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VS科学主义：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地理学论文,实用主义论文,取向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10)11-2059-11
修订日期：2010-07-06
1 引言
中国城市地理学近三十年来飞速发展，其成就有目共睹[1]。之所以有今天，除了客观上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研究背景之外，一批地理学家在城市研究领域开拓创新、占定领域并获得认可是关键因素。约翰斯顿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开篇即讲到，学科的划分其实并不是自然的结果。因为被研究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不是一些事先分割好的部分。一门学科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个领域天然具有存在的理由，而是因为传播这门学科的人占定了这个领域并不断进行再生产[2]。因此，学科领域是动态变化的，而维护一个学科的持续就要不断地向潜在的服务对象(sponsor)证明本学科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的妥当性，否则学科就会面临被“侵略”的威胁。
而今，城市地理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已经确立，研究群体日益壮大，研究方法、技术日益多样化，研究内容也不断推陈出新，整个学科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势。但另一方面，居安思危，也要思考中国城市地理学面临的潜在危机。学科环境在不断变化，研究人员的新老交替正在进行，学科内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博弈始终存在。在学科内外，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的领域竞合也日趋明显。如何确保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这首先涉及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存在价值是什么？谁是中国城市地理学的服务对象？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城市地理学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即应该生产什么样的知识以及为谁生产，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此之前，许多学者都曾对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过回顾和展望，但这些研究重在内容领域的整理[1,3-10]。作为补充，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梳理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进而对其研究取向进行讨论。这里主要参考了国内五个地理学学术期刊：《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从中抽取这些期刊自创刊以来至2008年末刊载的城市地理学相关论文1832篇进行了分析。由于涉及价值判断，以统计分析为主，未涉及对具体论文或作者的论证。对象论文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按年代整理，包括1980年代前11篇，1980年代228篇，1990年代450篇，2000-2008年1143篇。期刊的分布，则以《经济地理》807篇和《人文地理》544篇为多，其余三个杂志论文都在150-170篇左右(表1)。
表1 本文的分析样本分布
Tab.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papers on urban geography published in five geographical journals
期刊 1980前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8汇总
地理科学 0 15
28 106149
地理学报 11 28
37 100176
地理研究 0 5
33 118156
经济地理 0131 213 463807
人文地理 0 49 139 356544
汇总
11228 4501143
1832
对于城市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定义，本文按一般理解，首先将以城市为对象的地理学研究成果区分为“of the city”(直接以城市作为研究主题)和“in the city”(把城市作为研究尺度)的研究两类。后者同时也属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历史地理、社会地理、文化地理、旅游地理、GIS等其他学科。对其作者、署名单位及其个人简介的表述进行了甄别，将非明确从事城市地理研究的论文作者及其作品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漏掉一些交叉领域的论文，但使随后的分析结果相对清晰。因为学科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对学科的认同是区别学科领域的关键因素。此外，西方城市地理研究中，集镇、乡村是包含在研究范畴之内的，但国内一般是另作单独领域。本文这里仍从现状出发，在选择论文时权且未将乡村研究包含在内。
根据分析结果，首先对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以明确其传统取向，在此基础上再分析近年的学科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城市地理学价值取向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分析进行相关的讨论。
2 实用主义下的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兴起
1930年代就有地理学家发表了关于城市研究的学术论文[11-14]。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60年代，地理学者也曾陆续开展了城市地理的相关研究[15-17]。但是，城市地理学的兴起，则要归功于197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地理学者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在区域分析、城市体系、用地适宜性评价、城市性质、发展方向、城市规模、吸引范围、功能布局、重点企业和设施的区位选择等方面，地理学者的研究对各地城市规划的编制发挥了重要影响，并得到学界、政府和社会的认可[3，4]。以此为契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东北师大、华东师大等一些院校地理系，以及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各级地理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城市规划专业或城市研究中心(所)[8]，由此带动了中国城市地理学科的勃兴。1985年第一次全国性城市地理学术研讨会在无锡召开，许学强在会上发表了《努力发展我国的城市地理学》一文[9]；1993年末在中山大学召开“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教育”国际学术会议，众多学者发动了成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倡议[1]，由此奠定了城市地理学在中国的地位。
