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动荡时期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从李思纯《金陵日记》《吴宓日记》《胡适日记》中窥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记论文,胡适论文,金陵论文,政局论文,学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4-0145-12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文化人的生存样态亦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变化的具体状况及程度却远未厘清。前此，论者对中国近世知识分子的研究大体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该群体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与成就等，且大体认定自科举制废除、民国新政制建立后，中国学人已由传统“士人”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变化自然可以反映出中国学人生存样态的一定变动，但更能表征中国学人作为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生存着”的“人”①的变化的本真因素应是其日常生活习性与情趣爱好。本文即从一个特定时期中国学人的日常生活切入，试图考察其习性与情趣样态，即从一个更本真的侧面展示中国学人的现代性转型程度。中国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争随即成为政治主流，且愈演愈烈，直至三大战役结束前，中国前途未明，政局动荡不安。李思纯《金陵日记》即产生于这段时间。笔者选择这个特定时期产生的李思纯日记及其至友吴宓同期日记，并佐以胡适日记中所记述的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对象，所虑之一在于，作为“生存着”的“人”的生存本身在动荡时期会受到多种干扰，在干扰中仍能保持下来的生存样态无疑是最本真的常态，更具代表性。其二，李思纯为川籍学者，但因其于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德等国，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著名学者和其他非著名学人交游广泛，学与其通，其生活样式具有代表性，且李氏日记记事甚详，录下了众多事件的过程与活动的细节。作为一部珍藏了半个多世纪未曾示人的个人生活日录，具有反映其时学人生活样式的重要史料价值。其三，“生存着”的“人”的习性和情趣与主体本身的性格关系甚大。李思纯性格随和，处世平常；吴宓性格刚直，脾气较大；胡适则性略自尊，功名心强，且交结高层，与闻大政。三者是三种不同性格的学人，而且，此三人周围皆存在一个不小的学人圈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从他们日常生活习性与情趣喜好的共同之处中，大致可以透视出此一时期多数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
一、对政治关怀而不深切
李思纯1893年生于四川成都，其祖、父皆清朝官员。1919年秋，李思纯与何鲁之、李劼人等同往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里昂、蒙彼里埃、巴黎求学。1922年，李氏因法国物价太高而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就读，于此结识陈寅恪，后常有诗歌唱和。
1923年初，李思纯归国，在《学衡》刊登诗作，得面晤吴宓，从此过从密切，成为至友，并经《学衡》同仁介绍受聘东南大学，任法语和法国文学教授。次年四五月之交，东大“裁并西洋文学系”，吴宓等“散之四方”。[1]李思纯离东大回川出任四川省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一年后外国语学校以经费不济而停办，李思纯赴北京求职，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大预科任教。其间，李思纯得与老友陈寅恪、吴宓会晤，并造访了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家。
1926年，北方政局动荡加剧，李思纯再度返川，任教于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1927年12月起先后兼任田颂尧29军顾问、国民政府四川交涉员等职。1936年，李思纯受川康边防总指挥兼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之聘任建省委员会顾问，是年8月至11月随刘氏入康考察四月。返蓉后力辞顾问职，刘文辉挽留不成，但竭力保荐李氏入选西康制宪国大代表。抗战爆发后，李氏仍执教于四川大学，1941年始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并著成《成都史迹考》一书(未刊)。[2]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大，李思纯为国大事于1946年4月和11月两度赴南京。1947年1月初，制宪国大结束后，应竺可桢校长邀请执教浙江大学[3]，同年2月24日结束。[4]是年，李为竞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而加入民社党，竞选失败后于1949年退出该党。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因上述问题被四川大学解聘。1951年奉调赴重庆革大学习，年底被分配到四川文史馆做研究员。1960年3月病逝于研究员任上。[5]
