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成就与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经济工作论文,八十年论文,成就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4)-03-003-011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宣布：“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21页。）。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首先要向历史学习。要认真总结经济工作的成就，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同时，要深刻思考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为未来的经济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成就
中国共产党80年经济工作是围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推进展开的，中国共产党80年经济工作的历史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成就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奠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
（一）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经济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走上历史舞台，并不断开拓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道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开拓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道路，主要是构建和不断完善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经济制度。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的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80年经济工作最基本的历史成就。
1921至1956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过程包括三个阶段：1921至1949年间，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1950至1952年间，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一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保证通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形态；1953至1956年间，通过和平的经济改造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57至2001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探索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阶段：1957至1978年间，一方面根据对国内主要矛盾状况与性质的正确判断，作出了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在指导思想上逐渐陷入“左”的错误，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大跃进”的曲折和“文化大革命”的挫折。1979到200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上取得重大历史成就。其间主要是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二）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确立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与模式
建国以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邓小平集两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成果之大成，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到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这条道路已经呈现出现实的形态。
首先，在经济体制模式方面，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已经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思路。到2001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从“十五”时期开始，要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和公平的市场体系以及转变政府职能为战略重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其次，在经济发展道路与战略方面，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明确了新世纪经济发展的战略与道路。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传统的主要依靠外延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内涵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及一系列战略，包括新世纪现代化建设的新“三步走”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等。这些不同层次的战略构成一个新世纪现代化发展的战略体系，勾画了新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基本轮廓。
（三）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生产力和推进社会进步，奠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们仅仅用了半个多世纪时间，不仅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五十六倍。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明显增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许多方面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十二亿多中国人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党的建设》，第492页。）
首先，工业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先进的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开始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国民经济知识经济化和信息化进程开始启动。20世纪初期，中国的生产力的主体是落后的小生产，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工具。到2001年，中国经济呈现出初步的工业化经济的结构格局，工业化进程处在快速推进之中。同时，中国开始了向知识经济这一新的先进生产力形态迈进的过程。
其次，现代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1921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50年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经过50年建设，中国已经从农业社会进步到初步工业化社会，已经形成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进、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并存的基本态势，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走上快车道。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已经从1950年的26%上升到2001年的78%；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从1970年的21点上升到2000年的31点。中国现代化水平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1980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与世界平均值相差26个百分点，2000年差距缩小到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缩小大约0.6个百分点。1980年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世界平均值相差19个百分点，2000年缩小到15个百分点。（注：http://www.modernization.com.cn/CMR2003003.HTM.）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形态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近年来，恩格尔系数降幅明显加快，1996至2001年间年均下降2.14个百分点。（注：家庭或个人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谓之恩格尔系数，它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状况的重要指标。）与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的情况相比，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与美国和日本相当，略低于法国和英国。（注：《经济日报》2002年12月9日。）
第四，国际经济地位明显提升。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微不足道。20世纪后半期，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1978至2001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4%，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按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呈稳定增长之势，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也明显加大，从1989年的2.2%上升到2001年的3.7%。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资料表明，到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升到世界第6位。中国在世界银行计算的20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也从1978年的第194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141位。
（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确立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的实践中，注重理论创新，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时，确立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理论基础。
