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是阻碍我国学术发展的制度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本位论文,因素论文,学术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我国学术界的现状来看，官本位是我国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官本位的盛行对学术管理领域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表现在评价体制中丧失学术标准，致使学术研究名存实亡；更值得忧虑的后患是促使学术界的年轻一辈丧失了对学术的追求，致使学术研究事业后继无人。
一、官本位促成了职权的优势累积
九三学社云南省委曾对该省已授奖的科研成果进行过统计分析，2003-2005年的云南省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中，担任行政领导的平均占六成；2004-2005年，获国家、省级突出贡献奖和政府特殊津贴的科技人员中，该项比例达到了七成，有些单位甚至高达八成以上①。实际上，这一现象在全国都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在科研部门有职权的人，可以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名字挂在所有项目里。
学术界的官本位，使占据学术领导位置的人倚仗其职务的方便而能够获得比其他普通研究人员更多的实际利益，这些利益既包括诸如研究基金、奖金类的物质利益，也包括诸如地位、声望类的精神利益。学术职务不仅能为职称评定带来优惠，即可以比没职权的人以更少量的成果却以最快的速度评上职称，而且还可成为晋升学术团体职务、课题评审组成员、学术奖励评审组成员等等有利位置的阶梯，并由此而为课题申报、课题评审、学术评奖等多方面利益的获得带来便利，这一切又为以后的工作业绩奠定基础。显而易见，官本位在学术界的存在，构成了一系列的因果效应。
在学术性职业或智力型职业中向上流动是否取决于个体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其实并不一定。如果我们从“谁得到了什么”的角度来观察，再从“为什么会得到”的角度去思考，不难发现制度化的权力在其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制度化的权力是指来自职位的权力，是合法地属于任何具有权威或影响的社会角色或组织中的官位担当者的权力。正是制度化的权力保证了利益能够自动地流向这些拥有职权的人，而不管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成就如何②。也就是说，个人能够从制度化的权力中获得好处，仅仅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定的角色或官位。来自职位的权力为职位承担者提供了重要且稀缺的社会资源，如研究资金的分配、研究人员的调配等人、财、物的管理权，并由此而构成了相应的特权分配模式，以及荣誉、声望、地位乃至研究资金的分配模式。因此，职业声望和学术地位往往是职务权力的反映。
在我国，凡是在科教领域里较早获得一定职权的人，都会在学术声望、个人报酬上遥遥领先于无职务权限的人。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在职权上占优势的人能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更多的社会认可和物质利益。职务权力作为一种优势累积效应，带来了学术声望的被认可和各种利益的递增，从而加速了在学术分层制度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和获得进一步奖励的机会。
从学术界的官本位现象中，我们不难看到，职务上的便利能够大幅度地增加接触有利条件的机会，制度化的权力是获取声望、地位、业绩的更为有用的资源，并成为向上流动的更为有利的工具。因此，行政职务为学术荣誉、学术地位以及研究资金的再分配构成了累积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累积的进程中其增长的比率是逐渐加大的，这是因为制度化的权力保证了声望、地位、业绩增长的良性循环。尤为重要的是，由职务所提供的机会是为合法制度所承认的合法机会，即这种优势累积的保证恰恰是来自制度上的承认。
由于有影响力和有权力的职位，能对如何分配有利条件、稀缺资源以及分配给谁做出决定，诸如拥有提名权、否决权乃至控制评选过程的职权，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把伴随职务的影响力和职务权限转变为控制学术工作评价过程的权力以谋私利的现象。此外，一个有职权的学术权威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已有的学术职务、学术地位及学术声望快速地提拔自己的学生或追随者，从而形成一定的学术势力群体和声望反馈系统。同样，初入学道者若追随有既定声望和职权的权威人物，可较容易地获得更有利的条件以及获得更多的承认。毫无疑问，学术界的官本位将会对智力型职业中人才流动的方向、学术交流的形式、学术流派的性质产生制约性的负面影响。
