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中国辽金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同中国历史学总体发展进程一样，辽金史研究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和从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而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里，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值此世纪之交，回顾近百年中国辽金史研究的进程，予以全面评述与总结，对于在新世纪里将辽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过去已有学者就辽金史研究做过若干专题或阶段性的评述（注：主要有罗继祖《〈辽史〉》概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宋德金《近三十年辽金史若干问题研究》（《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金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辽金史论集》第8辑，1994年），景爱《辽史研究综述》（《北方文物》1985年第6期）、《金史研究综述》（《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李锡厚《〈辽史〉与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张博泉《近百年来金史研究的进程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等等。），本文则对20世纪中国辽金史学做总的回顾与展望。
一、20世纪上半叶的辽金史研究
在评述这个时期辽金史研究之前，先将本世纪以前的辽金史学状况作一简要介绍。
辽朝初年阿保机时代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辽朝国史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金灭辽后，先后有萧永祺撰辽史和陈大任撰辽史，但均未刊行。元朝中统二年（1261年）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正统”问题长期议而不决。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解决了争议不休的正闰问题，仅用一年时间仓促修成《辽史》116卷。《辽史》主要依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参考《契丹国志》及诸史契丹传等编排而成，当时能够见到的许多重要史料均未采用（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载《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辽史》虽然缺点甚多，但它毕竟是研究辽史的最基本史料。因此，脱脱纂修《辽史》的出现，在辽史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这是同明王朝以汉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
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一）拾遗补阙。如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该书广采博搜，征引书籍358种，或注或补，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虽未臻完善，有许多史料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郑麟趾《高丽史》等，厉鹗都未见过全本，但它还是给后来治辽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中国书店，1987年）。后来，杨复吉又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鄂未见书及散见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厉、杨两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二）增补表志。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编撰。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本书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诗文辑录。由于辽代“书禁甚严”，所印书籍不许流至境外，“传入中国（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加之以后的散佚，所以辽人著作流传下来者甚少。因此辽人诗文辑录工作受到学者的关注。清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年）。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光绪中叶，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总之，从元人修《辽史》出现到19世纪末，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
以下转入对20世纪上半叶辽史研究的评述。这个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校勘及辽人著作的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
先谈关于《辽史》补正、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撰述相继问世。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这应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辽史》考订之作。是书“于辽五京州县山川悉为考核，标明今之某处，凡舛错者逐一驳正，疑者阙之”。此外，将四捺钵，五国部，南北各三关，散见于纪、志、传中者为《辽地附录》二篇，《天祚播迁处考》、《西辽地考》各一篇，并附于书后。本书以《辽史》正文为本体，中加小字，详为考证。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标王府者，计四十余国为主，有遗采他条补之”。吴廷燮《辽方镇年表》，为氏所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年），以辽为主，与“中国”（五代、宋）、西夏、高丽纪年相对照。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后者包括“订正皇子表”、“补皇子传”、“订正皇族表”三日。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辽史》中“汉臣有传者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于是采摭有关史书、文集，编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有中华书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辽史》无之，作者乃“鉤核群籍，缀补阙遗，以备研史者考览”。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史语所集刊》14本，1949年；后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主要据李焘《长编》，参照《辽史》、《宋会要》、《宋史》以及宋人笔记文集等，编成此表，并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是继前人所作有关辽代艺文志的补残缀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将以前诸家所有，悉皆标注，又补30余种，统加考证，并附“宋金人谈辽事书目”及清人谈辽书目凡26种，与以前同类补志相比最为完备。后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缀学堂丛书初集本，1936年；中华书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异闻”，“探颐索隐”，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重在考证地理。
《辽史》校勘成果可观，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辽史》的缺略、譌误勘称二十四史之最。对于《辽史》的缺略，如前所述，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之拾补；而对其譌误的校勘，到本世纪才有较大进展。主要有：冯家昇《辽史初校》。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罗继祖《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收入《辽史丛考》），也属《辽史》校勘方面的著作。这些校勘成果，为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所采用。
本时期，辽人著作辑录有较大进展。光绪间，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自序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辑《辽史》14卷，未刊行，后见缪荃孙《辽文存》6卷，遂将缪氏已刊者悉予删除。所收范围，包括诗、诏册、表、奏疏、上书、铭、序、书、文、碑碣、塔记、幢记等，凡105篇，编为5卷，另附“作者考”、“逸目考”各一卷。王氏在述例中称有九不收，即史载诏书约文申义者，有史载表奏止录大意者，有诏止二三语者，有佚句仅存者，有似文实为口说者，有文字太俚者，有记事太质者，有辽人使命为对偶文字者，有石刻太残泐者，“凡属此类，概从割爱”。这一原则不仅有悖广泛搜求史料的宗旨，而且书中亦有“止二三语者”，是自乱其例。此书编成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
