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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历来重视对兵法的研究，素称“兵法之国”，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影响广远。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为古代兵法研究提供了动力。数千年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游牧为辅的经济结构，尚武、重谋、爱国、爱和平、民族自尊和凝聚力极强的心理素质，平原沙漠、江湖河海、崇山峻岭兼具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等，也不同程度地决定了中国兵法传统的发展趋势和特色。
历代兵法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我国的兵书不仅历史悠久，卷帙浩繁，而且绵延两千年从未间断，这就为研究和利用古代兵法思想和军事学术准备了系统、完整的资料。种类众多，内容丰富的兵书典籍，记录了历代军事家对于军事和战争的理性认识。各个时代的兵书根据所处时代的特点，提出了许多特殊的和一般的作战指导原则，以及将帅修养、士卒训练、阵法布列和大量的兵制、兵规。历代兵书还记载了军事家们对于天文、地理、交通等作战条件的分析，记载了兵器军械的制造和利用，军需粮饷的筹备以及城防、边防、海防等具体问题。提供了大量将帅传记及战争战例等军事史实。
总之，古兵书是一座宝藏，它不仅包括了古代军事学各门类的理论和知识，还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多方面学术价值。
一、古代兵法的形成与兵书的产生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历史上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于兵法问题开始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夏、商、周三代，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战争日益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的社会现象。此期发生的著名战争，有夏启计有扈氏、商汤灭夏、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作战形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商代，青铜兵器已逐渐应用于军事；周代，军队组织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作为观念形态的兵法思想，通过许多战争实践，在此期已经产生，这些思想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中都有反映。
西周时期，随着长期战争经验的积累和我国典籍制作条件的具备，最早的兵书应运而生。《军志》、《军政》两书是见于记载最早的兵书，这两部兵书今已不存，但是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一年记录了这两部兵书的书名，并保存了一些佚文。此外，在《孙子·军争篇》及唐代杜佑《通典·兵典》中，也保留有两书的零星佚文。从现存的佚文内容上看，《军志》、《军政》二书已不是战争活动的简单记录，而是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其中，“有德不可敌”，揭示了政治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地利为宝”是对作战条件的分析；“欠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有夺人之声，后人有待其衰”，“攻不足而守有余”，“穷寇勿迫，归众勿追”等，则都是可贵的战争谋略思想。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为兵书的逐渐成熟提供了各种条件。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争霸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用兵数量逐渐增多，铁兵器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步、骑、车多种形式地配合作战，使战争更趋复杂，对将帅的要求更高。此期的大小战争以数百计，其中春秋时齐国等国与楚国的“召陵之战”，晋楚的“城濮之战”；战国时魏齐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秦赵的“长平之战”，皆以规模巨大，变化复杂而著称。战争的客观要求，强烈刺激着兵法思想的发展。诸侯列国或为生存，或为争雄，广揽军事人才，鼓励新说，为兵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的兵家人物涌现出来，曹刿、子鱼、伍员、魏舒、子元、孙叔敖、孙武、吴起等都是当时杰出的代表。他们在战争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在百家争鸣、互相辩难，学术气氛活跃的社会环境中，撰著了大量理论性较强，而又富有理性色彩的兵学著作，此期以《孙子》为代表的一批兵书，奠定了古代兵学的基础，标志着兵书的成熟，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共得182家，“删取要用定著”35 家，流传至今的仍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6部。