官本位在促成了职权的优势累积的同时，也促成了权威统治的管理体系和等级遵奉心态的文化氛围，这显然不利于形成一个鼓励创意、挑战权威、培育个人原创力的学术环境，而个人原创力是学术探索和学术新发现的能动力。
二、官本位化的核心期刊是学术腐败的温床
官本位对学术界的侵蚀不仅体现在权力资本与学术资本的结合与转换上，而且也体现在行政等级通过控制核心期刊的评选、学术研究项目的审批、研究经费的分配、学术奖励的评定而控制了学术人的研究方向乃至学术追求。官本位式的学术管理，是以行政等级作为审批学术研究、评价学术成果，同时划定学术等级的基准，这不仅构成了学术资源的单一分配机制，更导致了学术评价的一元化局面。正是因为由行政权力控制的核心期刊控制了学术评价的标准，才导致了学术评价多元化及话语多元化的丧失。其结果是，一些有学术价值和有创意的学术研究一旦不具有等同于权威限定的话语模式则必然受到压抑。
核心期刊的确定标准与刊物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密切相关，这显然含有官本位的性质，从而构成了以行政级别而非学术质量来衡量学术成果的荒谬现实。尤为严重的是，核心期刊人为性的优越地位，为学术霸权的滋生培育了温床，正是源自核心期刊的人为性等级排列，确立了某些期刊在相应学科的霸主地位，同时也形成了话语控制权乃至话语霸权，也正是具有学科霸主地位的核心期刊控制了该学科的话语评价权，使各种非主流的话语形式都难以获得展示的机会，更不用说基本的认可。显然，这对学术研究的自由氛围是一种破坏，对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严重的阻碍。特别是，对于一些传统惯性大、发展严重迟缓的学科，核心期刊是一大保护伞，使这些学科原有的迟滞性、惰性不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还具有学术管理制度所认可的正统地位。
当学术管理部门通过考核要求来强调核心期刊在论文价值的评价作用时，必然促使无限多的论文涌向有限的核心期刊，从而导致了期刊间的不平等竞争。核心期刊的版面成为稀缺的资源，这意味着核心期刊拥有了对这种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和垄断权，伴随而来的是各种学术腐败现象的应运而生，而花钱发表文章则成了学术界的常见现象。“核心期刊”在与晋升职称、评奖、聘用、学位、高校排名相关的同时，也与学术腐败、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相连。正是“核心期刊”成为巨大利益链条之上的重要一环，致使围绕核心期刊而引发了花样繁多的腐败，诸如金钱交易、人情交易、利益交换、资源交换等等。
从学术管理角度来看，官本位导致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和全方位控制学术界，并以行政标准替代学术标准。主要表现为，学术管理部门不遵循科研规律，不强调学术水准，只在意是否符合主管学术行政部门的硬性要求。考评学术水平的高低不是同行评价，而是学术管理部门官员的认可；是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而不是发表的论文在本领域有没有知识增量。学术研究一旦丧失学术标准，原创性的研究必然受到忽视，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科技界的研究水准。
三、官本位的利益导向断送了学术发展的未来
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以评价和管理学术人才为标志的职称评审制度；以评价和管理学术成果为标志的研究资助与奖励制度。从这两方面的制度来看，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缺乏创新追求，具体表现为，人才选拔与培养不是以创造潜力为基准，人才管理与评价不是以激励创新为目标，学术成果的评审与奖励不是以原创性水平为尺度。就实质而论，现行学术管理制度集中体现的不是培养创造性人才和鼓励原创性研究，而是促使研究人员追求名誉、权力与地位，并具体反映在求官位、论学术头衔、争研究经费等方面。
学术管理本应奖励学术创新，促进理论突破；应鼓励长线研究，并以质量定夺。然而，走形式、图虚荣的假大空研究却充斥着整个学术界，其根源在于学术界的非学术化，并主要体现为官场化、等级化。即使是有创造能力的人，迫于生计，也不得不忙于制作短平快的所谓成果而深陷于平庸之中难以自拔。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学术造假、学术剽窃现象，其根源都是来自学术管理制度自身的缺陷。重量不重质、求快不求深的学术管理使不平庸的变平庸、平庸的更平庸。职称评定、课题评审、学术奖励制度则将学术人的奋斗目标、毕生精力导向了对名分与头衔、荣誉与地位的追求。