民国初年，黄任恒辑《辽文补录》1卷。后来，黄氏将此书与《辽代纪年表》1卷、《补辽史艺文志》1卷、《辽代文学考》2卷、《辽代金石录》4卷，合为《辽痕五种》（1925年）。罗福颐辑《辽文续拾》2卷、《辽文续拾补遗》1卷(1935)。金毓黻辑《辽陵石刻集录》6卷。罗福颐辑《满洲金石志》3卷（1937年）亦著录有辽代石刻。
以上有关《辽史》考证、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等，均属史料整理的范畴。
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革新思潮。王国维是新史学方法的倡导者之一，主张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他的最大贡献是“二重证据法”，即史学研究除了使用“纸上之材料”（文献）外，还要重视“地下之新材料”（见《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利用新方法从事古史研究，涉及辽史者有《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均见《观堂集林》），分别就辽金部族、西辽地理等问题作了探索。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收入《冯家昇论著辑萃》）论述历代修辽史之经过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辽史》史源。罗继祖说，“全面研究《辽史》，并从校勘入手应该说冯书是第一部”（《〈辽史〉概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冯家昇还撰文多篇，主要有《太阳契丹考释》（《史学年报》第3期，1931年）、《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史学年报》第4期，1932年）、《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等，分别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号之起源、释义等进行考证与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
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收入《辽史丛考》）是这个时期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仅对了解辽朝疆域和地理极有价值，并且揭示了辽朝制度的特色及其对后来金、元、清三代的影响。
陈述著《契丹史论证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39年）是第一部从多方面研究契丹政治制度的专著。它论述了契丹民族之构成、选汗制度和帝位继承、统治政策以及西辽的建立等辽朝政治史上的重要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明确指出，“契丹为中华民族之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广溢，亦吾中华民族之光荣”。这一提法同那种视契丹等少数民族为“外族”、“异族”的传统观点相比是一大进步。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评价该书说：“此书乃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兴味者，读之对著者之高见不胜钦佩。此书乃庄重之出版品，系最有价值之一编政事史。”（《燕京学报》第40期）陈述在三四十年代，还发表论文多篇，研究范围涉及契丹民族、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
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编（三台东北大学，1941年），其中有“契丹之统一东北”、“东丹国及渤海遗族”和“宋使入辽金之行程”3节述及辽史，有颇见功力的考证。金氏还撰有《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凡第9章，其中有一半章节述及辽史。关于这两部著作，以下详述。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散篇论文，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论述、考辨。如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国学季刊》5卷1期，1935年），指出“汉城”并非一个城市的名称，而是由“汉人聚居的城寨”而得名；进而指出，凡两种文化不同的民族，无论是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不同，或者人种不同，互相接触，都可发生“聚族别居”的现象。欧洲18世纪以前的犹太街、犹太城，美国城市内的唐人街，清代北京分内外城等都是如此。方壮猷《契丹民族考》（《北师大学术季刊》第2、3期）利用多学科知识对契丹国号、宫名、王号、官号、地名等作了考证。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史语所集刊》17本，1948年）对史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记载予以辨析，判定契丹的分部和帝位推举制不可靠。谷霁光《辽金絬军史料试释》（《史语所集刊》15本，1948年）、陈述《乣军考释初稿》（《史语所集刊》20本，1948年）是就乣军问题同日人箭内亘所撰《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进行讨论的文章，分别对“乣”的读音、释义、乣军等作了考辨。刘铭恕对契丹习俗进行研究，撰《契丹民族丧葬制度之变迁及其特点》（《中国文化研究汇编》第1期，1941年）、《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期）等。傅衣凌《辽代奴隶考》（《食货半月刊》1卷2期）概括地考察了辽代奴隶的来源、种类、使用状况、身分等。张亮采《辽代汉人枢密院之研究》（《东北集刊》第1期，1941年）论述辽代汉人枢密院建置和执掌，并据以试改《辽史·百官志》之南面官汉人枢密院条。
庆陵哀册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契丹字的识别与研究。辽代契丹人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小字，行于辽金，直至元初尚偶有使用，以后废弃，也无契丹文书籍传世。明清以来，陆续发现若干契丹文碑刻等，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1922年在辽庆陵中发现哀册，1925年日本羽田亨推定庆陵哀册与以往被认为是女真文的《大金皇弟都统郎君行记》同是契丹小字。罗福成等则认为庆陵哀册文字为契丹大字。从30年代起，国内一些学者如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罗福颐等，开始从事契丹字研究，其中以罗福成的成就最大，撰有《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满洲学报》第2期，1933年）等文。在当时资料有限又无其他辅助条件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竟然将辽帝庙号、年、月、日、干支和虚词考证出来，而且多数正确无误，可谓独具契眼（见贾敬颜《契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1982年）。此外，还有柳翼谋《契丹大小字考》（《史地学报》2卷6期，1923年），孟森《辽碑九种》附跋尾（《国学季刊》3卷3期，1932年），厉鼎煃《热河契丹国书碑考》（《国学季刊》3卷4期，1932年），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史语所集刊》3本4分，1933年）、《契丹国字再释》（《史语所集刊》5本4分，1935年），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1942年），罗福颐《契丹国书管窥》（《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等。其中罗福颐文较全面地叙述契丹大小字历史，并汇录了所能见到的契丹字，舍其重文，得1040余字，并据形分类，分别注其出处，为以后的契丹字研究提供了方便。
本时期对辽代文学也有研究。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是最早的有关三代文学史的专书。论文有苏雪林《辽文学概述》（《珞珈月刊》1卷1期，1933年）、顾敦鍒《辽文学》（《之江学报》1卷3期，1934年）等。此外，还有陈衍辑《辽诗纪事》（商务印书馆）。
以上是20世纪上半叶的辽史研究，下面评述金史研究。
在叙述这个时期的金史研究之前，先对本世纪前的金中编纂与研究略作介绍。
金朝重视修史，设国史院，置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等职，还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金朝官修国史有实录、起居注等。私人著述有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野史》等。元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为都总裁，主持修纂辽金宋三史，次年十一月修成《金史》，历时不到二年。此次《金史》因有金朝实录、刘祁和元好问书以及中统间王鹗所撰《金史》等为基础，有良史之誉。赵翼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二七“金史”）。
从元人修成《金史》至19世纪末的500年间，金史学大体与辽史相近。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金小史》8卷（后收入《辽海丛书》，叙述金朝历史发展大略。清朝乾嘉至19世纪末，相继有关于《金史》考订、补正、校勘和金代诗文辑录等撰述问世。
（一）考订补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都有对《金史》的考订。《金史》补正之作，有万斯同《金诸帝系统图》、《金将相大臣年表》、《金衍庆宫功臣表》，黄大华《金宰辅年表》，钱大昕《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倪灿、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等。此外，杭世骏曾仿厉鹗《辽史拾遗》例撰《金史补》，惜未能成书（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172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
