关这方面的实验性研究，参阅McDermont，2002，pp.54-56.
(36)因此，这方面的试验研究也可以归类到投票和选举。主要成果包括Shanto Iyengar,"Television News and Citizens' Explanation of National Affair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No.3,1987,pp.815 - 32,1987; Shanto Iyengar and Donald Kinder,News that Matters:Television and American Opin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Stephen Ansolabehere,Shanto Iyengar,Adam Simon,and Nicholas Valentino,"Does Attack Advertising Demobilize the Elector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4,1994,pp.829 - 38.
(37)Dennis Chong and James Druckman,"Framing Theor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0,2007,pp.103 -26; Dennis Chong and Jamie Druckman,"Framing Public Opinion in Competitive Democrac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forthcoming; James Druckman,"Political Preference Formation:Competition,Deliberation,and the (ir) relevance of Framing Effect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8.No.4.,2004,pp.671 - 86.
(3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所选的四本杂志均是政治学的杂志，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的杂志。但一些政治学问题在国内实际上是发表在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期刊上，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话题。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来，定性和定量研究之间的比较会有所变化。作者在此感谢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的章奇博士指出这一点。
(39)南开大学则在本科开设有政治学计量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40)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政治学的情况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比如说，作者在查阅《美国研究》时发现，大多数文章都受到了国家或者是文章作者所在大学的资助。其他杂志的情况也差不多。
(41)围绕价值观判断以及研究方法，美国政治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参阅 Benjamin Barber,"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Science:'Value-free' Theory and the Wolin Strauss Dust-up of 1963",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p.539-46; James Fart,Jacob S.Hacker,and Nicole Kazee," The Policy Scientist of Democracy:The Discipline of Harold D.Laswell",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p.579 -88; John S.Dryzek,“Revolutions with Enemies:Key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p.487 - 92; Peter N.Ubertaccio and Brian J.Cook,"Wilson' s Failure:Roots of Content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a Science of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p.5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