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的新开拓——朱靖华著《苏轼新评》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轼论文,读后论文,朱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系朱靖华先生《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的姐妹论著。《苏轼新评》（以下简称《新评》）的出版，意味着朱先生在东坡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上下功夫，选择了东坡诗词艺术理想、审美标准研究中的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实现了继《苏轼新论》之后，再度开拓苏学研究领域的愿望。
首先，《苏轼新评》在对东坡总体把握的研究上有新深度。
“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废尽，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朱先生从《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发现了东坡“高风绝尘”的诗风，即明代学者杨慎所指出的东坡高雅的艺术风格：“东坡谓书至于颜柳而钟王之法益微，诗至于李杜而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升庵诗话》卷十二）朱先生就此单刀直入，对“高风绝尘”的产生、发展、内涵、特质以至成因作了系统的探索，并领悟出东坡的“高风绝尘”不仅是东坡的审美标准，而且也是东坡的人生规范。在《杭州与莫提刑启》中，东坡把“高风绝尘”视为一种美善的风教、政绩：“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简上，肃高风于列郡，浃厚德于齐民。”在徐州任上《答黄鲁直书》中，东坡把“高风绝尘”视为超脱尘俗：“言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朱先生审视之后，便写出了《论苏轼早期诗中的人生思考及追求“高风绝尘”的审美趋向》和《论苏轼诗风主流“高风绝尘”》的开拓苏学研究新领域的两篇力作。
朱先生说苏轼是“文心”与“人心”的合而为一，说他不仅把诗歌当作体现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还把“高风绝尘”的审美追求当成感悟人生的契机，从而超越了魏晋以来“文心”与“人心”的剥离（《新评》第121页，以下只注页码）。 朱先生在评价《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对“高风绝尘”系东坡人生观与审美观合一的特质作了精辟的概括：“高风绝尘”“是诗人对痛苦人生超越基础上所产生的高蹈情怀，是苏轼人生探索和人格自我完善的结果，也是他艺术诗风创造的最高审美标准。”（第106页）进而， 朱先生还把东坡的“高风绝尘”视为“一种高尚的精神状态”，“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人生理想的一种外在形式”，一种“历史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一个高层次的文化进步标志”，“逐渐形成了他自我的新体系、新学说”。这不能不说是朱先生在苏学研究领域里所作的深层次的突破性的新成果，颇有说服力。奥妙何在？就在于朱先生坚持不懈地对东坡的儒佛道思想的融汇和批判继承，对东坡自少年开始的人生价值思考（如四川盆地文化的“不仕”传统影响和思乡归去的迷恋，自幼怀抱忧患意识，向往“高人”的“高风绝尘”等）的研究结果。
朱先生在对东坡“高风绝尘”人生观、审美观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作开拓性研究的同时，还就“高风绝尘”与野性崇尚自然、自由个性的关系，东坡诗词理趣化、议论化的成因，“以诗为词”的意义，“思无邪”、“尽自然之理，随物赋形”的散文主张，“豪放”与“平淡”艺术之间的关系，及其多风格统一的规律，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真正实现了尽力开拓，力图创新之目的。如，对东坡“野性”的开拓研究，也是从概念、表现、社会内容、野趣理想、与平淡自然的艺术关系等入手的。有一段揭示“野性”特质的文字写得非常精辟，即野性是“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与大自然打成一片的情怀的体现；也是他反污浊尘世束缚、反黑暗现实迫害的精神的表现。所谓‘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确实可概括出苏轼‘野性’的实质。”（第131页）