李思纯一生不喜记日记，他在赴西康考察之际所记《康行日记》中曾言：“余生遍历南北，……远到南洋、印度、欧洲俱曾身历其地。然今兹西康之游，则余初所万无及料者也。……人生因缘无定，凡所经历，过眼如烟云飞散，余疏慵，生平未常作日记。今兹之行，乃备载其始末。一时兴会所至，姑为录之，聊以见人生短程之一瞥云。”[6]《康行日记》为李氏第一本日记，言为兴会所至，应属不虚。在留欧期间，其遍游名胜，经历颇丰，但从未写过日记，现留下的一些观感皆载于与友人互寄之明信片中，内容简单，一言带过，且不录时日，难为研究之用。《康行日记》写成十年之后，李氏又于1946年出席制宪国大时写下《金陵日记》。时李氏已年近半百，反不如青壮时“疏慵”，写下一部记事甚详的日记，缘由何在，李思纯本人未加说明。他在《金陵日记》的前言中只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余以国民大会制宪事，自蜀东下，略记所历如左。”[7]是为前言全文，就中提及国民大会事，但并未透露出他有看重此事而特意写日记的意向。若就行程重要性看，则远不及其欧洲之行，亦不存在特意为之写日记的动因。因此，大致可判定《金陵日记》的写成亦属兴之所至，随意而为，不经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金陵日记》写于抗战方告结束，国内政治纷争大起，国事前途不定之际。在政局动荡之期，李思纯作为一位留欧学人愿意出任国大代表之举动及其日记内容都表明他对政治有一定关怀。1946年4月，按国民政府1945年宣布的时间表，李氏与川康代表飞南京赴会。行至重庆，得知国民大会将展期召开。李氏4月24日日记载：“闻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对国民大会代表尚未推出，须待此一二日内始能明了局势。……晚，闻本日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大会事，未得协议。民主同盟张君劢、罗隆基等反对开会，蒋乃明令宣布延期召集”。[8]此说显与事实不符，此时政协会议早已闭幕，实因国民党内右派阻碍政协决议的实施，导致国民大会受阻。李氏未参与政协，不明就里，情有可原。大会不能如期召开，引发各省代表强烈反对，4月26日，各省区代表百余人在沧白堂集会，决议起草宣言，“斥责政府失信，党派劫持”，并“主张自行到京集会”。同仁曾慕韩(琦)劝李氏入京。李思纯在日己中写道，曾“力劝余须赴京，勿返蓉。余既至此，计惟有赴京一行，略觇时局前途”。李思纯等到南京后，所议最要之事为国民大会准备会常设机构如何设置问题。[9]李氏记下这些争执，并愿参与意义甚微的赴京集会，以观察时局，亦表明李氏对政治抱有关怀态度。
李思纯对政治的关怀，在出席11月制宪大会期间表征得更为充分。11月11日，制宪国大召开预备会议，就先举开幕式主席问题争执甚为激烈。李氏在日记中作了详细描述：会上“议论纷纭”，“秩序极乱”。他自己也登台发表主张，但未得通过。最后达成以蒋(介石)主席致辞，以孔(孔庚)致答辞的决议，实际则是他自己主张的变相通过。[10]
李氏为一无党派代表，出席国大预备会，对会议由谁主席的争执不仅作了详细记述，且登台发表意见，并记明最后成议大体合其意见，言语间似有些许自得。其对此事有一定兴趣溢于言表。国民大会讨论宪草期间，李氏亦曾于12月2日请求发言，主张“宪草第十二章选举，宜酌采知识限制”，并言“此项知识限制，并不背反于普通平等直接之原则，但可减少地方恶势力及政棍党棍之操纵”。但其主张“未为全场注意”，因为“全场喜闻煽动性之反对宪草论”，对“民治前途之问题”并不关心。[11]从这一记述中，显见李氏对中国民主政治抱有相当希望，力主采取措施减少地方恶势力及政棍党棍操纵政权，以实现真实的民主政治。对于多数代表不愿切实考虑民主实施程序，喜好反对宪草之煽动性言论大不以为然。至12月25日，国民大会举行宪草三读会，李思纯在日记中作了最详细的记述：
九钟赴议场，参加三读会。于右任主席逐条亲读，至五十六条，即不能胜任，秘书长雷震代读，逐条多无异议通过。惟读至第二十八条，系用胡适之修正案文②，反对之声又起，秩序大乱，全场鼎沸，尤以江苏代表倪弼、丁宣孝等反对最力。主席于右任无法维持秩序。渠等反对理由，以议事细则无复议之规定。于右任答以复议乃根据民权初步，渠等乃再要求复议，于右任答以议事细则规定，三读会仅能整理章节文字及每条冲突之点，不能再请复议。倪等大哗，呼声鼎沸，于氏已不能制止。蒋公在座中不能耐，起而发言镇压，谓代表为人民模范，不能不遵守议事细则，否则违法。蒋公起而发言二次，乃将风浪平静。续修正文字数处，三读终场。主席于右任以全部宪法，提付表决，用举手起立，而不用电钮。全体起立，即为全体通过，并通过以明年十二月廿五日为宪法实施之始，拍掌声长达三分钟。[12]
李氏对会议绝大多数议程记述皆略，此条是记述最详之一。文中虽未明确表示见解，但看得出李氏对会场哄闹，蒋介石教训代表持赞同态度，对宪草通过亦似有欣然之意。
李思纯对政治的关怀不仅体现在他对其时国家政治建设的兴趣上，也表现在他对政治问题的批评上。在第一次赴南京集会期间，他曾赴聚兴诚银行(重庆)，访副总经理黄美涵，在谈及组民主建国会时，李氏在日记中记下他十分赞同黄氏组建国会之“不左倾，不右倾，不争权，不夺利”，“要作事，要说话”的原则，并由此引出历史上的皇权主义，继而指责说：“今日中国之政治，一特权与手令之政治而已。”[13]尽人皆知，蒋介石即惯以手令方式发布政令，此言显是对蒋介石执政行为的批评。
1946年5月31日，民主同盟代表赴南京请求停止内战，李氏日记的记述如是：
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罗隆基来京，请停止内战，邵力子、雷震皆未往迎。盖政府军新克长春及四平街，因胜利而不愿再低首下心。民盟代表调解苦心，而政府认为共党利用，故致如此。政治场中之炎凉异态，朝夕万变，亦可叹也。[14]
李氏日记殊难品评人事，于此事则有显明的批评。对国民党当局一旦有望武力解决国共之争，邵力子、雷震等就无礼对待要求息争的社会名流大不以为然。但他视此为政界世态炎凉，无明显的政治立场蕴于其中。
