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日本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年代初论文,金融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90年代初“投机泡沫”的破灭，日本金融体系现在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大多起因于80年代末景气时期日本主要金融机构实施的过度扩张政策，其中也包括各金融机构所推行的货币扩张政策。本文既展示这些问题的主要方面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论及当前金融体系变革的态势及其与规管部门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还将对日本金融体系在未来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实力和稳健性做出判断。
一、宏观经济背景
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肇端于80年代后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因此，要了解日本90年代的金融体系，就必须考察一下当时的宏观经济背景。众所周知，在80年代日本的利率长期在低价位徘徊。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金融当局采取了降低贴现率政策；在大约一年之内贴现率降至2.5%，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较低的贴现率持续两年后，金融当局才于1989年恢复紧缩银根的政策。在这一时期，货币供给增长率高达10—12%，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4—6%。
低利率政策即鼓励了资本市场筹资的扩张，也使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和不动产市场，股票和地产价格一路上扬。导致股票价格和地产价格上涨是形成日本金融体系现存问题的关键。如表1所示，在1985—1989 年间，东京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额翻了五番，上市公司通过股票筹资的资本总额增长了10倍以上。1989年末股票价格升至最高价位时，东京交易所股票交易额已高达611万亿日元，居全球之冠，而按当时的汇率计算， 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额仅为438万亿日元。
表1 东京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量资料 （单位：亿日元）
年份日均交易额上市公司扩股筹资额
1983 1778 8017
1984 221310431
1985 2647 8591
1986 5587 8725
1987 896230130
1988 1024647823
1989 1308588468
1990 716737924
1991 4354 7510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鉴
自1986年后，地产价格也升势迅猛。不动产业的繁荣以及地价的不断上涨，提高了赖以申请抵押贷款资产价值和借贷者的资信程度。资产膨胀严重扭曲了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的资源配置，最终导致了90年代初日本金融机构所爆发的许多问题和丑闻。
1986年，日本金融当局解除了对储蓄利率的规管政策。解除规管将抬高资金成本，基于这种预期和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各银行纷纷重新调整它们的经营行为。在1973—1975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进入了缓慢增长期，由于投资机会减少，大企业纷纷削减贷款数量。此外，由于80代解除规管措施的出台，工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筹资的数额也大大增加。股标价位较高且一路上扬，促使工业企业以发行股票来筹措长期资本。自1975年开始，银行的利润幅度（即流动资产的收益减去资金成本）骤然下降。为扩大贷款数量各银行间相互竞争。它们推行贷款扩张政策，一方面旨在增加利润，另一方面旨在扩大贷款市场份额以便渡过解除规管后的难关。从事后看，当年，为了争夺新贷款客户各银行无所不以其极，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谓史无空前。
二、银行的贷款行为
在这样一种宏观经济背景下，银行据以提高放款活动的贷款市场有五个：一是中小型企业，二是个人，三是不动产行业，四是金融业，五是海外投资。有数据表明，在过去的16年间日本主要银行在各贷款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如稍后行将论述的那样，大金融机构向这些贷款市场的贸然扩张，是90年代初日本金融体系面临诸多问题的主要根源。
