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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中国的财政金融问题，必须从宏观上综合审视，即从经济社会现状，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看。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宏观管理将主要依靠这些政策手段。收入政策的涉及面很广，很重要，但从国家来看，目前在宏观管理中，还没有明确地将它提高到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现在谈得最多、实际工作中较强调的是前两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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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中，在宏观管理方面， 提到未来5年到15年间一个总的政策取向，是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认为这个提法似有进一步斟酌的必要。一般说来，财政政策制定后适用的时间可以比较长，如果在一个周期内给财政政策一个定性的说法是可以的，那么，货币政策则不能说在长达5年甚至15 年都执行一种紧的（或松的）政策。世界市场经济各国无此先例。本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一种逆对现实经济风向的政策，即在经济过热时，这两种政策（至少是其中的一种）就要冷一点或紧一点；经济停滞或萧条的时候，它们或至少其中的一项就应适当松一点。就是说，它们基本上是相机抉择的政策，不可能在5年、15年这么长的时期内都实行一种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因为现实经济生活时时都在起变化，对其进行年度甚至季度调整都是可能的。在未来的15年内，我国的改革必将深化，开放定会扩大，经济主体行为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体制将越来越有活力，效益将在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日益提高，我们有什么必要或者说怎么可能在世纪之交这么长的时期内实行“双紧方针”或双紧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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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分析财政政策。中国的财政政策，至少在过去的10年中，一直都说要实行偏紧的政策，宏观管理当局或财政部，每年年度计划或预算报告，差不多都提出要实行从紧的财政政策。但是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些年从来没有实行过紧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松还是紧，国际上有比较公认的标准，这可以从两个有联系的方面来看。第一，从财政收支考察，就是从增减税和增减财政支出来判断。在财政收入上，国家如果减少一些收入或降低收入的增长幅度，向企业和居民少收点税，或者多支出一些，提高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或者减收增支双管齐下，以刺激投资，这就是实行松的财政政策；相反，紧的财政政策就是加税，使国家掌握的可支配的财源多一些，抑制一下投资，或紧缩开支，或同时采取这两方面的措施，以解决经济过热、反对通货膨胀。第二，松或紧的财政政策，也可以从政策执行的结果来判断，即财政有没有赤字，赤字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消灭了；国家债务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一种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本期基本上没有赤字的政策是中性财政政策；松的财政政策，从凯恩斯主义或罗斯福新政起被认为是一种解决经济萧条的办法，通过减税刺激投资，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直接扩大公共投资，藉以解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故这样的政策又被称之为赤字财政政策；如果通过增加收入（主要是加税）压缩支出，使财政赤字明显减少甚或被消灭，就是紧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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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几年即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持续不断且趋于增加。按财政部的统计口径，1985年曾出现过21.6亿元的财政节余，但那是将当年近90亿元的债务当作收入的结果。如果按照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通行口径，则仍有几十亿元的赤字。所以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一直存在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的数量也越来越大，1994年突破500 亿元，1995年突破600亿元。另外，中国的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 不说外债（利用外资涉及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方针政策），单说每年内部的国债规模，已从80年代前期的每年几十亿元，到1994年突破1000亿元，1995年达到1500亿元，1996年计划为1950亿元。 这只能说明实行的是一种松的财政政策。回过头来再看财政收支。我们常讲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也就是西方所说的宏观税率的下降。宏观税率下降就是一种很明显的松的财政政策的表现。不管是主动降还是被动降，总之只要是宏观税率降低了，而且是持续下降，这样的结果做出的直接判断，就是执行了松的财政政策。从支出上讲，中国的财政支出也是连年膨胀。尽管从表面上看许多部门一直在抱怨预算拨款不足，比如文教、卫生、国防等，合理的支出得不到满足，但事实上支出的增长是很快的。这其中有支出结构的问题。但某些支出未得到保证也不能改变财政支出从总体上没有紧缩的事实，如果剔除债务，这些年大多是财政支出的增速超出了财政收入的增速。所以总的判断是，这些年中国的财政政策仍然是偏松而不是从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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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来看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国家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为着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比如反通货膨胀，稳定币值，所采取的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也有个松、紧和中性三种类型的区分。判断货币政策松紧的主要标准，就是货币供应量以及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同经济增长速度（当年价而不是可比价计算的速度）对比。