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潜在”的人口危机及其应对之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策论文,人口论文,危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进入关键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矛盾和危机也已逐渐暴露出来，更有一些潜在的或被一些表象暂时掩盖的隐性危机正在形成。这些隐性危机不仅不容易被人们察觉和认识，而且往往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尽管一些危害很大的重大事故或危机时有发生，但从长期趋势来看，日益深化的人口危机才是我国所面临的事关民族盛衰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危机。由于人口危机比较容易被一些表象掩盖，使人们、包括政府决策部门至今仍未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基于人口危机的巨大破坏性以及人口变动的周期长、惯性大等特点，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予以积极应对。
我国人口危机及其无察觉危机特征
如果一种危机因其潜在隐蔽性或被一些表象暂时掩盖而不易被人们察觉和认识，这种危机可称为无察觉危机。一般来说，无察觉危机是当系统因结构、功能遭受异常变化影响或胁迫作用而突然改变常态并迫近或突破其抗衡临界点，人们还未能察觉或来不及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危机。除此之外，那些在人们虽有所察觉但对其危害不能认识或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危机，也可以视为无察觉危机。无察觉危机可能是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等外部危机，如美国的“9·11”恐怖事件和日本东北地区的“3·15”大地震；也可能是内部危机，如本文探讨的我国人口危机。与一般危机不同，无察觉危机往往潜在于人们的观察视野之外，不容易被人们察觉和认识，爆发突然，破坏力极大，后果严重且无法修复。因此，无察觉危机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复杂性、破坏性、不可逆性等特点。这使人们必须更加重视对无察觉危机的研究，以便及早发现，妥善应对，尽可能控制其发生或减小其破坏性。
我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口危机。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和一些政府官员已从不同侧面指出了目前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教授，多次在“两会”上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人口问题，并提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和王名又分别提出类似提案。特别是2012年第4期《中国改革》“人口加速老龄化警告”的论坛报告，集中刊载了郭志刚、左学金、杨燕绥和王丰四位教授的文章，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我国目前存在的生育率过低、老龄化加速、养老金制度“碎片化”及劳动力减少使经济增长减速等诸多人口问题。
当前，我国已不仅仅是一般地存在人口问题，而是已出现深刻的人口危机。我国正在出现的人口危机，集中表现为少子化、老龄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或人口衍生危机)。由于人口变动具有周期长、惯性大的重要特征，这就使得人口危机从酿成到爆发往往要经历相对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容易被一些表象掩盖，在爆发之前征兆并不十分明显，所以要发现和确定人口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十分困难。人口危机爆发临界点的模糊性，很容易麻痹人们对人口危机发生的警觉性，特别是对人口危机的破坏性认识不足。直到现在，我国只有一部分学者认识到我国人口危机的破坏性和应对人口危机的迫切性，相当一部分学者甚至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却对此仍未有充分的认识。
我国人口危机的无察觉危机特征。我国的人口危机，具有明显的无察觉危机特征。其一，我国的人口危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由于人口危机通常被一些表象掩盖，这使其爆发的临界点比较模糊，不易被发现和判识，这就决定了人口危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且，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仍然很大的人口增长规模，以及就业难、“民工荒”并存的种种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人口矛盾及其潜在危机，使政府决策者在不少学者呼吁重视解决我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矛盾的情况下，仍然在“十二五”期间“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①。其二，人口危机是人口失衡变动的结果，虽然突发性不明显，但却更为复杂。人口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一旦发生危机，将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导致人们认识及应对更加复杂和困难。其三，我国的人口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这不仅是由于我国人口危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使政府决策者不容易察觉和认识，一旦爆发不能很好地应对而深受其害，更主要的是人口危机不同于其他无察觉危机，人口危机是因“人”发生的。由于人(口)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人口危机破坏性巨大，一旦发生深度人口危机，将可能导致民族衰败和国家消亡。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扮演大国角色、善以人多取胜的国家，人口危机对民族强盛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更是基础性、根本性和摧毁性的，因而更应该受到特别关注。其四，与其他危机及无察觉危机不完全相同，人口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模拟和预见的。因为人口变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出现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等不正常的人口变动信号，用一定方法就可以根据人口变动规律预测或模拟未来的人口发展状况，判断是否可能发生人口危机。但要完全搞清楚人口危机爆发的影响、后果及人口衍生危机，如人口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就并不那么容易。如同日本“3·15”地震带来的海啸和核辐射等次生灾害一样，人口危机带来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影响，不仅因其极为复杂而很难搞清楚，而且其危害也同样不能准确预测。其五，人口危机的破坏作用具有不可逆性。一方面，人口变动的重要特征是周期长、惯性大。这将使人口危机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而且由于人口危机的复杂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又使人口危机一旦发生就很难恢复，造成难以逆转的困境。
我国人口危机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现
