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50年内，台湾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占据台湾后，先是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从台湾输入蔗糖与稻米，向台湾输出工业品与消费品。193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后，台湾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基地”，战略地位上升，殖民当局乃极力在台湾发展与战争相关的重化工业，台湾的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至1940年代，重化工业的产值已超过农业与轻工业的产值。台湾学者张宗汉认为，1935年以后，台湾已是处于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至1942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开始超过农业产值，台湾已是处于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成为一个“半工业化、半农业化”的社会。① 张宗汉的研究是基于统计数字的经济结构分析，因此被许多人接受，当前，此一结论已经被写入台湾中学的教科书。然而，如果我们把此一经济结构置于历史的脉络之中与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下，将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经济成长的自然结果，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榨取台湾人民以“奉仕”其侵略战争的一个行为，它给台湾人民带来了许多灾难。本文将把1930年代以后的台湾经济置于“日本帝国”的战争机器之中，来观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台湾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
一、台湾“工业化”与“大东亚共荣圈”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性的经济恐慌中，日本的农业也发生慢性危机，殖民当局乃限制台湾农产品输日。其次，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南亚找到倾销工业品的市场，从东南亚攫取比台湾成本更低的米和糖，输入台米和台糖对日本帝国主义反而不利，② 因此，殖民当局乃决定在台湾发展工业。1930年11月，台湾总督府召开“临时产业调查会”，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日本为主、台湾为辅”的工业发展政策，并提出在日月潭水电站完工后台湾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但其后并未有实质性的实施。
1935年10月，台湾总督府又召开“热带产业调查会”，相应于日本海军的南进行动，“热带产业调查会”的宗旨已突出“台湾的南进据点化”。台湾总督府在说明“热带产业调查会”的主旨时说“鉴于（本岛）这种地理位置，应该对本岛产业开发付出更多努力，同时，与这些南支、南洋地方在经济上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寻求贸易的伸展。……本府有鉴于此，于昭和五年召开临时产业调查会，究明岛内产业应走的方向。这次更设置热带产业调查会，……检讨南支、南洋地方的贸易及其他各般事项，与岛内产业、交通、文化等各方面的进展相互配合，以举近邻共荣之实。”③ 从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时起，台湾因其和华南、南洋相近的地理位置，一直被视为南进的跳板和基石。进入30年代，日本积极备战，台湾的战略位置更形重要，在台湾“工业化”的构想中，南进遂被置于核心地位。但由于台湾缺乏自然资源，上述“工业化”设想难以进入具体实施，热带产业调查会后，殖民当局仅组织了“台湾拓殖会社”，而重化工业的设想则被日本财政当局否定。④
如果说，临时产业调查会与热带产业调查会之“工业化论，仅能视为拟将导入工业化之拟议而已。”⑤ 那么，30年代中后期日本积极备战中，尤其“七七事变”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工业化”问题遂变成日本军国主义战时经济体制下生产扩充与战争动员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被定义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南下基地与后勤基地。1936年9月，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实施“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的治台方针。