由于按权力和身份分配并获取科技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行政权力在课题立项、分配，课题报奖中的权重过大，使得既搞行政又搞科研的人比一心搞科研的人更容易拿到课题。在学术界，因行政权力的拥有而所得到的利益不仅是获取的资源多，而且受到的束缚也少，而没有职权的科技人员除了获取的资源少以外，还要受到更多的束缚。最终的结果是，真正有原创能力的科技人才逐渐被边缘化，而有权势的平庸之辈却占据了重要的科技地位和科技资源。因此，官本位的科研管理体制促使专业人员趋向于追求行政管理的职权，这样不仅会得到更好的物质待遇，而且也避免了学术研究的压力。
官本位在导致学术行政化的同时也导致管理者能够以违背科研规律的管理方式管理科研，而专业技术人员即使有异议也无力改变现状。长此以往，不仅使研究人员无法按照学术标准、依照学术研究规律进行原创性的研究，而且也使他们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追求在应付各种行政任务和满足行政要求中逐渐丧失。
学术研究工作的管理者并不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活动，只是管理和组织，但却拥有比学术原创者更多的权力和个人获益。这种现象对真正埋头搞研究、做学问的科技人员是严重的伤害，也给整个学术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由于获取权力比获得学问上的创造要容易，而权力带来的利益又远远超出学问带来的利益，这样的制度导向，除了极少数有强烈研究兴趣的人，多数人都不会走学术研究的道路，即使是进入这个行当的人也会把功夫下在谋取职权、分享特权和追求物质利益上而不是学术研究上。
学术界任人为权的原则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导致了学术奖励偏离了学术标准，影响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和进化。科学的进化与发展依赖于任人为才的人才管理制度，因为如果利益向官职、权力倾斜，人才就会流向科学界的权力机构而不是研究部门。这样的管理体制和科研环境导致了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后继无人。职权构成的优势累积在鼓励学术人才涌向权力的同时，也压抑了学术原创人才的创造积极性以及发展的机会，无法激励一流的学术人才做出一流的学术研究，构成了阻碍学术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如今的学术界在缺少学术评价标准的同时还充满着行政级别的利益、诱惑与制约。试想，当人们看到做行政干部比做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容易，自然会趋利避害，致力于仕途，以便通过做官来获得做教授不能获得的各种利益。科研管理体制中的官本位现象致使众多不以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究为目的的人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这些人尽管在科研岗位上却不以科研为事业追求，只是致力于追逐职务官衔。官本位效应使职称评定、学术奖励、课题评审等各种学术活动演变成为职务占据者之间利益的再分配和利益平衡。
官本位的社会体制给予有官衔的人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整个社会对科技人才的尊重远不如对官员，致使科技人才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正是因为带有既定权利和某些特权的职务具有可获取荣誉、地位等利益的工具性价值，构成了走仕途比走学术之路更容易获得学术荣誉、学术地位以及研究资金的不合理现象，因此促使年轻的科技人才更愿意走仕途，或是走管理道路，而不是走学术道路。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西方社会所拥有的科学至上的价值观，这意味着人们更倾向于以实用的心态面对短暂的人生，功名利禄则成为最合算的人生选择。官本位加大了这种人生价值观的社会作用，同时加剧了学术领域里的短期行为，最终使学术研究和学术人才的培养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警惕隐性学术腐败”，载《人民日报》2007年2月5日。
②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第73页，关信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