首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努力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断清除附加在社会主义上的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在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被人为地附加了一些非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邓小平在清除附加在社会主义上的传统观念方面迈出一个重大步骤。他指出，不仅贫穷、平均主义等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按劳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惟一的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江泽民则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他强调，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按劳分配要与多种分配方式结合起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党的建设》，第523页。）这样，就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基点上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其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长期以来，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被当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经典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理论被当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经典理论。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突破了这一经典理论范式，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这一理论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而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在广泛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这一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注：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经济工作的基本历史经验与启示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年实践的三条基本经验与启示，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这三个“始终”，也是对中国共产党80年经济工作经验与启示的总结。具体来说，党的80年经济工作的探索，凝聚成下述历史经验与启示。
（一）确立和确保经济工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的地位
经济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建国以前，经济工作是党的“三大任务之一”，是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工作是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此后不久，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偏离经济工作这一重点。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经济工作被放到次要位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的战略决策。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基本路线的高度明确了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
从“三大任务之一”到“工作中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为经济工作定位的过程，但是，其间的曲折也带来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挫折。因此，如何始终在认识和实践上确保经济工作的地位，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首先，要用党的基本路线和指导思想来确保经济工作的地位。八大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后之所以出现反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这种重心转移的认识没有上升到党的基本路线和指导思想的高度，因此，一旦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变化，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必然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是由于逐渐将经济工作的地位上升到基本路线和指导思想的高度，才保证了经济工作中心地位的不可动摇性。
其次，要从执政党建设的高度正确处理党的其他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避免其他工作对经济工作的干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在抗美援朝中，党中央始终坚持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抗美援朝战争有机结合起来，没有因为战争影响国内经济工作，而是同时实现了抗美援朝和恢复经济的目标。但是，在这个方面也有不少教训。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十年论战”期间，党的经济工作受到影响，“备战备荒”扭曲了经济工作的方向，而“文化大革命”则直接破坏了经济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治理整顿”期间也因为思想上的曲折制约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只有将经济工作上升到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高度，才能充分认识和肯定经济工作在执政党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才能使经济工作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二）在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确定上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同其他工作一样，在经济工作问题上，党内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善于在吸收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论和决策。不同意见的交流有利于提高经济工作的科学化程度，减少经济工作中的失误。
在战争年代，由于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加上经济工作处于服从战争的地位，经济工作上的党内高层的争论较少，即使出现了争论或不同意见，也主要是采用批评和说服的方法。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七大召开之前，针对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否要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在相当一部分农民出身的党员中存在着一种认为可以由封建经济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通过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明确批评了这种倾向。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内又出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潮。经中共中央审定，发表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集中批判。建国前，正是通过这种严肃的党内批评与教育，统一了全党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与具体行动。
建国以后，由于经济工作地位的突出，各项工作包括经济工作复杂性的增强，经济工作上的党内分歧开始增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在如何对待富农雇工、党员单干、老区互助组发展问题上的党内意见分歧。在1953年，党内出现了关于“新税制”的争论，1955年，出现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的争论，庐山会议上则发生了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关于“大跃进”不同看法的差异。这些争论与分歧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前提下，在具体工作推进速度与方式上的意见分歧，应该是可以正确处理的。毛泽东也正确处理过其中一些争议。例如，对于关于富农雇工和党员单干的争议，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没有因为争论影响经济工作进程。但是，也出现了运用不民主的手段压制不同意见的倾向。例如，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争论中，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3页。）这就将党内的正常的意见分歧上升为路线之争，采取了“上纲上线”的党内斗争方法。对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不同意见，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党内路线斗争方法。这种方法给党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带来了消极后果。具体来说，一是压制正确意见。实践证明，邓子恢和彭德怀在上述争论中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在强大的党内斗争压力之下，这些意见难以充分表达和引起严肃认真的对待。二是矫枉过正。以党内斗争的强大气势批所谓“右”，必然导致“左”的发生。如1955年批邓子恢的“小脚女人”，导致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出现各个地方夸大群众积极性、盲目追求超额完成合作化指标，最后导致推翻原定的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推翻用18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计划。三是加速经济工作偏离实际的轨道。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工作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当毛泽东提出一种主张并通过党内斗争压力予以雷厉风行地推进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惟恐落在别人后面。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循环往复，使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离实际越来越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吸取经验教训，通过党内民主和教育的方式对待经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和分歧。具体来说，一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推进思想解放，使全党在思想上保持与时俱进的姿态，这就有利于统一全党思想，避免一些重大争论和分歧。二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通过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吸收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三是在一些产生了分歧的具体问题上，不搞争论，以争取发展机遇。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实践证明，这种“不争论”，不仅争取了发展时间，而且有利于用事实统一思想。“不争论”并不意味着放弃重大问题的争论，而是着眼于抓住发展机遇，着眼于实践，着眼于创新，着眼于用实践而不是个别人物的主观好恶来检验真理。用正确的方法对待党内争论和分歧，将有助于经济工作的科学性。这是今后党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的一个基本经验。
（三）要致力于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
