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民元南北议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5-0559-07
1911年末至1912年初，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进行了近2个月的议和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清帝逊位，国家实行共和体制，袁世凯继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这次议和谈判，简称民元南北议和。这次议和，与辛亥革命成败有密切关系。过去国内对这次议和的评论，贬多褒少；孙中山被说成是反对议和的左翼代表；让权袁世凯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衡诸历史实际，这些评论不尽合理。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此做些评论。
一、南北议和格局的形成
民元南北议和，是当时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南北议和在几经曲折之后，最后达成协议，也是诸多社会力量互相妥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归根到底，是由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过去把民元南北议和说成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不无一定道理，但存在片面性，即把革命党人的妥协倾向片面地夸大了。不顾情势，把议和的责任全归咎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妥协，是不公平的。
首先，最早倡导议和的，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在议和过程中，外国侵略势力又充当了导演的角色。英国是当时外国在华势力最大的国家。革命党人首义地在英国势力范围，纷起响应的地区，主要也在英国的势力范围。战火的蔓延与扩大，势必对英国的利益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危害。因此，他们迫切希望革命战火早日熄灭，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早在武昌起义不到半月，当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向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四国银行团提出一年期1200万两的贷款时，四国银行团的惟一要求就是“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1]（第765页）。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革命烽火遍及全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惊呼：“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朱还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者的角色”[2]（第60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11月26日汉阳之战进入最激烈阶段之际，朱尔典感到“战事的继续进行，将使汉口的英国人士遭受危险并感到惶惶不安”，于是立刻会见袁世凯，陈述了英方意见。袁当面保证，如果能够根据双方都很满意的条款达成一项休战协定，他将乐于下令停战。同时，授权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将此意向转各黎元洪[2]（第73页）。英驻汉口总领事葛福秉承朱尔典的电示，立刻着手斡旋，终于很快达成在武汉地区停战三天（12月3-6日）的协议。12月4日，停战刚才实行，袁世凯又会同唐绍仪起草了议和大纲，仍然是通过朱尔典授权葛福“尽力斡旋，保证使这些条款被接受”。其中第一款即为“目前的停战期限届满后，延长十五天”[2]（第133页）。此后停战一再延续，直到达成协议。这样，在英使导演下的停战，就成为辛亥革命由军事斗争走向议和谈判的转捩点。
同样，在议和谈判中，英国等外国侵略势力的意向，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北议和的谈判，英国驻华使节充当了牵线人。议和谈判的地点也是在上海英租界的市政厅。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的寓所，同样是由英方精心安排，住在英国资本家李德立的家中。为了促使南北和谈成功，在英国的串通下，英、日、美、德、法、俄6国公使于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共同决定，议和谈判开始前，即由各国驻上海总领事分别向双方代表递交同样内容的照会，强调“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吁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2]（第167页）。这简直就是对议和双方代表下命令，哪是什么照会？
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实行共和制，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每当谈判出现波折，总是英国势力在发挥协调作用。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包括美、法等共和制国家，开初皆不赞成。由于南方革命党人坚持不屈，执意实行共和制，大多数国家态度才有所转变。而东邻的日本，由于担心中国改变政体会影响本国政局，仍然坚持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并准备对中国实行强力干涉。议和谈判因此一度停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此多方疏通，并由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代表英国政府表态：“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人民愿意采取的无论什么政体下，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2]（第172页）日英是同盟之国，日本见连英国都不支持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才“暂时表示同意，以观日后演变”[3]（第336页）。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国内各地吁请共和的压力下，也于12月28日由隆裕太后发布懿旨，同意政体问题“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4]（第155页）。这样，停顿了8天的议和会议，才在12月29日恢复。通过连续3次会议，最终就召开会议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
清帝退位，是实行共和政体、袁世凯当大总统的重要条件。面对这个问题，袁世凯自己不便开口，又是外国势力为之搭桥架梯。1912年1月，南方革命党人已一再表白，只要清帝宣布退位，实行共和政体，就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可是，如果按照双方协议，由各省推举代表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非3个月不能成事。因此最简捷的办法是由清帝顺应各方共和要求，自行宣布退位。在这种情势下，英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后来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首先建言：“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1]（第830-831页）结果，在他的策动下，上海商会首先向清廷摄政王等发表通电，汉口商会等继起响应。段祺瑞等42名高中级军官也通电赞成共和，要求清帝退位。清廷接到各方来电，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接受退位后的优惠条件，于2月12日正式宣布退位。