人口转变的国际经验。人口转变，指人口由传统社会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状态，经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状态之后，向现代社会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状态的转变过程。作为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人口转变与工业化、现代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说它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富裕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营养，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科学技术的发达可以改善人们的医疗技术，提高人们的保健水平。这些都将降低死亡率，延长人们的预期生命。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体制下竞争的激化，带来人们价值观的改变和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人们的生育水平。所以人口转变最早发生在工业革命较早的欧洲各国，然后依次发生在北美，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早已先后实现人口转变，总和生育率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在2003年总和生育率都已下降到1.3以下，香港的总和生育率甚至已下降到1以下。发达国家或地区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我国)先后实现人口转变，使世界人口增长速度逐步转缓，显示了人口转变乃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国的人口转变与生育率的下降。毫无疑问，我国虽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也必将遵循上述人口转变规律，经历从高出生、高死亡到低出生、低死亡的转变过程。但与上述发达国家或市场体制国家不同，由于我国自1960年代开始提倡、1970年代以来进一步强有力地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建立了十分有效的医疗卫生保健制度，所以导致出生率、死亡率迅速下降，使人口转变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而率先实现，成为最早发生和完成人口转变的发展中国家之一。②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即使不实行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人口发展也必然趋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则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人口转变进程。以生育转变为例，出生率从30‰下降到20‰所需的时间，法国用了77年，美国用了32年，英国用了27年，日本用了17年，而我国仅仅用了从1972年到1976年的4年时间，下降速度不仅远远快于欧美发达国家，也明显快于日本。从整个人口转变过程来看，我国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百年左右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的国家，人口转变的速度同样居世界第一，的确是世界人口转变的奇迹。
综合分析各种生育数据及相关数据，基本可以认为，大概在20年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更替水平(2.06左右)以下，近15年来基本上维持在1.5左右。也就是说，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一对夫妇一生只能生1.5个左右的孩子。
生育率下降与人口危机表现。我国基本是一个可不计国际人口迁移的封闭国家。根据人口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如果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更替水平，即可实现人口零增长，保持人口规模不增不减，这既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民族强盛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人口条件。但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是人口长期发展的趋势，特别是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已下降到1.5左右的低水平。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至维持这样的低水平，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答案是必然导致人口危机！可以说，持续十多年的过低生育率水平，已使我国形成日趋严峻的人口危机，主要表现在人口自身危机、人口经济危机、人口社会危机等方面。
第一，人口自身危机。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将诱发一系列人口自身的危机。
首先是少子化。生育水平的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本身就是一种人们生育孩子越来越少的少子化过程。由于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们的少育化；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渐造成人们的晚婚化、晚育化甚至非婚化和不育化，这些都将直接导致少子化。从出生人数来看，在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初期，全国每年出生人数基本都在2500万人以上，此后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每年出生人数不断减少，进入21世纪已基本稳定在1500万、1600万人左右。出生人数的迅速减少，使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相应迅速下降，从1964年的40.69％下跌到2010年的16.60％(见下表)。
其次是老龄化。由于少子化的作用，加之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又推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我国大致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当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10万人，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为11883万人，10年时间增长了35％；老龄化水平也相应由7％提高到接近9％(8.9％)，10年时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见下表)。老年人口规模大、老年人口增长及老龄化水平提高速度快，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
再次是人口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消亡。少子化带来出生人数的不断减少，使人口再生产的母体人口越来越少；少子化作为主因促进了老龄化的发展，老龄化使生育年龄人口越来越少，生育年龄人口生育期越来越短，又反过来加快了少子化的发展。少子化与老龄化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消亡。如下表所示，我国少子化水平1982年为33.59％，到2010年迅速下降到16.60％；与此相比，老龄化水平则从1982年的4.91％提高到2010年的8.87％。根据连续变化率法③计算二者发展速度，在1964～2010年46年间，少子化以年均52％的速度下降，老龄化以年均12％的速度上升。显然，少子化速度明显快于老龄化速度，这也说明我国人口少子化的矛盾比老龄化更加突出，如果任少子化如此持续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试想如果每对男女总和生育率为1.5，即一对夫妇只生1.5个孩子，那么不管男女，1个人一生可生育0.75个孩子(人口再生产率)。根据以往经验，男女的生育期基本都在15岁到44岁的30年之间。如果把人口再生产的代际间隔以30年为一代，那么未来我国每一代人口将大致比上一代减少25％。2010年我国大陆人口有13.40亿人，粗略推算，若按这一速度减少下去，到90年后的2100年我国人口将减少大半，即减少到5.65亿人；到240年后的2250年，将减少到1亿人左右；到480年后的2490年，将进一步减少到1000万人左右。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扮演大国角色、善以人多取胜的国家，人口这样的减少，岂不意味着立国之本的消失吗？！《中国改革》在总结郭志刚、左学金、杨燕绥、王丰的文章后指出，四位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现在遇到的人口问题早已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但从长期趋势来看，本文认为，我国最大的人口危机仍然是数量问题，即人口数量的持续减少问题。因为我国持续发展的人口少子化、老龄化这一人口结构问题，最终仍将必然导致人口持续减少的深刻危机。而这一人口减少危机，对我们民族强盛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是基础性、根本性和摧毁性的，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口的持续减少才是我国未来最大的人口危机。
