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
马 润 凡
(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大数据的浪潮正席卷全球，冲击并重构人们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和互动方式，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一是政治大数据的资源化丰富了政治认同建构的价值源泉；二是大数据的交互集聚能量扩展了政治认同建构的思维空间；三是大数据的双向赋权能力驱动政治认同建构的互动模式；四是大数据技术分析能力助推了政治认同建构的内容精准。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其存在的虚假信息放大效应、数据跨境流动中西方大国“制造”信息与“主导”数据流向的霸权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也形成挑战。在国家强调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和增强“五个认同”的要求下，理性认识大数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将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是各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一个无法否认的趋势，它勾勒出了一幅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国家新图景。随着大数据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大数据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的数据资源竞争愈发激烈，今后对数据的占有和利用将成为大国间竞争和博弈的重要领域。中国人口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互联网用户群体尤为庞大，成为世界上数据储量最大最丰富的国家，这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资源库。但是，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其存在的虚假信息放大效应、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西方大国“制造”信息与“主导”流动的霸权等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形成挑战。在国家强调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更好服务人民生活改善和增强“五个认同”的要求下，理性认识大数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提升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将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②加强型切口翅片以平刀齿为基础，按照一分为二的方式，形成1.2～2倍的料厚错位，便于形成加强筋，起到强化效果。
建议：男性肝脏的承受能力是每天40克酒精，女性减半。一般40克酒精相当于含酒精6度的啤酒1000毫升，含酒精12度的红酒500毫升，含酒精度50度的白酒100毫升。
一、大数据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政治认同建构的全新机遇
政治认同是政治行为主体在互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具体是指“民众对国家、政党、政治制度、主流意识形态等政治客体的认可、赞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觉维护和支持政治客体的取向和行为”[1]。大数据以其卓越的数据获取能力、关联性分析能力和对复杂性政治行为的动态可视化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发展机遇。
“这我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只是太富于戏剧性了，小说家在发挥想象时用力过猛了，我承认这不失精彩。”
4.大数据技术分析能力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内容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是一种综合性的、递进式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过程，具体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认同、党与政府治国理政举措的认同”[10]。民众政治认同的生成与发展，一方面受其利益诉求、心理期待、价值追求等因素的内在驱动，另一方面也受其历史记忆和现实获得感的外在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需求多元分化、心理期待和价值追求纷繁复杂、历史记忆和现实获得感强弱不同，个体和群体纷纷自主界定、排列组合自己的认同需求。由此，政治认同序列的多元并存情形产生，并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民众政治认同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建构成效。随着生存环境的转换和政治认知的深化，人们的认同需求和认同取向必将发生变化，使政治认同序列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政治认同序列也将随之产生。“政治认同主体的多元层化、政治认同序列的复杂多变”[1]，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精准化和整合性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大数据之“大”，并不在于表面的“大容量”，而在于其潜在的“大价值” [3]( P340)。数据记录的是过去，表达的却是未来，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深度发展的背景下，记录亿万网民的政治认同倾向、政治情感变化和回应行为期待等的海量数据不断聚集、融合，将党、国家、社会和个人连接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对这些大数据的关联分析和聚类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治行为体复杂的需求变化规律和行为互动倾向，从而为增强民众正向政治认同的稳定度、发掘认同建构的发展规律创造了新的价值源泉。
1.大数据时代虚假信息传播的放大效应，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有效建构的难度。“大数据的核心挑战在于广受关注的数据信息缺乏科学的效度和信度”[11]。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种类繁杂，数据的真实性甄别难度大。为了引起情感共鸣，虚假信息制造者在信息内容上煞费苦心，选择与人们生活具有极高贴近性的主题，覆盖社会民生、政策法规、公共安全、国家外交等领域，其中，社会民生类、公共安全类占比最大。为了吸引眼球，虚假信息标题的制作追求刺激性、猎奇性和轰动效果。为了增加可信度和煽动性，虚假信息的内容表现形式更具迷惑性，其中，政策法规、社会治理、国家外交、经济改革类的虚假信息往往使用专业术语进行“批判性”评论，偷梁换柱，迷惑公众“信其有”。社会民生、公共安全类的虚假信息则多采用“有图有真相”的形式，制造现场感，增强视觉冲击力。为了提升虚假信息的传播热度，“虚假信息制作或传播者往往将话题讨论焦点引向社会阶层价值观差异、阶层鸿沟，充分利用信息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选择与民众思想倾向一致或者对立的角度来吸引用户参与传播或加入论战。”[12]
