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与中国和平发展高级别论坛综述_军事论文

国际环境与中国和平发展高级别论坛综述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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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3日至16日,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等单位主办、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环境与中国和平发展高层论坛”在辽宁大学举行。来自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21个省68个单位的100多名国际政治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与周边安全、和平发展与大国战略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研讨。

一、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

专家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流,但是喜中有忧、稳中有乱,这是旧的世界格局向新的世界格局和平过渡、交替的典型表现。“9.11事件”后,国际战略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单边主义受挫,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继续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并遭到其他国际战略力量的反对和抵制;虐俘事件使美国所标榜的“民主”、“人权”的形象大打折扣,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与美国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中,西欧和日本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不同于冷战期间的国际地位,他们必然要在未来的多极化格局中谋得一极的地位;俄罗斯虽然比起原苏联国际地位和实力已大大下降,但依然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会甘心长期沦为“二流国家”的地位,面临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挤压和“颜色革命”的攻势,俄罗斯国内聚集了不可忽视的反美情绪;中国已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实力,而且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与会学者认为,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和调整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大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多种国际力量相互制约、相对均衡,不仅有利于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对霸权主义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而且可以对世界战争爆发起着牵制和制约作用。地区安全形势的局限性以及趋于相对平稳使其不至于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两极格局解体后,原来隐藏在两极格局下的领土、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矛盾走向激化,其结果是一系列地区局势的动荡,但这些地区性的冲突往往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虽然有大国的介入,但大国也不希望扩大事态,更不愿导致大国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因此,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全球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已日渐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威胁,然而这些威胁的出现也必将促使和推动国际社会为应对这种共同威胁而走上新的合作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二、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围绕中国外交与周边安全这一主题,学者们重点评估了目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探讨了我国周边安全中的美国因素,并针对周边安全中出现的变化提出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建议。与会学者指出,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明显特征。近年来,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但也要看到,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从而呈现出局部动荡的态势。与会学者重点对中美、中日以及中俄、中印关系进行了分析。

1.关于中美关系。在探讨我国周边的问题时,与会学者普遍谈到了美国因素。有学者指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中国威胁论”如影随形,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和中美关系的发展。“9.11事件”后,美国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但是否只是权宜之计还需要观察。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虽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它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企图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应对中国的重要工具。此外,美国不顾屡遭失败几乎每年向联合国人权大会提交对中国不利的人权议案,以及在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等经贸关系上向中方施压,也影响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华政策虽因反恐问题进行了一些策略性调整,但并未放弃对中国的战略压制政策,反而加快了在中国周边地区投棋布子的步伐,如美日“加强战略合作”就是为了牵制中国。还有学者认为,随着反恐进入长期化和相持阶段,美国借反恐谋取单极霸权,加紧抢占和加强控制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敏感地带,对中国实施围堵及预防性遏制战略,使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的压力增大。也有学者提出,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全局中,中国虽然很重要,但只是诸多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美国目前的全球战略层面上,更为现实也更为紧迫的是来自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威胁,这增加了与中国合作的内在动力,缓冲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中美两国在利益层面、全局层面和主要方面存在的广泛而重大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决定了两国关系所具有的“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两伤”的特质,进而使中美关系可以不断地在曲折中发展。

2.关于中日关系。有专家指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日本的军事力量、防卫政策以及安全战略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加速向军事大国迈进。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巩固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和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有意让日本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日美两国军事关系日益加深,新一轮日美军事一体化正在加紧进行。日本加快建立“有事法制”,通过一个个相关法律的出台突破和平宪法禁区,为其海外派兵松绑。目前围绕宪法第九条即拥有正规军队和突破集体自卫权问题,日本朝野已基本达成共识,和平宪法的修改已是大势所趋,只是修改的时间、方式和程度问题。从1983年起,日本的军费开支就超过了英、法、德、俄等国,居世界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早已超出自身防卫的需要。近年来,日本国内极右势力明显抬头。虽然中日经贸关系近年来发展很快,但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其症结主要表现在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岛、台湾以及东海划界等问题上。面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把中国的和平发展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不过,中日关系有长期形成的基础,特别是两国经济的紧密化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起着重要作用。中日间已建立了300多个姐妹城市,中日环境合作也富有成效,中日民间团体、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等,都希望中日建立信任关系。如果中日两国都以推动共同利益为目标,两国紧张的政治关系就可能缓和。

