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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2)06-0047-06
客观存在的文本不可能自动彰显作者的思考情境或理论意图，文本内在思想性因子的“激活”或“出场”需要读者背后的“推力”作用。甚至在后现代文本学家那里(如罗兰·巴特)，阅读就是思想的生产过程，就是读者在当下的思想重构过程。而特定主体都是在特定“理论前见”座架之下进行解读，面对同一文本，不同“理论前见”的指导，甚至会达至截然不同的理论景观或进行全然相异的“理论生产”。因而，研究方法在理论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面对目前毛泽东研究领域大量存在的客观文本，新的理论生长点之所以难以构筑，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新方法论的引入。正如有学者指出：“现在主要的不是研究的档案文献太少，而是对这些档案文献利用不够，下功夫去研究不够。”①在我们看来，方法论的自我反思与自觉更新是目前研究中必须下的最为重要的“功夫”。
一、目前研究方法的自我反思与自觉批判
目前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以同质化、宏观化思路与直接阅读方法为代表的基本研究倾向，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是目前研究难以向纵深挺进和实现精致化解读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地自我反思与批判。
1.“同质化研究”方法的非历史性局限
同质化解读思路就是将毛泽东思想视为由基本性质相同的“原料”组成，而忽视思想发展的历史性线索及其异质性特征，对毛泽东思想无历史地加以引用或研究。同质化解读人为地将毛泽东思想理解为“同质性”的逻辑进展，理解为只是单一“量的积累”，而忽略其思想发展的“异质性”因子与不断变化、深入的动态过程，其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作用使然。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所独具的“超凡魅力”，以往对毛泽东的解读过程不可避免产生了“神性观念”，即将毛泽东置于高不可及的“神坛”而加以顶礼膜拜。这种“神性观念”在“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中达到顶峰，毛泽东本人及其每一个思想观点都被“神圣化”或“偶像化”。因此，在对毛泽东的解读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就是：在神性崇拜观念支配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神性”即“同质性”理解，因为意识形态需要，对青年毛泽东思想的不成熟性和局限性，要么粉饰、要么直接回避。同质化解读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是“预设目的论”的表现，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一生都是伟大而英明的，其早年思想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些许起伏，但也预设了其最终会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华丽转变”，对其早期思想的研究也不过是为了证明走向成熟的历史必然性，或者是作为成熟阶段的“脚注”，这显然是一种“辉煌史”架构在理论逻辑上的表现。其实，从本质上而言，这是被意识形态“大他者”质询下的“伪学术构境”(张一兵语)的必然结果，这一“伪学术构境”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毛泽东一贯的正确形象。在“文革”之后，这种研究思路虽有所淡化，但并没有完全退出学术舞台，仍然发挥着其潜在的影响作用。
在同质化解读思路座架之下必然会出现各种奇异的研究现象，例如：毛泽东思想原理的建构不是从现实需要或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出发，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因而采取非历史的态度，从已被碎片化的历史文本中抽取出其需要的各个方面进行人为的拼接与拼凑。这也造成了毛泽东思想原理既不能得到理论上的有效说明，也不能从历史性文本发展的角度加以科学论证，更不能得到现实的支持与肯定。以毛泽东1917年写的《勤奋自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座右铭为例，这句话后来曾被论证为毛泽东阶级斗争发展的“源头”。其实，这在本质上是“同质化”思路作祟使然，是无历史地对毛泽东思想的“暴力”挪用。毛泽东此时正深受杨昌济伦理学思想影响，这句话是其“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思想的彰显，体现的是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与后来所谓的阶级斗争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可见，在同质化思路之下，毛泽东思想呈现出的是“无根性”的文本碎片，只要是毛泽东关于某一问题的论述都可以被类聚起来，进行单一定性，而丝毫不从具体的、历史的背景考虑。任何解读者，只要根据其主观需要，都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语料库”中任意选取符合其认知框架的“原料”。因此，此种研究范式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动态历史进程，无法真实反映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从本质上难逃“化约主义”的嫌疑。
2.“宏观化思路”粗略性勾勒的“低像素”图景
与同质化解读思路并行的另一大理路就是宏观化、宽泛化解读，而这两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宏观化思路无意于对思想发展的精微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为同质化解读的生成提供了内在契机；而同质化解读思路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宏观化解读的潜在力量。所谓宏观化解读思路就是从宏大历史背景、历史线索出发，以“宏观解读”与“宏大叙事”研究范式把握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解读方式。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化解读有其内在合理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对事件的解释力求从客观现实存在而非主观臆想出发，寻求推动事件发展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因素，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解读模式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得以科学进行的基本保障，毛泽东研究也不例外。