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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 （1999）02-0036-04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 世纪下半叶出现于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潮，它孕育于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70、80年代在欧美达到巅峰。国内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点，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达达主义运动。它首先形成于建筑和文化领域，后来扩展到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虽然自命或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人并不很多，但其影响却相当深远，不仅在欧美各国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而且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引发了一股效仿的热潮。
一、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荒诞与虚无
作为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后现代主义就其理论建构而言，并没有统一的写作模式和一套相互连贯的理论观点，它只不过是众多观念的无序组合。有人把后现代主义总结为美学意义上的四个原则：不确定性、虚无、抽象和荒诞。（注：参见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我认为， 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荒诞与虚无。这种特征正体现在它那无中心、无历史、随遇而安的游戏态度和从破碎而荒诞的生活中寻找诗性快乐的黑色幽默风格中。
作为一种彻底的反传统思潮，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主要体现为后结构主义。它通过尖锐地批判传统的西方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念，来否定整个西方文化形态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及其合法性依据。在宇宙自然观方面，西方传统哲学认为，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一个合理的依据，这种合理性依据后来成为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坚实基础；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的宇宙自然观则否认世界的发生发展有符合逻辑的因果与目的，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宇宙规律、世界秩序已经消失，人们面对的唯有毫无理喻的荒诞。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历史是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矛盾中前进的，人类社会的每一进步都意味着相应的人类情感代价的支付，而每一人伦感情的牺牲也可能意味着人类历史的新阶段，这种合乎逻辑的秩序和常规也就构成了历史理性主义的基本内涵。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正是从此找到了反传统理性主义的突破口，他们全部摒弃了历史合理性的所有设想，主张应把关注的焦点从抽象的历史目的转向具体的人类生存，从人类集体的遥远事业转向个人的当下不幸。如萨特的文学正是以寓言般的形式对人类长期以来用无休止忏悔方式纵容罪恶衍生的质问，是对历史理性主义强有力的摇撼。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西方传统哲学坚信人类有能力认识自身所在世界，也有能力认识人类社会，进而推进历史的发展进步。而后现代主义则无情地抛弃了这一信念，主张人的所谓理性认识能力只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虚设，认为人的许多行为只是一时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产物，人既不能认识世界，也不能认识人自己，人们越是依靠理性与科学，就越是使自己被愚弄、欺骗，从而造成自我的根本异化。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根本上就把人生称之为一种误入，认为人根本无法与世界建立合乎逻辑的联系，更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人所能拥有的只是主观选择的自由，任何真实与否的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虚无。与对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充分自信相适应，西方传统哲学对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一直把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置于历史的首位。而后现代主义则从人类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传统理性主义所追求并获得的社会繁荣、历史进步只是一种片面畸形的世界目的。人类不可能仅仅以改造和征服自然而获得人生的幸福。所以，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往往难以见到传统西方理性主义所具有的那种自信、豪迈、光明与希望。“后现代作品中的人物只不过是场景中一个可以替代的暂时性角色，他丧失了悲剧的气息，而多了些游戏成分，他以自身灵肉的无言的麻木（中止任何选择、性格破碎和叙事零乱）的方式达到解除欲望的焦虑痛苦的目的。”（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后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们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对自己，均失去了信心。反讽与戏谑，自贬与嘲弄，悲观与失意，成为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主调。
从写作方式上来看，后现代主义也极尽其破坏一切、崇尚虚无之能事。后现代作家尖锐批判建立在模仿论之上的传统文学观，并试图推翻传统文学的表现原则（描写现实）和表现方式（叙述故事或描写内心事件、心理过程），而且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保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后现代主义还力图打破传统的文学分类法，拆除各种文学体裁的外部边界，模糊它们的分野。传统文学作品大多体现出某种教化的目的，而后现代作家则根本不相信什么先验、客观的意义，在他们那里，写作仅仅是一种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
另外，传统的艺术技巧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退居其次，而一些新的表现手段则被大量运用，其中最突出的有四种。一是蒙太奇：将不同文体、不同风格的语句和内容重新排列组合，或把一些在内容、形式上并无联系、处在不同时空层次的叙述衔接起来，以增强对读者的感官刺激；二是讽仿：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对古典文学名著的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进行夸张的、扭曲变形的、嘲弄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和滑稽可笑；三是拼接：将各种文本如文学作品、科学论文、哲学、历史和神学著作、新闻报道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和俚语等组合在一起，使这些毫不相干的片断构成一个似乎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四是拼贴：把文字、绘画、广告甚至地铁月票、购物发票等拼凑在一起，组成一个杂烩式的“泛文本”，来破坏和颠覆既成的文学形式和规范。它的这种反对整体和解构中心的多元论世界观，玩弄拼贴游戏和追求写作（文本）快乐的艺术态度，一味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使其成为了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哲学和文学艺术界破坏与虚无的代名词。