其次，袁世凯赞成议和，尽管别有用心，但他作为议和一方的主持人，也是议和的促成者。没有袁的主持，议和是无法进行的。如所周知，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实为革命党人起义之赐。如果不是武昌起义，至少他不可能如此快速东山再起。袁氏心中明白，清廷起用他，是因为有一支受他控制的北洋军。因此，他只有保存北洋军的实力，才有他的地位。他决不愿孤注一掷，让北洋军与革命军拼个同归于尽。议和则是保存北洋军的最好办法。何况，袁利用南北议和，正可左右开弓，揽取权利。这样，议和对于袁氏来说，又何乐而不为。
从清方来考察，议和导源于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武昌首义之初，清廷中的顽固派不识时务，一意主剿，“以为武昌一隅，大兵一到，指日可平”。但是，袁世凯却认为：“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施。”[5]（第269页）故他一出山，就使出剿抚两手，一方面谕令冯国璋率军大举进攻汉口，一方面又派遣刘承恩“办理招抚事宜”。刘一再致书黎元洪，表示只要接受招抚，“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5]（第278，281页）。他们以实行君主立宪做诱饵，企图要求民军“和平”放下武器，放弃民主共和，遭到革命党人的严辞拒绝。汉阳两军决战，尽管北洋军最后获胜，但已造成北洋军的巨大损失。如果每次战役都这样硬拼，北洋军势必遭到灭顶之灾。特别是此时全国已有14省宣布独立，三分天下已占其二，未独立各省也不断发生起义。明眼人一看便知，此种形势决不是靠武力能平服的，招抚亦失去效力，惟一办法就是与民党停战议和。
至于议和方针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唐绍仪南下前，已经有所策划。据赵秉钧谈，在唐南下前，洪述祖即向唐绍仪建议，“乘此机会，仿照英法，将中国帝制改造民主。其进行，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创建共和局面，宫保为第一任大总统，公（指唐绍仪）为新国内阁总理”[5]（第289页）。这个办法得到了唐绍仪的首肯，估计唐也征得袁氏的同意。所以，在议和的第二次会议上，唐绍仪才敢于公开说：“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并说：“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4]（第77页）此后持续一个多月的南北和谈，尽管有过多次曲折，而大旨未出上述范围。虽然在议和过程中，袁氏装模作样，一再申述主张君主立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即使在唐辞去代表职务之后，唐通过梁士诒与袁通声气，仍继续从事促和活动，“秘密私电往返，均从促成共和着手”[5]（第292页）。
第三，以张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在促进议和中亦发挥了重大作用。上海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江浙等地的大资本家都集中于上海。他们以张謇为代表，为了使自身经济利益不受破坏，并谋求进一步发展，很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有一个和平环境。张謇等人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眼见革命起义之后，实行民主共和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很快转变为拥护共和。先是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接着就运用他们的地位与影响，在南北间穿针引线，竭力促成议和。他利用与袁世凯的旧谊，“派人前往劝他，不要再去捧持落日，要来扶起朝阳”[4]（第41页）。并且与南方革命党人商妥，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就一定举他为总统。他告诉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希望袁氏“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4]（第42页）。袁世凯之舍弃君主立宪，倒向民主共和，与张謇等立宪派的劝说是分不开的。
张謇身为清末状元，受到清廷恩宠。他在转向共和时并没有忘记旧情。为了促使清帝体面退位，一面劝说革命党人许以清帝退位后给予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又恳劝清廷看清大势，顺应潮流。他在致清内阁电中说：“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激烈急进之人民，至流血以为要求，喁喁望治之情，可怜尤复可敬。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希望清廷“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4]（第41页）。这纸电文情词恳切，对促使清廷退位，导致议和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更有进者，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是采用了张謇的代拟稿。唐绍仪之出任北方议和代表，也是通过赵凤昌从内部通款曲，“请为国家戮力，南来协商大计”[6]（第78页）。后来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出任内阁总理，这种折衷至当、兼顾南北的主意，同样出自赵凤昌。赵说：“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位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对此，孙中山、黄兴拍掌赞同，这个问题就圆满解决了[7]（第196-197页）。凡此都可表明，这批人在议和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南方革命党人赞同议和，也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南方革命党人对议和的态度，以汉阳失败、南京光复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袁世凯出山后，推行招抚政策，以君主立宪、开放党禁等为条件，诱劝革命党人放下武器。革命党人坚持实行民主共和，断然拒绝招抚，反劝袁世凯趁此机会弃暗投明，“共扶大义”[5]（第281页），“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8]（第71页）。由于双方的要求差若天渊，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汉阳被冯国璋攻占后，革命党人经过这次实力较量，已知单凭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不是易事。但清朝的军力，也只有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如果能把袁世凯争取过来，推翻清朝统治并不困难。所以，当袁世凯通过英使朱尔典提出议和时，对革命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因而盘恩过江来到武昌时，孙武等人立刻同意停战。军政府都督的印盖被黎元洪带走，不妨仿刻一颗代替。各省代表会议也相应通过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不久，黄兴又致电汪精卫，称赞“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9]（第94页）。这些足以说明，通过停战议和，建设共和民国，已是革命党人的普遍愿望。即使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亦在所不惜。