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控制通货膨胀，在财政政策偏松的前提下，就必须有紧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如果两大政策都松，那就会产生很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这几年的情况看，中央政府力图实行紧的财政政策，因多种因素的制约而没有紧下来，这就需要实行紧一点的货币政策，但许多年份并没有紧，1992年还出现了严重的扩张，是这三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两年多货币政策的确是紧了，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应也好，M[,1]的增长也好，或者说银行贷款增长也好，都低于经济的增长，这就是一种紧的货币政策。这几年的紧是必要的，但紧的力度值得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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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怎么办？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有个基本的判断，可能与有关管理部门的公开表态有所不同，即在“九五”期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还只能实行一种偏松的财政政策，而不可能紧。这是我们面临的客观情势使然。一个时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想要增加财政收入，但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改革的到位、经济效益的提高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宏观税率的提高不会很快，因而收入的增加较有限。想要压缩支出，又殊非易事。从前面已经提到的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上分析，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方面，现状是已经到了很低的程度，科教文卫经费的增长这几年低于通货膨胀率，是一种负增长，正常的最低需要都不能满足，今后必须增加。比如基础教育是义务教育，国家应该出钱，而现在却将相当一部分推到社会，向农民摊派，这是应当改变的，就是“希望工程”的做法也不能当做解决基础教育经费的规范的办法。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国防费。中国的国防费一直偏低，“海湾战争”给了我们一个教训，现代高科技在战争中的作用太大了，所以国防费不能不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够，因此今后中国的国防开支至少在所占比重上是无法压缩的。财政支出中这些年增长最快的是行政管理费，似乎最有压缩的潜力。但这一块是机构膨胀与人员的低工资并存，根据以往以精简、效能为目标的机构改革的实践，“拆庙减和尚”太难了，只能徐图进取。减机构裁员过程漫长，期间开支标准、人员待遇还得有所提高，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费的压缩即使有可能，其数量也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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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指出，从目前多数提供公共服务的吃财政饭的部门和人员的消费及其社会影响来看，财政的支出政策从总体上说似不应压，而是还要适当增加。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在正常需求不能由预算拨款满足的情况下，不少公共部门就在政府的允许或默认下自找出路，而这些部门的某些所谓“创收”，实际上成为这些年中国产生腐败的一种“温床”。如果一个社会的腐败现象普遍蔓延、日趋严重，那就不能单纯地认为是某些个人的品质问题，就应该从经济基础、从体制政策上寻找根源。掌握稀缺资源（权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的人或部门要生存和发展，当正常渠道不能满足其正常需要时，政府又允许或默认其创收，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很容易与“寻租”结合起来，导致腐败。现在对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揭露得较多，有时处理也很重，但是对如何从制度上解决整个部门或某类职业的腐败现象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代社会的公共需要本来应由财政来满足，而将它推向社会的结果，是这些部门和单位甚至个人利用所把持的本应用于为公众服务的资源，包括地位和特权来“创收”“敛钱”，这就是产生腐败的一种制度性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反腐败的需要看，近期的财政支出肯定压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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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高作为社会管理层的公务员素质和社会公共服务质量的需要来看，表面上看有压缩潜力的那部分财政支出也难压缩。前面提到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通过精简固然可以压缩一部分开支，但公务员偏低的工资等问题也需要继续解决。经过1993年的改革实行结构工资，公务员的工资有所提高，但还是达不到企业同质人员的平均水平。过去提出“高薪养廉”，尽管有些人有不同意见，但它是抑制腐败的一个基础性条件，整体效果是好的，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例证。但是高薪不仅是“养廉”，高薪还能“养能”。我们必须重视的另一个现象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管理层已出现了文化素质相对下降的苗头。现行收入政策若继续下去，将来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学生管大学生，或者大学生管研究生。目前中国证券业、金融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很高的，文化层次从总体上已高于在上面直接监管他们的人员。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高素质者不满足于做低工资的普通公务员。中老年可能还比较能安贫乐道，年轻人则流向收入高的地方，所以当今中国宏观管理部门因收入低而人才流失很严重。国家若不从财政分配上采取措施，这种现象还会继续恶化。财政适当增加一点这方面的支出，朝着高薪养能方面前进（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高薪养能），恐怕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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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说到公检法这一方面的公共需要的满足问题。现在公检法许多工作的正常进行都受制于财力，特别是许多案件由于缺乏经费而延误甚至无法侦破。