《孙子兵法》共13篇，约6千字，孙武撰。孙武字长卿，齐国人， 活动于春秋末期，孙武是先秦兵家的始祖，《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它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现存最早的兵书，被称为“兵经”，已译成多国文字流传国外，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反映了孙武的战争观，“兵者，国之大事也”，直观地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他注意到战争与政治关系，把“道”列为战略内容首要因素。《孙子兵法》有大量关于战略战术的分析。它把战略上的胜负判断归结为“道、天地、将、法”五大因素。它强调战术的灵活性，提出“兵无常势”，“因敌而制胜”，提出“避实击虚”，“攻其必救”，有效使用兵力等原则；以及“兵以诈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出奇制胜的方法。《孙子兵法》十分重视战争的客观条件，“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它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观点以及“治乱”、“勇怯”、“强弱”、“劳逸”等对立转化的观点，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还提出了一些治军理论，它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揭示了战争的重要规律，成为历代兵家的座右铭。
《吴子》是战国时重要兵书，作者吴起，战国时卫国人。今本《吴子》共6篇，约5千字，《吴子》的内容可归纳为几点：一是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它把战争起因总结为“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五方面。它还分析了战争的性质，注意了战争的两重性及其发展变化。二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三是随机应变的战术方法，它总结了在作战中“击之无疑”或“避之无疑”等各种情况，提出新出现的骑兵兵种与车、步兵配合作战的各种战术。四是“以治为胜”、“教戒为先”、“进有重赏，退有重刑”等一系列治兵原则。《吴子》继承发展了《孙子兵法》，反映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和兵法的特点。
《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穰苴为春秋末期齐国人。据《史记·司马穰苴传》记载，《司马法》是战国齐威王时，君臣汇集古兵法与穰苴兵法而成，故此书内容不独为穰苴所撰。《司马法》在流传过程中已有散佚，今本仅5篇，清人又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 此书的主要内容为《仁本第一》，论述战争观。《天子之义第二》，记君臣之礼，治国、治军的方法及古代一些军事制度。《定爵第三》讲战争准备，布阵原则和战时法规等。《严位第四》和《用众第五》主要讲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
《孙膑兵法》，孙膑撰。孙膑为战国时齐国人，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曾广泛流传于战国末和秦汉时期，《汉书·艺文志》曾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 其后失传。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 经专家整理为《孙膑兵法》，由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分上下编，各15篇，1.1万余字。其后又对1975年版《孙膑兵法》作了重大调整， 移出原尚难肯定为孙膑或其弟子作品的下编，修正了上编，补入《五教法》1 篇，定为16篇，近5千字，编入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今本《孙膑兵法》虽远非《齐孙子》原貌，但仍有丰富内容，如“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战争观；“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及“批亢捣虚”、“必攻不守”的战术等。书中还有对桂陵、马陵之战的一些记载，可补史书不足。
《尉缭子》，作者尉缭，《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梁惠王时人”。存世最早刊本为南宋《武经七书》本，5卷，24篇。1972 年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竹简6篇为最早版本，虽然残缺严重， 但解决了长期以来认为《尉缭子》是后人伪造的问题。《尉缭子》继承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军事思想，它反对用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主张“王者伐暴乱”要以“仁义”为本，“兵者凶器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它对于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提出“正兵”与“奇兵”灵活运用的作战方法。此外还有许多治军的言论。《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