为了谋求“认同霸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网络空间大数据的全球性、放大性、瞬间性传播特点，不择手段，积极“制造”“生产”符合美国需要的数据信息，自我定义中国政治“事实”。首先，美国打着“反霸权”“反恐”的幌子，利用其大国强权政治的话语权，极力炒作、释放中国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霸权者”，威胁着世界经济秩序的自由和公平。这一炒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2018年《美国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该报告提及中国33次，俄罗斯25次，声称“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与财富，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14]。可见，美国试图通过制造“中国威胁”的虚假信息，引发其他国家曲解中国的“蝴蝶效应”，进而离散和消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将其标榜的制度符号和价值取向融入音像、影视作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中国民众鼓吹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的“普世性”，并极力助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扩散，“丑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影响和模糊广大民众的认知判断和认同倾向。再次，栽培和收买所谓“公知”“大 V”以及网络写手，以西方话语界定、扭曲中国的现实问题，意图激起国内敌对情绪、削弱民众的权威认同和制度认同。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意识形态纷争延伸至全球网络空间，使他国国内问题国际化或国际问题国别化，已成为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不可忽视的外在主体。
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出现赋予人类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能力。人们通过运用自动文本分析、关联性分析、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视化技术等方法，从不同政治主体互动大数据中精准把握认同需求与序列的内在差异，揭示个体和群体政治认同发展的规律。可见，大数据分析技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精准化提供的全新技术支撑，将使政治认同的网络构建变得更加丰富细致。大数据分析技术增强了政治认同主体间差异规律的可视性。通过自动文本分析技术，人们可以获得不同个体和群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倾向、政治态度的差异，并观测和呈现它们随时间动态变化的规律。对海量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自我表达等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的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可以使不同类型群体的政治行为的动态性、独特性以及认同序列的内在差异性更加直观，从而有效揭示和预测政治感知和认同诉求的代际分化、群体分化、区域分化以及阶层分化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趋向，进一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受众细分。大数据分析技术有助于精准识别政治认同的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方向，全面感知和预测公众需求的维度及其变化规律。影响和干扰政治认同的因素纷繁复杂，有社会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心理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具体包括利益诉求、心理期待、价值追求、历史记忆、现实获得感等。在互联网飞速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浪潮交织并存的当下，西方国家通过“普世价值”的宣传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蓄意扩散，侵蚀和消解我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政治认同。在此情势下，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聚类技术对规模化的结构和半结构化的数据进行去燥、排序、聚合，有效识别政治认同影响因子的类别和作用机理，以及不同影响因子与民众的认同需求和行为取向变动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有效增进和实现对民众异质性需求的理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方向的精准性。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清晰勾勒出民众政治认同的结构特征。价值倾向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影响并决定着个体的选择倾向。通过对我国民众政治价值倾向的大数据分析，可以探知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道路、历史经验和发展方向的认知程度和理想信念，以及人们理解、评价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通过对国家依恋归属的情感、态度的大数据分析，不但可以测度民众政治认同的稳定性和取向性，还可以发现个体和群体在认同建构中可能存在的认知方式和情绪特征，进而勾勒广大民众政治认知和情感倾向的网络结构。
2.数据跨境流动中西方大国“制造”信息与“主导”流动的霸权，冲击中国特色社会政治认同建构的自主性。一般来说，“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其主体由这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广大民众构成，且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建构及运作具有极强的国家自主性、可控性和排他性。”[1]然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扩张网络空间权力、维持霸权地位的新的有力工具，拓展了西方大国影响和左右发展中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为了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壮大，掌握着全球计算机和互联网核心技术、拥有制网权和网络空间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大肆宣扬和鼓吹“互联网自由”“数据流动自由化”，另一面却只按照美国的需要“制造”信息，“主导”数据跨境流动，以实现消解和侵蚀中国民众政治认同的图谋。