（二）校勘。施国祁《金史详校》10卷（会稽章氏刊本，1880年）是这方面的力著。施氏称，虽然《金史》“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讹谬”，但是仍有许多不足，于是以20余年之力，读凡十余过，为之“辨体裁，考事实，订字句”，共得4000余条。因其卷帙繁多，乃列举条目，为《金源札记》（有“丛书集成初编”本）。梁启超说，清儒“治金史者莫勤于施北研（国祁）之《金史详校》十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
（三）纪事本末体编纂。李有棠撰《金史纪事本末》52卷。体例与《辽史纪事本末》相同，征引书目达500多种，对史实、人名异同、地理沿革等多所考订，足资参考。
（四）诗文辑录。最早对金诗进行全面搜集整理者应属金末元好问，编有金源诗歌总集《中州集》10卷，共收诗1980首，作者240余人。附《中州乐府》1卷，收词115首，作者36人。每人各系小传，述其轶事。“好问之意，在于借诗以存史，故于诗不甚求全，未能赅备。”（《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而且《中州集》不收时人作品，因此金末许多诗作未能收入此集。清初郭元釪在《中州集》基础上，增补元好问、刘祁等人的诗作，并从“天下郡县志中采辑遗逸”，还将“金人入元不仕者”一并收入。郭元釪稿本上呈后，康熙帝“遂命更加搜辑，凡金人集之断简残篇有可存者皆令附以入，及山经地志川泽之纪闻，缀摭荟丛，巨细不遗”（《圣祖仁皇帝御制全金诗序》，“四库全书”本），名为《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凡74卷。据统计实收358人，诗5544首（见薛瑞兆、郭明志编纂《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清庄仲方辑《金文雅》16卷，应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金代文总集。早在金末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时，有冯清甫辑金文至百余卷，惜竟不传。庄仲方从金人诸文集、《中州集》和《金史》、《元文类》、《玉堂嘉话》以及其他地志等辑出诗文，按赋、诗、诏令、奏疏、墓碑等文体分类编排，附有作者考略，书前有编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序，称所收诗文，经“文搜严遴，汰其粗率，取其雅驯”，因名《金文雅》。通行本有光绪辛卯（十七年，1891年）七月江苏书局重刊本。
张金吾编《金文最》120卷，所收金文远远超过《金文雅》，是金文辑录之集大成者。《金文最》成书过程和版本比较复杂。编者广搜博采，除专集外，如《金史》、《大金集礼》、《大金吊伐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暨地志、金石、医书、谱录，乃至外国之书，“无不甄录”。积12年之工，三易其稿，于道光二年（1822年）编成此书。按文体编排，不收歌诗。《金文最》编成后久未刊行，至光绪八年（1882年）始有粤雅堂本。通行本为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年）苏州书局60卷本，删去了《金文雅》已著录者，只存篇目。《金文最》收罗广泛，是金史研究者的必备之书。
从上可见，本世纪以前的金史学尚停留在史料编纂整理、考订补遗及遗文辑录阶段上。
20世纪上半叶，在史料整理、考订补遗方面继续有所进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金史的论著。
先说史料整理、考订补遗。有吴廷燮《金方镇年表》，为氏所撰《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后收入《二十五史补编》）。陈述《金史氏族表初稿》（《史语所集刊》5本3分，1935年），谱列金源族姓和人物。此前，《续通考·氏族略》曾录辽金元姓氏，阿桂等撰《金史姓氏考》，均未系人物，只列姓氏，且有讹漏。此稿搜集辽金元史和当时碑志、诗文等史料中有关金代氏族的史实，按族系谱，是研究金史的重要工具书。还有朱希祖《伪楚录辑补》、《伪齐录校证》和毛汶《南迁录纠缪》（《国学论衡》第5期，1935年）以及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等。在这方面值得重视者还有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史语所集刊》6本2分、3分，1936年），洋洋15万言，分撰者、内容、全书引用书目、《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宋金史帝纪会编举异等10个部分，进行考证，是一部网罗宏富、考订详实、为史家所公认的力作，迄今国内外研治或评价《三朝北盟会编》者“莫不资藉于此”（见徐规为陈乐素《求是集》所撰序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再说专题研究。
历史地理与民族。有王国维《金界壕考》、《辽金时蒙古考》等，朱希祖《完颜姓氏考》（《文学史研究所月刊》2卷3期，1934年），宋文炳《女真汉化考略》（《海天》1卷2期，1934年），陈述《契丹女真汉姓考》（《东北集刊》第2期，1941年）等。
女真文字。关于女真文字的记述，最早见于宋周密《癸辛杂识》，称汴梁“有大金登科题名，女真进士题名，其字类汉篆而不可识”。清人刘师陆于19世纪30年代撰《女直字碑考》、《女直字碑续考》（后收入《考古社刊》第5期，1936年），可谓女真文字研究的开拓者。此后，国外有学者陆续撰文，研究女真文字。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福成、毛汶、王静如、柳翼谋、卞宗孟、罗福颐、金梁、罗继祖、金毓黻等，相继关注女真文字研究。其中以罗福成的成就最大，撰《宴台金源国书碑考》（《国学季刊》1卷4期，1923年）、《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考古》第5期，1923年）、《女真国书碑考释》（《支那学》5卷4号，1929年）、《女真国书碑跋尾》（《北平国立图书馆月刊》3卷4号，1929年）、《女真国书碑摩崖》（《东北丛镌》第5期，1930年）、《金泰和题名残石（释文）》（《东北丛镌》第17期，1931年）、《〈华夷译语〉中女真语音义》（《国学季刊》1卷4号，1932年）、《明努儿干永宁寺碑女真国书图释》（《满洲学报》第5辑，1937年）等，分别对传世女真文刻石及《华夷译语》中的女真字予以著录、考释、拟定音义。王静如《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对罗福成《宴台金源国书碑考》所释文字又有所增益。
宋金关系与宗教。本时期这两方面研究取得的进展，是同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三四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爱国学者以古况今，把历史上宋金战争与当时的战争相比附，这是当时关注宋金关系研究的重要原因及特点。如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辅仁学志》4卷1期，1933年）、缪凤林《宋高宗与女真议和论》（《国风》8卷2期，1936年）、翦伯赞《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中苏文化》6卷2期，1940年）、聂崇歧《北宋——中国政治史上南北势力消长之关键》（《大中》1卷6期，1946年）等。这些文章虽多系有感而发，但其中亦有颇具学术价值者，陈乐素文即是宋金关系史研究的力作。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是在上述背景下撰写出版的重要著作。书中所述全真、大道、太一三教，本金元时事，作者说，之所以系之南宋初，是因“三教祖皆生于北宋，而创教于宋南渡后，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显然，这也是同作者坚定地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相一致的。不过，今天我们仍将新道教作为金代宗教看待。本书对三教之起源、发展及活动情况，根据散见于碑刻和诸家文集资料，加以考论，是研究金元道教的重要著作。当时孙楷第评论此书说，“三道教有史，自先生始”。并称是书有不可及者三，“一曰真积力久，二曰心解神契，三曰诠叙有方”。“然余尤服先生议论之正也。真积力久是学，心解神契是识，诠叙有方是才，议论之正则是德也。”（1947年2月15日天津《大公报》）这一评论是中肯的。此外，还有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亡思想》（《治史杂志》第2期，1939年）等。
断代史编撰。前面谈到的金毓黻撰《东北通史》（三台东北大学，1941年）和《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是论及金史的地方史和断代史的重要著作。作者编印《东北通史》的缘起，是因他流寓四川时对故土的怀念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而将旧稿整理出版。此书有4节叙述金史，即“女真之兴”、“女真之经略东北”、“宋使入辽金之行程录”、“蒲鲜万奴之东夏国”。书中对史事和地理沿革考证较详。它与略早于此书的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同为我国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宋辽金史》全书9章，有5章叙及金史。在宋辽金史地位问题上，金氏提出“三史兼治”，摒弃以宋为正统，“斥辽金史为不足观”的“偏狭之见”，主张三史并重；在治本期史方法上，提倡“三史互证”。这些见解，至今仍值得治宋辽金史者重视。
二、20世纪下半叶的辽史研究
本世纪下半叶，辽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无论是专题研究与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与考订，都有许多成果问世。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范围几乎涉及各个领域，至于文物考古的收获更令人瞩目。
辽朝断代史著作（含通史著作中以较多篇幅和设专章叙述辽史者）主要有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分3章叙述辽、西夏、金三朝历史。这是通史著作中最早以较多篇幅（约8万字）把辽朝作为一个断代进行完整叙述的。张正明著《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作者在“后记”（1978年）中说，是书完成于15年前。“引言”说，本书试图对契丹社会制度——主要是辽代契丹的社会制度作初步的探讨。“谈谈契丹的勃兴，辽朝的创立、发展、衰败和灭亡，辽与五代、北宋的关系，金、元两代的契丹，以及其他密切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此书还涉及辽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乃至科学文化、民族关系等，可视为第一部简明辽朝断代史。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是两部通行的辽朝断代史。前者较为简明；后者资料翔实，但大段引文过多，阅读起来难免沉闷，文化部分比重嫌轻。两书对考古材料利用较少。此外还有《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辽代部分主要执笔者有韩志远、王宏治、刘庆、宋德金等。李桂芝撰有《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有关辽代的其他专门史著作，将于以下各相关部分介绍。
