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关系学与美国霸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关系学论文,霸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冷战时代，伴随国际社会的深刻变化，美国国内从政府决策层到理论学术界都出现了新一轮战略思索与再定义，但传统的主导性优势战略的“全球领导者”的定位并未被取代，反而得到不断充实和加强。这既得益于其民族政治文化深层的某种张力，又是其追求现实国家利益的结果，更直接的则是因为美国的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霸权心理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从理论上讲，美国霸权主义是美国国际关系学中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诸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
一、美国的霸权思想由来已久，在其民族演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民主价值观及无上优越感历经积淀，成为美国领导世界意识的内在源泉。
美国是欧洲信仰基督教的新教徒的移民及其后裔在美洲大陆建立的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早期移居至北美大陆的新教徒自负为上帝的选民，认为北美这片自由大陆是其实现宗教理想及拯救人类的一方净土。伴随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及资本主义的拓展，北美大陆又孕育出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洋溢着自由与民主的政治“硕果”。从此，一种本质源自基督教信仰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开放的美国理想主义所体现的美国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美国使命及国家目标，在美国代代相传，至今仍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同时也是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石。
宗教对美国理想主义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英国清教徒约翰·温斯罗普在1630年从英国开往北美洲的“阿尔培拉”号船上向移民布道时讲：“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注：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页。）。温斯罗普表达了新教徒移民的一种希望， 希望他们将建立的这个新国家将像圣经中所讲的那样成为全人类所仰望的“山上的灯塔”。他们认为美国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民主实验”，“美国使命”就是要将它的民主体制和基督教福音传播到全世界。各国将追随美国的“榜样”走上同一发展道路。这种美国的“天命观”和“使命感”思想在新大陆这个新国家源远流长。美国独立革命战争时期，其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潘恩、建国元老华盛顿、杰佛逊和以后的林肯都继续阐述这一思想：在美国建立的将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政体，美国将领导这个世界走向理想境地。美国赢得独立后，“天命”与“使命”思想得到长期宣扬，这个国家得到了“上帝选定的国家”、“救世主国家”这样的称呼。“天定命运”的说法在19世纪40到50年代极为盛行，同时也为美国的扩张提供了“依据”。美国基督教领导人雷因霍尔德·尼布尔对美国“天定命运”所作的解释是：“对我们的国家命运，我们有一个宗教的看法，它说明我们国家的意义在于它是上帝为人类历史能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作的努力”。他说，“从最早期历史直到目前，在美国人头脑中有一层很深的救世主的意识”（注：兰斯·贝内特：《政治的神圣化：民间宗教与美国政治》，载《社会学情报》1997年第14期第12页。）。因此，可以说美国理想主义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来自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来自它的宗教传统。这种宗教信仰引伸出一种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要将基于基督教信仰的美国理想传播到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则将其运用于美国对外关系中。这样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作为一个潜在源泉，待到美国占据世界优势地位，便必不可免地转化为世界霸权心理。
20世纪前，美国为了在羽翼未丰之时从欧洲列强的争端中求得自身在美洲大陆的生存与发展，奉行的是“有限制的国际主义”即孤立主义。但是即使在孤立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美国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孤立。门罗主义便是在“孤立主义”旗帜下对全美洲大陆扩张的重要一步。继门罗主义之后，1899年美国又抛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把美国的利益说成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利益，以对付其他列强，扩大美国的势力范围。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把美国的利益说成是西欧各国的利益。该计划的实质则是为了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美国却美其名曰这是为了确保所谓的“公正的安全的和平”。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即是当时形势下“门罗主义”的翻版。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在国家利益方面所奉行的都是这种门罗主义——一种较为隐讳的霸权主义。此间，美国虽以静制动，保持谨慎，却掩饰不住对世界事务的某种关注与渴求。一俟二战终了，美国步入鼎盛之期，这一长久压抑的“救世”理念便迅速得以宣泄，并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称雄世界的合法航标。
二、美国霸权主义的核心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而二战后盛行的现实主义理论为其在全球谋求强权利益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真正的世界性经济政治军事大国。其国家利益原则也便随之由较为隐讳的强权利益转为公开的强权利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40年代末，以曾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汉斯·摩根索为首的现实主义学派便提出了权力利益理论。该理论认为，所谓国际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权力冲突的社会，所谓合作，不过是权力支配下的合作，而权力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影响和支配力；国家要谋求自身的利益就要谋求权力，美国的外交目标应该是“增强权力、维持权力、炫耀权力”（注：汉斯·J ·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摩根索学派还将“利益—权力—实力”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说：“权力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增进国家利益就意味着增进国家实力，增进国家实力则意味着增进国家权力，而增进国家权力则反过来又增进国家利益”（注：汉斯·J·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摩根索的这—权力—实力—利益理论在美国战后外交决策过程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就曾十分感慨地评价：摩根索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是一位先驱者，他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国际关系以及对美国在战后世界中作用的看法”（注：舒尔茨：《美国对外政策的道德和现实主义》，美国新闻署，1985年10月2日。）。在这一时期，美国经常公开宣称美国军队的根本任务是保卫美国的利益和安全，而它所界定的“美国利益”，却几乎覆盖整个地球，一切美国权力所能及的地区和方面，都在美国利益之列。于是乎，美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功用便紧紧围绕着这一利益展开。每当美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美军便大打出手，恃强凌弱，将灾难强加于其他民族身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内部纷争，美国也不甘寂寞，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旗号下出兵干涉。这一时期美国的所谓“国家利益”是完全建立在否定其他国家利益基础上的，是一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强权利益。