上述日记内容，确乎表明留欧学人李思纯当时对政治有一定兴趣，愿置身其间，且欲有所贡献。日记的记述为李思纯个人在此间的政治关怀，但作为一种学人的生存样态，却不仅属李氏一人，其时相当一批学人对政治亦大体持有一定关注态度。胡适与会，为大会主席之一，并提出大会采纳宪草修正案自不必论，顾颉刚、傅斯年等著名学者亦置身国大，何鲁之、吴天墀等学者更以青年党人资格出席大会。与会社会贤达共70人[15]，皆是对政治有一定兴趣的文化人。当然，与会者只是当时文人之极少部分，但他们与政治的关系样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从吴宓的态度中可得到映证。李氏赴南京开会前，吴宓往访，日记中只记下“正午至纯宅……知纯行将以国民大会代表赴宁开会”。[16]吴宓乃脾气较大且口无遮拦之人③，若其对李氏赴南京出席国大不以为然，断会在日记中有所批评。吴氏不作评价至少表明他对关怀政治的行为亦持正面之 见。李思纯临别时赴吴宓处辞行，吴亦只简单记下“正午纯来辞行，临别宓甚觉凄然”。[17]从吴氏对李氏仍怀如此深切感情的表述中，亦可透露出在他的意识中，同是留欧学人的李思纯参与政治活动属于正当行为。
对政局动荡时期的政治，李思纯尽管有一定兴趣，但并不存深切关怀之意向，远不如闻一多、李公朴对政治关怀之切，亦不及曾琦、李璜、张澜、罗隆基等趋身其间。④在出席国民大会期间，李氏并不全心于国大事务。会议议选主席团成员时，各派大起纷争，“川康党团人物”亦“活动甚力”。李氏则自谓：“然余为西康选出之代表，不问川事，又为无党之超然派，不问党团之事，如闲云野鹤，逍遥于自由天地之间，彼等亦无如余何也。”[18]以不置身政争而颇感怡然自得，表明其并不真正热心此道。
李氏还于11月22日应浙大文学院院长张晓峰之邀，与贺自昭赴杭州游历讲学三日。在杭州期间，李氏仅于25日为浙大史地系三四年级学生授课一次，公开讲演一次。其录云：“史地系三四年级仅六人，余为学生讲《史学大意》，并指示应读之书，亦经一小时余而毕。”下午7点讲演，“题目为《对于中国史的几个观点》，听讲者三四百人，教授中除(张)晓峰、(李)絷非外，尚有谭其骧君及其他系教授四五人。余所讲之内容，大意为第一中国史应与亚洲史及西方史沟通研究。第二为于政治史料之外，应补充社会史料。第三为以零碎之史料小考证，密接关联，如几何学之积点线为面体，以解决整个重大之问题。第四为清史以后之新中国史，其体裁应分为史料与正史二部，并重并存。最末复略述浙江之史学，以为大学同人勉砺”。[19]其余大部时间则为游历与访友。对国大内事，日记仅以报闻转记，其中有谓：“今日报载国民大会主席团选举结果，选出四十六人，川人当选者，有张群、曾琦、李璜、曾扩情四人”。[20]“报载民主社会党参加国民大会名单共四十人，已提出，将于廿五日举行首次正式大会”[21]，等等。记录十分简略，与所记浙大讲学和游历之详不可同日而语。
12月7日，李氏又放弃会事，应邀游扬州两日，兴致极高，感慨颇多。渡长江时记有“青天白浪，气象万千，遥指金焦北固，倍觉形胜”之景观。游法海莲性寺，记云：“临水远望五亭桥及白塔，信为美景，想月夜如能至此，当尤佳胜”[12]。12月9日游历镇江焦山，日记中记述其登临焦山，见“江风怒吹，扑面寒噤，而北望中原，濛濛一发，大江三面，风帆沙鸟，白浪淘空，雄伟卓绝，诚壮观也”。游毕扬州回到南京，李氏颇觉愉快，只是听说“昨夜有音乐会，甚佳，今日陆空军联合演习作战，有跳伞等项，颇可观”时方觉“失此机会”而感可惜。[23]至于会中之事，似乎已不存于胸。
12月10日，大会讨论宪草总统条，李氏又因应中国哲学会之邀半途弃会而去。其日记言：“六钟，会尚未毕，余乃先出，应中国哲学会之招，与黄建中、贺自昭二君，同至中山北路泰利咖啡店。至会者，有宗白华、方东美、倪青原、陶希圣、牟宗三、谢扶雅、刘国钧诸君，同进西式餐。由宗白华、贺麟、倪青原三人，报告近年哲学会状况，并略谈今后发展之问题。”[24]
从日记整体上看，李思纯出席国民大会确乎呈现出一种参与其间，又置身事外的形态，对政治有所关怀却兴趣有限。这种有限性在他对许多政治事件仅一笔带过而不加评论的记录中也有所体现。如对国共之争，李氏记录颇多。1946年5月23日记：“今日政府军于攻下四平街后，已近长春。而共军围攻济南，欲扑青岛。守济南王耀武军不过三万，连电告急，代表中山东人士极为焦急。”[25]6月6日：“今日政府与共军有停战半月之议，马歇尔所主张也，惟双方条件距离甚远。”[26]6月25日：“马夷初(叙伦)与其他数人由沪入京，称为上海各界代表，向政府呼吁和平，反对用兵。……廿三日暮抵下关。偕新闻记者多人均为多人包围殴打，马等皆受伤入医院。似为预定之暴行，与数月前重庆教场口事，如出一辙。共党周恩来等，政府方面邵力子等，皆赴医院慰问。下关警局长撤职，此亦今日黑暗政争之一活剧也。”[27]11月13日：“共产党已作撤退之准备。昨日已有一批驻南京人员，乘马歇尔之飞机撤退回延安，闻明日周恩来亦将离此，国事前途，殊难预言。”[28]11月19日：“今日周恩来离京飞延安，共党办事处仍留京，或云尚有续商之可能。”[29]1947年1月11日：“今日报载改组政府事暂缓，国共商谈将重开。”[30]
李思纯日记中上述记录极多，无法一一引述。仅上录数条已足可体现李氏对其时的政治纷争既时时关注，又多无倾向显明的评论，大体属于如实记录。1月2日，南京学生为沈崇事件发动抗议游行，其记录亦复如此。日记载：“今日在成贤街，遇首都各大学学生游行队，为北平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也。……游行学生千余人，情绪激昂。游行路线，将经国府外交部及美大使馆马歇尔公馆等处。美方提出反证，谓受辱女子沈崇，曾得美军之美钞三元，由女同意，诱美军为之。女复喧呼惊众，似为有意陷害，外间传说为共产党之女同志，有意造成此苦肉计，用以刺激华人排美，确否不能知。综言之，今日中国为黑白莫辩之一时代而已。”[31]在政治动荡时期，如沈崇案一类事件发生，传闻颇多不足为怪。李氏对学生抗议美军行动如实记录，对沈崇案的各种传闻亦皆照录于日记之中，不加评论，仅言此为“黑白莫辩之一时代”，关怀程度确乎有限，分明是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在看视轰动一时的大事。1月17日，李氏在浙大任教时，遇学生抗议美军罢课，日记亦仅作平淡记录：“十钟……赴校。见学生通告教师，对美军退出中国事，罢课三日，请教师勿来校。”[32]这类事件能录入其日记之中，但又似乎与己无关，仅作为发生了的事情记下，与其记叙游历大川名山时心旷神怡、飘然欲歌的情态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李思纯对政治问题留意而不动情，关心而不深切的态度与吴宓十分相似。涉及沈崇案，吴氏亦有两则日记。其一为1月3日，记日：“10：30至文学院校长室(原文如此，似应为院长室——引者)，赴教授干事会议。赵师梅主席，命宓执笔，听张培刚言，拟就武大教授会上行政院电文，响应北大教授对圣诞节前夕北平美兵奸污女生案之通电，主张同彼三条。”[33]其二为3月7日，记述言：“据云，(北平)教授月得九十余万元，生活甚舒适。沈崇案及最近捕人事，皆共党及左倾学生张大其词。”[34]吴宓对沈案事亦仅如实录下。教授会要其执笔写上行政院书，其即执笔，似为例行公事。听人言沈案运动为共产党与“左倾”学生张大其词，其即记下所闻，是非如何，未见评说。而且，吴氏将此大事与北平学人生活优越并立书成，平平写来，不加评论，显然亦是留意了此事，但心境并未大为触动。