第二，人口经济危机。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生产和消费又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所以人口本身的危机必然带来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经济危机。我国未来的人口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根据上表可知，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史上最高水平(70.14％)，显示目前我国仍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必须看到，快速发展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在不远的将来必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将使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人口老龄化势必伴生劳动力的老龄化，劳动力的老龄化不仅将弱化创新能力，制约经济转型，也将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及其优化配置，降低劳动生产效率，不利经济发展。据研究，在未来2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使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降低0.5％～0.7％。④
二是消费规模萎缩及储蓄率下降。消费规模不仅与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也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往往趋向减弱。因此在相同收入水平条件下，消费规模往往主要受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影响。受少子老龄化的影响，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减少、结构老化，将不可避免带来消费规模的大幅度萎缩。一般地说，如果到某一时刻人口数量减少一半，并不意味着届时的消费规模(或市场规模)也只比减少前减小一半，而是受老龄化影响减少更多。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长期内会降低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没有储蓄就会制约投资，投资不足必然弱化经济增长的动力，使我国以投资为主要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我国目前正在艰难地推进以刺激内需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未来伴随少子老龄化快速缩小的消费规模或市场规模，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三是社会医疗保障不堪负担。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医疗保障不堪负担。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随着“二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退休年龄，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可能从目前的19％升至2015年的25％，未来25年，该比例将可能进一步上升到40％。欧盟诸国所有养老金债务已占这些国家GDP总量的5倍左右，到21世纪中叶，这些国家在退休福利方面的支出也将可能升至其GDP总量的14％。日本也同样如此。2011年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高达107.8万亿日元，占其GDP的22.3％。其中，养老金53.6万亿日元，医疗保险支出33.6万亿日元，福利支出21.0万亿日元。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使日本深陷债务危机而难以自拔。发达国家先富后老尚且如此，我国是未富先老，未来的社会医疗保障将更加不堪重负。如果维持当前低生育率的时间过长，将会使我国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形成最难以承受的社会医疗保障负担。到时，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将负担114个老人和小孩！这是基于人口统计学的预测，并非危言耸听。⑤
第三，人口社会危机。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使人口的少子老龄化也将必然带来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社会危机。我国少子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校教育生源迅速减少。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是国家的栋梁。但少子老龄化的发展将造成学校生源的迅速减少和枯竭。如少子化首先影响小学教育生源，继之影响初中招生数量。从下图可以看出，初中和普通小学学校数自改革开放以来即表现出持续减少趋势，小学招生人数从1993年率先持续减少，由2353.5万人锐减到2010年的1691.7万人，17年时间减少了28％左右；初中招生人数比小学招生人数的减少滞后7年，从2000年开始减少，由2263.3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1715.5万人，10年时间减少了约24％。小学和初中招生人数还将持续减少，并将逐步波及高中及大学的招生人数。受教育人口数量的依次减少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未来科技创新人才不足，国家建设后继乏人。前已述及，240年后人口将可能减少到1亿人左右，480年后甚至进一步减少到1000万人左右。母体人口都没有了，何谈学校招生人数和教育发展呢？！
图 我国初中与普通小学学校数和招生人数的变化(1978年～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二是出生性别比过度失衡。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虽然在个别年份如1966年偏离正常值，但基本上围绕正常值(106左右)波动。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逐步偏离正常值，到90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达到115甚至超过120，严重地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范围。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继续维持在120左右。尽管出生性别比偏高受“性别偏好”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研究显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19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⑥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适婚女性人口严重缺少，4000万以上的适婚男性人口婚配困难，严重威胁男性群体的婚姻家庭和性权利等保障，甚至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出生性别比过度失衡带来的数千万“剩男”人口，是一个庞大而不稳定的特殊群体，很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就世界范围来讲，未婚成年男性暴力行为犯罪比已婚男性多，结婚可以将犯罪的可能性平均减少35％。⑦如果计划生育政策继续严格地实施，将造成我国“剩男”人口越来越多，规模巨大的未婚成年男性一旦因找不到异性伴侣而失去婚姻的保护成为绝对“剩男”，将可能使整个社会处于高犯罪率风险之中。