相对于日本陆军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和朝鲜的资源掠夺，日本海军则积极主张南进政策，以掠夺南洋丰富的自然资源。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时，殖民当局也鼓吹“南方共荣圈”；“工业化、南进基地化”遂具体化成“台湾工业的南进据点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台湾总督府于1941年10月27日召开“临时台湾经济审议会”，台湾总督长谷川清说明“审议会”的宗旨是，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内，“必须确立以日满支为根干，包括南方各地方在内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以此推进高度国防国家的完成，”“为了达成这个新使命，除了加强农业生产之外，工业的大幅振兴，即本岛的高度工业化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换言之，为了推进我们的南方政策，本岛的工业化是不可或缺的条件。”⑥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台湾的“工业化”即以军备工业为核心。如果说小林跻造等人的“工业化”政策尚以战争期间台湾与日本交通断绝，台湾经济自足为目标，那么，“七七事变”后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的“工业化”就被纳入日本的战争动员以及以军备工业为核心的生产扩充体系之内，并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中的一环。
30、40年代台湾的“工业化”以日月潭水电站的修建为枢纽，⑦ 该水电站竣工后，由于电力丰裕，乃兴建了一些电解铝、合金铁、制碱、化肥等重化学工业。但台湾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地区，许多原料要取诸于“大东亚共荣圈”之内，下表是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的主要企业及其原料来源：
说明：日据时期台湾通货为台湾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该券称“元”，与日元同值。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献中，有时称“元”，有时称“日元”；在日本文献中也同样如此；在光复后的台湾文献中，有时称“元”，有时则称“台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据时期台湾的“工业化”，是紧紧嵌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内的，日本及台湾殖民当局企图在“大东亚共荣圈”内“由南方输入原料，而由台湾输出工业品”。但由于战事吃紧，运力不足，被占领的南方地区人民的反抗等原因，并不能如日本及台湾殖民当局所设想的那样顺利地将原料“送还”日本及台湾，台湾的“工业化”乃遭遇原料不足的瓶颈。殖民当局在1939年以后实行“旧铜废铁配给统制规则”，在岛内回收废铁，乃至打捞沉船，不一而足。
二、台湾“工业化”与战争动员
“工业化”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的事情，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的资金无非是本地资金、日本资本和殖民当局资金这几个来源。以下对这三个来源进行分析。
首先看本地资金，这又分社会资金与土著资本两部分。据张宗汉研究，1937-1938年，台湾人劳动者家庭的收支，每人每月的收入平均为13.60台元，而其实际支出为14.07千台元，尚不足0.47千台元。⑧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无法筹集“工业化”资金。土著资本方面，确实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但台湾的土著资本并不强大，且传统上投资于土地与制糖业，在重化工业方面的投资不大，据研究，其投资仅占“工业化”资金的百分之八、九。
其次来看日本资本的状况。我们把这个问题置于当时“日本帝国”战时经济的框架内加以观察。实际上，30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需要大量的军备物资。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不足的国家，二战前，它在铁矿石、废钢铁、原油、皮棉等原料上严重依赖美国，并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许多物资。当美国等国家切断其进口后，日本就只能依靠本土与殖民地的资源来进行战争物资生产。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就加紧在殖民地投资以掠夺当地的资源。