上述亦是吴宓对待政治问题之常态，其日记对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亦不作立场明确之评说。关于战后国共斗争，其初记曰：“按中国今成南北朝之形势。河、淮以北，甚至江、淮以北，将为共产党所据，而隶属于俄(近新疆已有争战)；南方则为国民党之中国，号称正统(以孙中山为国父，与古昔断绝)而禀命于美。异日纵横相斗，俄与英、美、日等大国战，中国适成战场。而分立阋墙，互攻互残。赤县古国，遂至末日，沦胥以尽。况文字已擅改，历史不存。学术教化，悉秉美俄，即中国名号犹在，甚至人民安富尊荣，其国魂已丧失，精神已荡灭。我辈生息于此国中，所感直如异国异世之人。此则已久然，不待来远矣。”[35]此段记述评论虽多，然主要在忧虑学术教化与传统精神之丧失，实为学衡派文化观的体现。对国共斗争的是非与前途则未加品评，且对当时影响极大的重庆谈判、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等，吴氏均未记录。
上述一类记述在吴宓日记中亦复不少，且与李思纯所记略同，尽皆一笔带过。1946年5月21日，其日记云：“9-10在川大国文系，与规(潘重规，时任四川大学国文系主任——引者)详谈。以战局益紧，北平危困(共军已在门头沟)，下学年拟即留此。”[36]1948年1月4日记：“友谊午饭后，与田德望夫妇等，同在金克木宅中小坐。金君谓沈阳将失，保定不守，北平危急之至，云云。”[37]3月17日记：“凌道新忽来访，……极言国势之危，与共军之强”。[38]12月2日记：“登恪来，评述时局，惕然于共党志在灭绝中国旧文化，必将为大规模之屠杀如俄国1917-1922年故事。又以武大地当冲要，古今用兵，皆以此为战场，故前途之祸，公私大小，皆不堪设想，云云。……晚饭后，访洪谦，决缓赴粤(谦信共党将为宽大)”。[39]他为何关怀此类事件，从1946年7月14日的记载中似可看出一些端倪，吴氏记此日：“9-10谒关公。宓述李公朴十一晚在昆明学院坡被狙击身死(三日后，火葬)。关公谓国共决裂之时，逮捕、残杀、幽禁、狙击之事，将必多见。若宓于双方政治皆不参加，实为一明哲保身之办法云云。宓思国事世事若此，袖手默居，实非君子与正士所出，于是深觉郁苦。”⑤日记说得明确，其对某些政治事件的关怀只是出于正人君子的道义考虑，因此，他对一般政治问题往往只留意而已，并不多加评论。
在政局大动荡时期，此类记录在吴氏日记中比比皆是，说明吴氏对政治问题确是时时留意，但均照他人的说法直接记录。谈者对时局及共产党有正面，亦有负面评说，有清醒者，亦有糊涂者，吴宓两面皆记，自己则不作品评，只个别时间有些忧虑之情流露于其中。此间，吴氏政治倾向最明显的日记要算1948年的最后一则，此篇载：“晚，吴廷缪来谈时局，谓日来和谣甚盛，众心所希望在和。但共年欲成全功，必不许和。逆料新年南京总统召全国将领会商结果，必为中央自承无力，重分大权与地方。南京失守后，各省区独立自保，各自为战，而图抵抗或袭击共军，如连横之同盟然，云云。……宓深服其所见，而且认为此乃应付时局之惟一有效办法。”[40]
此则日记表示的政治倾向显然是当时一般学人对共产党夺取政权尚不理解的心态。尽管倾向性十分明显，但两人对政局的共同看法都十分简单，甚至可说十分幼稚。这正好表明他们平常对政治虽亦留意，却并不曾真正关切，更未经过深思熟虑，以致有如此糊涂而幼稚之见。
李思纯《金陵日记》、《吴宓日记》所反映的政治态度大同小异。他们注意政治往往是出于自身或亲人命运关系的考虑，而参与政治则多为一种与教书相类似的谋生方式，真实醉心于政治和完全置身事外者皆属特殊群体。这从胡适日记中可看得更为清楚。尽人皆知，胡适思想激进，暴得大名，政治活动频繁，与国民党高层过从密切，且曾参与竞选总统之重大政事。从表面上看，中国学人参与政治之深未有居其右者。但是，如果仔细加以考察，胡氏亦并非政治中人。1940年代中后期是胡适参与政治活动最多之时期。其间，胡氏所记日记较前更为简略，多数是记录搜集和研究《水经注》事，对政治似亦不甚在乎。1947年春，蒋介石欲命胡氏任考试院长、国府委员，派王世杰前往传话。2月22日，胡氏日记言：“晚上写信给雪艇(王世杰——引者)：‘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但不愿放弃独往独来的自由’”。[41]或言胡氏如此，乃是更愿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之表示，此议恐有过分高看胡氏之嫌。其实，胡适并无政治家之深谋远虑，其政治见识甚至并不比吴宓更高明。1948年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大期间，蒋要胡出为总统候选人，胡经王世杰劝说应允，其曾言：“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42]在日记中，胡氏则言王世杰劝他竞选，他曾应允，但第二天又反悔。后因蒋为当时政界众望所归者而当选，胡适4月5日记曰：“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43]胡氏言当日应允次日反悔显不符实际，其欲一试无为总统，博个虚名，恐更近实情。胡氏竟未意识到蒋要其出面竞选总统只是为装饰民主，总统之位万万不可能轮到自己，反说“蒋先生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44]胡氏所以如此天真，亦正好表明其尽管参与政治颇多，与上峰过从密切，但实际并不真懂政治，更未进入堂奥，或者说尚在政治之外，亦是其一生对政治留意虽多而关切不深的表现。其参与政治活动与古代文人兼济天下相去甚远，与李思纯把参与政治作为一种谋生途径亦有一定差异。按日记所言，胡氏很大程度上只是愿居有名无实之虚位，无意于名正言顺之实权，这与其在对待名誉博士学位上的行为方式颇为相类。从本质上看，胡适与闻政治亦非政治家之为政行为，而是文人的一种生存样态，与李思纯、吴宓并无根本的差异。