日本的银行分为五类：一是长期信贷银行（3家）， 二是信托银行（7家），三是城市银行（11家），四是地区银行（64家）， 五是地区银行的二级会员行（68家）。在过去，长期信贷银行和信托银行主要向大工业企业提供长期贷款。在1975年前的高经济增长期，制造业企业是它们的最大客户。但是，当转入低经济增长期以来，来自于传统客户即大型制造企业的长期贷款需求数量大为减少。在传统的金融制度中，企业界的借贷行为与受管制的利率没有关联。这样，长期信贷银行便具有向它们发行银行债券以筹措长期资金的独家专营权。信托银行也是如此，只有它们才享有向用户提供信托服务的资格。解除规管措施扫清了过去银行间的竞争壁垒，因此，这些银行要想适应解除规管后的经济环境，就必须重新设计它们的贷款政策。
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是城市银行的基地，它们的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城市银行长、短期贷款兼做，其客户中有许多大企业。解除利率规管后资金成本上升，这样，为维持较高的利润幅度，城市银行也积极地修正了它们的贷款模式。在80年代后期，城市银行争取到了一些新用户，并在主要贷款市场上占有较高份额。
各县区是地区银行和二级地区银行的基地，其中也包括其分支机构所覆盖的毗邻区域。中小型企业是它们的主要客户。几年以前，地区银行的二级会员行已经演化成普通银行：其中有的是专业银行，有的是中小型银行。
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日本五大类银行都相应地调整了它们的贷款策略，其贷款的结构比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是各类银行都提高了向中、小型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数量。这是因为与向大企业提供贷款相比，向这些领域贷款的期望利润有可能更高些。特别是1986—1990年间，由于实施向高收益贷款市场扩张的政策，城市银行、信托银行以及长期信贷银行的贷款份额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这一轮贷款市场份额竞争中，地区银行及其二级会员行的“战况”不够辉煌；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它们以前在这些贷款市场中已经拥有了较大份额，在新一轮竞争中它们处于守势，主要是维护业已占领的市场。
二是居民抵押贷款结构比重发生变化。这种贷款以地产作抵押，而大城市地产涨价幅度最大，所以，城市银行在提高此类贷款业务中最活跃。1990年，在全部城市银行的贷款组合中，居民抵押贷款项与制造业贷款项基本持平。大城市土地价格上涨速率快，是城市银行在抵押贷款市场力克地区银行的优势所在。
三是不动产业贷款结构比重的变化。80年代后期，各类银行都显著地提高了向不动产业的贷款数量。就提高速率而言，长期信贷银行、信托银行以及城市银行等大型银行最令人注目。然而在1991年，各类银行不动产业贷款比重均呈下降态势，其下降幅度比80年代后期的增长幅度还大。无庸置言，80年代后期大银行向不动产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也是日本90年代金融体系面临严峻形势的作用力之一。
四是金融保险业贷款的结构比重。各类银行都提高了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以价格昂贵的不动产为抵押物，转手放出了大量不动产贷款和居民抵押贷款。与一般银行相比，长期信贷银行和信托银行此类放款增长速率尤其高得惊人，因为这两类银行的分支机构比一般银行少得多，难以直接触及零散的借贷客户。为了扭转劣势，抵补大企业贷款需求量的下降以及在新的贷款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增加向非银行机构的贷款是这两类银行的必然选择；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说，由于地价和股票价格持续上涨，它们所需的贷款数额也有增无减。但是到1991年，向非银行金融业提供的贷款数额已经下降。
三、地价与股价是主要因素
上涨的地价和股价提高了借贷者的资信水平，这是银行向上述各行业增加贷款的基本条件。过去乃至现在，日本银行只以抵押方式向外贷款。金融当局也鼓励银行坚持抵押贷款原则，并实行定期检查制度。这一原则是日本金融体系保持稳定的基础。
所有银行贷款可以分为三类：抵押贷款，第三方作保的贷款，以及无担保的贷款。抵押贷款在长期信贷银行和地区二级会员行的贷款组合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因为长期贷款和向小企业贷款信用风险较高。在90年代初，由第三方作保的贷款在信托银行和城市银行的贷款组合中分别占35%和32%，在全部银行贷款组合中的平均比重约为26%。无担保贷款在一般银行（商业银行）的贷款组合中占20—40%，在信托银行中占40—50%。海外贷款通常实行无担保制，而无担保贷款总额中包括了海外贷款部分，所以，在国内市场上无担保贷款的比重对大银行来说其实是很小的。
土地是可资抵押的最重要资产。图1可以显示， 不动产是抵押贷款的主要来源。图2展示了在贷款总额中不动产抵押贷款所占的比重。 依两图可见，长期信贷银行和信托银行的比重下降很快，这说明两家银行向大企业提供资本的竞争位势在不断弱化。
图1 各银行不动产抵押贷款占全部抵押贷款的比重
图2 各银行不动产抵押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