如果这些机关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工作得不到正常的财力保障，如果这些机构都无法养廉，允许、诱使或迫使它们去向被服务单位或居民“摊派”、“寻租”，更有甚者贪赃枉法或贪赃卖法，那这个社会就真的无可救药了。我们党领导的这支公检法队伍是很好的，但毋庸讳言，这些年在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因预算拨款不足而开始去搞摊派，去寻求不正当的利益是一条重要原因。国家财政有责任为其维护公正、廉明、威严的形象提供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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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财政收入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同时财政支出又压不下来的两难态势下，中国的财政政策必将是或者说应该是一种偏松的政策，财政赤字也将继续存在。有人提出要在“九五”期间消灭赤字，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在“九五”时期，中国政府仍将被迫采取偏松的财政政策。偏松的政策是一种次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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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货币政策。前已述及，松的财政政策需要有紧一点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否则将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这几年的货币政策存在一个适度从紧的客观要求。问题是紧的力度。我们不反对目前货币政策应当从紧，但同时又认为目前的银根应当有所松动。就是说，在货币政策的整体取向上还是从紧的，不管是货币供应量（比如M[,1]）的增长还是贷款的增长，肯定要比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或者说名义经济增长率要适当地低一点，但是像前年和去年这样紧的程度再继续下去恐怕不行。去年（1995年）金融机构新增加的贷款少于新增加的存款3200多亿，贷款的增加幅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太多。 主管部门有人把不同计算口径的数字拿来做比较，认为去年贷款的增长速度高出GDP 的增长速度11.1个百分点。这样的比较不对，因为贷款是当年的人民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如果要比较， 就应该按GDP的当年价计算增速。去年的现价GDP达5.77万亿元，比1994年的4.50万亿元增长了28.2%，贷款的增幅是19.8%，比经济增长低8.4个百分点。过去是贷款的增幅大大超出经济的增幅，那是松的货币政策，这两三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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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银行来看，去年的贷款增加6387亿元，而存款增加了9375亿元，当年新增加存差近3000亿元。如果从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分析，1995年的存款比上年增加了12869亿元，贷款只增加9462亿元， 存大于贷3400多亿元。这样大的存差历史上从未有过。我们再来看基础货币。这两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投放基础货币已成为一个主渠道。前年外汇储备猛增三百多亿美元，外汇占款增加3072亿元，约占当年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75%；去年外汇储备又增加220亿美元，增加基础货币投放1800多亿元人民币。这就使得近两年通过再贷款途径增加的基础货币大减，所以贷款也增加的少。管理部门有一种说法是，外汇储备增加并不导致可用资金减少，增加企业困难。我们认为，在目前的金融体制和调控办法下，它肯定会增加企业的资金困难。以前，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大部分直接用于增加贷款，现在同样多的基础货币却被外汇占去了很大一块，它不是用于贷款，而表现为创汇企业因必须结汇而人民币存款大量增加。如果贷款不是由规模控制而是决定于存款（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结汇增加的存款可以相应增加贷款；或者我们的货币市场很发达，结汇后的人民币并不只表现为银行存款的增加，还可以相应增加货币市场上资金供应量，那么，外汇储备大增的确不会减少对企业的资金供应，增加企业资金的紧张程度。但目前的制度性安排使这两个前提都不具备，就使得外汇储备的增加与企业资金紧张这二者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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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南到北，企业普遍都反应资金紧张。主管部门有些同志的看法是，资金实际上并不紧，并且说效益好的企业的资金是有保障的。事实上，从一些典型调查看，效益比较好的企业资金也紧张。而且在目前的体制状况和宏观环境下，对效益较差或者“三项资金”占用过多的企业，银行的信贷紧缩也不能理想化，要知道企业新机制的建立是一个较长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到位，银行在这方面的工作须与企业的改革转制大体同步进行。目前，对于效益较差的企业，多数都要在“治病”中继续维持，银行方面也不愿意这类企业大量破产。既然不想让它死掉，就要配合企业改革转制想办法使其起死回生、走上振兴之路，这就需要输点血，要适当增加点投入。如不向这类企业增加点贷款，它只会陷入效益差缺资金、越缺资金效益越差的恶性循环，这对社会不利，对银行也不利。总之，对效益好的企业要支持其发展，在提高资金使用效果的基础上需要适当增加资金投入；对效益差一些的企业也不能完全不管，对它们中的多数，还是应在改革中适当增加一些投入。所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在紧的力度上要作点调整，比如使今年的贷款增幅只比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通货膨胀率）低一、两个百分点，以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维持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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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收到的效果可能比单纯从数量指标所推算的效果要大，因为有一个居民的心理效果。在宣传上强调从紧，可以在居民中形成一种符合宏观需要的心理预期。因为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仍比较严重，需要把反通货膨胀当作经济生活中的一项主要任务，使之在预期内降下来，这需要群众的配合。所以，即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所调整，也还需要已经公布的政策的“告示效应”。我们认为，紧的货币政策不变，但从今年二季度开始，银根要有一定程度的松动，贷款要有较多的增加。事实上去年四季度就增加了几百亿元的贷款，说明紧的货币政策已有所松动。