1.政治大数据的资源化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价值源泉。大数据是一种新型资源，承载着人类足迹和行为交互的巨量信息，影响并决定着持有者增强自身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和安全能力的自主程度。2013年7月，习近平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指出，大数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谁掌握了大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中国人口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互联网用户群体庞大，拥有的网民数量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第4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比例高达98.6%；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3.94亿，占整体网民的47.5%；我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 27.6小时，较2017年底提高 0.6个小时；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 6.81 亿，使用率为 82.2%，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 6.75 亿，年增长率为 4.3%[2]。数据的知识化是数据价值的基础，因此，基于知识图谱的大数据应用成为热门场景，且载体的类型和数量增长显著。即时通信、搜索引擎、访问记录、社交应用、APP追踪建构了个人行为或组织活动的“数字足迹”，这种记录“的粒度越来越细、维度越来越多、频度越来越密，……在空间的拓展和延伸中，数据的能量层层放大，数据的不断积累是资源和可用知识的持续增加”[5](PVIII-X),中国成为世界上数据储量最大最丰富的国家，且数据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
3.大数据的双向赋权能力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互动模式。政治认同“是影响和支配人们社会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力，反映了其从‘认知、判断’到‘意愿、动机’再到‘行为取向’的心理选择过程”[1]，是个人、社会、国家共同作用和建构的结果。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也是改变市场、组织结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4](P9)，可以直接获取人类行为和互动的基本信息，增强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资源互联性，进而塑造和建构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同时进行了赋权，将人类活动的场域从现实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塑造了政府与民众之间新的互动模式：在赋予社会主体更大的自我治理能力和拓宽民众诉求表达平台的同时，也驱动政府既有治理模式从一元转向多元，使政治过程能够直接或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和需求，从而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认同与支持。
二、大数据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政治认同建构的主要挑战
2.大数据的交互集聚能量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思维空间。信息即权力，数据即力量。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度叠加，消弭了政治个体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拓展了数据的主体与范围，使人类活动的全球数据量爆发式增长。据2017年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数据时代 2015》报告显示，2025年人类的大数据量将达到163ZB，比2016年数据总量增加约10倍。在大数据时代，没有旁观者，具有主动意识的行为体都是政治数据的生产者、使用者和共享者，其对政治类话题的自我表达、对政治体系的亲疏爱憎以及对政治话题的情感反映多元呈现、集聚碰撞并不断被数据化。“一旦世界被数据化，就只有你想不到，而没有信息做不到的事情了。”[4]( P125)大数据技术以其强大的挖掘处理技术，勾勒并清晰呈现了“多元认同主体的交织并存、海量庞杂政治诉求和情绪集聚传播的网状态势、不同取向碰撞冲突的变化规律” [1]，从而为构建政治认同提供了可视化的数据支撑。鉴于大数据潜在的巨大影响和战略价值，各国对数据资源竞争愈发激烈，对数据的占有和利用已成为大国间竞争和博弈的重要领域，这必将加剧认同建构的国内互动与国际互动的综合体特征。
虚假信息具有极大的负能量，容易引发民众的误解乃至原有认同的消解，而“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12]，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极大危害。随着社会化媒体、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承载和转化信息和知识的高速度与强能力使虚假信息的传播以几何级数扩散，放大了虚假信息的危害效应。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当今世界，群体性、交互性极强的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虚假信息制造和快速传播的重要渠道。在强关系社交的驱使下，微信、微博用户彼此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在接收、传播信息时情感偏向容易大于真伪取向，于是彼此间简单机械地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地转发传播，而不进行思考、求证，加之“同一用户所传递的内容随场域不同而变化，并不存在唯一‘真实’的社会事实”[13]。如果让有关社会民生、政策法规、公共安全、国家外交等方面的虚假信息滚雪球式传播扩散，将直接影响并误导受众的心理情绪和行为方式，进而引发降低政府公信力、消解民众政治认同的蝴蝶效应，加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有效建构的难度。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而言，公众的认同是其最大的关切。