三是照料劳动力严重不足。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不仅造成参与经济活动的生产性劳动力的减少，而且也将导致未来老年人口照料所需劳动力的严重匮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形成庞大的老年人口特别是超高龄人口群体，这将需要庞大数量的护理照料服务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未来的劳动力，将二分为参与经济活动的生产性劳动力和从事老年人口护理照料服务的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及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大，将使未来从事老年人口护理照料服务的劳动力规模极为可观。在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减少至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一向受到忽视的从事老年人口护理照料服务的劳动力必将更加缺乏，而这些从事老年人口护理照料服务的劳动力将可能成为未来老龄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少子老龄化的发展将带来家庭的“核心化”、“小型化”以及“老龄化”和“空巢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家庭户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64年的4.43人减小到3.10人，上海更从1964年的4.5人减小到2.5人。特别是经过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已开始出现大量家族成员“421”结构的家庭组合和“空巢”家庭。“421”结构家庭组合中的1对成年夫妇，不仅自己要工作，还要供养1个孩子，抚养4位老人。家庭一旦有患重大病症的老人，这些成年夫妇就难以承受家庭、工作双重压力。随着独生子女步入中年，他们的父母走向老年，完全由老年人口组成的“空巢”家庭将越来越多。可以预料，“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乃至许多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人力匮乏已成为共识，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的高龄父母则面临更大的照料风险。因此，主要由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规模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及“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不仅要挑战我国家庭养老的历史传统，也必将成为我国未来的重大难题。
我国人口危机的应对之策
如前所述，我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由于人口危机是一种无察觉危机，它的潜在隐蔽性使人们似乎看不到、摸不着，使人们甚至包括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至今都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它已经实实在在地逼近我们，威胁到民族盛衰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所以首先要加强科学研究，提高对我国人口危机严重性和破坏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尽快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努力把我国的人口危机及其破坏性控制到最小。
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延缓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进程。当前我国人口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生育率过低，过低的生育率又主要是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造成的，所以要应对人口危机，首先要追源溯本，对症下药，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这是延缓和解决我国人口危机的根本措施。考虑到国家和民族的人口不至于最终消亡，至少要维持相当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因此我国应尽快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的多方案人口测算，这应该是延缓我国少子老龄化速度、应对我国未来人口减少危机的最优选择。
根据日本等东亚国家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生育率的下降一般都是不可逆的，虽然可能由于年龄结构变化偶现一些小幅波动，但从长期趋势来看，生育率一旦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就很难再反弹起来。而且，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已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提高其生育率，但基本都未见成效，仍然深陷于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危机之中。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很低，目前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如果适时调整生育政策，还是有可能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一旦发展到像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那样，再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就毫无意义了。
目前国内各界特别是政府主管部门尚未充分认识到我国人口危机的严重性和破坏性，这主要源于对我国当前生育水平的认识。政府主管部门及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仍维持在1.8左右，并据此进行人口预测，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这样就脱离了人口变动实际，掩盖了诸多人口矛盾，使人口危机更具潜伏性和无察觉特征。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完成的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近年的总和生育率远没有这么高(大概只有1.2左右)。参考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综合不少学者利用多途径数据和多种方法的比较研究结果，可以确认我国近年基本处于1.5左右的低生育率水平。为慎重起见，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再组织多方面学者进行深度论证，以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统一对我国目前生育水平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基于人口变动周期长、惯性大的特点，尽快调整生育政策，逐步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或接近更替水平。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和谐与发展依赖于制度的公正和个人、群体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应对人口危机，解决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同样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造成国民身份复杂多样，福利待遇千差万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发展，更无益于应对人口危机，解决少子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因此，一定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从制度层面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为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和人口危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证。