二战后，除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1976年和90年代初以外，日本的土地价格一直在持续上涨。人们普遍认为地产业利润最高，土地是最值得长期持有的无风险资产。如前所述，在1986—1989年期间日本地价的上涨幅度可谓空前绝后。土地可资抵押贷款，因而，土地升值便提高了借贷者的资信程度；这些借贷包括中小型企业、个人、不动产业，以及转手向不动产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银行都乐于向前面提到的贷款市场挺进的基本原因。
由于80年代后期贷款市场竞争激烈，旨在降低信贷风险的抵押贷款原则便偏离了航向：借贷者感到只要有土地可资抵押，贷款的多少便不在话下；地价永远不会下跌：当时所谓的“土地神话”信念是人们从事决策的依据。在80年代初期，按地价市场价格的6—7成提供抵押贷款，是各家银行的通行惯例。然而到80年代后期，当人们意识到地价已达上涨极限时，完全按市场价格提供抵押贷款便成为各家银行的惯例。以这种方式提供贷款风险显然过高。原因是，如果土地交易尚未进行或虽已进行但尚未终结，要准确评估不动产的市场价格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土地价格飞涨时期更是如此。然而，激烈的竞争迫使多数银行只能按此规则办事。当土地作为极其重要的贷款抵押物与银行的贷款行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它便成为实现金融市场稳定的锚地。这样，当90年代初土地价格意外暴跌时，就必然对金融体系造成严重伤害。这无疑是危及日本当前金融体系运作的最重要因素。
当然，股票价格骤降也使在80年代后期涉入股市、积极从事交易的证券公司和企业陷入了困境。但是，统计数据表明以股票为抵押物的贷款比地产要少一些。因此从总体上相比较而言，股票价格下跌对金融体系的损害及纠葛程度要比地产价格下跌低一些。但是也必须看到，股价暴跌会通过两条路径严重地影响金融体系的运作：一是许多证券公司难以运转，二是使法定银行自有准备金的数额受到影响。
四、泡沫破灭后的困境
地价飞快上涨，打破了人们购置自有房产的美梦，民怨四起。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日本银行开始于1989年实施银根紧缩政策。日本金融当局在一年之内五次提高贴现率，使之从2.5%升至6%，同时对不动产交易的贷款也做出了限定。此外，还通过了一项对大土地占有者课税的法规，旨在抑制出于投机目的的土地占有。结果是到了1991年10月，年货币（M[,2]+CD）增长率下降到2.1%。从1990年初开始， 股票价格也开始急剧下降。
土地价格不再上涨并于1990年开始下降。不动产市场的实际状况要比土地价格统计所描述的糟糕得多。由于求方短缺，不动产交易量急剧下降。因而，即使是大幅度折价，仍有大量的不动产难以脱手。其结果是，大量的土地和不动产抵押贷款对借贷双方而言均处于呆滞状态。
在资产市场疲弱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中，一位曾在80年代后期频繁从事股票交易的酒店女老板单方违约的个案最为昭著，其案值高达4300亿日元。向该老板提供高额贷款的单位是一家最大的长期信贷银行，即日本产业银行。它因过去一直仅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在金融界享有盛誉。当这一事实被披露后，了解这家银行过去贷款政策的人们无不为之震惊。日本产业银行被深深地卷入此案中，这是长期信贷银行为了获得高额收益而改变政策转向私人贷款市场的生动写照。这家银行一向对客户资信水平审查较严，在同业中信誉度较高；该老板与这家银行并系密切关能申请到大量贷款，无疑向其它金融机构发出了一个资信度高的信号，于是，其它金融机构也纷纷向她提供巨额贷款。此外，她还以这家银行发行的信用债券为抵押物向该银行申请贷款，因为这对该银行来说是毫无风险可言的。
日本金融机构崇尚抵押贷款原则，因此，持有无风险抵押物的人申请贷款并不是一件难事。正因为如此， 她才能够与东洋信贷（ Tohyo Shinyo）银行的雇员串通一气，以假存款证明从其它小银行、 信用社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骗取到大量贷款。该女老板行骗的动机是为了实现融资时间差的平稳过渡，她原以为股票价格还会持续上涨或下跌后仍会反弹。但事实是股票价格一跌再跌。而她以假存款证明从存款银行骗取的贷款额已经高达2520亿日元，她从其它金融机构骗取的贷款数额也大致与此相同。丑闻发生后，其它金融机构纷纷向东洋信贷银行提出索赔要求。因为据以向该女人提供抵押贷款的存款证明是由东洋信贷银行出具的。由于它所出具的假存款证明比它的总储蓄额还多，东洋信贷银行几乎陷入了绝境。就呆死帐数额而言，损失最惨的是东洋信贷银行，而不是日本产业银行。
由于地价下跌，与不动产和居民抵押有关的贷款银行损失更大。不动产业的许多企业已经破产；还有许多企业一俟银行的有关决策出台便会宣布倒闭；不用说，80年代成长迅速且相对“年轻”的不动产企业的境况最糟。所有金融机构都因地价下跌而或多或少地蒙受了损失，而那些勇于向新贷款市场扩张的金融机构损失更大。在80年代后期，这些勇于扩张的银行由于利润丰厚曾一度被看作是无规管市场上的典范，而那些保守的银行却受害最轻。长期信贷银行、信托银行和某些城市银行当时最勇于扩张，因而，呆滞贷款最多。向不动产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放款越多，则呆死和烂帐的贷款就越多。