但不容忽视的是，片面而单纯的历史唯物主义宏大解读方式在当下社会——尤其是随着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潮流到来，在解读毛泽东这一复杂因子“集合体”时，难免会表现出“力不从心”。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一方面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受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在这种宏大解读模式下，二者往往处于对立状态之中。具体到毛泽东研究，我们以往在研究时都侧重于从传统的、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宏观政治、经济等权力系统出发，考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并从上述显性宏观权力出发寻求事件的“合理解释”。殊不知，毛泽东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不同(虽然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一般历史研究以宏大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而毛泽东虽是历史发展洪流中的著名代表，但也是历史当中的普通一员。可以说，毛泽东的形象是平凡性(作为普通个体的一般性)与超凡性(集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理论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复杂多面性)共同交织而成的，单纯依靠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解读范式是不可能完整、生动而形象地勾画出“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形象的。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引进微观理论视域，“用自觉的微观理论范式去完善和补充传统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并以自觉地建构起来的微观权力网络体系为中介和活动平台，才能真正建立起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规律之间的内在统一。”②这一建议对于当下深化毛泽东研究也十分适用。如果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视为一幅图片，那么仅仅从宏大思路出发，所勾勒出来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素描”，只能是一幅像素较低的图片。像素的增高与色彩的扩充，需要结合精细化研究方法的共同努力。
3.“直接阅读”方法的深层逻辑遮蔽
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直接阅读”方法占有极大市场，这是造成目前毛泽东研究难以深入推进的另一重要方法论原因。所谓直接阅读就是从“文字的表面事实”出发，认为读者不借助任何外来因素便可以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全部内容，通过阅读便可达至读者与作者“理论视域”的完全融合。殊不知读者都是背负一定“认知框架”，在特定“理论前见”指导之下进行“有罪阅读”的。“人们发现，在许多本书中包含的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书中所写下的文字，而历史的真实也不可能从它的公开的语言中阅读出来，因为历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种声音(Le Logos)在说话，而是诸结构中某种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阅读不出来的自我表白。”③相同的概念、词句，在不同“理论前见”与研究范式的指引之下，完全可能达至截然不同甚至是绝对对立的理论景观。以最近再次引起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所谓《矛盾论》“抄袭说”为例，这种观点是“直接阅读”研究方法形塑的典型结果。在“直接阅读”方式指引下，不少研究者将《矛盾论》与苏联教科书或其他哲学著作进行简单地“逐字逐句”的形式对照研究，仅将字面上所谓“雷同”的对比结果作为直接占有的“证据”，从而将《矛盾论》判定为“抄袭”。他们以为文本就是概念、字句堆砌的产物，以为“看”到了这些“符码”就意味着完全达至与作者相同的理论语境、完全把握了作者的真实理论意图。实际上，这种“看”仅仅是停留在“视觉意义上”(汉森语)④的“看”，根本无法达至深层次的理论结构，无法捕捉到文本深处的隐性话语。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抄袭说”为代表的“直接阅读”，根本未能进入《矛盾论》，也就是说《矛盾论》的文本在他们面前甚至根本未能从解释学意义上“打开”过。可见，“直接阅读”模式导致毛泽东研究浮于表层，很难深入到达文本的深层次逻辑结构、把握文本背后的隐形逻辑话语，从而无法从本真意义上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与精髓。
二、方法论资源的自我发展与自觉更新
目前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同质化、宏观化与“直接阅读”——是研究难以向纵深挺进和实现精细化解读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打破上述方法在研究中的垄断地位，在批判反思基础之上引入新的方法论资源是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必要途径。“一定的研究方法适应于一定的研究领域，一定的研究成果总是和一定的研究方法及手段相联系。研究方法的更新必然导致研究领域的扩大，并有可能获得新的成果。”⑤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研究新的方法论资源，诸如“异质性研究”、“精细化解读”和“症候阅读”等方法的引进，必将会扩大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有助于新的理论生长点的构筑。
1.“异质性研究”方法的动态历史性作用
“异质性研究”方法与“同质化解读”思路直接相对，在“异质性研究”思维透视下，毛泽东思想理论呈现的是由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与不同理论特质所组成的动态、复杂的理论结构体，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各种“异质性”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思想的发展不是某种单一线性流变过程，而是跨越不同质性发展阶段的动态历史进程。“异质性”研究方法反对“预设目的论”在毛泽东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力图探索思想发展的微观动态过程，它不仅关注思想向何处发展以及为何向此处发展，更为关注思想如何实现此种发展。“异质性研究”具有双重限定：一方面极力探求共时性阶段下的各相异思想因子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在历时性视角下力图揭示思想发展的不同质性阶段与逻辑“异轨”。