《六韬》，旧题周吕尚撰。吕尚为西周军事家姜子牙，所题显系托名，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详考。《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以前人们对此有种种怀疑，但1972年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证实了此书确是先秦兵书。《六韬》现存最早刊本为南宋《武经七书》本，共6卷、60篇，2.3万字。《六韬》总结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华，通过对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探讨、阐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前2卷文韬、 武韬主要阐述战略问题，后4卷龙韬、虎韬、豹韬、犬韬重在阐述治军和作战指导方法。 《六韬》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具有重要理论和史料价值。
二、古代兵法的发展与兵书的完善
秦汉至唐宋时期，是古代兵法、兵书的发展、完善阶段。西汉王朝建立之后，经历了平灭吴楚七国之乱、反击匈奴、镇压农民起义等大规模的战争。西汉政权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很注意对兵书的收集和校勘，曾3次对兵书进行较大规模的整理。第一次是汉初张良、 韩信的“序次兵法”。第二次是武帝时，军政杨仆对兵书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编成了第一部兵书专科目录《兵录》。第三次是成帝时刘向校书，由步兵校尉任宏负责对兵书清理和校勘，这次校理兵书的成就反映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上。《兵书略》不仅著录了当时整理出来的兵书63家，1191篇，图43卷，而且保留下来古代对兵书最早的分类，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四分理论。从各类小序可以看到，权谋类收录战略方面的兵书，形势类收录战术方面的兵书，阴阳类收录天候、地理、阴阳卜筮方面的兵书，技巧类收录军事技术及其运用方面的兵书。汉代对先秦兵书的普查、整理和总结，对兵书的发展和流传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代不仅整理兵家典籍，而且流传下来《黄石公三略》这部重要兵书。此书又称《黄石公记》或《三略》，是一部专门从战略上论兵的军事著述。它托名为授张良兵书的黄石公所撰，实际上是汉末兵家的著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长期的分裂割据和群雄相争，刺激了兵法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民族大融会，也使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作战技巧和武器装备等传入中原，丰富了兵学研究的对象和素材。此期战争频繁，波及地域广，水战已提到战略地位，人马披甲的重装甲骑兵逐步成为军队的主要打击力量。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三国时的袁曹官渡之战，曹吴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和十六国时前秦东晋的淝水之战，都是著名的战例。动荡的局势和丰富的战争实践，造就了曹操、诸葛亮、孙权、周瑜、司马懿、崔浩、宇文泰等著名谋士或将帅。此期产生的兵书见于后世著录者数十种，但大都亡佚。留传下来有曹操的《魏武帝注孙子》3卷、《兵书接要》辑本1卷，晋朝司马彪《战略》辑本1卷。 还有许多题为诸葛亮撰著的兵书，如《将苑》、《武侯奇书》、《武侯奇门遁甲例》、《武侯兵略》、《十六策》、《武侯兵要七书》等等，这些兵书究竟哪些确实是诸葛亮的著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隋唐五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自隋灭陈实现国家再统一至唐朝的长期持续发展，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阶段，使其成为东方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军事大国。在军事制度方面，唐代府兵制得到充分完善，同时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还出现了府兵制补充形式的募兵制。武举制度作为军官的选举制度在唐代也得到确立。此外，轻骑兵逐渐代替重骑兵，对唐代的战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都成为隋唐五代兵法思想发展的重要条件。根据历史记载，此期发生的战争多达数百次，其中规模大、影响深的，有隋初、唐初的统一战争，隋唐守边拓边战争，唐中后期平叛、削藩战争，隋末、唐末农民战争以及五代王朝更迭战争等。规模空前、类型多样的战争造就了杨坚、李世民、李靖、柴荣等智勇兼具的军事家，产生了百余部兵书，这些兵书尽管因年久战乱而大多佚失，但仍留下来20余部。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问答体兵书《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3卷。 此书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形式，汇编了一批兵法理论。全书一万余字，既有对古代兵制、战争、兵学的总结和评述，又兼论治军和用人，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其中关于“奇正”的阵法理论尤为重要。《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此书虽未必为唐代李靖所亲著，但其成书时间应不晚于五代。有关李靖的军事思想，还有清人汪宗沂从《通典》、《太平御览》中辑出的《卫公兵法辑本》3卷。