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要件需要逐渐构筑的历史过程，需要广大群众对民主政治价值的理性体认。”[6]在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人们的政治认知的来源多局限于家庭、学校、传统媒体的政治社会化和历史文化基因的长期积淀，政治认知的生长也多依赖于权威、精英、专家等的宣传、灌输、引导和强化，这决定了此时期民众政治认同建构的“精英-大众”的单向特征。在大数据时代，知识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和大数据的海量增长、瞬息传播，为人们提供了更多主动获取信息、平等交流公共事务的网络空间和交互平台，带来了“认知视角的平等化、认知身份的平等化、去经典和权威化”[7]等一系列认知层面的转向，大大拓展和提升了人们的理性体认与认知发现能力。更新速度快且交互性极强的大数据信息，以其突破地域、空间、身份的限制的能量，影响并重塑个体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已然成为人们尤其是“永远在线”的青年一代认识事物、判断事物和选择事物的标准。依托政府门户网站、微信政务服务、政务微博、政务头条号等载体，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向全社会开放，政务大数据向社会自由流动，知识也向大众自由流动。政务大数据的民主化一方面推进了“政治知识平民化的传播和普及”[8]，增进民众对国计民生政策的政治认知，另一方面赋予了民众对数据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决策权，使每个人能够自由访问和下载自己认为合适的数据，进行创新性应用，并根据自己理解和判断，自主地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这些政治大数据的快速增长及其关联性分析，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民众政治心理和行为倾向、政治期望和利益诉求及其变化规律，能够深刻反映“网络空间政治互动的制度、政府和公民的演进和互动策略”[9]，提升政府回应性，推动民众需求热点问题的实时解决。基于此，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通过“‘数据多跑路’，实现‘群众少跑腿’，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3.94亿，占整体网民的47.5%”[2]。
可见，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革命，而且是全新的战略资源，更是一种意识革命。它将通过重构政治认同建构的资源、价值、结构、关系、边界等认知和理念，提升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知力和洞察力，进而驱动人们在多中心互动、跨网互动、两两互动中扩大正向政治认同的集聚力量和辐射效应。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高度融合，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以及基于海量知识图谱的大数据应用场景逐渐丰富，这些都将是大数据发展的未来趋势。这一趋势必极大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思维空间，形成政治认同建构的大数据整体思维，与互联网、物联网向全球物联网的全面演进有机衔接，进而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路”[5]。
传统的钻井施工经验及模式在施工中根深蒂固，抓住“三个一”精准化钻井施工模式这一关键，推动“五个转变”，实现钻井工作的高端化。
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大数据技术优势，强势主导数据跨境流动，让网络空间信息按照其国家利益需要“自由流动”。在大数据时代，更大规模和复杂的数据跨境流动成为全球常态，并呈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数据的传输和处理跨越了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另一种数据的传输和处理没有跨越国界，但却能被其他国家访问和获得。数据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力和战略价值，“国家拥有数据的规模、流动、利用等能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5]。因此，世界各国对数据资源的竞争与控制愈发激烈。除了互联网是数据信息生产、传递和接收的主要载体外，无线电报、遥感技术、卫星通讯、全球卫星定位测量技术等也可实现信息的快速、准确、可靠的收集、处理与更新，这意味着“一国对数据的管辖范围不限于数据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技术、设备，乃至提供技术服务的主体等。”[16]受信息技术差距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设备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致使“蕴含着信息的数据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跨越发展中国家的边界，进入位于发达国家地理边界的设备里被存储起来”[17]。为进一步争夺数据信息网络的主导权，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数据治国”目标和大数据发展战略，设法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和网络霸权，削弱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数据资源的控制力，引导全球数据信息流向自己国家。
其中，美国在网络空间和数据控制中总体上占据优势，掌控着全球实力最强的“云”处理服务终端。为了占据全球经济市场和国际政治秩序中的控制地位，美国“需要源源不断的数据分析别国的社会发展形态”[18]。利用大数据战略促进数据共享，利用自身技术优势攫取数据信息，成为美国政府收集跨境数据的重要手段。美国长期奉行并频繁使用“长臂管辖”，“扩张其跨境数据执法权，通过对承载数据载体的技术和产业的市场准入和出口管制来维持自身比较优势”[19]，同时将其干预他国、单方面制裁他国披上“合法化”的法律外衣。美国利用自身优势制定全球战略，推行数据霸权政策，通过网络搜索、卫星通讯、遥感技术等优势攫取和分析域外数据，侵犯他国的数据主权与安全。借助国家安全部门、跨国公司和遍布全球的情报网，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动态监控，收集、转移并分析他国数据，“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和数据流动所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增强了美国的力量，扩大了它的影响”[21]。此外，美国利用其对互联网的控制权，频繁制造和发布蕴含西方制度符号和意识形态性特征的大数据信息。由于“信息并非在真空中流动，而是在早就已有归属的政治空间中进行流动，数据跨境流动以及任何形式的交换，都是在国家间业已存在的政治结构中进行的”[31](P240)，因此，美国鼓吹和倡导数据跨境流动自由化的背后，隐藏着对他国进行政治渗透、最终实现政治重塑的战略意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建构面临严峻挑战。
式中，r0为少模光纤的纤芯半径，n1为纤芯折射率，n2为包层折射率，相对折射率差Δ=(n1-n2)/n1.