考究革命党人趋向议和的根由，最根本的是实力不足，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增长到足以战胜敌对力量的程度。特别是在军力与财力上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从而不得不另筹出路。另外，也有认识上的错误。他们把思想认识的转变，看得太简单，以为清帝退位，共和建立，就算革命目的达到，实在太天真了。
二、孙中山与南北议和
当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酝酿停战议和之际，孙中山尚在欧洲，从事外交与借款活动。直到12月25日，他回到上海，南北议和已正式开始一个星期。因此，前段和议，他未能实际参与。在此后的南北和谈，他显得非常关心。1912年1月2日，他刚就任临时大总统，即致电伍廷芳，“请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10]（第6页），足见他对议和的进展十分关注。
孙中山此时的中心思想，在于争取共和政府早日成立。因为他在欧美从事外交、借款活动，均很不顺利，原因就在于革命的中央政府尚未建立，外交承认自然无从谈起，借款更无从着手。而当时要解决的燃眉之急是财政困难，别无办法，惟一的指望就是向外借款。至于如何才能使国家早日统一，建立共和政府，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党人实际上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筹划北伐，用武力统一中国，在摧毁旧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政府；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和谈，争取袁世凯倒向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再举袁氏做大总统。基于这种策略，孙中山对议和并不反对，对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也很赞同。他的态度是，总统可以“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簿［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的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11]（第547页）。
前已提到，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孙中山反对议和的观点。这种观点，实导源于1917-1919年间孙中山自撰的《建国方略》。其在《有志竟成》一节中说，当1911年12月回到上海时，中外各报皆说他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他的回答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12]（第246页）这段话因为是六七年后的回忆，不十分准确。查对孙中山当时与《大陆报》主笔谈话，明显有较大出入，孙当时是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耳。”[11]（第573页）如果把六七年后说的话作为孙中山反对议和的依据，显然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如果全面考察议和前后孙中山的言行，恰恰表明，孙中山不是反对议和，而是赞成和议的。对于举袁世凯当总统，孙中山也始终表示支持。先拿议和来说，他在回国前，对议和即持赞成态度。1911年11月21日，他与《巴黎日报》记者谈话时即表示：“现在革命之举动，实为改良政治起见，……以平和手段促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1]（第562页）12月21日，孙中山到达香港，又对胡汉民、廖仲恺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为也。”[11]（第570页）孙中山归国之后，几天之内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第二天就致电袁世凯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10]（第5页）1月14日，孙在复直隶、河南谘议局电中重申：“临时政府惟一目的在速定共和，本总统受职誓言，即以专制倾覆，民国成立为解职之条件，……南北既可调和，则生灵免于涂炭，不分畛域，自是平等之本怀。”[10]（第20页）1月29日，在复伍廷芳电中复强调：“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共和之目的。”[10]（第50页）这一系列言论表明，孙中山对议和是一贯赞同的，如能不劳兵力，实现共和，可为世界开一未有之先例，何必用兵。
再来看选举袁世凯当总统。早在1911年11月16日，他就致电民国军政府表示：“总统自当推定黎君。惟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11]（第547）这时南北和谈尚未开始，只是黎元洪在11月12日复袁世凯的信中有此表示，目的在争取袁世凯倒向革命，所以孙认为只要合宜也是可以的。后来回到香港，在和胡汉民等谈话中，他更进一步表示：“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1]（第569页）。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孙中山对举袁世凯之得失利弊是经过深思熟虑，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在12月29日被各省代表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因怕袁误会，当天即致电袁世凯表白：“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11]（第576页）袁世凯果然因孙被举为临时大总统而深表不满。孙中山又于1912年1月2日复电袁世凯再次申明：“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10]（第5页）后来，在具体讨论议和条件时，袁世凯还是有些担心总统落空，孙中山又做了多次重申，强调“推袁一事，始终出于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10]（第38页）。这些言论一再表明，孙中山为了以和平手段，达共和目的，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始终一贯。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孙中山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诺言。