唐代李筌所撰的《太白阴经》是一部综合类兵书，全书10卷100 篇，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军事资料，搜罗广泛，内容丰富，涉及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以及治军用人和军仪典礼等，同时还有唐代许多山川地理、关塞的记载，其前五卷价值更高。李筌的著述，还有由其作注而流传下来的兵法书《黄帝阴符经》1卷3章。
题为唐人撰著的兵书，现存还有李靖的《白猿经》3卷、 王琚的《射经》1卷，赵蕤的《兵权》不分卷，李淳风的《乙巳占》3卷。唐代还出现不少注释《孙子》的著作，其中以杜牧《孙子注》最为重要。
宋辽金元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在科技方面，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为军事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火器在战场上的使用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战争频繁，刺激了兵书的整理和武学的兴办，我国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在宋代问世，确立了《孙子》等古兵书的经典地位。在宋辽、宋夏之争和抗金、抗元战争中，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沈括、岳飞、陈亮等都阐述了富有新意的兵法理论。辽金夏元统治者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元昊、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关于战争和军队的论述，也都为中华民族兵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据各种书目记载，宋辽金元出现的兵书有500多种， 而现存仍有70余种，其中尤以两宋兵书为多。两宋兵书的编撰和整理不仅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而且编撰形式多种多样，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期兵书编撰的不断完善。北宋官方颁定的《武经七书》是一部兵法丛书，由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下诏校定，收《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古兵书7 部25卷，集中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精华。
《武经七书》传世版本很多，今存最早为南宋刻本。此书注本也极多，存世注解不下数十种，宋朝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为最早注本，对明清注家起到发凡体例的作用。
《武经总要》是一部官修的军事类书，由曾公亮、丁度于庆历三年（1043年）奉敕编撰，历时3年半而成，共40卷，分前后两集。 “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1〕。其所汇辑、 阐述的兵法理论和历代战例相当丰富，书中附有大量插图，不仅记载了当时各种兵器和作战器械，还记述指南针、火器的制作方法，保留下3 种火药的配方。《武经总要》在中国军事史和科技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宋代出现的重要兵书还有军事人物专论《何博士备论》，作者何吉非为元丰时武学博士，此书专论战国至五代有关军事人物统军用兵之得失。全书原有28篇，现存26篇，各篇独立成章；以朝代或人名为目，按时间顺序加以编排。该书将作者的军事思想融于对古人用兵的评论中，颇具特色，褒贬人物也不囿旧说，有其独立见解。
北宋张预的《百将传》是我国第一部名将传记专书，全书10卷，辑录自西周太公至五代刘词共100名将领的传记，每卷10人， 传记内容重在记述传主的用兵谋略和作战方法，传后各有评语，以论名将的用兵得失，也反映了编者的军事思想。《百将传》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兵书，它寓深刻的军事理论于生动活泼的人物故事之中，因此读者面较为广泛，深为后世兵家将帅所重视。
南宋的城防专著《守城录》4卷，陈规、汤
撰著。全书由《〈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建炎德安守御录》等3 部分组成。该书在火器已用于作战，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集中阐述和反映了守城战斗的指导原则与城防体制改革的思想，对后世城防理论有较大影响。
由南宋陈博良所撰的《历代兵制》8卷，是我国第一部军制通史。 全书依朝代顺序，引录或综述文献史料，记述了西周至北宋诸朝的军事制度及其沿革，评论优劣得失，对汉、唐、宋军制论述尤详。此外，大型综合性兵书《虎钤经》、集解类兵书《十一家注孙子》也都有重要价值。以上所列兵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三、古代兵法的创新与兵书的繁荣