二季度开始，资金松动一点，还可以使利率下调一点，中国股市也因此而有一点回升的希望，这就能使中国经济的活力增强，这样的政策无疑对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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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金融方面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在现存体制中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办法来针对性地解决面临的矛盾。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前几年理论界不少人一直指其滞后。由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它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其体制究竟是否滞后，要从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状况来考察。从目前情形看，国有企业的机制若不转变，金融体制方面的继续改革也不可能有大的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在1994年成立了几家政策性银行。早在1986年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讲过成立政策性银行要慎重，搞不好它会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对象。现在有些政策性银行办得并不成功。问题在于，在目前的体制下，政策性贷款的界限无法划分清楚。中国目前最大的政策性贷款实质上是“安定团结贷款”，用来维持效益差甚至按理应当破产的企业（包括贷款发工资），这方面的贷款量比其他任何一种政策性贷款业务都大（农产品收购贷款除外，但将全部农副产品收购都当做政策性业务，本身就值得考虑），成立政策性银行能否将各个银行的这一块政策性业务拿出去，专门成立一个“安定团结贷款银行”？力主成立政策性银行者中有人认为，成立政策性银行至少可以实现死一块活一块，打算让某些政策性银行死掉，国有各专业银行则可以活起来。其实这是一种理想主义，因为成立政策性银行不可能使国有专业银行从安定团结贷款中解放出来。银行的活，有赖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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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方面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利率及其市场化。很多人称目前中国的利率低了，认为它低于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负利率；另外有一部分人又说利率高了，企业负担不了，证券界有人认为现行利率太高，是中国股市长期低迷不景气的重要原因。利率是高是低，似乎可以由市场决定。但利率现在能市场化吗？像中国南方一些地方，计划外借贷百分之二十几的利率很普遍，市场化会怎么样？一方面，从企业来看，目前的资金利润率普遍很低，再调高贷款利率，其结果很难想象；从股市的情况来看，目前银行的利率肯定是高了，因此要求降下来。但另一方面，中国居民储蓄投资的主要方式是银行存款，在高通胀下降低利率，损害居民利益，群众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此外，还有一个国际上汇率和利率变动的影响，如果说过去的影响不是很明显，那么，随着中国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这方面的影响必然是越来越大，我们如何因应？这都需要认真研究。至于今年，可按以往惯例从四月份起将银行利率适当下调一点，观察其效果如何，进行总结，以求在试验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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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方面面临的又一个严重问题，是现在有些银行实质上是在靠消耗存款过日子。去年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有较大的盈利外，有些银行不良资产太多，计收利息都困难，以至全系统亏损，要靠新增存款维持。这决非长久之计。国家银行的呆滞贷款的比例保守估计有10%，也有人说达到20%甚至更高。如果银行的呆烂帐以15%计算，就有约6000亿元，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还有，现在外资银行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办理人民币业务，国家准备在局部地区开口子，国内银行有什么样的能力与外资银行开展竞争呢？从这方面讲，中国金融改革确实很紧迫，相应地，企业改革也必须抓紧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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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多年，但金融方面多头管理，散乱现象严重存在。能为本部门带来利益的事各个部门都插手，争着去管；对本部门没有直接利益的，就推诿，谁都不想管。以至决策过程冗长，办事效率低下，政策信息披露不规范。如证券市场的管理，原来是8 个部门“齐抓共管”，后来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意在集中管理，但别的部门还是要管。中国的外债管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都管。这些方面许多关系都有待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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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年将试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贯彻货币政策的工具。最近在国债发行方面的变化已可以明显看出在为此作准备。但如果各商业银行、专业银行不能拥有足够的短期债券，那又如何操作？如果对银行贷款还实行规模控制，它们又将如何对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作出反应？国外的做法是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吞吐商业银行持有的短期债券，以影响市场利率及向企业贷款的数量，进而调节货币供应量。我们一方面不能使商业银行持有足够数量的债券，另一方面又要搞公开市场业务，基础就不具备。所谓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就是要让利，才能调节货币供应量，不想让商业银行在债券市场投机获利，公开市场操作也难以开展。这是制度问题，也有个观念转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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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象去年那么紧，贷款规模肯定要比去年宽松，否则企业将很难继续承受下去。当然，必须强调，贷款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提高投入产出率，要提高效率。从这方面讲，中国的投资体制也应尽快深化改革，企业体制、整个金融体制都应加快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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