而在冷战后一段时间内，随着国际社会生产力和民主化的发展，美国在现实主义指导下，改“强硬霸权”为“经济霸权”、“未来霸权”。过去是通过掠夺原料生产国的原料来进行控制，而今控制电信网和生产计算机远比拥有油井重要得多。美国已经在“高、精、尖”的经济领导中占领了“制高点”，赢得了“主导权”。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最成功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的民族或国家，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成为占据“新的制高点”的强国。而美国战略家在冷战后，正是意识到在高技术领域投资的重要意义，致力于对“新边疆”的开拓，从而有效地刺激了美国的发展，成为其实现霸权的重要前提之一。
三、后冷战时代，美国“理性主义”者提出“合作利益理论”、“规范性体系”等理论，为新形势下的美国霸权主义服务。
美国国际关系学大师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所著的《注定领导》一书中直言不讳道：“美国的领导角色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是必不可少的。”他同时指出，“美国应加强建立机制和规则以组织集体力量对付全球功能性问题”，应该遵循一种“混合战略”，即要采取单边行动，又要与他国合作行动。但这种“单边行动”要“有选择地使用武力”，而且应该改变“缺少协商和对别人的意见漠不关心”的作风。与约瑟夫·奈持相同观点的美国“理性主义”者也认为，摩根索的权力利益理论把权力政治强调到了极端的程度，而忽视了国际合作。于是作为对摩根索现实主义权力利益理论的一种修正，提出了所谓的合作利益理论。这种合作利益理论主要是反对现实主义用全球遏制战略来追求美国的利益，强调美国的利益应通过加强合作和结盟的途径来实现。对于为什么要实行合作利益，他们解释说：“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世界在经济、通讯、人类欲望等方面变得相互依存了。”（注：亨利·基辛格：《新的国家伙伴关系》，1975年1月24日在洛杉矾的演讲。 ）由于相互依存，所以“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共同的企业。如果超越维持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些限制，那么就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获利，也没有一个会因为自身力量的增长而获得好处。”（注：亨利·基辛格1974年4月15日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的演讲。）应该说， 美国的合作利益理论的出现，与70年代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更重要的仍然是美国获取霸权主义国家利益的需要，是美国在国际上地位变化的结果。这就是，自90年代末开始，第三世界力量日趋壮大，两极趋于多极，这一切都使美国世界性政治大国的地位和强权利益原则受到挑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旧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土崩瓦解；旧的口号日益失去鼓动力；旧的解释已无益。”（注：亨利·基辛格1974年4月15日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的演讲。 ）过去公开的强权利益已经行不通了，因而变强权利益为合作利益，这就是美国谋取霸权主义国家利益在现今条件下的最佳选择。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合作利益呢？我们看到，美国在提出合作利益的同时，反复向世界强调的是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曾这样提醒国人：“放弃自由世界的领导等于美国自甘孤立，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他神话般地讲到：“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影响全局的作用，已经变成了主要稳定器。”因此他认为：“一个内向的美国，将会给世界造成真空，这种真空不是一种单独的力量所能填补的，而将由逐步升级的混乱来填补。”（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美国》，载[美国]《外交》季刊，1996年夏季号。）就是说没有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全世界就会陷入混乱。1998年美国正式推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毫不隐讳地声称，美国的目标是“领导整个世界”，并且美国决不允许出现向它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所讲的合作利益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合作利益，即美国领导下的合作利益，归根结底就是美国的利益。合作利益只不过是在合作字眼掩盖下的美国霸权利益。对于这一点，连美国的一些学者也都不否认。比如美国学者基欧汉和奈伊就曾这样指出：这种合作利益“是国务活动家出于限制第三世界的要求和影响国内公众态度的一种说法，与国家安全概念一样，都是为美国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所用”（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伊：《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一切霸权主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本世纪末的霸权主义与本世纪上半叶的霸权主义相比，实质虽无异化，但表现形式却有了新的变化。本世纪上半叶的霸权主义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来重新瓜分世界，对战败国进行直接的掠夺。而今天的霸权主义，需要的是顺从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因此，今天的霸权主义，往往以意识形态、民主、人权价值观为武器，进行思想扩张，甚至以此为借口，发动局部战争，来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要让所有的国家顺从美国的世界秩序，服从其法规。有了秩序，有了法规，自然就有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外交霸权的新特点便是更加重视在国际机制、国际组织中制定和维护有利于它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所谓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就是企图把美国那一大套自由、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原则扩展到国际事务中去，通过在国际机制中确立原则来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用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的话来说，美国冷战后外交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建立一个法治的世界”，即公开或潜移默化地使它一家的主张在国际上制度化，变成似乎是全球应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今天的美国霸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精致的控制权，一种对国际事务的垄断权、排他权，一种充满美国味道的霸气。它用软硬兼施的方式，迫使弱国不得不接受强国制定的规则。就此布热津斯基坦言道：“人们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的构成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这正是美国“软霸权”行径的集中体现。理性主义是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结合。这种思想并不简单地排斥前两种思想，而是在认识到其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足以应付世纪之交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才提出来的，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发展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