一个政党领导一个国家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领导中国革命还是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都非常注重这种道路的探索。1921至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革命道路，1953至1956年间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道路，1956年至今，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中充满曲折。1956年毛泽东开始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时，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要短一些。他说：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74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上轨道”，包含了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快事业的发展进程和掌握规律从而克服主观主义等内涵。但是，在以后的实践中，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曲折。在思想路线方面曾经长期陷入教条主义，在发展速度上陷入“欲速不达”，在对待规律的问题上陷入主观随意性。相对于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经济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道路的时间而言，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时间更长一些，过程也更曲折一些。而且，这一探索中有很多的中国特色，例如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是否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而且更在于如何找到和走上这条道路；不仅仅在于这条道路是否具有中国特色，更在于这种特色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不仅仅在于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更在于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80年经济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要完整把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这是探索自己的路的理论基础。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苏联根据苏联经验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存在大量人为附加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在中国，由于中国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特殊国情，在马克思主义之上进一步人为附加了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等方面的理解上，一度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战争年代，由于经济工作本身规模有限，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对经济工作的影响也有限。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这些扭曲的理解严重制约了党的经济工作的进行。一直到1979年，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真正逐渐剔除长期以来人为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逐渐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本质内涵，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内涵。这样，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破题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真正开始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本质要求，又在更高的基点上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探索历程。
其次，要科学把握中国国情，这是探索自己的路的现实基础。对国情的科学认识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的基点。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特别是经济国情的认识是比较全面和充分的。建国以后一段时间，虽然也注重把握中国的国情，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在国情认识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历史经验证明，在国情认识上，要做到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要科学认识社会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定位，这是最根本的国情。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对中国的国情有相对比较透彻的认识。但是，他在探索中出现了推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他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定位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上出现了失误。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他正确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但是，中国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他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他虽然一度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注：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80页。），而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7页。），但是，在他提出的“大过渡”理论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必然将党的工作的重心转向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从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对国情认识的最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中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构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点。
二是要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性有全面的认识，这是国情认识的重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有痛切的认识，由此产生了加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使命感。但是，真正全面认识这种落后性以及这种落后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经历了一个过程。毛泽东将这种落后性概括为“一穷二白”，他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经济、技术上落后，在文化上也存在落后。问题在于，他从落后性中看到了加快中国发展的急迫性，而相对较少看到这种落后性所决定的中国发展的渐进性；同时，他认为中国是“一张白纸”，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特有历史文化传统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封建文化传统将长期地、全面地、深刻地制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果在实践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错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认识开始走向深入和全面。例如，邓小平强调了封建残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的协调发展，则强调了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环境生态发展等方面的滞后性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显然，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还会暴露出更多的制约现代化进程的落后性的层面，这种认识还将深化下去。
第三，科学把握和尊重现代经济成长规律，这是探索自己的路的实践基础。走自己的路，必须建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指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两类规律，一是经济规律，二是技术规律。如果偏离这两类规律，就会出现主观主义的错误。在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工作服从于战争，因此，经济工作一方面要服从经济规律，但更要服从战争规律。同时，根据地经济技术比较落后，技术规律对经济工作的约束表现得也不明显。因此，在建国以前的经济工作中，尊重规律的要求主要体现为正确处理尊重战争规律和尊重经济规律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战时经济工作道路。
建国以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迅速恢复了经济，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国初期成功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手段平抑了物价，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过渡形式也是建立在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基础上的。1956年，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其重要出发点在于认识和尊重规律，避免经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但是，事与愿违。“大跃进”的实践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违背技术规律。在挫折面前，毛泽东提醒全党，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对于社会主义，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才开始真正走上尊重经济规律与技术规律的轨道。可见，认识到经济工作要尊重规律是一回事，而能否真正做到尊重规律又是另外一回事。从党的80年经济工作的经验看，要做到尊重规律，一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二是要加强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三是要建立现代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形成尊重规律的体制环境。
