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识论文,华盛顿论文,北京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前苏东和拉美地区的一些“非市场经济国家”也先后开始了经济转型进程，世界性的经济转型大潮在亚欧大陆和拉美地区涌起。由于理论指导、思想观念和转型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与拉美和前苏东地区国家的转型模式迥然不同，转型的经济绩效也有明显差异。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转型的绩效差异更加引人注目，国内外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经济转型也逐渐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不同的学者所持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不同，对转型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也存在明显分歧。关于转型经济模式，国际经济学界先后出现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厘清这些所谓“共识”的由来和确切含义，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
“华盛顿共识”通常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针对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所提出并形成的一套政策主张。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将它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改革建议，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政策稳定化。[1] “后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1998年1月7日在赫尔辛基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来的。[2] “后华盛顿共识”是针对“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惨遭失败的实践而提出的一些改革建议，它旨在超越“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① “北京共识”是由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pper Ramo）于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全面详细阐述的。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3] 雷默将“北京共识”归纳为：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土完整；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二、“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本质区别
有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都是描述经济转型模式，即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二者的区别似乎仅在于转轨速度的快慢。[4][5]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仅仅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实际上，“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
1、时代背景与理论基础的区别。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现象束手无策，遭到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抛弃，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并且很快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代，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失败和计划经济功能的失灵，拉美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在与拉美国家进行债务问题的谈判时，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西方国家在鼓吹“华盛顿共识”的同时，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诱使拉美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进行经济结构改革。[4] 后来，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思路和措施，又成为前苏东国家改革的指导方针。“华盛顿共识”是一整套符合西方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是其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出于改变经济增长缓慢、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现状的需要而主动启动了经济改革。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和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衰退和萎靡不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巨大反差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北京共识”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地提出的一种观点。它既没有任何被公认的文件，内容也在探讨之中，并且提出者和参与讨论者不一定都接受这种“共识”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北京共识”至今也没有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理论基础。有些学者认为，“北京共识”的理论基础是经济演化理论，强调经济转型渐进性；有些学者认为，“北京共识”的理论基础是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合理干预；有些学者则认为，在“华盛顿共识”惨败之前，经济学内部就从各个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但未形成可替代的系统理论，因而“北京共识”在经济学中没有相对应的理论基础。[5]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北京共识”这一概念，但是一直在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思考、归纳和总结，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此看来，作为中国发展模式另一种说法的“北京共识”，其理论基础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主要内容与政策建议的区别。“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改革建议，一是财政自律；二是调整公共支出优先次序；三是税制改革；四是利率自由化；五是实行有竞争力的汇率；六是贸易自由化；七是对FDI实行自由化；八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九是解除政府管制；十是保护私有产权。“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财政及物价的稳定化。可以看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与政策建议总体上来说还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对于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等关系民生的社会领域基本上没有涉及。“北京共识”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发展经验的总结，具体包括：第一，坚决执行主动革新和大胆试验，如设立经济特区；第二，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坚决反对干涉内政；第三，循序渐进、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数额巨大的外汇储备；第四，以人为本，集中精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第五，和谐发展，正确处理好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北京共识”的核心思想是创新和试验，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搞“一刀切”。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是，“北京共识”的主要内容和政策建议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涵盖了社会、政治、军事、对外关系等诸多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共识”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将社会稳定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减少环境污染和惩治腐败。
3、追求目标和改革方式的差别。“华盛顿共识”是以经济转型为目标，追求的是尽快实现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北京共识”是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追求的是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雷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风趣地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所倡导的改革方式也有实质性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区别，二是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区别。
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区别。虽然经济学界对于什么是转型以及转型经济的本质认识一直还存在着争论，但现有经济转型的研究与实践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激进式改革（又称“休克疗法”）。它主张把经济转型与政治体制变革联系起来，并认为转型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改革实践上提倡价格贸易自由化、宏观稳定化、产权私有化三位一体的同时推进策略。另一种就是“北京共识”所实践的渐进式改革。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建设与经济转轨是改革的核心，通过价格逐步放开、国有企业逐步转换经营机制来形成市场的主体与客体。经济改革是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分阶段地引入不同领域的，首先是农业，然后是外贸，接着是投资领域和工业，最后是金融及其他领域。从区域分布看，中国经济改革推行的也是先试验、后推广的做法，即先在东南沿海设立经济特区试点，获取成功经验后再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加以推广。
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区别。“华盛顿共识”的核心理念是推行私有化，主张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存量资产在短时间内转变为私人所有，是一种存量改革模式。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于强调存量改革，主要精力用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扶持和鼓励从基层生长出来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北京共识”并未大规模推行私有化改革，而是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改革国有企业采用的方法是在一个恰当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让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置身于与私有经济的竞争，从而迫使其改革管理、提高效率。在不削弱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共识”所实践的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的模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是以牺牲公有制经济为代价的，而是一种体制外生长。
4、“外生”与“内生”的区别。“华盛顿共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在与拉美国家进行债务问题的谈判时提出的，债务国家必须按照其进行结构改革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究其实质，“华盛顿共识”还是包含着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抓住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机遇，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试图打开拉美市场，转移本国过剩的供给。因而，“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外生”的发展模式。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一直受到外界的干扰，缺乏自主性。另外，“华盛顿共识”还反对权威政府、主张弱化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北京共识”是中国主动采取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途径被概括为：艰苦奋斗、主动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累能量。因而，“北京共识”是一种“内生”的发展模式。中国在改革进程中牢牢掌握改革的方向，根据改革不同阶段决定轻重缓急，灵活变通。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这个政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是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既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同时又有效地约束和抵制了原教旨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
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在转型经济中的实践与绩效
两种“共识”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政策主张、追求目标和改革方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完全不同的转型实践和发展绩效。
