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思想与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2018年年会综述

列宁思想与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2018年年会综述

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 “列宁思想与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19—20日在江苏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与会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既有耄耋之年的资深专家和前辈,也有中青年优秀教授和学者。他们就改革开放40年来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正确认识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交流、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和建议。

本次年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中国列宁学的发展态势,学者们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其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启示和价值意义。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王东教授为开幕式致辞,他指出要深刻理解改革的实质和历史必然性必须探寻改革的理论根源,列宁的晚年思想及其新经济政策道路即是改革的理论之源,中国列宁学在改革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他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列宁思想研究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启动阶段,即通过研究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哲学笔记》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为深入阐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打下了基础。第二阶段,即深入研究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在理论上突破苏联模式,为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源头活水。第三阶段,即深入研究发掘列宁的晚年构想,为深入认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系统改革论开辟源头活水,为发掘列宁的政党观、国家观、特别是执政党建设、反腐败的思想为我们加强党的建设、突出社会主义本质、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创新奠定了根基。三个阶段概括性地说明了列宁主义的主要观点及改革开放以来对列宁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路从列宁晚年思想中汲取了本源,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也为中国列宁学的壮大提供了养分。王东教授倡议与会学者们深入探讨列宁主义、苏联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关系,同时也希冀中国列宁学会吸收更多能做研究、能写文章、能识俄文的年轻人才和新鲜血液。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全面深刻地汇总并梳理了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与会学者分别从时代与发展、国家与政党、文教与武装等多角度阐释了列宁主义基本观点,对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建设、党员建设、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起到指导作用。主要观点有:

一是对列宁主义时代观的认识和阐释。杨金海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列宁时代观的理论基础。20世纪之后的列宁时代观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出大时代与小时代的概念。大时代根据社会形态来划分,小时代是大的历史时代中的不同时期。这对我们认清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清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性质有重要意义。新时代的提出就是对列宁小时代思想的科学运用,是一个科学论断、一个动态的持续演进的过程。他还提出,社会的主题任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列宁主义是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身处 “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列宁对军队建设和战争战略思想尤为重视,在军队建设中对 “取消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认为和平建设时期也应随时做好战争准备,要坚持发展常备军队建设。中国正处于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新时代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于此,我们也应时刻准备,加强各方面的建设。

二是对列宁国家观的研究和阐释。刘军教授认为,对列宁国家观研究应该正本清源,其主要来源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族主义国家传统、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的国家观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列宁国家观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6年下半年到1918年初,代表作是 《国家与革命》。第二阶段主要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第三阶段即1921年新经济政策以来,表现为关于国家和国家制度变革的问题。把思想来源和三个阶段的表述和评价有机结合才能对列宁国家观有全面认识,这要求我们既要看到关于国家、革命、专政的理论模型,又要看到国家、建设、民主的价值追求。

我们风尘仆仆辗转沿海城市,荣幸拜访多家企业,也深深难忘此次经历。多想时光再慢些,珍惜共处时光,又多想未来快快到来,因为那将是我们的时代,也是中国的未来。

三是对列宁建党和监督思想的认识和阐释。王进芬教授、顾玉兰教授、陈东辉研究员等指出了列宁十分重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过程中的党内监督问题,并作出深入思考。列宁提出,党内监督是遏制官僚主义的必要手段,党务公开是实行党内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监督的重要途径,监督的重心应放在领导干部上等。列宁党内监督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具有借鉴价值。

五是对列宁的文化思想、灌输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朱宗友教授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这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迪。文化建设是关乎社会主义能否建成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就要扫除文盲、加强思想教育、大力培育人才。张智认为,列宁提出要用 “灌输”的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 “灌输”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基本内容,采用启发的手段来应用。孙来斌教授指出,要坚持 “外输与内引”相结合,采用科学灌输、合理灌输、有效灌输和柔性灌输的方式,提高受众的参与度,增强渗透性, “润物细无声”地推动文化建设和思想教育。

国家政府应该加大对女性就业的政策帮扶,通过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规范就业体制,完善对女性就业的权益保护;社会要发挥媒体的宣传效应,加大对女性就业的正面宣传,引导女大学毕业生更加自信更加清楚的面对社会客观形式,提高自身能力,保持清醒的意识,客观择业。各应聘单位一定要客观公平公正公开的进行合法招聘,避免性别歧视和人为设置“就业壁垒”,根据理工科女大学毕业生的特点为她们设定一批能够发挥她们自身最大商业价值的竞聘岗位。

四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和阐释。苑秀丽研究员认为,新经济政策并未使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发生根本改变,它是立足于俄国落后的现实国情,通过一系列利用资本主义的措施 “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新经济政策是不得已而行的 “退却”,但只限于经济方面,绝不是政治原则的退却。新经济政策采取的手段是“资本主义的”,但这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最终还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式。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对我们纠正改革进程中的错误思想具有指导作用,要始终坚持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并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七是对民粹主义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影响研究。张晓忠教授等对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提出了批判性的思考。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力量急剧上升,令全球化遭到重挫,这对于构建习近平新型全球化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极为不利。当前要基于列宁对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逆全球化观批判的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引导和抵制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寒潮。列宁指出,民粹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既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又阻碍发展的两面性,要抵制化解国内外的民粹主义浪潮。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要积极应对,着眼于共赢和长远利益,遏制住逆全球化局面,形成系统化的民粹主义批判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理论。

六是对俄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研究和认识。安启念教授指出,跨越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及其相关思想是理解列宁本人和列宁所开创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之关键。列宁认为,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进入社会主义。他在 《论俄国革命》和晚年遗嘱中提出要把顺序颠倒一下,即先夺取政权,再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实践经验。但是,苏联模式僵化了,列宁跨越 “卡夫丁峡谷”的实践在俄国终止了,中国仍然在列宁道路上前进,且大有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跨越 “卡夫丁峡谷”的现实体现。刘玉高教授也谈到,社会主义从 “一国胜利”到 “一国建设”是列宁的创新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成为可能。列宁对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表明,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某种跨越性是合乎规律的,但要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和长期发展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而言,我们要坚守初心,坚定信心。

此外,还有与会者围绕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全民计算和监督的重要意义、农村建设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考察以及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理论转向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自由发言阶段,一批青年学者崭露头角,踊跃表达自己的观点,产生了观点的交锋。

后腿的灰分含量为1.34%,较其他两个部分有些差距(p<0.05);后腿的水分含量为77.45%,其次是前腿76.42%,然后是里脊75.67%,差距不显著(p<0.05),这原因可能是犊牛肉的肌纤维之间、蛋白质的组织结构很松散,且为了满足犊牛肉细胞的快速分裂与生长,也需要更多的水分介质,与陈珍(2016)[8]的结果一致。

此次会议严肃而活泼,有观点的呈现,有思想的交锋有情感的升华。值得一再提起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列宁学阵地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长者前辈贡献了很多知识和财富,为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年学者是中国列宁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年轻学者肩负着列宁学思想代继相传的重任。本次会议列位专家真知灼见,对壮大中国列宁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2.2.3 中医诊疗能力 102名调查对象中,中医诊疗技能的掌握程度有12.74%“不太好”或者“不好”,中医思维能力的掌握程度有10.78%“不太好”或者“不好”,中西医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有12.74%“不太好”或者“不好”,见表3。进一步调查发现,首次问诊患者时,选择寒热、汗出、饮食、胸腹、听力、口渴、旧病、诱因的仅39人(38.24%)。

作者简介:孟睿,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

(责任编辑 陈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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