其次，对东坡研究坚持了科学性和创新性。
朱先生十分注重吸收相关学科中有益的理论、原则、方法、手段，十分注重科学性和创新性，在促进苏学研究上用了“相当的独立功夫”。朱先生说：“我们要科学地认知东坡、研析东坡、评价东坡，要还东坡以真实的、丰满的、有血有肉的原本形象，那就必须从交叉研究、综合研究入手”（《新评》前言）。从《苏轼传论》到《苏轼简明年谱》，从中可以窥见朱先生心目中的东坡是一个活脱脱的立体形象。朱先生这种对东坡方方面面的、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切入的科学研究，赢得了一些专家的赞赏。靳极苍先生精辟地指出：朱先生把东坡作为一个丰富的文化现象（化身）看待，并把这个观点贯穿在所有各自独立的篇章中，这是前所少见的，却是合于东坡实际的。
《新评》的科学性和创新性还集中表现在对东坡理趣化、议论化诗的嬗变的论析上。“说苏诗议论化是一种创新，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议论，通常的议论，并不是诗，也不是艺术。”朱先生以艺术家的眼光，发现了苏诗议论化、理趣化成功的范例，从“移理入景、借形象发议论”，“在咏物中蕴含理趣”，“在叙事中融入哲理”，“议论‘带情韵以行’”到“纯发议论，以理娱人”等五个方面作了归纳，并揭示了东坡之所以成为哲理诗作家的奥秘就在于“与一般诗人多从生活形象的感受入手不同，苏轼则往往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生活，思索生活”（第56页）。
同样，朱先生对东坡的“赋”作了不同寻常的评述：“苏轼的赋，是中国文学史上‘骈、散融汇’的开拓者。其前、后《赤壁赋》熔写景、抒情、哲辩于一炉，语言精美锤炼，句式长短错落，韵致自然疏朗，从而冠盖千古、举世闻名，成为赋史上‘变赋’的创始人。”（第21页）。
再次，在考证方面的新发见。
朱先生以为扬真匡谬是考证学立足于学术研究领域的最重要的使命。如，东坡《华清引·平时十月幸兰汤》词，龙榆生先生将它列入“不编年”中。朱先生经过严密的史料考证，判定它为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东坡28岁前后的创作，为苏学研究者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同样，从《苏轼传论》《论〈艾子杂说〉确为东坡所作》至《苏轼简明年谱》，其中的考证文字就是朱先生严格忠于历史事实的三极思维活动，即认识主体（朱先生）经由中介质（历史资料）与认识客体（东坡生平实际）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思维活动的外化形式。这种思维活动较之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意识与自然直接对峙的两极思维活动大大前进了一步。
考证工作必然要求使用历史研究方法，但又不能孤立地进行，还需与其它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如，朱先生研究东坡人生思考主要用的是阶段分析法，研究东坡与宋诗的议论化、理趣化主要用的是历史比较法，研究东坡的豪放词主要用的是归纳演绎法，研究东坡与唐宋古文运动主要用的是综合研究法。不管怎样结合运用，他都始终依靠着中介质，严格忠于历史事实。正如靳极苍先生指出的那样：朱先生的《新评》是着重于“钻研”，“多用历史资料进行客观论评”，“使历史上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得到科学的剖析和论证，发前人所未发”。比如《论〈艾子杂说〉确为东坡所作》一文，朱先生从周紫芝所写《夜读〈艾子〉书其尾》，到《艾子杂说》中《改观音经语》与《东坡志林》中《改观音呪》文字基本一致，再到张端义《贵耳集》中直书“东坡《艾子》”等，严密考证，有根有据，确认了《艾子杂说》为东坡所作。“确认《艾子杂说》为东坡所作，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对研究东坡的散文创作增扩了重要篇章，也对研究东坡晚年的生活思想增添了新的、富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即使对研究东坡寓言及其在寓言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将提供突破性的依据——《艾子杂说》是中国寓言史上第一部寓言文学创作专集”（第244页）。《艾子杂说》确为东坡所作的考证成功，不仅解释了千百年来苏学研究中的疑团，为文学史界立下了功劳，而且在中国考证学史上将产生着深远的学术意义，为考证学者严格忠于史实而作考证工作树立了良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