二、好频繁交游
李思纯、吴宓日记展现的生活样态，在政治方面显得兴味不高，于交游方面则意趣甚浓。在《金陵日记》和《吴宓日记》中记述交游之篇目皆为数最多，且内容甚详，表现出二人及所交往之人皆喜于此道，且乐此不疲。
日记中记述的交游方式主要为邀游观光、聚谈、互宴、茗坐、互访、讲学等。李思纯《金陵日记》记出席国大两度赴南京，并顺便赴浙江大学讲学的经历，时间共179天。当时交通不便，赴南京分为成都至重庆一程，重庆至南京一程，每程从准备、候机到抵达目的地皆需一日。李氏两次往返南京共8程，赴杭乘火车共3程，路途所费时间共11天。除此外，李氏在南京、杭州逗留时间为168天。此间交游共261次，其中邀游观光26次，互宴54次，访友85次，来访38次，茗坐20次，聚谈14次，观戏唱曲21次，讲学3次(应邀讲学)。如以总数计，李氏此间平均每天交游近1.5次，其事之频繁，在当今学人诚不可想像。
或言，李思纯《金陵日记》所记本身乃出游期间事，交游多应不足为怪。因此，其交游多是否属于生活常态，尚需考证。民国文人日记为数众多，难于一一列举。诚如引论所言，李氏至友吴宓性格与之大异，其日记就可为一佐证。1946年11月11日李思纯第二次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若从此日算起，至1947年10月31日共364天。其间，吴宓在11月27日至12月30日间共35天(11月大)的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丢失。[45]且这段时间内，吴宓由四川大学转赴武汉大学任教，并于10月3日至10月22日乘船赴南京省亲(回程亦乘船)，途程共计15天左右。除去两次路途耽误余314天，吴宓所记交游共368次，其中访友110次，来访133次，互宴54次(不包括与同事周淑娴等共进便餐)，聚谈42次，茗坐20次，观光7次，讲学2次(外请讲学)。平均每天近1.2次，稍少于李思纯。对学人而言，常年平均每天交游一次以上，在今天亦复难以设想，足见喜好交游确乎是当时学人的一种风气。
从日记的具体内容来看，上述结论似更能得以确证，这里略举几则即可见其详。《金陵日记》载：
十一月廿三日，晴朗。晨七钟起，……与自昭同进早点返寓，而谢幼伟君至，三人同出。唤游艇(游西湖)，……至里湖葛荫山庄，其地今为复性书院，投刺谒马一浮先生。先生鬓须皓然，坚约余等至楼外楼午餐，食醋鱼蟹粉等物。复至西湖公园高处茗坐，……午后三钟，与马先生别。泛舟归，日丽风和，波光荡漾，极为愉快。四钟半，与自昭、幼伟同行，车经西浣纱路庆春街而至大学路，晤张晓峰，同至礼堂，参预王驾吾(焕镳)之新婚宴，……宴席中与余同席者，尚有郦衡叔、谭其骧及陈援庵先生之公子陈乐素，宴后，至晓峰家，谈良久，至九钟返寓，夜与自昭谈甚久。[46]
一天之内，李氏邀朋泛舟西湖，访友两次，茗坐一次，赴婚宴一次，长谈两次。且不仅李氏一干人游兴甚浓，“鬓须皓然”的马一浮亦极好邀朋欢聚。李氏等顺道造访，其即定要楼外楼请宴，并聚湖山品茶观光数小时，雅兴之高，可见一斑。如此交游，在《金陵日记》中并不少见，且还常有相聚唱曲之会。李氏由南京返蓉途经重庆停留之际，曾代陈寅恪看望其家人。其1946年6月25日日记中记：“访陈寅恪家属，盖在京时寅恪所托也。见寅恪夫人、登恪夫妇及俞女士，即俞大维之妹。留余午饭，登恪夫人新学唱昆曲，俞女士吹笛，邀余亦唱，登恪坐听。俞陈二女士歌《游园》《惊梦》《思凡》诸曲；余歌《闻铃》《弹词》《折柳》诸曲，至午后三钟别归。”[47]陈登恪亦留欧学人，后为武汉大学文学院五老之一。李氏至其家代转陈寅恪之关怀，一般会叙毕即离，至多款待一番已算尽情了，但陈家竟有饭后之家庭唱曲，直至三钟方尽兴而毕。陈寅恪这样严谨的学者之家亦有如此雅兴，颇能说明此种生活样式在当时学人中是很普遍的。这一样态在李思纯1947年2月离浙大前的一次聚会中呈现得更详尽。日记载：
二月十六日，……午后一钟半，至长寿路访谭季龙(即谭其骧——引者)。二钟偕季龙伉俪及余坤珊夫人赴湖滨西湖饭店，参预昆曲会，为杭州战后第一次聚集，定名曰“西湖曲社”，其中钱南杨君……歌《楼会》，有一侯君歌《乔醋》，甚佳。其余则唱《三醉》《游园》《惊梦》《琴挑》《拾画》《酒楼》《佳期》等曲，季龙与余夫人唱《折柳》，余唱《弹词》及《书馆》，尚有一女社员高夫人唱《学堂》。五钟散。[48]
日记说明这次聚会乃抗战后第一次曲聚，定名“西湖曲社”。不仅可以看出当时学人雅兴之高，且透露出抗战前此地学人即常有此等聚会，此后亦必将时有类似相聚。
吴宓不喜唱曲，但日记中亦多录有与同仁曲聚之事。1946年5月26日记：“正午，乘人力车($200)至八宝街周千秋、梁灿缨宅午饭。下午偕至三道街42静庐罗文谟宅，赴罗君及其夫人许子睿并李晖君招曲集。”[49]8月11日记：“至实业街26号电话管理处，赴叶麐、龚圣俞、李思纯、李调伯合请曲集。”同日又记：“赴罗文谟、许子睿夫妇请宴。诸士女又唱昆曲，且苏人姚君与椒彩排表演《惊梦》柳生与杜女欢会一段。至再至三，殊嫌媟昵，而众乐许，宓甚烦厌”。[50]吴宓不喜这类聚会，但仍应邀出席，似觉此类聚会亦当时学人的一种寻常生活方式。
当然，吴宓不喜见过分亲昵的表演，却并不表明吴氏毫无名士情趣。1946年11月16日吴氏有记云：“上午8-9上《长篇英诗》，学生三女一男，其一女生端美”。[51]1948年4月3日，吴宓乘飞机赴西安省亲，其日记载：“在机场久候。……宓对坐为一美丽之小姐，偕其姊(已嫁)行，互相偎倚”。[52]学人授课有美貌女生听讲，出行与美女临坐皆寻常事，吴宓特意记入日记，至少表明他对此有一定兴致。至于日常生活，《吴宓日记》呈现的样态与李思纯《金陵日记》所记更无二致。如1946年7月21日，吴氏记云：“晨8：00至冠生园，请龚启昌、范琼英夫妇及纯(李思纯——引者)粤式糕点，茗叙($3500)”。“10：00访庆(孙永庆，时于华西大学任教——引者)”，然后“访宋诚之”谈华西大学事。中午访李思纯，“谈《清史稿》及当世人物”。“下午3：00回舍，……已而章平仲导其夫曾昭正来访”，“其后朱自清来”。晚出与孙永庆“北平饭馆同餐。至少城公园。遇黎宗献、康晋侯、南克敏等，请鹤鸣轩茗坐”，“入夜始归”。[53]此类日程，吴氏日记记述颇多，除却授课与少量工作外(吴任系主任，时有公务)，几乎每日均与此相类，展现出一种颇为闲适舒阔的生活样态。