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包括其本土、殖民地台湾、朝鲜，库叶岛南部（北纬50度以南），租借的关东州（辽东半岛），托管的一些南洋群岛以及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其中，东北地区和朝鲜的煤铁资源对日本的战时经济来说可谓生死攸关，库叶岛则主要提供木材和纸浆，南洋群岛提供热带物资。而台湾，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相对而言，其在“日本帝国”内的资源地位并不重要。甚至，台湾赖以发展电化学工业的水资源也不能和东北、朝鲜相比。以朝鲜为例，1930年，朝鲜发电总功率为17万千瓦，1935年为43万千瓦。而1929年台湾的发电总功率为4万千瓦，1931年日月潭水电站决议复工时，计划发电量10万千瓦，远远落在朝鲜后面。台湾发电量达到高峰的30及40年代，其发电总量还比不上朝鲜的一个长津江发电站的发电量。因此，日本的战时经济，本土之外，以东北和朝鲜为重。从20年代起，日本就在东北的鞍山、本溪，朝鲜的兼二浦投资大规模炼铁业，20年代，日本从东北和朝鲜输入的生铁就占其需求的12％。日本学者说“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经验教训表明：殖民地作为原材料和中间基地，对扩大随重化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钢铁最终产品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在独立于英美自立化的同时，推进殖民地的开发，其成败与否事关日本的生死存亡。”⑨ 这里的殖民地，指的是东北和朝鲜。
因为东北和朝鲜对于日本战时经济的重要性，日本资本大规模投资于此，除了上述炼铁业（满铁投资鞍山，大仓组投资本溪，三菱投资兼二浦等），低廉的电力、低廉的地价、低廉的劳力，吸引了大量日本民间资本，建立电化学工业、精炼矿业、轻重工业企业。“七七事变”前后，华北、内蒙的煤铁资源亦成为日本重点掠夺对象，以下是二战时期日本投资殖民地状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战时日本殖民地投资的重点为东北、华北、朝鲜，⑩ 台湾则为次要地区。在上表对台湾的投资中，包括许多从日本拆卸到台湾的旧机器。日本本土加紧重化工业和军备生产，一些次要工业，如纺织、铅笔制造、酱油等民生用品企业都移到台湾。一些重工业，如机器修造（以制糖机器修理、船舶修理为主）使用的都是从日本移入的旧机器，它们作为固定资产，在日本对台湾的投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流动资金等等方面留有很大的缺口，需要总督府来加以填补。
总督府采取的手段就是加税、通货膨胀、强迫储蓄，强制认购公债等方式，竭力从台湾人民身上搜刮资金，然后指定贷给军需工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本国以“事变处理”为名，增加“临时利得税”，该税于1935年4月适用台湾。“七七事变”后又有“支那事变特别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为“台湾大东亚战争特别税”。1941年11月，则施行以间接税为主的大幅增税。
强制储蓄是作为“皇民化运动”的一环来实施的。强制储蓄先定出每一公司或工厂、各州厅再至市郡街庄的储蓄总额，然后分派到每个人头上。储蓄额1938年是5000万日元（实际为1.8亿日元）；1940年为2亿日元；1942年为3.5亿日元；1944年为7亿日元。储蓄分普通存款与“爱国存款”两种。所谓“爱国存款”不能自由提取，1937年“爱国存款”占存款总额的1.1％，而1940年竟已增至45.1％。除了强制储蓄，殖民当局还实行“缴出黄金”运动，强制收买民间黄金。仅1938、1939两年就强制收买了6700万日元民间黄金。
巨额的强制储蓄一半用于金融机关购买日本国债，一半用于企业贷款。台湾金融机关认购日本国债的数额从1937年的1.03亿日元增加到1942年的2.79亿日元，达到金融机关存款额的一半以上。自1944年4月起，部分日本国债成为发行货币的保证，因此“此后，随着钞票发行的增加，日本发行的国债也跟着累积式的增加，起了使通货膨胀加速恶化性的作用。这不外乎是强化了隐蔽式掠夺政策的结果。”（11） 加速通货膨胀的做法还有银行的超额贷款，1939年以后，台湾银行（它在殖民地执行央行的职能）存款平均只能勉强达到存款额的三分之一，贷款的本金只得依靠增发钞票，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对台湾人民实行掠夺。
通过增税、通货膨胀、强制储蓄搜刮来的台湾人民的钱，除了分担日本军国主义的军费以外，按照“临时资金调整法”（1937年10月在台湾施行）、“银行业资金运用令”（1940年在台湾施行）的等法令保证军需工业所需之贷款。该两法令的主要内容在于当局统制资金，使得资金不能按经济规律自由流向安全或利润高的行业、部门，而必须由当局指定其投资用途。殖民当局制定的资金流向标准有甲、乙、丙三类。甲类为优先贷款对象，即军需工业及相关基本工业，乙类为甲类有余额时方可贷款（即一般工业），丙类为生产力过剩的企业，几无运用资金之权。三类企业贷款及自有资金的运用状况有如下表：