1980年代末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的全力支持下，拉美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启动了改革程序，进入了经济转型时期。改革之初，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的经济状况确实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然而好景不长，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了金融危机，1999年1月巴西发生了金融动荡，2001年12月阿根廷陷入了经济危机。整个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并没有像“华盛顿共识”经济学家所预想的那样取得成功，反而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之中。据统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不到3％，低于推行“华盛顿共识”前的1950—1980年的平均增长率2.3个百分点；人均增长率不到1.5％。外债余额达到7258亿美元，比1980年净增2648亿美元，增长57％；2002年该地区失业率超过9％，比1980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增长了180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4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东国家出于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厌恶和急于获得西方世界的援助，在经济转型中纷纷采纳“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推行急速的私有化和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的方案，即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休克疗法”。结果东欧和原苏联国家重演拉美国家的“悲剧”，经济衰退、失业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俄罗斯为例，1990—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7％，1998年经济增长率为－4.9％；2000年的GDP只相当于1989年2／3，而贫困人口达到历史最高峰，约占总人口的一半。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10年后，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到2001年仍然未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生产水平。拉美国家和前苏东国家经济转型的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提供了明显的证明。[6] 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波兹南斯基（Kazimierz Z.Poznanski,2004）将这种经济转型称为另一种版本的“通向奴役之路”。
“北京共识”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和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北京共识”的成功。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GDP平均每10年翻一番，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1992—200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0％，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8.0％。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2004年中国GDP年增长率分别为9.1％、10.0％、10.1％；2005年中国GDP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比上年增长9.9％；人均GDP已超过1700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4％；进口66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6％。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四大贸易国、第四大出口国、第三大进口国。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实际增长6.2％。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可谓一大奇迹。正如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Ramgopal Agarwala，2002）所言：“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的经验最受称道。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
四、“北京共识”对经济转型的世界意义
转型国家的实践证明，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转型国家的转型问题，而中国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成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自2004年5月雷默在《北京共识》一文中提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这一观点以后，对中国模式以及“北京共识”的讨论一度成为了国际主流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在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中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在《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刊登了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雷默在回答香港《信报》记者提问时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四点可供其它发展中国家参考的“普世价值”：② 其一，为了创造一种允许试验和失败的环境，在政府与公民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契约；其二，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条全球化的新路，即根据当地适应性的要求融合全球思想，把西方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其三，中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其四，“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策略。“北京共识”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共识”所代表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如何逐渐摸索出来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适合自己的“共识”。即各国应结合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北京共识”对于世界上转型经济国家最大的普世价值。
除了雷默所谓的“普世价值”外，“北京共识”对经济转型还具有以下世界意义：
1、经济转型进程中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于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推行以增量改革为主的经济改革方式，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社会持续进步的重要手段。
2、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要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扬长避短，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
3、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对于发展中的转轨型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市场功能和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重要，但市场这只手仍然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协调。
4、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努力保持社会稳定，追求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必须保证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国民素质提高、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5、将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以人为本、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经济转型中最易受到伤害的是普通老百姓，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
五、结束语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转型问题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随着20多年转型经济实践中“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和“北京共识”的成功，经济学界对转型范式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甚至连当年曾在激进式改革中发挥过骨干作用的右翼人士和“休克疗法”的主要倡导者杰弗里·萨克斯本人，都公开地、不同程度地承认当年激进转型中确实发生过失误。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应在本国具体条件下按照各自方式、速度和政策组合来推进经济转型，而不必机械地照搬“华盛顿共识”这一个模式。
启示一，“最好的政策”不一定就是最适合的政策，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必须考虑本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盲目冒进。“华盛顿共识”是符合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最好的政策”。它源自美国，而美国自身也没有完全实行它。美国战后初期关税平均高于40％，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就要求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即使美国今天在许多方面比较接近其所向外推销的那一套“共识”，也难以说清“华盛顿共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何况，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文化背景的多元化、转型路径的依赖等初始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经济转型显然不能采用同一标准、同一药方。
启示二，一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她自己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一个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寻找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经济转型模式，才能实现持续稳定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都不能全盘照搬。这也是“北京共识”的真谛所在。
启示三，在经济转型中，要强调发展的包容性与兼容性，正确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本国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协调起来，把效率与公平兼顾起来，切实维护好社会稳定。
启示四，注重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是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
启示五，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加以结合。
最后，强调发展的积累性和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俄罗斯、东欧和拉美国家开始借鉴“北京共识”的成功经验，采取多元化的改革措施，更加关注民生和社会稳定，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增长速度缓慢回升，经济转型开始步入正轨。诚如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所指出的那样，“我想说的事实只有两点。第一点是，中国正在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之上。第二点就是，中国的弱点是它的未来。”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道路仍很漫长，面临的挑战很多，包括能源问题、环境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等。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弱点”，并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做到未雨绸缪，才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经济平稳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北京共识”的内涵，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更加丰富、更为宝贵的经验。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编号：20060390145）。
注释：
① “后华盛顿共识”是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反思拉美、俄罗斯以及东欧等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经济转型后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正如本·芳茵（Ben Fine）所指出的，“后华盛顿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修修补补，它与“华盛顿共识”一样，也不能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另外，“后华盛顿共识”只是停留在对“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反思上，并未付诸实践，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后华盛顿共识”本质上还是可以归为“华盛顿共识”阵营，最多也只能看作是“华盛顿共识”向“北京共识”的一个简单过渡。所以，本文只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进行比较。
② 按照雷默的解释，普世价值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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