二、后现代主义的结果：破坏与颠覆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西方哲学和文学规范的任意破坏及其主张的文学作品价值和意义的虚无化，致使文学作品呈现出非文学化、非意义化、非审美化的倾向。在哲学上，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后结构主义，这种新的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尖锐地批判了早在古希腊时代，特别是启蒙时期确立的西方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念，并将其笼统地斥之为形而上学，揭示了欧洲传统哲学的先验论形而上学本质，对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作了清理，动摇了在这种思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西方价值体系，从而否定了西方文化形态赖以成立的思想基础及其合理性依据。诚然，后现代主义以激进的姿态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许多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对西方传统哲学和文艺观念中形而上学的批判异常尖锐、机智、深刻，包含了许多合理和正确的成分，有时甚至击中要害。它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的思考，推动了当代西方哲学观念和方法论的更新。但同时，这种思潮在总体上流露出一种偏激的怀疑主义、否定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它动摇了西方传统人文和科学的知识构架，颠覆了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但却未能提供一种新的令人信服的价值重建的基础；它的许多基本观点往往走向极端，因而显得片面和武断。它所流露出来的绝对否定主义立场也导致了传统思想体系的解体，真理、价值、信仰和意义的失落，使种种悲观、失望、空虚、没落的情绪逐步蔓延开来。
像它的哲学表现一样，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对传统文论的基本观念进行了尖锐批评，其中某些论述独辟蹊径，不乏深刻和合理之处。但由于它仅热衷于解构，拒绝任何正面的、建设性的理论尝试，因而并未提供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文论构想。后现代主义不但摧毁了文学业已存在数百年之久的定义与规范、题材与内容、作用与功能、形式与技巧，而且使文学这一概念本身也变得十分可疑。在当今时代，文学的存在基础发生了改变，社会生存空间和接受面愈来愈狭窄，其创造能力也大大削弱，新的有价值的作品越来越稀少，昔日文坛群星璀璨、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的繁荣局面已不复存在，这与后现代主义文论与写作对文学的颠覆恐怕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正是由于审美愉悦价值与可读性的丧失，许多后现代主义艺术不再是供社会大众欣赏的艺术对象，而成了象牙之塔中的小圈子艺术，成了主要供学术界分析探讨的研究对象。也有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品，之所以丧失了艺术美，令读者敬而远之，一个重要原因是，表面上的非理性，骨子里却是强硬的理性。如后现代主义的大地艺术、行为艺术、废品艺术等，常常是某种巧智、某种创意的产物，而不是独特的审美创造。如萨特的小说与戏剧，虽然获得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但作为艺术作品，却缺乏真正的吸引力，有的甚至不堪卒读，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作品主要是他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图解。
三、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买椟还珠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是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产物，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与修正，它的产生是诸多历史条件多元决定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人们。随之出现经济全面繁荣和高科技成果，造成了后工业时代人们的文明受挫感。再加上表面的和平景象与冷战的恐惧情绪相混杂，意识形态衰落与左派激进主义盛行，反战示威和学生运动等等，这些典型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现象，共同造成就了后现代主义的感觉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态度。
在我国，后现代主义发端于80年代的先锋派艺术，如当时的现代派和寻根派小说以及前卫美术，事实上，美术一直就是中国先锋派文化中的先锋。这些先锋文化在我国的传播与兴盛，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时代及历史原因，这就是一个自我压抑的民族希望寻找反叛权威、寻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在社会基础、历史条件等方面，我们与西方人对后现代主义的需求有许多根本的不同。西方社会是以现代理性压抑了人性，而我们则是以非理性压抑了人性。在我们的历史上，从君主意志到个人崇拜，从照搬苏联模式到十年动乱，骨子里都是非理性的。与西方相比，我们根本没有体验过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自信，我们跨越了一个建立规范和完善秩序的时代，这就使我们对非理性的肯定与西方人不是在同一个基点上。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抗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满，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分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我们则主要是源于对缺乏理性秩序的封建性的权威意志的不满。对于以自觉思维见长、习惯于权力崇拜的中国人而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是多余，而是不足。因为中国人骨子里没有宗教，没有上帝，也没有经过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相当一段时间人文主义文化的熏陶。而可以成为抗衡与制约兽性本能力量、近乎于宗教的儒家学说，从五四运动以来，则已被当作封建垃圾，给予了彻底的批判与否定；而多年来确立的、作为中国人精神支柱的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理想，由于历史进程的缓慢与曲折，特别是由于商品意识的突然兴起，也已受到了严峻的冲击；我们的法律制度也一直极不健全。20世纪的西方，非理性思潮虽一直在波翻浪涌，但同时却又受到了这样三种强硬的理性力量的抗衡与制约：一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对于人生价值、个性价值有着正确把握的人文主义思想；二是精神自慰、精神信仰意义上的现代宗教；三是严明健全的法律制度。在这样强固的理性氛围中，非理性可以在调谐理性的过于严酷方面产生积极意义，而不论怎样张扬，却终不至于泛滥。
而在我国，本应是与道德律令、社会责任相关联的个性主义，却很容易质变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本应是与肯定人性、尊重人权相关联的人性解放，却极易异变为兽性本能的发作。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真正的理性一直被掩抑在非理性的阴影中。诸如，权大于法、长官意志、个人崇拜、法制意识淡漠，这本来就是非理性的产物。因此，在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是真正的理性建设，而不是非理性的过分喧嚣。可以说，我们是在反叛了封建辩证唯物主义、但却没有新的坚实的理性依托和精神保障的状态下，饥不择食地突然接受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这就难免有买椟还珠之憾。（注：参见杨守森：《二十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潮反思》，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5期。）
今天，与西方人相比，我们面临不可偏倚的双重任务：感性解放与理性解放。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在人文精神失范、法制力量依然薄弱、物欲极易恶性膨胀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既需要感性的解放，同时又需要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建设。我们的任务要比西方人艰巨复杂得多，绝不是简单照搬西方人的文化就能解决我们千头万绪的问题。与之相适应，作为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哲学和文学艺术，同样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趋奉西人，尤其不能盲目地陷入非理性、玩文学之类的小圈子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告别20世纪之时重新进行价值选择和精神定位，并在走出平面模式的路途中，重建精神价值新维度。”（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我们不必要推崇后现代主义“丧失生命精神超越之维的虚无观念和与生活原则同格的‘零度’艺术观”（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相反，只有将哲学和文学艺术与人生发生密切关系，与社会发生密切关系，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思想解放。
收稿日期：199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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