从上表来看，一般工业所使用的资金绝对量最多。张宗汉、涂照彦等学者对此的解释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军需工业在台湾仍属幼稚，短期内难以达到以制糖业为主的一般工业的规模，使用资金就小。但从资金的增加趋势看，是甲类稳步增加，乙类渐减，特别是金融机关的贷款，当局的控制力度大，贷向甲类的速度增加更快，表明了当局扶持的倾向。
30年代台湾的社会经济本无多少盈余，在殖民当局如此的资金搜刮下，台湾经济必然遭受重创。
除了资金的掠夺，殖民当局的战时动员体系还进行物资统制。物资统制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对台湾米谷的控制。1939年5月，总督府公布“台湾米谷输出管理令”，规定台湾输出到日本的蓬莱米全部由总督府强制收购，然后卖给日本米谷会社。总督府的收购价格低于市场23％-25％，这样，总督府就攫取了输日蓬莱米的差价，其数额据涂照彦估计，1939年到1944年约有9307万元。更进一步地，从1939年11月起，将“管理令”推广到本岛食用的再来米上面，通过压低再来米价格，使它和战争期间飞涨的物价脱离。涂照彦估计，从1939年到1944年，总督府从台湾农民身上搜刮到3.4亿日元，这些钱成了推动“工业化”的有力杠杆。（12）
物资统制的其他内容，是通过“生产力扩充计划”，“物资动员计划”等加强物资统制，将居民的生活消费量限制到最低限度，限制设立新的民用事业，旧有的亦减少产量。殖民当局总督府内设立企划部主持物资的统制与配给。重要物资尽先配给军需工业及相关部门。由于钢材缺乏，战争期间，除军需工业外，其他部门未经规定者不得使用钢铁材料，该规定并延及机械铣铁，铝等金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外铁矿石等原料难以为继，乃尽力搜寻民间的废铜烂铁，甚至强制拆卸民用设备中的金属，竭泽而渔。所罗门群岛战役后，日本转入防守，台湾“要塞化”，统制措施更加严厉，物资器材均集中于钢铁、轻金属、电力、水泥及化肥等五项“超重点工业”。至战争末期，因盟军的轰炸、封锁，与日本的海运亦不能维持畅通，物资严重匮乏，乃紧缩与停止公私事业，人力、物力均转至战争急需的事业。
三、结语
综上所述，日据时期台湾的“工业化”就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殖民当局为侵略战争的需要所建立的一个军备工业。当时的台湾并不具备建立这样一个军备工业的资源条件、经济条件和财政条件，为建立这样一个军备工业，从1930年代中期起，殖民当局对台湾的资金、物资进行严厉的统制和压榨，台湾学者林继文认为，当年日本战争动员体系对台湾的压榨，已超出社会再生产能力。而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被绑上日本军国主义战车之后，成为盟军的作战对象，战争后期，除了民营企业以外，这个军备工业几乎被盟军轰炸殆尽，留下一个烂摊子。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日据时期台湾较可靠的统计数字截至于1942年，前述张宗汉的分析即以这些数字为基础。如果对战争后期社会经济在殖民当局竭泽而渔政策下所遭受的重创，对战争给台湾经济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也加以考虑的话，那么，这个“工业化”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更多的是灾难。
注释：
①张宗汉：《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65年5月。
②其时，台糖台米有赖于关税保护，始终能与东南亚低成本糖米在日本竞争。
③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答申书》，转引自小林英夫“从热带产业调查会到临时台湾经济审议会”，《台湾史研究一百年》，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12月。
④三日月直之《台湾拓殖会社とその时代》，页460。笔书房，东京，1993年。转引自许介鳞《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总批判》，台湾文英堂出版社2006年8月，第41页。
⑤⑥⑧张宗汉：《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65年5月，第74页，第55页，第46页。
⑦日月潭水电站于1919年动工兴建，1926年一度停工，1931年11月复工，于1934年竣工。
⑨山本有造“殖民地经营”，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双重结构》，三联书店1997年9月，第278页。
⑩应该指出的是，在对华北、内蒙的日本投资中，有许多是日本政府将被占据的中国工矿企业作为政府出资构成的。
（11）（12）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人间出版社1993年，第133页，第127页。
标签：日本军国主义论文; 台湾经济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朝鲜经济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殖民地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