3.关于中俄关系。与会学者指出,1990年中俄两国建交后,两国关系日益改善,不断升级。中俄两国国家利益的共同点和在一些国际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接近或一致,是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动力。发展和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利于两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发展两国互利互补的经济合作,也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可以说,中俄两国业已建立的国家关系是以理性和两国长远利益需要为基础的,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当然,中俄关系在顺利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主要表现在:双方经贸合作相对滞后,尤其是能源合作屡遭挫折;两国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仍需进一步加强;“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的学术界和民间也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在新时期,应着力推动两国的经贸合作,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并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使中俄关系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4.关于中印关系。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和印度都是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两国都把对方看作与本国战略利益关系重大的国家,从而将其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中印关系的影响不仅是单纯的双边关系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加,印度的对华政策明显表现出愿意与中国友好的一面,但其心存疑虑、防范中国的一面也很突出。印度认为,在军事领域同中国对抗,不仅增加军费开支,消耗财力,而且严重影响印度经济的正常发展,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将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不是在军事上。因此,印度主张与中国开展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加强军事协作,开展军事安全对话,加快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步伐,促使两国边界安全问题得到解决。从安全角度讲,印度认为,中国势力可直接向南亚渗透,必须在南亚排除中国的不利影响;中国是与印度接壤并存在领土争端的唯一大国,需要对中国的军事动态保持高度警觉。目前,中印关系还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如边界等问题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的可能性很小,有些问题的发展还存在诸多变数。但两国在国家安全理念上有许多共同点,如两国都努力营造独立自主的外交环境,不参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把稳定周边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在经济合作方面,双方的市场很大,但目前贸易额在各自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非常小,双方都希望加强合作,因此中印关系发展潜力很大。

学者们还探讨了我国周边的一些热点问题,如有学者谈到建立东北亚信任机制的问题,认为东北亚地区的现状使东北亚各国在安全领域既有建立信任机制的可能性,同时也存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东北亚地区信任机制的构建需要地区内各国对安全共同体共有知识的认同,相互信任是造就安全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有的学者还分析了我国政党外交在我国整体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和影响,认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与外国政党交往频繁,在处理地区事务和推动我国与相关国家友好合作、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考虑周边安全环境,应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不仅要考虑“小周边”,还要考虑“大周边”;维护周边和平环境应是我国当前主要考虑的问题;要善于利用现行国际体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对美国仍然要坚持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增加信任,减少摩擦;应积极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推进经济外交,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机制化框架建设,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等。同时,中国要对美日军事同盟有所准备,应对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自身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应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有专家认为,对于中国的发展,世界上主要有两种看法和态度,一是比较正面积极的,认为中国的发展至今还是和平的,但要注意如何使中国的发展不损害别国的利益;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消极、负面的看法,例如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中美国家利益的对抗,这是比较极端的看法。

有专家指出,我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并不平坦,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四个。一是霸权主义的阻挠制约。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时代,霸权主义仍然是现实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少数垄断资本主义的阻挠和遏制,“中国威胁论”产生于美国、日本等一些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决不是偶然的,其实就是为遏制我国的发展而制造的舆论。二是意识形态差异的障碍。冷战后,西方世界仍然坚持冷战思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价值观念中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西方社会制度至上的倾向,认为西方应该领导世界,要向全世界传播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推广西方的政治原则和价值观,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制度,遏制社会主义文明在世界上的传播。我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西方打压的对象。三是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的危害和威胁。这些势力企图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和睦的安定局面,对我国的和平发展和安全构成危害和威胁。四是周边地区的安全隐患。

与会专家指出,20多年来,我国在和平发展的征程上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在发展中实行的是兼顾国内外的和平发展战略,选择的是一条以自身的和平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争取国际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的道路。中国一贯强调睦邻政策,并以“安邻”和“富邻”予以具体化和实质化,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多边主义为睦邻政策的突破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有力地证明和保障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新外交”表明,我们正在走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不像“中国威胁论”所说的那样,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进行旧式的帝国主义扩张,或把自己的发展与繁荣建立在掠夺和剥夺别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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