较之其他人文地理学科分支，城市地理学无疑是改革开放后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回顾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其兴起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新形势，借力于地理学者对城市规划工作的积极参与，得力于有效的引进-吸收-转化的知识生产机制，但本质上则是受益于其清晰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地理学者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吸收西方城市研究的成果，通过积极的本土实证推动学科知识的转化，通过与行政部门和其他学科合作，积极参与规划任务实现“洋为中用”，由此获得旺盛的生命力[1，5，8-9]。上述经验尤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迅速的知识生产。1980年代其他人文地理学科尚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城市地理学已推出于洪俊、宁越敏的《城市地理学概论》[18]和许学强、朱剑如的《现代城市地理学》[19]两部系统性教材。1990年代全国城市地理研究渐入佳境之时，崔功豪[20]、周一星[21]、许学强[22]、顾朝林等[23，24]等城市地理学教材和专著又适时推出。耳目一新的城市地理知识吸引了大批年轻学者的加盟，并由此让学科步入了知识生产与人才生产的良性循环。
(2)高效的知识转化。如在城市化研究方面，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城市化的区域差异[25,26]、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27]、城市化的资源环境基础[28]、城市化的动力机制[29-34]、城市化的认知和度量[35-41]、城市郊区化[42-47]等；在城市体系研究方面，实证了国内城市的位序-规模[48-51]、职能分布[52-56]、空间结构[57,58]；同时，着眼于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化地区，建立了都市区[39,58-63]、城市群[64,65]、都市圈[66,67]、都市带[21,68]等地理概念；在中微观尺度展开了社会区与社会空间分析[69-77]、城市CBD[78,79]、城市边缘区[82-85]、信息空间[86-89]、意象空间[90-93]、形态分析[94]、时间地理[95,96]、行为分析[97-99]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使相关的西方概念迅速在中国本土化，转化为中国背景下、指导中国城市发展的知识成果。
(3)明确的务实创新。典型如城市体系研究，西方主要是对中心地理论的具体化，而中国学者则将认知层面的城市体系研究迅速推广到规划层面，建立了以城市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地域空间结构和网络系统结构分析为主体的城镇体系规划体系[23]，并应用于省、市、县等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域(如今城镇体系规划已成为法定规划的组成部分)。另如关于城市规模发展方针的政策讨论[100,101]、城市性质[102]、用地适宜性评价[103,104]的研究等，也均是直接服务于城市政策。此外，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还成立了自己的城市规划设计院，来促进学科知识的推广。
因此，从中西方对比来看，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有选择地引进和吸收西方理论，并主要通过“洋为中用”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实现学科规模和社会影响的再生产，其学科发展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印记。
3 中国城市地理学中的科学主义
另一方面，对论文样本的动态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地理学近年来其实还有另一种不同风格的研究范式在逐渐强化，即针对“科学问题”，强调可实证、量化方法、注重理论和科学价值实现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核心是对“科学规范”和“科学价值”的遵从，因而也可以称之为“科学主义”。这种趋势在近年的城市地理学研究成果中体现较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更加强调可实证的研究尺度
样本论文按照城市作为点的研究(宏观研究)、城市作为面的研究(微观研究)和其他三项分类统计(图1)，可以发现，1980年代以来，点的研究的比重相对减少，而面的研究的比重相对增加。此外，“其他”也略有增加的趋势。
进一步统计所选论文的研究区域及其变化，在1522篇有明确研究区域的论文中，以全国为对象的研究论文比重始终保持在24％左右，2000年后略有下降。另一方面，以美国、前苏联、英国等外国城市为对象的研究则在1990年代之后迅速减少，代之是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及其所在省区为对象的研究(表2)。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地理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热点搏动总体同步，但同时更注重了微观、可实证的研究主体。对于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或实证意义不强的外国城市及偏远地区则减少了关注。
表2 五个主要地理学期刊中城市研究论文的研究区域变化(前10位)
Tab.2 Changes of the study areas on urban geography based on the five geographical journals(top 10)
1980-19891990-1999 2000-2008
论文数 重(％) 对象领域
论文数 比重(％) 对象领域
论文数 比重(％)对象领域
42 24 中国
86 24
中国 217 22 中国
9
5 美国
23
6 北京市 59 6北京市
8
5 上海市 21
6 上海市 59 6广州市
7
4 北京市 12
3 广州市 37 4上海市
4
2 辽宁省
8
2 江苏省 25 3南京市
4
2 南京市
8
2
苏联
22 2西安市
4
2 天津市
7
2 湖南省 19 2广东省
4
2 香港7
2 重庆市 19 2深圳市
3
2 长春市
6
2 大连市 18 2山东省
3
2 广州市
6
2 广东省 16 2长三角
3
2 兰州市
6
2 山东省 16 2东北区
3
2 苏联6
2 西安市 16 2江苏省
3
2 厦门市
6
2 浙江省
3
2 英国
图1 五个主要地理学期刊中城市研究论文的视角变化