胡适的人生经历与李思纯、吴宓差异显明，但其习性与喜好与二氏却无大异。1934年，胡氏尚活动于学界之际，其日记展示出的生活样式就与李思纯、吴宓等人十分相类。胡适日记时断时续，是年共记166天，共录交游320次，其中邀游山水11次，聚谈55次，互宴78次，造访47次，来访100次，茗坐7次，讲学4次，游戏13次。胡适不会唱曲，游戏多为打牌，其生活中最频繁之事为闲谈，上述聚谈55次乃明确为交谈之会，而所记赴宴、造访、来访亦多为随意叙谈。其2月1日记：“十二点半，到竺藕舫家，到益州酒家，赴杨芳(宗白)饭局。饭后到研究院，与丁巽甫、徐宽甫、李济之等乱谈。……晚上回寓与丁再君谈天”。[54]2月6日记：“夜到元任家中吃饭，饭后与济之、元任、擘黄谈到深夜”。[55]胡氏会客颇多，上述100次来访是把周日上午会客作一次记所得之数，因此实际远不止此。其1月7日记云：“今天来客甚少。我五年来，每星期日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期，无论什么客都见。冬秀戏称为‘胡适之做礼拜！’有时一个早上见二三十个客。今天只见三位。”[56]这类会客并非重要事情，非做不可，不愿见亦完全可以不见。其9月9日日记就言“今天托病没有见客”。[57]显然，胡适频频见客并非不得已而为之例行公事，而是其喜好交游的生活常态。
科举制废后，中国学人大多在高校受聘讲学，少数专治学术与从政为生。他们在大学授课，纯为自由职业，与受业者关系甚为宽松，每临授课，听者往往三、四人，五、六人不等，甚至有一个学生也不到者。前已述及，李思纯赴浙大史地系讲学，三四年级仅到六人。吴宓1946年11月16日在武汉大学授《长篇英诗》课，听讲学生仅三女一男。同日“下午3：00-4：00上《文学与人生》课，仅旁听生(一人校外)四人”。[58]同月22日，吴氏记：“晨10—11上课，旁听生二，正式生一”。[59]如此状况，李、吴日记中皆有记录，然都极少评论。除吴氏有一两次抱怨外，皆是有多少人授多少人，授毕即离校而去，且多数时间是离校即入交游圈内。胡适日记亦偶言授课，但无听众人数载入。
在治学方面，日记反映不多，李思纯《金陵日记》仅有两次记录，一次是1947年2月12日提及此事。其言：“以近草二文，一为读《宋史·岳飞传》，一为《鲒琦亭集》书后，交徐规君收，托转谭季龙(其骧)、李絜非二君，为《东南日报》副刊稿也。”[60]一次为1947年1月11日访谭其骧，记谓：“季龙赠余所著书一册，为《辽史订补三种》，就《辽史后妃诸王传》，订其疑误”。[61]《吴宓日记》则不时提及编《学衡》和《武汉日报文学周刊》事。1947年3月26日记：“上午撰《一多总表》文，未成”。[62]3月30日记：“既明，枕上思作简括之《自传》，拟分(1)述事，(2)述学，(3)述志，(4)述情，(5)述文五篇。每篇二千字。又拟作《一多实例(或应用)》及《一多两世界》两文，均以事扰阻”。[63]从两人同一时期的记录看，在当时任教于大学的学人心目中，治学大致是教书、交游以外随性而为之事，并非刻意以求之要务。相对而言，胡适是年日记记学术活动稍多，然亦主要在编《独立评论》和为报纸杂志写应时之作和论辩之文，且多为乘兴而成之短论，作为一种生活样式与李、吴等亦无甚差异。
三、重诗友唱和
友人间互赠诗词，此唱彼和，或游历时即兴做诗，亦是《金陵日记》和《吴宓日记》中记录极多的学人生活方式。这类交往的具体方式为赠送近作、致诗答谢相助、应和赠诗、诗社相聚吟诵等。李思纯一生做诗词一千多首，吴宓在日记中录自作和友人之诗亦为数颇多，皆为古体。
李思纯在记《金陵日记》期间即做诗49首。其中游历有感而成42首，挽曹纕蘅诗1首，赠于右任4首，郦衡叔赠画题谢1首。1946年6月李氏为国大事第一次赴南京，游览金陵，兴起做诗4首赠于右任。第一首先赞于氏，后三首为览胜即兴而做：《游凤凰台旧址》、《游钟山蒋侯庙》、《游鼓楼钟亭》。⑥这些诗作皆即兴而成，应酬之作，意境均不算高。同类诗作尚有谢郦衡叔赠画一首：
高节虚心自古难，劳君妙墨写琅玕。眼中淇谷湘川意，腕底风枝雨叶青。清影几人追隐逸，危时何地策平安。空山独坐鸾凤啸，敢惜斜阳翠袖寒。[64]
此诗写于1947年2月6日，其时政局动荡正不断加剧，尽管亦属酬谢之作，已表露出欲求安稳而不可得的无奈心情，意境高出前诗一筹，诗句亦更显清雅。
在南京杭州期间，李氏多赠诗于人，亦有人赠诗与之。1946年12月29日记云，是日有“湖南代表钟伯毅，前国会议员也，赠余诗集二册”。[65]1947年2月20日，李氏记浙大“女教授李祁以所作《高阳台》一词付余，尚清婉可诵”。[66]惜乎此两度赠诗均未见录，内容及诗词意境皆不可考。
李思纯一干人不仅时有诗词互赠唱和，且聚会时亦常以吟诗为乐，《金陵日记》1946年6月22日有记，“五钟，赴凤颐村，访曾慕韩君，知余将行，倡议为玄武湖之游。……至玄武湖。日暮风清，湖波皱碧。……舟穿荷丛，容与中流，凡二小时。慕韩诵其所作诗，言笑甚乐。七钟后舍舟登陆，乘车至秦淮金粉酒家，临秦淮晚餐”。[67]按李氏描述，是日游湖，风光无限，文人雅会，吟诗作乐，确乎是情之所至。是为一种诗友交游样式，而此前不几日，李思纯访陈寅恪谈聚又是另一样式。《日记》言，其至陈寅恪处不久，交通部长俞大维亦到，三人共“谈数小时”，其间“寅恪告余，新得一联语云‘托命非驴非马国，处身不惠不夷间’。余为大笑”。[68]陈寅恪乃严谨学人，且此时正患眼疾，聚谈之间亦未忘以新做之联示人取乐。而热衷政治的曾慕韩在游湖之间更不禁要吟诵自做之诗为众人观光助兴，足见当时文人喜好诗友唱和确是一种风气。
陈与李在德国相识后即常有诗歌唱和，早已为圈内之人。1944至1945两年陈氏留居成都期间，二人以诗交往更为密切。陈氏曾将已成之七律三首赠李思纯，并留下相互应答之诗九首。⑦从所留诗词看，二人诗作词章与意境均在伯仲之间。此仅举二氏《七律·读宋史》即可见。陈寅恪诗：“谁缔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幺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卞京。”李思纯和诗：“坐见宣和到靖康，三朝扰扰事全荒。北盟借助倾天水，南面因人帝阜昌。童蔡百污随腊尽，桧飞双厄共金亡。长安年少胡心满，掩袂西台泪数行。”[69]两诗最具见识处皆在对秦桧岳飞的评价上。陈氏以为，从广阔无垠的历史长河中看，秦桧主和与岳飞力战均无关紧要；李氏更认为回首历史，不仅秦桧岳飞命运无异，连他们曾面对的金朝亦迅即灭亡，对历史而言皆为过眼烟云而已。诚可谓唱和之间，所见略同；词章辉映，清雅并逸。二人久交于诗赋之间，随兴玩诗弄句，自然不足为怪。