（一）社会性质与经济
关于辽朝社会经济方面的专著有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该书由5篇文章组成，主要讨论契丹国家的性质、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问题。这是作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契丹社会经济的重要成果，是辽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之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作者称本书是把宋辽夏金时期经济运动视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这一宗旨是可取的。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全书分3篇22章，第一编共9章，为“契丹辽国经济史”。这是一部对整个辽夏金时期中国北方经济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作，提出许多新见。
关于社会性质。这是五六十年代辽史研究中颇受关注和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有以下几种说法：
1.认为契丹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尚钺说，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处在氏族家长制阶段，由于阿保机接受汉族文化，加速了由氏族家长制向封建化飞跃发展的过程（《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张正明也持此说（见《契丹史略》第一、四章）。张广志认为“奴隶制在辽代的任何时期，在辽境的任何地区，都不曾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剥削方式，辽代奴隶社会论殆难成说”（《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第300元，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锡厚指出，契丹人立国前后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阶段，阿保机时代的契丹王朝仍然是一个徒有王朝之名的部落联盟。随着头下、汉城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逐步确立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导致契丹氏族、部落内部出现了剥削阶级，拥有头下、汉城的契丹权贵成了封建主（《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认为阿保机称帝前契丹的部落大酋长民主推选制早已破坏，国家制度的萌芽早已在发展着，到阿保机时代正式建立起半汉化的封建国家制度。华山持此说（《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
3.认为契丹是以奴隶占有制为基础的各部落联合。陈述说，就全国范围看，契丹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还没有完成统一的经济基础。南部农区封建经济带动着全国，北境部族的内部一般还处在氏族阶段。在封建经济发生发展的同时，契丹的家庭奴隶制形式仍然存在。国内主要部分向封建制过渡虽接近完成，有的甚至刚刚起步，这一军事政治的联合体便瓦解了（《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28、44页）。
4.认为阿保机政权是在部落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奴隶主的国家。赵卫邦说，契丹国家是在部落制度的废墟上形成的。从契丹的整个历史发展看，契丹奴隶占有制没有超出早期阶段。尽管奴隶制的发展曾有超出父权奴隶制的倾向，但在外来影响下，奴隶占有制的贵族转变为形成中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契丹国家的形成》，《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蔡美彪说，辽朝大约在景宗到圣宗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
5.认为阿保机建国前契丹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且已经包容了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经济成分。至圣宗时，具体地说是在澶渊之盟以后，是奴隶制衰落、封建制兴盛的关节线，封建制因素超过了奴隶制而居主导地位。漆侠持此说（《辽夏金经济史》第4、180页。）
关于阶级结构。陈述说，契丹皇室、诸王、贵戚以及宰相节度使等世官和汉、渤海人中的上层、地主等构成汗国的统治剥削阶级，以大汗（皇帝）为首的契丹贵族是这个阶级的核心；国内的宫户、部曲、农奴、部民和领属人民，属于被统治阶级，奴隶是其中最低的一层（《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45页）。杨树森持类似观点（《辽史简编》第138页）。张正明则认为，辽朝全体臣民的社会身分和法律地位分为三类，即贵族，平民（庶民），贱民（奴婢）。这是等级，它与阶级不完全吻合，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中平民的分化比较驳杂，包容着从地主一直到有上中下三等及自耕、佃耕等区别的农奴民（《契丹史略》第99页）。
一些论者对宫户、头下户、蕃汉转户等展开讨论。
1.论为宫户、头下户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张正明说，宫户（亦称宫分户）分正户和蕃汉转户，都是皇室的农奴以及地位与农奴无异的牧民、猎民和工匠（《契丹史略》第105页）。费国庆也认为斡鲁朵户与头下户是农奴（《辽代斡鲁朵探索》，《历史学》1979年第3期；《辽代的头下军州》，《曲阜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
2.认为宫户和头下户是奴隶制下的奴隶户。陈述说，虽然头下军州和斡鲁朵领地的俘户们仍过自己的家庭生活，单身的也“使各有配偶”，但并没有摆脱奴主关系，他们仍是奴隶（《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19、20页）。
3.认为隶属于斡鲁朵（宫卫）的州县并非宫分户。杨若薇说，隶属于斡鲁朵的州县并非由私城而来，隶属于斡鲁朵的州县户与宫分户是迥然不同的。隶属宫州县的民户与斡鲁朵没有身分上的隶属关系。斡鲁朵拥有扈从皇帝的宫分户、州县民户和介于宫分户与州县民户之间的蕃汉转户。因此，说这些州县和人户是“皇室领地”，是一种误解（《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一编“斡鲁朵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4.认为在斡鲁朵经济实体中，既有奴隶制，又有封建制因素。漆侠说，斡鲁朵（宫分）是由契丹正户和蕃汉转户组成的。契丹正户中一部分“上户”，具有奴隶主的身分；一部分则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斡鲁朵户中，还包括奴隶。至于蕃汉转户是具有封建因素的农奴（漆侠等《辽夏金经济史》第134-139页）。
关于各业经济的发展。陈述、张正明、杨树森、舒焚、漆侠等书中都对辽朝各经济门类的发展状况作了叙述。此外，还有一些专题史和散篇论文论述这方面的问题。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五章第六节为“辽代人口”。考察了辽朝各类人口，估计总数不会少于150万户，以每户平均6口计算，约900万人，较《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增加2倍多。李侠、晓峰《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二章为“辽（契丹）货币”，第三章为“西辽，喀喇汗（黑汗回鹘）王朝货币”。还有周锦章《辽代货币制度管见》（《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田广林《辽代货币经济述略》（《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等。
（二）政治与制度
关于辽朝政治与制度研究的专著有：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书系据《契丹史论证稿》修改增补而成。原第一篇“亚洲之游牧民族”改为“契丹在祖国历史中的地位”，又增加一篇“辽廷瓦解以后的契丹人”。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分“斡鲁朵制度”、“官制及行政制度”、“军事制度”三篇。邓广铭在序言中称赞作者“勇于去开拓前人不曾垦辟过的领域，也敢于对前此似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或者已由富权威性的学者所做出的结论提出怀疑”。李锡厚、白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金西夏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辽朝政治制度。“前言”说，这套通史的“学术思想体系和总体结构的设计，旨在突出对历代的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及政体运行机制的探索”，力求“贴近政治学的规范”。辽代部分也体现了这一宗旨。本部分不囿陈说，有所创新，表明辽朝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进展。对于本书的某些观点，容或尚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李锡厚还撰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辽金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以下就辽朝政治与制度研究中涉及较多的问题略作介绍。