Fig.1 Changing view points on urban geography based on the five Geographical journals
继而将所选论文按照理论方法、综合分析、案例研究三种类型分类统计(图2)，理论方法类包含了纯粹的理论探讨、方法探讨及文献综述类论文，案例研究类则指具有明确的案例分析的论文，其余没有明确研究案例的实证性论文则划入综合分析类。分析同样发现，1980年代以来理论方法研究的论文比重相对减少，而另一方面案例研究的比重则逐步上升。这也说明，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在逐渐偏重实证性的规范研究。
3.2 更加强调可量化的科学方法
将样本论文中去掉理论方法类的实证性论文分为三类：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方法的定性研究、主要使用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和使用较复杂的计量模型(含GIS、城市模型)的计量研究，可以发现，1980年代以来使用数量方法的研究具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并且有更多论文开始使用计量模型和GIS等空间技术，计量研究论文比重亦明显增加(图3)。这些方法中，既包括1980年代即开始应用的相关分析、因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重力模型等简单的计量，也有如分形、生态足迹、神经网络、以及GIS/RS技术、城市建模等新的技术方法。这说明，在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强调定量和计量手段的科学研究正在悄然成为一种潮流。
图2 五个主要地理学期刊中城市研究论文的研究类型
Fig.2 Research types on urban geography based on the five geographical journals
图3 五个主要地理学期刊中城市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变化
Fig.3 Changes of research methods on urban geography based on the five geographical journals
3.3 更多关注“科学问题”
把样本论文中“点的研究”和“面的研究”两类分别进行主题归纳，将“点的研究”进一步归纳为“城市性质/功能/意象”、“城市化/城市增长”、“城市体系”、“城市圈/城市群/城市经济区”、“城市和区域规划/行政/战略”、“城市问题/土地利用/交通/生态”研究六个主题；将“面的研究”归纳为“城市功能/中心性/意象”、“城市化/城市增长”、“城市内部结构/社会区/CBD/商业区”、“城市规划/行政/战略/管治”、“城市问题/土地利用/交通/生态”五个主题，统计发现(图4、图5)，在宏观研究领域，城市体系的相关研究在199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之后，2000年后论文数量明显减少；与之相对的是，城市圈(群/经济区)的相关研究在2000年后明显增加。此外，区域规划及其相关政策(战略)的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也呈逐步减少之势。在微观研究方面，则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1990年代以来增长明显。另一方面，与宏观研究类似，城市规划及其相关政策(战略)的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逐步减少。关于城市功能和城市化的研究相对稳定，始终是一个热点领域。此外，对各类具体城市问题的研究在1990年代略有增长，其后则几无变化。从中看出，1990年代以来更多研究关注西方理论指向下的“科学问题”，如城市内部结构、社会区、郊区化等，而另一方面关于规划、战略、政策等“非科学”的实务探讨则明显呈减少趋势。
4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取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如今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实际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一是引进—消化—吸收—应用—创新的实用研究模式，另一种则是理论—假设—检证—理论的科学研究模式。前者是中国城市地理学的传统研究范式，致力于解决本土问题；而后者则强调“科学问题”，以发展“科学”为己任。二者价值标准不同，问题指向各异。本质上，前者是本土的实用价值观，而后者则是欧洲中心的普世价值观；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前者首要追求的是“实用价值”和“社会贡献”，而后者首要追求的是“科学价值”和“科学贡献”。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每个学者而言，各人可以依其喜好而择其一。但对于整个学科而言，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本文提出三点思考，期望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讨论。
4.1 实用是科学的基础
图4 五个主要地理学期刊中城市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点的研究)
Fig.4 Changes of research themes on urban geography based on the five geographical journals(research as point)
图5 五个主要地理学期刊中城市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面的研究)
Fig.5 Changes of research themes on urban geography based on the five geographical journals(research as area)
从学科属性上讲，城市地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既有追求通用知识的一面，也有满足社会需求的责任，科学与实用相辅相成，二者皆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对于中国城市地理学来讲，生长点在中国。从根本上，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的原动力并不是来自西方。中国城市地理学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其功用更好地解释了中国的城市现象，推动了中国城市建设。因此，“洋为中用”始终应是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坚持的第一准则。