陈寅恪、李思纯皆为史家，而其友吴宓执教文学，重诗友交往更属顺理成章。虽诗词吟和与研治文学仍有巨大差异，但吴氏至重诗词与史家李思纯、陈寅恪善诗喜韵亦有相通之处，均为风气使然。1933年，吴宓在中华书局出版自编《吴宓诗集》时，曾在刊刻自序中言：
癸酉岁暮，予以年届四十，师友凋零，叹逝伤今，忽生异感。念‘人生短而艺术长’，即待至百年，造诣亦何足称。况今时危国破，世乱人忙。诸多小事，微足称心适意者，此时不作，或即永无作成之时。故将诗稿重行编订，付托中华书局印行。今兹了此琐屑，余生得暇，另图正业。盖视此事为不足重轻，而坦然径行，异乎昔之审慎谦卑。深望读此集者，亦如是观之可耳。[70]
吴氏既言其“视此事为不足重轻”，又谓只此为“称心适意”之事，显然前者为谦词，后者方为心声。吴氏一生诗作甚富，唱和亦丰。钱锺书当年写书评时曾言，“吴宓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按中国旧诗所必须的严格声律而论，他的佳作无多”。并一语道破吴诗中“太多自己”(copiously and embarrassingly autobiographic)，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wash occasionally his dirty linen in public)，足使读过吴宓诗集者莞尔。汪荣祖更对钱锺书的评论作了画龙点睛之评说，谓“吴宓写诗好像就是为了在感情上求解脱，诗集中情诗占了最多的篇幅”。⑧
本文意在呈现抗战胜利后，政局动荡，国途未明之际学人的生活样态，故不需涉及吴氏全部诗作，仅究其日记所载此间之诗友交往，以佐证李思纯日记表征出的文人风尚。1946至1947年，吴宓由执教蜀中之川大、燕大而移位武大，日记中诗词互赠互借互答记述甚丰，到武大后还参与同仁“击钵诗社”的活动。1947年3月9日日记载：“4：00至云架桥何君超宅，赴击钵诗社第五集，宓为社主，酒肴由君超夫人夏代云代办($3000内女仆二千元)，并亲制馔。是夕作《浪淘沙(送别)》二阕，限定韵足八字。”吴宓录下二词，并言其中一首抒发“失恋者送别女友别去(暗寓宓之别彦⑨)”之情。[71]
从此记载看，钱、汪之评确乎不虚。吴宓若要做成高妙之诗，首先不该参与这种大观园“海棠诗社”一类以游玩取乐为意之诗社。且其填词有意为自己失恋而作，立意自然高不了。加之限韵足八字而作，词章之美亦大受局限，很难成就绝唱。
上述做诗取乐的生活样式在中国古人亦常有之，限韵题诗，抽韵比诗皆古人常玩之高雅游戏。连李清照也有此类行状。她在词中曾咏：“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72]此词本身虽非险韵，但李清照以“险韵诗成”入诗，表明大诗人亦颇以题险韵之诗为意。吴宓对诗会兴味极浓，日记中记载他对击钵诗社的活动每次必到，且均按规定韵足成诗示人，与众人一较诗词高下，此行状与古人颇有相类之处。
此外，吴氏还常与友人行唱诗及“飞花说诗句”取乐。1948年2月24日，《吴宓日记》言：其上午闻“北平局势安危难言”，而下午3时起，则“在超宅(何君超——引者)举行诗钟雅集。……社友到者徐嘉瑞、沈来秋(以上为旧社友)，刘永济(所作最佳)，徐天闵(次佳)，陈登恪、程会昌、沈祖棻夫妇。初唱声、暂二字，次唱春、雾二字”。[73]2月25日记：“晚6：30赴周辅成、王应
夫妇招宴于其家，进白酒。席间饭后与诸士女飞花说诗句，甚乐”。[74]2月28日记：“晚6-8顾绶昌请宓及金月波在其宅中晚宴，进白酒，飞花说诗句(李云风最能)，食水饺”。[75]文人士女，传花吟诗，闲情逸趣，高雅优容，使吴氏感到其乐无穷。观其情态，确乎是身心俱在其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生乐趣。
《吴宓日记》记载诗友交往比比皆是，展示出其周围一大群文人以吟诗属句为乐的社会生活样式，与李思纯、陈寅恪等学人的习性颇为一致。上述为政局动荡之秋，学人时有忧虑条件下的样式，大致可以推论在承平之际，如此行状更是此类人的日常生活形态。这在胡适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胡适为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之“首举义旗”(陈独秀语)者，曾大倡写白话文、做白话新诗。但在与学人的日常交游中，胡氏仍大多以古体诗相互唱和，即使有时与友人玩打油诗，其诗体亦为古式。1934年3月5日，周作人赠胡氏打油诗一首：“‘半是释家半儒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天风堂主人以发一笑(苦茶庵未定草)。”胡适记云：“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叠韵答之”。诗云：“肯为黎涡斥朱子，先生大可着袈裟。笑他制欲如擒虎，那个闲情学弄蛇？绝代人才一丘貉，无多禅理几斤麻。谁人会得寻常意，请到寒家喝盏茶。”[76]胡适以戏谑之诗与友人玩味频见其日记之中，其间有纯为取笑打油诗，也有半戏半正类和诗。如1935年12月15日，其记云：“夏间有人写范石湖《题传记》二绝索和，今夜极闷的时候，偶翻得此二诗，戏和之”。其一：“不须吹断去年春，秋叶春花已化尘。无宗有时还入梦，依然明丽似秋云。”其二：“非复当年双鬓青，也无跌宕少年情。偶余一点温馨意，烂缦朱霞傍晚明。”赠诗在夏，和诗在冬，时去半载，不仅诗存，且终得和，足见胡氏对此事决不轻视。其言“戏和之”，“戏”在何处，诗中是看不出的。在同一日记中，胡氏自有所解，其言：“奚若前年多病时，自言颇少生趣，但在车上偶见美貌女人从对面来，尚不禁回头一看，只此一点少年心情在耳。”[77]胡氏未说赠诗是否出自张奚若，若出于其人，则“戏”之大矣。若不出于其人，则是胡氏自戏取乐。其间情趣盎然，颇有些名士风雅。轻松闲适，尽在其中。从唱和之句来看，胡适古诗才气不高，但他仍喜用古体诗应和诸友，显见得以名士自树仍是其平常生活的真趣所在，并非众人想像中的新派学人。