1.皇位继承、国体政体。漆侠《契丹辽国建国初期的皇位继承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论述契丹辽国初期皇位从兄终弟及制到父死子继制的演变及其根源。《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论述了辽国的国体与政体。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指出辽朝衰亡非由宗室与外威、帝党与后党之争，而是由于后家两大族的争夺。此外，还有任爱君《阿保机时期契丹国家的历史特点》（《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应当重新认识契丹辽朝的“一国两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等。
2.职官。关于辽朝职官制度，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发表系列文章，有《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辽朝监察官考》、《辽朝林牙、翰林考》、《辽朝鞫狱官考》、《辽朝于越考》、《辽朝宰相考》、《辽朝惕隐考》等（见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9册，鼎文书局，1973年）。我国学者对辽朝职官的研究，唐统天用力较勤，发表文章多篇，有《契丹“于越”考——兼与岛田正郎及威特夫先生商榷》（《东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1期）、《辽代汉官散阶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关于契丹北、南宰相府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辽代鞫狱官机构研究》（《辽金史论集》第4辑）、《辽代宰相制度的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等。何天明撰《辽代翰林院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辽代中书省若干问题探讨》（《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指出以往有关这两个官署“虚设”之说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或根本不能成立。他还撰有《试探辽代的北面朝官》（《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2年增刊）、《辽代契丹北枢密院的设立、职官设置及其特色》（《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3期）。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除据传世很少的辽朝史料外，还以五代、宋、金等官制作参照并进行比较，探讨了这个问题。此外，上述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和李锡厚《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代部分等也都用较多篇幅探讨辽朝官制。
3.科举。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朱子方《辽代进士题名录》（《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杨若薇《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都兴智《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分别就辽代初开贡举年代、考试科目等问题进行论述。
4.法制。嵇训杰撰有《辽代刑法概述》（《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陈述《辽代（契丹）刑法史论证》（《辽金史论集》第2辑）认为，有辽一代由于农耕与游牧社会的不同，以及社会发展的不一致，致使法律未能摆脱二元。
5.军事。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就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战争、武器装备和国防设施、兵学等问题作了论述。还有王曾瑜《试论辽朝军队的征集和编组系统》（《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等。
（三）社会生活与文化
1.社会生活与礼制
关于辽代社会生活研究，张国庆用力最勤，发表论文多篇，并在此基础上撰成《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全面叙述辽代契丹人习俗并揭示出构成这些习俗的文化渊源，展示了这些习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辽代社会生活研究的论文很多，如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佟柱臣《辽墓画反映的契丹人生活》（《辽金史论集》第5辑）、陈述《围绕寺庙的邑、会、社——我国历史上的一种民间组织》（《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武玉环《试论辽代妇女崇佛》（《辽金史论集》第5辑）、《略论契丹人的衣食住行》（《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宋德金《辽金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金启孮《中国式摔跤源出契丹、蒙古考》（《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1979年）、景爱《契丹遗风述略》（《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
礼制也是受到关注的课题。朱子方《辽代的柴册礼》（《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谓柴册礼本是契丹旧俗推选大汗的遗迹，但是随着封建进程的深入，逐渐变成了象征性的仪式。朱氏还撰有《辽代复诞礼管窥》（《辽金史论集》第1辑）、《辽朝契丹统治者的宗庙制度》（《中国民族史研究》第4辑，改革出版社，1992年）等。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贾敬颜《“烧饭”之俗小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宋德金《“烧饭”琐议》（《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王承礼《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契丹祭黑山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舒焚《辽帝的柴册仪》（《辽金史论集》第4辑）、李逸友《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田广林《契丹葬俗研究》（《北方民族文化》，1992年）、《契丹祭祖礼俗研究》（《北方民族文化》增刊，1993年）等。
2.文化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设“契丹文化（附奚族文化）”一章，由冯继钦、黄凤岐、孟广耀、杜承武执笔。前三位作者另撰《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他们分别曾就有关专题发表过多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提高，因而使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有了保证。马赫《辽代文化与“华夷同风”》（《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孟广耀《试论辽代汉族儒士的“华夷之辨”观念》（《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分别论述辽文化特点和历史地位及辽代华夷之辨观念淡化和消失过程。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认为，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充分反映了契丹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任爱君《契丹辽朝文化总体整合说》（《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1年增刊）分析了契丹文化的发展脉络。
以下介绍关于辽代文化研究中涉及较多的问题。
宗教。朱子方撰文多篇，有《辽代的萨满教》（《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6期）、《辽代佛教的主要宗派和学僧》（《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辽代佛教著作译考》（《辽金史论集》第2辑）等。游侠《辽代佛教》（《中国佛教》之一节，知识出版社，1980年）、黄震云《辽代的宗教文化》（《民族研究》1996年第2、3期）。
文学。向来比较沉寂的近代文学研究取得进展。周惠泉、米治国《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学出版社，1986年）分诗、民歌、乐府、散文四目选录30多首（篇），作了注释，并附作者小传。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是对清人周春《增订全辽诗话》二卷本的增补本。本书包括对周春《增订全辽诗话》的校点、笺注及整理者《新补辽诗话》，其篇幅较周书大为增加。此书在补遗、纠缪、考订上做了大量工作，征引书目达436种，不仅为研究辽代文学提供了丰赡的资料，而且对研究辽代社会生活也有裨益。张晶《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是辽金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张松如在序中高度评价此书，称“论点明晰，逻辑严谨，资料详实，断案公允”。作者着意从辽金两代的文化环境来说明辽金诗歌的特质，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全书37万字。如果减少一些铺陈和枝蔓，会更精当。张松如主编《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论及辽诗。散篇论文有米治国《辽代文学初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舒焚《古典通俗文学中的辽朝》（《辽金史论集》第2辑）等。