现在教科书上讲到城市地理学都要把目光转向美国和英国。Shevky等在1949年提出了“社会区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1950年代一帮年轻人利用自己开始使用计算机的优势在华盛顿大学掀起了“计量革命”。这些学者以华盛顿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据点，向北美和西欧各地大力推行“科学方法”，Berry成功利用统计手法证实了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学说，由此奠定了当代城市地理学的地位[105]。回顾这段历史，Urban Geography的成功，除了其宣扬的“理论化”、“科学化”主张得到学界的认可之外，其实也与英美当时推行区域(流域)治理和区域规划的现实需求不无关系。而1970年代后西方城市研究向社会、制度、文化转向，也与英美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国家对区域发展的调控需求大为减少有关[106]。因此，西方城市地理学发展的基础亦是其知识成果需要不断满足所在时代、所在社会的需求。同理，中国城市地理学要获得发展，也仍需以其“功用”的发挥为前提，其知识成果，或是知识，或是理论，或是法则，需要首先为本土的城市发展作出贡献，在实践中证明其价值。所以，中国的城市地理学研究无论方法、形式如何，但其价值取向必须首先要立足国情、以国内问题为导向，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
4.2 立足本土视角探讨“科学问题”
科学本质强调的是“逻辑严密、基于客观事实论证”的方法论，而并非研究话题。因此，“科学问题”并非一定是既有的西方观念和分析视角。论文分析表明，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中鲜有新的话题，多数研究仍是过去的重复。这说明对科学问题的狭隘理解，已成为限制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创新的障碍。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城市化模式，现实的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课题或许有些已经超出了西方的“科学问题”范畴，有些则是西方“过时”的问题[107]。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话题值得探讨。如城市的本质究竟是“二、三产业的集聚”还是“社会等级的划分”？城市人口究竟应如何理解？中国的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城市化是否一定以农业现代化为前提？中国的单位计划体制和全球化分别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和正在产生何种影响？如何理解正在形成的移民城市和移民社会等，有些问题可能是西方未曾遇到，或者想所未想的。因此，应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科学问题”。西方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前沿”不应直接转换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前沿，西方的城市理论和问题视角也不应默认为是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天然框架和前提。即便是科学研究，也需在借鉴西方城市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从本土视角出发提炼“科学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成果真正有“功用”，才能推动中国城市地理学的良性发展。
4.3 科学运用“科学方法”
论文分析显示，目前中国城市地理学中使用量化方法的研究增多。但是，这些方法多数源自西方学者，有的来自城市研究之外的一些别的学科，有些方法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精通或运用。许多研究只是试图将某些“科学方法”直接套用于中国的研究问题和数据，而不论其是否适用。科学首先是体现在基于客观事实、基于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逻辑论证和事实发现，科学方法的实质是实证和逻辑。在西方地理学中，城市地理学本是最多使用数量方法的分支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必须也大量运用类似的数量方法。“科学方法”不一定是西方的方法，也不一定必须是定量方法。在国内，由于数据和知识的局限，许多“科学方法”并不能够很好的运用。在这些前提条件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过度的追求方法的新颖并不可取。中国的城市地理学研究需要依托中国的实际，需要科学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科学方法”。只有适合中国当前的数据基础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
5 结语
从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史来看，二战后的科学范式转变意义重大，使西方地理研究“插上了科学的翅膀”，“使作为经验科学的地理学形成了富有严密逻辑、基于客观事实论证的实证科学”[106]。而今，中国城市地理学也开始了类似的追求科学范式的历程，但这有着不同的现实背景。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科学追求，一是由于现实的需求使然，当前如火如荼的区域和城市建设需要科学、规范的知识成果，需要相对客观的认知判断来作为决策依据；二是由于西方二战后的科学地理学导入中国，新一代城市地理学者中许多曾经去西方国家学习，他们接受了“科学问题”“科学规范”并将其带回中国，助推了“科学研究”的再生产。
因此，在此基础上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出现了双重规范，应视为一个亟需应对的问题。一方面是“科学规范”和“科学价值”取向下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是致力于解决本土问题的“实用研究”。二者有异曲同工之点，但也有分歧之处。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传统是实用主义的，“洋为中用”是其基本立场。而采用西方的科学分析框架，寻求与西方在同一平台的对话，势必会导致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功用”和服务对象发生变化。长期来看，或许这意味者中国城市地理学两个学派的诞生，或者说是一种二元结构[108]。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希望看到的理想景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中国城市地理学需要重视理论建设，但也必须回应所在时代、所在社会的实践需求。需要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理论和科学规范，也要努力创造对本土建设有“功用”的实用成果。因此，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应是基于本土视角和本土需求之上的规范取向，应是科学和实用的结合，而不是“西方科学化”或仅为满足昙花一现的“拿来主义”。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致谢：陈刚强博士、高赟、李沛权同学协助进行了论文数据的录入和统计，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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