当然，孙中山并非一意寄望于和谈，对武力统一同样有所准备。如在1912年1月初，即拟订了六路北伐计划，并致电陈炯明：“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10]（第7页）到了1月下旬，由于在讨论清帝退位时一再拖延不决，孙中山担心和议破裂，复致电黎元洪做好北伐准备，指出“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可忽”[10]（第41页）。在致伍廷芳电中则说：“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今曾提交参议院，尤极愤激，誓以同心共去共和之障碍。”[10]（第43页）当时真要开战，最大的困难是财政问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穷乏到了极点。孙中山在致陈炯明电中对真情有所吐露，他说：“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10]（第41-42页）当时在无款可筹的情势下，为了弄到借款，曾努力向日本财界求助，甚至不惜以出卖东三省权利来换取日方的支持。在接洽借款中，孙对日本三井物产公司派来之森格说：“革命政府的财政穷乏到了极点，假如军队财源不能尽快解决，将完全到达破产境地。万一此数日内没有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则将陷入许多军队离散，革命政府瓦解之命运。”[13]（第106页）由于财政极端困难，北伐只是一句空话。因此，在当时情况下，只有议和，解决清帝退位，建设共和政体，才是较好结局。孙中山赞成议和，情愿让位于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三、议和的成败得失
关于南北议和的成败得失，前人有不认议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与袁停战议和，是否应该？假如不与袁议和，革命是否会有更好的结局？
为了辩明上述问题，首先有必要做点理论探讨。停战议和就是与敌对势力妥协。多年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妥协成为与革命对立的贬义词。实际上，不加分析地对妥协一概否定，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妥协通常有两种：一味妥协求和，不讲原则，这类妥协当然必须反对。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根本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谋求暂时妥协。这种妥协则是允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了求得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平息国内叛乱，苏维埃政权代表曾与德奥集团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尽管因此丧失了大片土地，却使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摆脱了国际战争，使新生的革命政权得以保存下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生存，对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争取抗日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妥协都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妥协，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应予肯定。
辛亥革命时期的停战议和，对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也是一种有原则的妥协。这个原则就是民主共和。民主共和是当时的历史潮流，是革命党人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议和中，革命党人始终坚持实行民主共和。最后，通过南北议和，也实现了民主共和。应该说，这对革命党人是个很大成功。由此在中国大地上最终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实现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飞跃，大大地把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停战议和，国内许多地区的战火得以停止，遏制了战火向其他地区蔓延，因此避免了战争的巨大破坏，使广大人民减少了战争灾难，无疑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带来了许多好处。这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益的。
战争是一场生死之争。敌对双方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势必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战争本身造成的将士的死亡，物力的消耗，不用说是十分巨大的，甚至是无可挽回的。由于停战议和，人力物力的损失自然因此大量减少。这也是非常明白的。
停战议和无疑是敌对势力之间的一种妥协。既然妥协是双方的，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在这种情势下，对革命党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不少后遗症。辛亥革命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反封建不彻底。除了给清朝皇帝满蒙贵族势力以许多优惠外，最大的祸害就是使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得以保存下来，并窃据要职，继续欺压人民，致使革命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华民国仅保留一块空招牌，还招来了1915年和1917年的两次帝制复辟。而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这股北洋军阀，后来经过多次斗争，直到1928年，通过大革命才最后消灭。
如果不停战议和，辛亥革命是否会有更好的一种结局？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上做分析。实事求是来说，当时封建势力已经腐朽透顶，清朝统治已经人心丧尽，要推翻它是大势所趋。它必然垮台，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势力是一种新生力量，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有强大生命力。但在当时仍很弱少，无论在军力、经济力以及社会影响上，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压倒反动势力的地步。这就导致妥协的必然性，只可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不可能经过一次斗争就把封建势力彻底摧毁。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复斗争了近50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复斗争了80年；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包括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前后也延续达90年。中国的革命党人当然比英、法、美资产阶级势力更弱少，又何可能靠一次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呢？何况，当时外国的侵略势力都支持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资产阶级上层也在为袁帮忙。因此，依据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妥协具有必然性。如若革命党人不顾时势，反对妥协，势将如孙中山估计的，革命势力会立刻瓦解。假若出现这种局面，革命很可能以失败告一段落。其结局将会更坏。诚如孙中山后来说的，“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14]（第126页）。
收稿日期：200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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