以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例，便可清晰解释“异质性研究”方法与“同质化解读”截然相对的研究路径。毛泽东本人在“自传”中将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界定为1920年夏天。⑥自此以后，官方正统历史教科书和一般学术研究作品都依此为标准来界定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性质点。认为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而忽视了在此过程之中各复杂性思想因子相互角逐以及由异质性因子组成的思想集合体的爆炸、分裂与重组等动态历史运动。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很明显是将毛泽东思想“同质化”处理的结果。实际上，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后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或者是总体性层面而言的。1920年夏天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受“十月革命”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论)，只是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仍然是比较粗浅的。这从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之后陆续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可以证明。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离京返湘后，一直致力于“湖南自治运动”，1920年9月5日发表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但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这种总体性方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认为“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⑦很明显，毛泽东此时未能真正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仍然崇尚先前“民众大联合”的自治主义思想，从本质上而言，难逃改良主义幻想的窠臼。引入“异质性研究”方法，可以更加生动而细致地揭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实际动态历史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程度。
2.“精细化解读”方法的丰满与充实性勾勒
“精致化解读”是直接针对“宏观化思路”的内在不足而作，它不仅是毛泽东研究的一种新型方法，更是推进毛泽东研究的一大目标。如果将毛泽东研究看成一块肥沃土壤，那么以往“宏观化解读”方法好比“开荒拓土”，而“精细化解读”则犹如“精耕细作”。“精耕细作”的实现当然是建立在“开荒拓土”基础之上，但为实现“精耕细作”目标则尤需优良工具与精湛技术，需要引入与宏观化思路相对的微观分析方法。
那么，何谓微观分析方法？如何引进微观分析方法？著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学家萨特在其《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中介问题和辅助科学问题”中对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但是“对于当今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思考就是在整体化，并以此为籍口而用普遍性来代替特殊性；也就是说把我们重新引向具体，在基本的但又抽象的规定性这个标题下来显现我们。”“要理解在一定的历史时刻以及在一个阶级和一个社会的内部产生的人和他的产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缺少一种中介等级。”⑧因此，萨特认为，需要借助“中介方法”来补充与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在他看来，总体性方法就是在对主体行为分析时，必须摒弃过分强调主体在生产关系层次与政治—社会结构层次上受“人类关系”(主要是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是要借助西方某些学科修补历史唯物主义的“骨架”，诸如社会学方法、精神分析方法，在分析主体行为时不能忽视主体儿童经历(包括家庭经历与独自经历)、社会环境、个体情感、两性关系等“中介环节”对主体行为的形塑作用。毛泽东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都从属于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二者具有互通性。为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实现“精细化解读”目标，也需要引入“中介方法”来补充与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化解读”的不足。这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者那里较为自觉。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将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分析方法引入毛泽东研究，他们在传统政治经济分析框架等宏大思路之外，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为依据，从微观个性心理学、性格解构和宏观社会心理学等视角解读毛泽东及其思想，寄希望通过对毛泽东主观心理的分析从而求得解释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内在原因。上述从微观领域出发解读毛泽东，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问题框架，而在新的问题框架座架之下导致了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的生成。⑨当然，不可否认心理历史学派也存在过度还原和片面夸大主观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作用等弊端，因而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引入微观心理分析，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思路的指导之下加以进行。