史学。有杨树森《辽代史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2辑）、吴怀祺《辽文化中的史学价值再认识》（《辽金西夏史研究》）等。
语言文字。关于契丹字研究，本时期取得重大进展。从20年代至50年代，陆续出土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契丹文石刻，为识别契丹大小字提供了条件。一种意见认为庆陵哀册文字为大字，萧孝忠墓志为小字。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主张此说。另一种意见则相反。金光平、曾毅公《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试释》（附上引阎万章文之后）断定萧墓志为大字，庆陵哀册为小字。厉鼎煃、王静如、刘凤翥、陈述等支持此说，为目前通行说法。关于契丹字渊源，有源于突厥文、回鹘文及汉字三说。关于契丹小字的解读，近20年来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茀里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他们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契丹小字的研究状况，确定377个原字标准形，合并异体字后，约为350个，还把他们认为以前国内外学者拟对或接近拟对的原字数从32个增加到130多个，占原字总数三分之一强，把前人释对的不到百条语词，提高到400多条，还分析了几十个语法成分，找出契丹语的元音和谐律，标志我国契丹字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此文后经修订，定名为《契丹小字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除上述作者外，贾敬颜、黄振华、沈汇、巴图等也有契丹字研究文章发表。
（四）民族、民族关系、辽宋关系
本时期民族史研究活跃，中国民族史与区域民族史专著相当之多，其中述及契丹民族及民族关系、辽宋关系者，有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王鍾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
1.民族
赵光远《试论契丹族的青牛白马传说》（《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分析了青牛白马传说与契丹族历史的关系。王禹浪《契丹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嵇训杰《关于契丹名称、部落组织和源流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分别就契丹称号、契丹与其他族同化等问题进行探讨。陈述《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收入《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王树民《略论契丹建国初期营建的四楼》）（《文史》第16辑），任爱君《契丹四楼名号考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契丹四楼源流说》（《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等文，分别就其释义、本源及对契丹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等进行考述和探讨。周建奇《辽代契丹半丁零——〈辽史〉中的迪辇为高车丁零异译补证》（《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指出，辽代契丹的一些部族和姓氏名称、人名与南北朝时期一些部族姓氏名称有某种同源关系。赵振绩《契丹捺钵文化的涵义》（《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捺钵文化是动态文化，斡鲁朵文化是静态文化，二者互为因果，不是二元之文化，而是一而二、二而一之文化。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期，1956年）探讨了辽亡后契丹人的去向，指出很多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分别融合于汉人、蒙古人、回鹘（维吾尔）人、女真（满）人、朝鲜人。而直接承袭契丹人的部分，是现在的达呼尔（达斡尔）。近年又传出一个饶有兴趣的消息，在云南契丹发现了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经过数年实地调查，撰成《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根据历史文献、族谱、碑文、传说、语言文字等，综合考察了元朝落籍云南契丹将士后裔的历史和现状。这一成果的问世引起民族史界的极大兴趣，并将推动契丹史的研究。
2.民族关系，辽与五代、北宋关系
如何评价辽宋、金宋关系，是5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大讨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对辽金在当时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问题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契丹女真在当时是国内民族，辽金属于中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契丹、女真在当时是外族，辽金不是“中国”而是外国。与此相关联，在辽金与两宋战争的性质问题上存在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辽金与两宋的战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外族、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二是认为辽金与两宋的战争是国内战争，不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只有反动与进步，非正义与正义之分。三是认为辽金与两宋在当时作为敌对的民族与国家，经常进行战争，今天看来是兄弟阋于墙，家里打架。女真灭北宋是合乎规律的事情，本身是一件好事。经过讨论，已经很少有支持第一种意见者。
关于辽宋澶渊之盟，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时在宋朝本可获胜和收复燕云的情况下，却订了一个投降的和约，对北宋来说是屈辱的结局。金石《重评“澶渊之盟”》（《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认为，上述观点不符合我国多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事实，也不能正确反映历史上民族斗争与民族关系的本质。澶渊之盟沟通了宋辽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应予肯定。李一氓《读〈辽史〉——兼评〈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也支持这一观点。漆侠《宋太宗雍熙北伐》一文（《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则认为，不管怎么说，澶渊之盟对宋封建统治者来说也是一个城下之盟。
有关民族关系的论文，还有岑家梧《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任崇岳《略论辽朝与五代的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孟古托力《宋辽“南北朝”说考论》（《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3期）等。
（五）人物
关于人物研究的论著，李锡厚《耶律阿保机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是一本比较详细的阿保机传。罗继祖《辽承天后与韩德让》（《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2年第3期），最早从正面肯定承天后（萧绰）与韩德让的历史功绩。论述萧绰的论文还有尹承琳、许晓秋《萧绰评述》（《辽金史论集》第2辑）、田禾《萧绰与辽朝中兴》（《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等。
（六）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
关于辽朝历史地理，历来是受学者关注的课题，本世纪初有杨守敬《中国古代舆地图》，其中包括《辽地理图》。此后，刘师培、谭其骧、冯家昇、丁谦、傅乐焕、朱希祖等都有关涉辽朝地理考证之作。
本世纪下半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其中第6册为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参与此图编撰的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组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后来公开发行，改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国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郭毅生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边疆各图花了大量精力进行编制和审定（见罗尔纲为郭毅生《山海集》所作序言），并撰《辽代通州与安州城址考实》（《山海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等。李健才对东北及辽金地理研究用力甚勤，有《辽代宁江州考》、《续考》、《辽代宾、祥、益、威四州考》等，均收入氏所著《东北历史地理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撰《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一章专论辽代东北疆域。