对日本银行所持呆帐和滞帐贷款数额估计的说法很多。据日本大藏省于1992年4月23日披露，长期信贷银行、信托银行、 城市银行所持的呆滞贷款额已达7—8兆日元，其中，有可能转为烂帐的呆死帐有2—3兆日元。二者在这些银行357兆日元的贷款总额中分别占2.2%和0.8%。 根据大藏省的通告，呆滞贷款比重低于1 %并不会给金融体系运行带来较大障碍。但这一通告否认了几组对呆滞贷款估计过高的数据，目的在于强调日本金融体系运行的稳健性。
所谓滞帐（Non－Performing Loan）是指利息挂帐超过6个月以上的贷款。如果银行乐于向借款者提供为数相当于挂帐利息的追加贷款额，则滞帐仍可视为良性贷款。基于此，对贷款损失的估算还可以做一些较为乐观的调整。据某一权威性杂志披露，所有银行（包括储蓄银行和所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滞帐总额为29兆日元，占其贷款总额的5.5 %。其中，城市银行为11兆日元，占其贷款总额的4%； 长期信贷银行和信托银行各为5兆日元，分别占总额的9.1%和15%；地区银行4 兆日元，占3.3%；地区银行的二级会员行是3兆日元，占6%； 其它信贷银行是1兆日元。根据银行界披露的有限信息来判断， 贷款损失数额甚至会更小一些。但准确的估算数据目前尚不可得，况且，它也要取决于未来地价和股价的走势。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日本的金融业贷款在90年代初蒙受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五、金融当局对此的反应
以假存款证明骗取贷款是危及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元凶。但是，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复杂且矛盾的利率体系以及在法律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因素，短期内很难解决。例如，东洋信贷银行无疑具有签发真实存款证明的责任，但由于其内部管理混乱，第三方根本无法鉴别其所发存单的真伪性。但是，其它金融机构受理数额如此之大的存单抵押而未与签发银行核对其真伪，也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另外，它们以其它银行的存单为抵押物对客户实施宽松的贷款政策，这也是咎由自取。目前，各方在严格的监督下，正就如何分摊损失份额问题举行谈判。
最后，规管当局决定将东洋信贷银行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在历史上与东洋信贷银行具有紧密联系的大型城市银行，即三和银行来兼并接管；另一部分由其它22家同一领域的城市银行接管。其它大型债权银行，如日本产业银行、富士银行已经将70%的贷款做了烂帐处理，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将其贷款额的42%一笔勾销。政府对烂帐处理的款项实行税收豁免。日本产业银行以低息向三和银行提供了为期10年、为数1000亿日元的扶持性贷款。作为支持和馈赠， 存单保险业向三和银行提供了200亿日元的援助。
这是金融当局为避免金融秩序混乱而对危机银行实行救助的一种新举措。这种决策安排表明，如果没有其它金融机构的参与，即使是大型城市银行对身陷囹圄的小型金融机构也是爱莫能助。这种做法展示了日本在金融市场重组金融机构的另一种模式，而且受到了规管当局的青睐。如果将来某一大型银行资不抵债且必须采取干预措施时，规管当局很可能依此如法炮制。
鉴于银行破产并无先例的国情，如果存单保险业由于资金短缺和管理能力有限而无力向储户直接支付存款的话，则这种模式将是避免金融市场出现骚乱的可行选择。但是，这种做法对金融机构来说也许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其成本最终要由纳税人承担。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决策，而对金融当局来说，怎样才能构筑一种新制度来救助危机中的银行，从长期看仍是一个最需关注的问题。
六、金融市场改革
自投机泡沫破灭以来，股票市场上的许多金融丑闻并未见诸于世。对大客户交易损失给予补偿的根本原因，是经纪人收取的费用额受到了限制。此外，股票交易中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道德的行为，但局外人很难察究个中的奥秘。事实上，很多股票市场上的丑闻均与无效、扭曲、陈旧过时的行政规管政策有关。80年代后期产权股本供给过剩，而市场回归到均衡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赖，市场改革势在必行，当然也包括解除对经纪人收费标准的限制。最近，日本政府曾间接地试图推动股价回升，但每一次尝试都不尽人意。加速解除对证券业诸多限制的进程，将是推动股票市场复苏的捷径。