3.“症候阅读”方法与文本逻辑构架的深层透视
“症候阅读”是与“从文字表面事实”出发的直观反映论的“直接阅读”相对立的，“所谓症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⑩不难发现，“症候阅读”从本质上而言是在新的“问题式”座架之下所导致“场所变换”而形成的新的理论生产。在“症候阅读”指引下，可以穿透显性“文字符码”背后的深层次逻辑结构和内在问题域，进而可以获得全新的理论景观。
以前面说到的《矛盾论》“抄袭”问题为例，“直接阅读”认为《矛盾论》中的主要概念，诸如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等概念在当时国内流行的哲学著作和苏联教科书中都已经出现过，这就是《矛盾论》“抄袭”的证据所在。但是，由于阅读认知框架和知识背景的局限，他们只拘泥于显性层面“证据”的运作，从而做出较为主观的臆断，陷入“证据的陷阱”之中。同样是面对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等相同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概念，阿尔都塞则通过“症候读法”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对《矛盾论》进行了专门探讨，他曾坦承《矛盾论》对其建构“多元决定论”具有重要影响作用。(11)当然，阿尔都塞这种“症候阅读”是在其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指引之下展开的，从本质上而言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扩张式解读”，“《矛盾论》这个文本在阿尔都塞那里不过是充当了表达自己哲学理念的一种文字‘替代品’……多元决定的辩证法表面上看是用结构主义分析来补充矛盾分析，但是，倘若多走一步，就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辩证法和矛盾分析的方法的拒斥和消解。”(12)但是，不可否认，阿尔都塞关于《矛盾论》的解读提供了从另一视角解读毛泽东的“尝试”，指明了虽然存在“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与苏联教科书“雷同”的“证据”，但是二者却反映截然不同的理论景观：“多元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反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截然对立。所以，“审视证据的方法”极为重要，必须透过表面“证据”所布展的层层迷障，运用“症候读法”达至字句“符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理论结构。因此，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必须坚决摒弃“直接阅读”方法，可以部分参考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方法，即透过表层现象所布置的层层迷障，在新的问题式座架之下达至毛泽东哲学理论的深层逻辑结构与本质内涵，方能真正形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实“肖像”。
三、余论
文本的“深度耕犁”与全新理论图景的彰显，只有在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引下才具备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以往毛泽东研究之所以缺乏新的理论生长点，难以拓展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新方法论的自觉“介入”。如前所述，文本解读宛如在当下重新“激活”作者思想的实验，而科学研究方法是实行“激活手术”的重要工具。倘若缺乏科学方法的指导，那么，文本将永远是一堆僵死符码的堆砌物。当然，我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引入新的方法论资源并非是建立在对原有研究方法的全盘否定基础之上。旧的研究方法虽具有一定弊端，仍然存在特定合理性，需要在批判否定其内在缺陷的基础之上，对其合理性做出科学有效的利用。比如，宏观化解读思路在目前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精细化解读方法的引入不是对宏观化思路的直接否定。其原因在于：仅仅依据精细化解读思路可能会造成对毛泽东解读的片段化、局部化研究范式的生成，可能会造成“盲人摸象”的效果，缺乏对毛泽东整体性思想肖像的完整勾勒，停留于局部画像的解读，而宏观化解读方法对于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肖像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对毛泽东研究领域方法论问题进行“价值重估”的目的在于更新方法论资源，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并且着力实现新旧研究方法在新的研究平台的有机交融，这应该成为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路向。
注释：
①石仲泉：《〈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编：《〈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②衣俊卿：《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③[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④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于1958年在其《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理论负载说”，认为“看是一件负载着理论的事情”。转引自张一兵：《析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⑤胡为雄：《毛泽东十四部书览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接受斯诺采访时曾指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⑦《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6-457页。
⑧[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4-45、50页。
⑨尚庆飞：《国外毛泽东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2-116页。
⑩[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516页。
(1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13页。
(12)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