三、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将党、国家、社会和个人高度凝结在一起的内在动力，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资源。全球大数据浪潮改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原有生态环境，在为政治认同建构提供全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不可避免的现实挑战。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建构需要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在全面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的过程中，切实加强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大数据技术人才保障，提升大数据核心技术研发，防止虚假数据注入攻击，进而增强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的控制力和自主性。二是摒弃政府传统的指令取向，增强治理的民众需求导向，及时解决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不断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并通过“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22]( P325)，进而激发不同群体自主参与国家治理的内生动力。三是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基因，增进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和独特优势的认知和感受，凝聚最大共识，引导广大民众在坚持正确政治价值的基础上自觉维护、自主传播并继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标准与数据主权安全规则的制定，清晰阐释中国立场，为争取全球网络空间话语权奠定基础。唯此，才能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大数据浪潮下，不断增强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自信、雅量和能力。
参 考 文 献
[1]马润凡.论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变化[J].国际观察,2018,(3).
[2]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9-02，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2/t20190228_70645.htm。
[3]徐子沛.大数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5]郭建锦,郭建平.大数据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5,(6).
[6]张明军，陈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前提与创新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4,(5).
[7]闫奎铭,孙雍君.大数据时代的认知转向及其对科研管理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20).
[8]孟天广,郭凤林.大数据政治学:新信息时代的政治现象及其探析路径[J].国外理论动态,2015,(1).
[9]孟天广,李锋.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15,(3).
[10]常铁军.政治认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与魂[N].光明日报,2018-02-08.
[11]David Lazer, et al. The Parable of Google Flu: Traps in Big Data Analysis[J]. Science, 343 ( 6176 ) , 2014.
[12]杨丹.网络虚假信息传播特点及治理——基于2016年上半年的大数据分析[J].新闻记者,2016,(8).
[13]黄荣贵.网络场域、文化认同与劳工关注社群——基于话题模型与社群侦测的大数据分析[J].社会,2017,(2).
[14]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https://.whitehouse. 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15]李海英.大数据发展及其立法挑战[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5,(6).
[16]孙南翔,张晓君.论数据主权——基于虚拟空间博弈与合作的考察[J].太平洋学报，2015,(2).
[17]沈逸,姚旭.大国战略互信与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新模式探索：以“数据主权”为核心推进网络安全战略建设[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8，(12).
[18]黄道丽,何治乐.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立法的大数据现象及中国策略[J].情报杂志,2017,(4).
[19]张衠.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形势和中国路径[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8,(12).
[20] 杜雁芸.大数据时代国家数据主权问题研究[J].国际观察,2018,(3).
[21][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收稿日期： 2019-08-20
作者简介： 马润凡(1976-)，女，河南平顶山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南省重点学科政治学团队专家，主要从事政治认同与政府治理、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等领域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5BZZ00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网络空间国家大数据主权安全保障和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AZD032)；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项目“政治认同视阈下农民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cx-013)。
中图分类号： D0； TP39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 2019) 05-0025-05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