本时期辽代文物考古有许多重大发现，可谓美不胜收，已有不少论著介绍。如《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东北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谭英杰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冯永谦《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辽金史论集》第1辑）等，不再赘述。最近10多年出版的有关辽代考古著作有徐秉琨《辽墓辽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83年）、项春松《辽代壁画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史树青等《应县木塔的辽代祕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盖之庸《叩开辽墓地宫之门》（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等。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东北、华北地区的一些文物考古工作者，如李文信、苏赫、苏天钧、项春松、李逸友、郑绍宗、徐秉琨、冯永谦、干志耿、孙秀仁、齐心、陈相伟等，长期从事以本地区为主的文物考古工作和历史地理研究，为拓展辽金史料做出了重要贡献。限于本文篇幅，不能一一备述。
（七）文献整理及其他
文献整理。有中华书局本《辽史》（1974年），初由冯家昇点校，继由陈述完成，是迄今最好的本子。叶隆礼《契丹国志》，由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83年），初由孟默闻点毕，继由崔文印复核、分段、校勘，并编“辽史人名清元异译对照表”附于书名。陈述在《辽文汇》基础上又经增益，改名《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是一部辽文总集。此书因存在疏漏舛误而受到指摘，但它毕竟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希望能有机会校勘重印。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是一部辽代石刻总集，收录刻文300余篇，其数量超出以往所有文编。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收五代两宋奉使辽金行程录37篇，其中使辽22篇，附有题解和注释。陈高华辑校《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对研究三朝的帝王和宫眷生活及政治、历史、风俗等提供了资料。补正表志之作，有陈述《辽史避讳表》（《辽金史论集》第4辑）、朱子方《新补〈辽史·艺文志〉稿》（《辽金史论集》第7辑）、阎万章《辽史公主表补正》（《辽金史论集》第1辑）、杨若薇、向南《辽史百官志辨误举例》（《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向南《辽史公主表补正》（《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辽史地理志补正》（《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辽史皇族表补正》（《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2期），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4期），蔡美彪《辽史外戚表新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等。
工具书。有《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邓广铭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这是两本比较好的断代史辞书。曾贻芬、崔文印编《辽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
论文集。主要有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辽金史学会主持编辑《辽金史论集》1-5辑、7-9辑，宋德金等编《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还有孙进己等编大型资料集《契丹史论著汇编》（1988年）等。
译著。主要有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邢复礼译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
（八）西辽史
关于西辽史，从清代至本世纪40年代，我国学者在整理史料、考订史实、译注国外著作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如清钱大昕撰《西辽纪年》（《十驾斋养新录》卷八），丁谦《西辽立国本末考》、《西辽疆域考》、《西辽都城考》，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唐长孺《耶律大石年谱》（《国学论衡》1卷7、8期，1936年），岑仲勉《读西辽史所见》（《金陵学报》4卷2期，1936年）等。梁国东《西辽史》据俄国布莱资须纳德《中世纪研究》中有关西辽部分摘译为中文，并详加注释，于3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于1955年再版，增加了新版前言和附录）。
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西辽史研究比较沉寂。仅见陈述《哈喇契丹说——兼论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述及西辽。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一些刊物陆续刊出文章，就西辽史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如赵俪生《西辽史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韩儒林《关于西辽的几个地名》（《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1980年）、邓锐龄《西辽疆域浅释》（《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走史地杂考》（《历史地理》第2辑，1982年）、余大钧《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过程及纪年新探》（《辽金史论集》第1辑）、柴平《耶律大石北奔年代考》（《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钱伯泉《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大食与辽朝的关往和耶律大石的西征——辽朝与喀喇汗王朝关系史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等。此外，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杨树森《辽史简编》、舒焚《辽史稿》等均有章节叙述西辽史。
对西辽史进行系统研究而且成就最大者是魏良弢，其成果集中反映在《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两书中。前者梳理中外西辽史料、文献及研究情况，考证纪年，叙述政治、经济、疆域、民族、文化等问题，对许多史实有精心考释。后者是在前书基础上写成的，着重阐述西辽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勾勒出西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轮廓。考证缜密，叙事详实，标志西辽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魏良弢还撰有《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对一度为西辽属国的喀喇汗王朝作了全面论述。其体例与《西辽史研究》略同。纪宗安发表论文多篇，并著《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三、20世纪下半叶的金史研究
本世纪下半叶的金史研究同辽史研究一样，取得了重大进展。关于金朝断代史及以较大篇幅叙述金史者，有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叙述金源一代的断代史专著。还有何俊哲等著《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前面提到的《中国通史》第6册、《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李桂芝《辽金史简编》等。
以下分专题介绍。
（一）社会性质与经济
张博泉著《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金代经济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对金史研究具有开拓性。此书全面论述了金代农业、工矿业、商业、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金制与辽宋元制的关系以及金代经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诸问题。作者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看法，特别是纠正了以往论著多偏重女真族对中原北方经济的破坏作用而忽视金代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一面，因而有利于全面评价、认识金朝的历史地位。此外，还有前已述及的漆侠、乔幼梅著《辽夏金经济史》和《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金代经济部分由武玉环、程妮娜执笔）。
以下分别介绍有关社会性质及社会经济中几个具体方面的研究。