明清两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古代的兵法思想在此期得到不断的总结和创新，兵书的编纂达到最为繁荣的阶段。明清两代战争爆发的频率高、规模大，为兵法思想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期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有属于王朝更迭的战争，如努尔哈赤、多尔衮的灭明之战。有反抗外族的战争，如明代抗倭战争和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清代的雅克萨之战和鸦片战争等。有国内的统一战争，如明攻灭夏蜀之战，明攻取云南之战，清平定三藩之乱，清与准噶尔部之战等。农民战争则有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等。频繁的战争为兵学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素材，尤其是兵器的改进和兵种的变化，更对兵法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明清时期的武器装备比前代更为精良，火器经过改进，杀伤力大大提高，其种类不断增多，并且逐渐在战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武器的更新引起了军队的编制、后勤供应、战略战术和作战指挥方面的诸多变化，军队中也出现了炮兵、火枪队、工兵等新的兵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新型的战争，明清两代兵法思想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了创新，一批关于火器、火药以及新战法、新军制的兵书应运而生，形成了明清兵书种类繁多、数量骤增的局面。据有关书目记载，明清两代产生的兵书有2000余种，今存仍有1059种。这些兵书反映了明清时期兵法思想和军事知识的普及和提高。
明清兵书的编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中有三个方面值得分析和总结。
首先是此期兵学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不仅领兵将帅注意兵书的编写，而且文臣幕僚、山野隐士以及农民起义等首领也都加入了著述兵书的行列。例如，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亲自动手总结自己的练兵和作战经验，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重要兵书；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撰作了《韬钤续篇》。一些政府大员则招集幕僚谈兵著述，如清代湖北巡抚胡林翼便延请幕僚汪士铎等撰写了《读史兵略》。不少文人学士也常常以笔代剑，深究兵法，发愤著述，以求有济于时局，明代的茅元仪、清代的陈澹然则是文人书生撰者兵书的典型。茅元仪纂辑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专为明末兵备废弛，辽东告紧而作。陈澹然的《权制》，则有感于清末中法甲申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清军败绩而作。此外如明代作《孙子书校解引类》、《续武经总要》的赵本学，作《草庐经略》的黄启瑞，清代作《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等，都是隐居山野、终生不仕而撰写兵书力著的代表。清代太平军将领、东王杨秀清的《行军总目》，以及太平军所颁布的《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和《武略》，也都为此期兵书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兵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种类齐全，既表现了此期对古代兵法的全面总结，也反映了当时新的兵学成就。择其要者而言，百科性军事类书有明代王鸣鹤的《登坛必究》40卷和茅元仪的《武备志》240卷， 两书皆为博览群书，辑录各代兵书材料而成。《登坛必究》下分72目，附图560余幅，所辑材料大多注明来源或原作者，便于核查。 《武备志》附图738幅，全书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等5部分组成，其下分类编排材料，每类前有序言，中有眉批、旁批、夹注等大量内容，是我国古代篇幅最大的军事百科性兵书。它以丰富的史料和较为科学的编排方法，赢得后世的赞誉和推重。
专述军事理论的兵法类著作有明代何良臣的《阵纪》，尹宾商的《兵
》，王鸣鹤、何仲叔的《兵法百战经》，清代揭暄的《兵经百篇》，陈澹然的《权制》，刘
的《将略要论》等。值得一提的是佚名兵法著作《三十六计》。“三十六计”之说由来已久，但未见有专书具体记载，此书对三十六计的计名和内容作了详细解释，并附以事例。全书分三十六计为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败战计、生战计等6套。
军事地理类专书有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30卷、 李培的《灰画集》20卷。《读史方舆纪要》中，包括历代州域形势9卷， 南北直隶十三省方舆114卷，山川源委6卷，天文分野1卷， 另附《舆图要览》4卷，全书实为134卷，附图36幅，沿革表35份。此书既是一部军事地理名著，又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它在军事学术和地理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灰画集》是一部辑录体军事地理著作，所采原著共30多种，它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经国用兵方略，对天下大势和各省形势历陈诸家之说，同时也提出了编集者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此书的缺陷是没有西藏、新疆等省内容，又不附地图，这些都是明显的不足。