四、结语
李思纯《金陵日记》与本文观照的《吴宓日记》部分所反映的主要是1946年春至1947年底留欧学人的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这一时段的中国学人大多数尚看不清未来去向，其心态和生活样态既有一定变型，又保留着基本形态，具有相当大的典型性。且李思纯和吴宓周围皆存在一个颇大的学人群体，二人日记皆涉及众多学人的活动。再佐以尽人皆知的新派人物胡适日记中的生活情状，大致可以推知科举制废后，尤其是民国新政治体制取代清朝皇权政治以后中国学人的基本生活样态。
从《金陵日记》和同时期《吴宓日记》及胡适尚主要活动于学人圈内时期的日记中，显见当时中国学人的大多数对政治有所留意，但关切不深，李思纯之类甚至参与其间亦若置身事外，以教书为业，兼治学问，对政治平稳颇感适应，于政局动荡则时有忧虑，但均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意向。胡适尽管多与政事，交游高层，但实际仍是形在圈中，实在圈外。在治学上，此时的学人多已步入西学方法轨道。陈寅恪、吴宓、胡适之治学，人人熟知能详，李思纯主治史学，世人知之不多，从笔者搜集的李氏著述看，其方法与陈寅恪、吴宓等全无二致。1926年，李思纯在翻译出版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V.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方法论著《史学原论》(Tntroduction ausx Etudes Historiques)的弁言中，尽管对中国史学家刘知己、章学诚的治史理论赞美有加，但仍指出：“刘知己章学诚之书，诚哉其条理详奋矣！然其与本书相符合而未尽符合”，《史学原论》的理论和方法，“皆《史通》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中之所未及”，并言“惟以吾国史籍浩瀚，史料芜杂，旧日法术或有未备，新有创作，尤贵新资。则撷取远西治史之方以供商兑，或亦今日之亟务”。[78]
弁言虽一再强调其意并不改变中国传统治史之道，但申言要引入西方科学方法以补其不足，实则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史学的面貌，其治学思想亦在新史学的窠臼之内。李氏在理论上步新史学之道，在治史行迹上亦皆践履新史学方法。其所著《元史学》[79]、《江村十论》[80]、《中国民兵史》、《成都史迹考》、《大慈寺考》⑩等均在科学史学方法论指导下写成，从选题到做法都与民国时期新史学略无二致。
与政治态度和治学方法相较，日记中表征出其时学人的心理习惯和生活样式则与古代文人无多差异。性格差异极大的李思纯、吴宓、胡适的日常生活方式大同小异，皆有好做赋吟诗、评章酌句、交游频繁、闲适优雅的基本样态。政局动荡引起忧虑、为学遵循新法皆意识使然，属外在形态，而寻常意趣、性情趋向、生活喜好则是更本真的人生样态。本文引用的三部日记涉及的学人中，多为留学外洋归来者，但其交游方式却看不出有多少外洋形态。尽管当时古体诗早已走入衰退之期，唐宋之风久已不存，然他们做诗仍然全用古体，诗友交往与玩诗取乐方式(如吴宓与同仁及士女飞花说诗)亦与古人(如王之涣、王昌龄、高适旗亭赌酒)大同小异。时至194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人大致仍呈现半新半旧形态，说明科举制废除，民国新政制建立，对中国学人的影响程度并不如论者想像的那样深刻，中国学人在谋生与为学方面已为新式文人，从生活习性与意趣取向看则仍保持着中国传统“士人”的样态。谋生乃现实问题，顺势而动不得不然；治学虽是情趣所在，然方法属外在形态，一变皆变，亦易采撷，唯生活习性与情趣为内在精神的自然流露，为更本真的存在样态。上述个案，确乎表明传统“文士”风范仍是其时大多数学人颇为适然的生活取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举废除，特别是民国新政制建立以后，中国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注释：
①海德格尔在其名著《存在与时间》中说：“此在(人的存在——引者)生存着。”见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收入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219页。
②胡适提案为“将宪草第二十八条官吏不能兼任国民大会代表，改为官吏于所在管辖区内，不得当选国大代表”。见李思纯《金陵日记》1946年12月25日，手稿，174-175页。
③吴宓日记中多处记自己多言而悔之事。如1947年2月25日日记云：“宓在会中不能忍，竟多愤激之语，已而悔之”。见《吴宓日记》第10册，1947年2月25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80页。同年12月9日，其日记又有同样记录，刚自云“易怒而屡失言事后又自悔责”，下午赴教授会新旧干事会“发言又太质直，座中有暗嗤以鼻者”。见《吴宓日记》第10册，1947年12月9日，289页。
④一些相关情形可参见李慧《云南抗战与知识分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⑤《吴宓日记》第10册，1946年7月14日，86页。记中关公指关麟征。
⑥均见李思纯《金陵日记》1946年6月10日，236页。
⑦见李德琬《记陈寅恪遗墨》，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3，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⑧转引自汪荣祖《钱锺书评吴宓诗集》，载2007年6月28日《南方周末》。
⑨指吴宓最爱而未能与之成婚之毛彦文，后嫁熊希龄，为吴宓一生念念不忘的恋人。
⑩以上三著皆为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