1.社会性质。关于女真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较大，归纳起来可分三种，而每种之中又不尽相同。一是认为女真在建国前后处于奴隶制阶段，于海陵、世宗、章宗时向封建制过渡。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张博泉《金史简编》、蔡美彪《中国通史》第6册等都认为女真族在章宗时或在海陵王到章宗时最后完成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二是认为女真建国后未经奴隶制，而直接向封建制过渡。华山、王赓唐《略论女真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文史哲》1956年第6期）说，女真族在建国后不久，灭辽与北宋，受到其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影响，开始向封建制飞跃发展。张广志《女真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应把金初社会性质与金初女真族的社会性质加以区分。在女真人中，除少数高等权贵之外，奴婢数大大少于自由民，他们扮演不了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角色。熙宗、海陵、世宗、章宗四朝的改革，无一不是围绕着消除原始的残余影响，说不上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三是认为主奴矛盾始终是金代的重要社会矛盾，从现存史料难以找到女真族何时基本完成封建化的时间。王曾瑜《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文史》第29辑）持此说。
2.人口与户籍。高树林《金代户口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指出，金朝是明朝以前各王朝户口增长最快的王朝，户数占宋金总数的43.81%，比辽时增长近一倍。张博泉、武玉环《金代的人口与户籍》（《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2期）也认为金代的户口同辽宋时期相比有很大增长。王育民《金朝户口问题析疑》（《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则指出金朝实际户口并不高于辽宋，南盛北衰的大势并未改变。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也说，金朝户口负增长和零增长的年份多于正常增长的年份。此外，论者对《金史·地理志》所载户口数系年，有元光二年、天兴三年及七年或八年三说。此外，王曾瑜《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辨析。
3.二税户和驱口。二税户是辽金时期的户名。有关二税户的最基本史料有两条：一条见于元好问《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一条见于《金史·食货志一》。由于史料少且有歧异，加之论者理解不同，引起对二税户问题的争议。关于二税户的涵义及其与头下户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对二税户的解释应从《金史·食货志一》，即指“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罗继祖《辽代经济状况及其赋税制度简述》（《历史教学》1962年第10期）持此说。他又据《辽史·地理志一》所载“征税各归头下，惟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寺”判断元好问是把“头下”和寺院的二税户混为一谈了。第二种意见认为，二税户应指《中州集》所说的“输租为官，纳课给其主”，并说不能将头下户与二税户截然区分开来。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和张正明《契丹史略》基本主张此说。第三种意见认为，辽代有属头下军州的二税户，有属寺院的二税户，二者是有区别的。蒋松岩《辽金“二税户”及其演变》（《北方论丛》1981年第2期）、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持此说。关于辽代二税户社会地位，多认为是农奴。关于驱的身分与地位，有两种看法。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金代“驱”的身分与地位辨析》（《晋阳学刊》1988年第2期）认为驱不是奴隶，其身分低于良民而高于农奴。而李涵、易学金《金代的“驱”不是奴婢吗——与张博泉先生商榷》（《江汉论坛》1986年第11期）、贾敬颜《金代的“驱”及其相关的几种人户》（《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王曾瑜《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李锡厚《论驱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认为金代驱即是奴隶。
4.通检推排。通检推排是金朝赋役制度中一项重要措施，从世宗延续到章宗时期，特别是世宗时多次推行。论者对其社会效果有不同评价。尚钺《中国史纲要》、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持否定意见，认为是以整理税收为名而实行掠夺，前弊未革，后弊又生。赵光远《试论金世宗对州县民户的通检推排》（《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金代的通检推排》（《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再论金代的通检推排》（《辽金史论集》第一辑）等文则肯定其积极作用及金世宗的改革精神。刘浦江《金代通检推排探微》（《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认为，对通检推排不能根本否定，但也存在弊端。
5.货币。李埏、林文勋撰《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是一部研究宋金时期纸币的重要著述。前述李侠、晓峰著《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有一章专叙金代货币。还有秦佩珩《金代货币史略论》（《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张博泉《金代的货币制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乔幼梅《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等文。
（二）政治与制度
关于这方面的专著有前已述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辽金西夏卷，其中“金朝的政治制度”（李锡厚执笔）系统叙述了金朝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机构、司法制度、监察制度、猛安谋克及民族事务管理制度、军事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的金代政治、法律、军事部分，分别由程妮娜、王宏治、刘庆执笔。王可宾《女真国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探讨辽金女真婚姻和家庭形态、社会制度（包括氏族制、军事民主制、勃极烈制、猛安谋克制）及社会习俗。
1.猛安谋克制度。这是金代社会的一种特有的制度，在女真及金朝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些通史著作提到这一制度大都语焉不详，而且在对其涵义、性质等问题表述上存在很大分歧。关于这个问题，张博泉从60年代起发表一系列文章，包括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猛安谋克世官贵族与平民；金代东北猛安谋克分布；猛安谋克与民族关系；猛安谋克与头下、八旗制度的比较观；猛安谋克在女真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这些文章，收在《金史论稿》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之中。
2.职官。程妮娜《金初勃极烈制度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考察了金初中央官制——勃极烈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诸勃极烈的构成、分职以及其发展趋向等问题。赵冬晖《金初勃极烈官制的特点》（《辽金史论集》第1辑）指出这一制度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色彩，是一种带有明显贵族议事制度痕迹的官僚制度。谭其骧《金代路制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考述了金代诸路总管府，转运司，按察司及招讨司、统军司的设置及其与辽宋制的关系。程妮娜《试论金初路制》（《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认为金初路制分为三个系统：万户路属奴隶制范畴，兵马都总管府属封建制，都统、军帅司路介于二者之间。李涵《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辽金史论集》第4辑）就金初枢密院的设置沿革、职能、机构、隶属关系等进行探讨。李锡厚《金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认为金初尚未形成中央集权，无法实行南北面官制。蒋松岩《金代御史台初探》（《辽金史论集》第4辑）肯定了御史台在澄清吏治、平理冤狱、纠察不法官吏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金代提刑司与按察司初探》（《平原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论述了两司的产生、组成、职权、发展演变及其作用。孟繁清《金代的令史制度》（《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1991年）论述了金代令史的配置、选拔与出职等。武玉环《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指出，金朝中央官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央官制汉化、金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及中央集权制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编《黑龙江古代官印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一节专述“金代官印”。景爱著《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可据以补正《金史》的《百官志》、《地理志》，订补某些年号、时间之误和史实之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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