关于军事训练方面的专书，有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18卷、《练兵实纪》9卷，吕坤的《安民实务》不分卷， 徐光启的《兵机要诀》6卷。《纪效新书》分束伍、操令、阵令、谕兵、法禁、比较、行营、 操练、出征、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诸器、旌旗、守哨、水兵等18篇，每篇1卷，是戚继光带兵实践的经验总结。 《练兵实纪》成书于《纪效新书》之后，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前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阐述火器配合车战方面的兵书有明代孙承宗的《车营叩答合编》5卷，全书由《车营图制》、《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答》、《车营百八说》等4部分组成，集中于108个军事问题的问、答和解说，是一部系统论述明代车、骑、步兵编组列阵以及与火器配合作战的兵书。
专论冷兵器制造和使用的兵书有《耕余剩技》6卷， 此书是一部丛书，由论述棍法的《少林棍法阐宗》3卷、论述弓箭的《蹶张心法》1卷、论述长矛的《长枪法选》1卷、论述单刀的《单刀法选》1卷等4 部子书组成。
专记火药、火器的兵书有明代焦玉的《火龙神器阵法》、赵士祯的《神器谱》和明代佚名《火龙经》。《火龙神器阵法》不分卷，全书由总结火攻、记述各类火器、记述各类火药等3部分组成，并配图47幅， 它记载的40多种火器无论在性能和用途上，都比宋元火器有很大进步。书中所记载的火药配方也很详细，既有歌诀，又有用量和炮制方法，这些配方与宋代《武经总要》的配方相比较，成份减少而效能增强，反映了明代化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神器谱》专论火器的制造和使用。《火龙经》成书稍后，其论述火药、火器的内容多辑抄自《火龙神器阵法》和《武备志》、《登坛必究》等书，故价值稍逊。《火龙经》又有续编的二集和三集，此书将一些散见的火药、火器资料汇辑成书，对于传播古代军事技术也发挥了作用。
此外，专述海防、江防、边防方面的专书有明代郑若曾的《筹海图编》13卷、《江南经略》8卷，魏焕的《明九边考》4卷，清代徐家千的《洋防说略》2卷。阐述城防的兵书有明代吕坤的《救命书》不分卷， 李盘等人的《金汤借箸十二筹》12卷，钱梅的《城守筹略》5卷， 清代朱璐的《防守集成》16卷。论述乡兵团练的兵书有清代王鑫的《练勇刍言》5卷，李柬的《乡兵管见》3卷。有关军事后勤的兵书有清代官修的《军需则例》15卷。有关历代名将传记的有明代何乔新的《续百将传》4卷，黄以周的《广名将传》20卷等。明清两代还形成了注释、 汇解《武经七书》的热潮，流传至今的这类著作仍有百余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的《武经七书策题全解》等。
明清兵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有些兵书开始研究、介绍外国的情况，特别是注意研究入侵中国的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如明代兵书《筹海图编》就针对倭寇的入侵，在书中考述了日本的历史、地理、行政区划、战船兵器、作战特点等。清代魏源作《海国图志》，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宗教历法和战舰火器的生产。其中所记英吉利的情况更为详细，共用4卷的篇幅。在西方军事技术介绍方面，《筹海图编》、 《火龙经三集》等书都对西洋火器进行了记载，如佛郎机、鸟铳、火炮等。明末焦勖向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学习火器制造术，写成《火攻挈要》3卷， 是当时介绍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代表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用11卷的篇幅介绍西洋船、炮、枪、水雷、望远镜等的制造和用法。此外，清代还有李善兰的《火器真诀》、王韬的《火器略说》专门介绍洋枪、洋炮的制作。徐建寅的《兵学新书》则记载了散兵线与纵队相结合的拿破仑战术等。总的来说，明清兵书在体裁、编撰方法，以及军事学术思想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为我国古代传统兵书模式向新的军事典籍过渡作好了准备。但是，由于清代后期封建政治的极度腐败以及社会体制的种种局限，才使中国的传统兵学不能在新形势下健康发展，而滞后于时代的需要。
中国古代兵书是一座军事文献的宝库。由中国军事科学院编撰的《中国兵书知见录》〔2〕，曾著录了历代兵书3380部，23503卷。根据许保林著《中国兵书通览》〔3〕中的“现存兵书简目”记载， 今存兵书仍有1200多种。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古代兵书，不仅在军事史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哲学史、文学史、科学技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其中以阐述战略战术为主的兵法典籍，影响更大，声誉更高。它们不仅指导了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有声有色的战争，培养了众多优秀将帅，而且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流传到国外，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流传，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军事人物极力推崇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兵家典籍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笔珍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注释：
〔1〕《四库总目》，卷99。
〔2〕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3〕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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