（四）在经济工作上要注重战略思维，掌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政党与政府在经济工作上的重大差别之一，就在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经济工作是战略性的，而政府主要是实施具体的经济工作。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非常注重运用领导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战略思维，注重在战略运作中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大革命失败后，伴随革命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党的经济工作的战略重心转向农村。全国解放以后，经济工作的重心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推进三大改造中，以农业合作化为推进其他两大改造的战略轴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强调以工业建设和技术革命为战略重点。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关于中国分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制定了中国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又号召全党抓住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战略机遇。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制定了新世纪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强调抓住21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掌握驾驭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主动权”（注：江泽民：《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论党的建设》，第82页。）。应该说，抓战略机遇，注重经济工作的战略，掌握经济工作主动权，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之一。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实践中，也曾经出现重大的战略失误，失去重大的发展机遇，丧失发展的主动权。“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导致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而“文化大革命”则导致中国失去了一次追赶世界经济技术水平的机遇，拉大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可见，对于一个执政党的经济工作而言，最大的成功首先是战略上的成功，而最大的失误首先是战略上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在经济工作中做到科学运用战略思维、科学制定战略和实施战略、始终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要正确判断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发展大势。对世界主题和世界发展大势的判断是战略思维的起点和依据，这种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决定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十月革命后世界发展大势中，寻求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依据。建国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革命和战争是时代主题，这种判断对于提升加快国内经济发展紧迫性的认识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助长了脱离生产力发展而注重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变革和“反修防修”的倾向，促使国民经济走上“备战备荒”的轨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洞察世界形势出现的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党的十三大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改革开放等经济战略的基点，是这一时期能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前提，是日渐增强机遇意识的根据。
其次，战略的制定要切实可行。经济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措施既要积极，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切实可行，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经济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成功与失误都可以归结于战略是否积极可行的问题。1958到1960年间的“大跃进”战略和1977、1978年间的“洋跃进”战略过于急进，难免归于失败，而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未能实现，但是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历史源头。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到世纪之交已经实现其中的前两步目标，是因为这一战略构想既积极可行，又切合中国实际。
（五）建设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经济工作能力建设
一个政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大小是决定其经济工作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的经济工作能力建设。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重视提高党的经济工作能力，他对于一些根据地将一些能力较差的干部派去做经济工作的做法进行批评，认为在经济工作方面必须派遣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5页。）。建国初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城市经济工作，提高管理城市和开展城市经济工作的能力。1953年，为了保证“一五”计划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充实到工业建设第一线，把他们培养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成为工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内行。1955年，毛泽东强调：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党的八大向全党发出“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20世纪60年代，在遇到“大跃进”的失误后，毛泽东号召党的高级干部读书。1962年1月30日的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调查它，研究它。”（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后，党中央强调通过学习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到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经济工作能力建设突出出来。党中央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一”。为此，要加强党的能力建设，全面提高五个方面的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因此，经济工作能力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经济工作能力建设，首先要加强全党经济学理论的学习。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不懂得经济学知识，不懂得实际经济工作经验，怎么能做好经济工作特别是经济领导工作呢？……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要注意读些西方经济学著作，其中也有我们可以借鉴和利用的有益的东西。”（注：江泽民：《党的建设要创造新办法、积累新经验》，《论党的建设》，第47页。）其次，加强全党对法律、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学习，以提高全党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宏观把握能力，提高全党认识和掌握战略机遇的能力。第三，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全党向实践，向群众学习的能力。第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向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学习。
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历史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党的经济工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掌握主动，是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能力的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国内改革与发展也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对党的经济工作领导水平提出了新要求。这一系列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学习和研究变化着的经济工作以及执政环境与条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找出经济工作的内在规律，逐步形成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以适应时代发展所赋予的新要求。
（六）在经济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
经济工作中党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中国共产党80年经济工作史中，可以获得有关处理这一关系的重要历史启示。
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而开展的经济工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进行的。这是因为，党是没有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党产，有自己党派的经济活动。当时经营党产曾有一个长远考虑，即在全国解放后，共产党不领国家的钱，依靠党产。但在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注：转引自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这样就决定不再经营党产。从执政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停止商贸活动，不再保持和经营党产，这具有深远意义。因为执政党手掌大权，如果与商贸活动结合，必然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形成权钱交易的腐败。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没有自身的党派经济利益，而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党的经济工作实际上是党的执政活动的组成部分，要明确党的经济工作和政府的经济工作的区别。党的经济工作实际上是对政府经济工作的领导过程。建国以前，在战争年代，党政军是一体化的，很难明确区分党的经济工作和政府的经济工作。建国初期，尽管党和政府在经济工作上的职能没有明确划分，但是随着政府机构的设置和完善，政府开始成为一个层次的经济工作的主体，党中央试图在党和政府之间实行某种职能分工（注：例如，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赞同。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27页。）。但是，总体上看，在经济工作上党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明确。特别是从1957年批判“法律至上”后，以党内文件代替法规，以人治代替法治的现象广泛存在。如决定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17年后，人民公社才写入1975年宪法。“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政权机关被集中党政于一体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1970年以后，各级地方党委重新恢复，革命委员会成为行政机关。直到1979年以后，才真正开始探索如何明确党和政府在经济工作等具体事务上的关系。应该说，这一探索过程还有待于进一步进行。
（七）不断探索和改进经济工作方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历来都非常注意探索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问题。1958年，为了适应加速经济建设步伐的需要，毛泽东对建设时期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了总结，集中了全党的意见、智慧，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工作方法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快一点，好一点。江泽民也多次提出要改善经济工作方法的问题。要求全党通过学习，“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认识，提高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始终掌握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注：江泽民：《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论党的建设》，第302、303页。）。