所有证券公司目前的财务形势都十分严峻，它们大多亏损运营。中、小型公司资产不足，也许很难坚持到市场条件改善的那一天。以行政管理交易方式重组这些公司具有很高的可行性。新的金融改革法规将允许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但必须由银行自己出资新成立一个证券分支机构来单独运作。但到目前为止，金融当局尚未允许新成立的证券分支机构介入经纪人业务；至于何时才能允许它们全方位地开展此类业务，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至少从目前看，银行涉足证券业务已经无利可图，原因是新成立一个证券分支机构成本太高。鉴于此，允许银行兼并或合并某些运行欠佳的证券公司以达到涉足证券业务的目的，便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政策选择。这种做法，由于启动成本低，银行可迅即开展证券经营业务，弊端是背离了金融市场改革的初衷，引发了很多敏感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都是金融市场改革过程中一种可行的方案。
不管在何种条件下，银行救助不良证券公司能力的大小，都是防止金融市场出现混乱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是，则股价的强弱又反过来成为决定银行救助能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七、日本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与竞争能力
尽管日本金融机构贷款中的呆死帐很多，但是，它们从中也汲取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应付完全解除规管后的金融态势是十分有利的；现在，日本金融机构正在大力整合其经营战略。在原金融体系下，由于受金融当局的管制，银行间的经营行为是相互模仿、亦步亦趋。雇员们之所以非法经营或违背职业道德，多半起因于各家银行实施相似的经营战略，若经营战略趋同则恶性竞争在所难免。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当其它银行在新的贷款市场上瓜分丰厚的利润时，想单独让哪一家作壁上观是不可能的：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使经营者们对雇员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他们早已将银行作为一个组织应承担特殊社会责任的基本训条置于脑后。
在新的解除规管的金融体系中，各金融机构独立制定政策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日本金融界当前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原体制滋生道德风险的一个例证。当前所处的困境是推动解除金融规管进程的大好时机。摆脱目前困境的最佳方式，一是减少政府的干预，二是增强公共舆论的透明度。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银行自行决策、自负其责的新规则。
历经本次危机后，政府金融制度调查委员会提出了六项校正措施，以促进金融秩序的恢复和金融信誉的稳定。1.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制度；2.增强信息透明度；3.提高银行自有资本额度；4.加强金融权威部门的监督职能；5.建立合理的存单保险制度；6.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运行的稳健性。金融机构应当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设法重新赢得人们的信赖；为了促进金融市场实现公平有序竞争，政府也应当就金融制度改革问题制定一些新法规。
尽管金融和不动产业出现了较大的运行障碍，但日本的产业经济在90年代初增势未减。其它部门的许多企业由于在80年代后期能以较低成本筹措资金，已经为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际投资。80年代后期的正面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它有利于促进未来实际国民经济的增长。日本国民经济根基雄厚，是其金融体系仍能稳定运行而不存在较大风险的根本原因。
诚然，在呆帐问题尚未解决之前，由于存在着大量滞帐和烂帐贷款，日本银行无疑要渡过一个利润率较低的非常时期。但是，这不会直接动摇其金融市场稳健运行的根基。日本银行也许难以象80年代后期那样迅速地扩张贷款，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金融体系的竞争实力便受到削弱。过去，美国银行由于向不动产业和海外扩张也曾蒙受过巨额损失，有过几次与此相似的经历，但美国金融体系并未因此而在国际竞争中一蹶不振。
经济波动在所难免。日本金融体系在国际竞争中的未来态势，要取决于日本是否能从过去的痛苦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是否能在前进中建立起一个新的金融制度。这种金融制度一方面要在自负其责原则指导下允许各金融机构间展开竞争，另一方面要尽量满足公众需求，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
译者：卢昌崇
※本文曾发表于《一桥大学商务与管理学报》，27卷， 第1 号， 1992年10月，本刊重新发表时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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