为此，首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破除二元社会体制，争取在不远的将来使所有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其二，当前在体制、资金等诸多制约条件下，应分门别类、区别先后，根据保障对象贡献大小等性质特征，以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建立适用于不同养老对象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三，根据老龄社会及高龄人口特征，尽早建立针对高龄人口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已建立了新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我们也应该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建立适应少子老龄化及老龄社会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其四，要通过多元化渠道筹措资金，这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物质基础。要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与政府、民间、个人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根据制度化和市场化机制，集思广益，出资献策，共同筹措和蓄积社会保障基金。目前可考虑将国有企业部分利润作为国家出资划拨社会保障资金，民间企业也要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做出贡献。同时还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进一步扩大缴费人群规模和份额。其五，要强化监督机制，控制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风险，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效率和使用持续性。
加快发展社会为老服务事业，培养和树立敬老、助老、养老社会意识。从长期发展看，少子老龄化是人口变动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作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危机的长期对策，最终还是应该落脚在如何发展为老事业、如何关爱老人、搞好为老服务、建设和谐老龄社会的问题上。首先，要未雨绸缪，加快发展社会为老服务事业。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年人口特别是“空巢”家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单靠一人、一家之力已难以支撑日益增加的老人护理和扶养重任，所以必须加快发展社会为老服务事业。要广泛调动国家、地方、企业与政府、民间、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制度化和市场化机制，开拓社会为老服务市场，发展社会为老服务事业。由于社会为老服务事业不同于一般产业，主要以非营利或薄利经营为运营特色，以贡献社会、为老服务为基本宗旨，所以需要政府给予宏观上的指导和管理以及贷款、税收等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支持，需要营利性企业的帮助和扶持，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积极参与。其次，更要培养社会为老服务观念，树立敬老、助老、养老社会意识。由于受少子化的深刻影响，年轻人口越来越少，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同时受到现代社会生活观念的影响，这些都使他们与家中老人团聚的时间减少，照顾老人的热情减弱，久而久之，关爱老人、赡养老人的观念和意识也逐渐淡薄。不少子女迫于人手只能把年迈的父母送到养老院，“回家看看”甚至已成为老年人的“奢侈品”，孤独和淡漠已成为老年人心中长期的痛楚。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加强老龄社会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把老龄社会教育纳入从初级教育开始的各层次教育体系，并作为生涯教育实施。通过生涯教育，培养社会为老服务观念，树立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逐步恢复“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的儒家文化传统和良好社会风尚。
加快经济发展，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危机打好经济基础。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经济也是应对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危机的基本对策。经济发展了，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少子老龄化的冲击、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就可以争取主动，就有最基本的物质保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因此，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危机的冲击打好经济基础。其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转型，改变以往以消耗资源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其二，要推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一定要加快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其三，要充分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期，搞好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把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变为有效的现实生产力，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富积累。其四，要正确处理生产、投资、消费和储蓄积累的关系，不仅要使所有国民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步富裕起来，而且也要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政府财政中相应地逐步提高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比重，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积累更丰足的资金，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危机的冲击奠定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②王桂新：“中日两国人口转变及增长之比较”，《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年第4期。
③这里所说的连续变化率方法的计算公式为：Tm＝(LnPt＋n－LnPt)/n。式中，Tm为少子化、老龄化速度，Pt、Pt＋n分别为时点t和t＋n的少子化、老龄化水平，n为计算期间的长度(年数)。
④王丰：“老龄化挑战中国经济转型”，《中国改革》，2012年第4期。
⑤郭志刚：“重定中国生育政策”，《中国改革》，2012年第4期。
⑥李建新：“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
⑦Robert J.Sampson,John H.Laub,Christopher Wimer.Does marriage reduce crime? A counterfactual approach to within individual causal effects? Criminology.2006(8) 465-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