总结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工作方法上的探索与经验，可以发现，在党的经济工作方法中，要始终探索和改善下述几个方面的方法：
首先，改进经济决策方法。正如江泽民总结的，“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注：江泽民：《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论党的建设》，第79、84、85页。）但是，历史经验也启示我们，真正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并不容易，并不是所有调查研究都会产生正确的决策或完善决策，调查研究贵在获得真实情况。但是，调查活动往往是在特定的氛围中进行的，被调查者提供的情况往往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例如，当毛泽东关于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的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他在1955年11月到杭州和天津的调查研究中就难以获得与这一指导思想相左的信息，这样的调查研究也就难以充分发挥完善决策的作用。根据这次调查研究所形成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由于是在人们头脑普遍发热的情况下形成的，诸多指标超越了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指标一项实现以外，其他指标都未能实现。可见，只有科学的调查研究才是决策的基础，而科学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和没有先入为主理念的调查研究。
其次，改进经济动员方法。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经济工作中关注的关键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各项资源中，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配置主要是由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来配置，而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不是完全靠这两种机制所能合理配置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十分强调群众的动员。在战争年代，主要采取军事化动员和政治动员的手段，采取群众运动和树立榜样的方式，这种方式适合战争年代的实际，起到了战时经济动员的作用。建国以后，一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一方面继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另一方面采取了计划配置的方式。这两种方式都违背了当时经济建设的实际，因此，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经济动员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制约了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1979年以来，一方面在经济动员中开始广泛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手段，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明确了社会各个阶层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社会地位。从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党在经济动员方面的基本目标，就是尽可能调动一切社会阶层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如何充分发挥各种经济动员手段的优势，进一步调动和整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还是一个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的问题。
第三，改进经济组织方法。在经济组织方法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尝试和探索过多种方法。在战争年代，主要采取军事经济组织方法。建国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采取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组织方法，这种方法一度具有准军事经济组织方法的特征。例如，“三线建设”时期按照军区的设置组织区域经济协作，要求一线、二线、三线地区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要求各个省区建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甚至用准军事化的民兵组织来组织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企事业单位劳动力等。这些经济组织方式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其合理性，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组织的方式主要是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方式，包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整合中的作用，发挥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发挥城市经济圈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组织与整合作用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经济市场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经济组织方式中，除了市场组织方式进一步增强，政府组织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外，非盈利性组织即第三部门的作用也将日渐增强。同时，市场与社会中介组织也将日渐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中的重要经济组织手段，如何综合协调运用政府组织手段、市场组织手段、第三部门组织手段和社会中介组织组织手段，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需要探索的任务。
（八）不断改进经济工作作风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党的作风状况，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注：江泽民：《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论党的建设》，第531页。）。党的经济工作作风是党的作风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经济工作作风关系到党的经济工作的成败，改进党的经济工作作风也是改进党风的重要内容。党的经济工作史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大跃进”的失误除了源于指导思想的失误以外，与经济工作作风上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不能正确对待实践，不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等方面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十分注重经济工作作风的建设和改进，经济工作作风建设始终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总结性地提出了党风建设的“五个坚持”和“五个反对”。但是，总体上看，目前党的经济工作作风上仍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其中，群众反映最多的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两个方面，“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祸害”（注：江泽民：《关于改进党的作风》，《论党的建设》，第447页。）。从党的经济工作史的角度看，要不断改进党的经济工作作风，应该从下述几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正确对待理论，避免教条主义。一是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方面，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的论述，去套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完整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本质。在此基础上，根据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创新。二是要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一方面，要借鉴其中的可用部分，另一方面也不应该照搬照抄。只有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够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经济理论。
其次，正确对待经验，避免经验主义。一方面，对他国经验，不能照搬照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对自己的经验也要正确对待。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过于强调群众运动、平均分配、自给自足等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验在建设时期的作用，实际上陷入了过于推祟自己经验的经验主义。
第三，正确对待群众，避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方面，要尊重群众的实践，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在经济工作中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经济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功，首先是因为尊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来自群众的首创和实践会越来越丰富，如何将群众的创造和实践进一步加以总结和提炼，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另一方面，群众的实践需要正确的、科学的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提炼出新鲜经验，在群众中加以推广。在大革命时期，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指导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两次编辑《农村调查》，以倡导调查研究。1955年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尊重群众首创，不仅是有效的工作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
第四，正确对待差异性，避免“一刀切”和命令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经济工作中注重经济工作中的差异性和灵活性，强调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在战争年代，由于根据地处在分隔状态，各个根据地在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方面是各有差别的。建国以后，在一些具体的经济工作和地方经济工作中，出现了违背分类指导原则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工作中，存在着“一刀切”和命令主义，这是加剧“三农”问题的原因之一。如果不加以克服，将会削弱党的经济工作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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