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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不能算短，1902年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进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传播到中国，但中国理论经济学至今还未建立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在研究的方法上走过了一段弯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的难度并不亚于经济学本身，这里略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一、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这一科学的论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研究中国理论经济学来说，也是同样的。“走自己的道路”对创立中国理论经济学有两层指导意义。其一，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或者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其二，“从实际出发”，正确“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普遍真理”同“具体实际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理论经济学“走自己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中国化。
自从政治经济学引进以来，对这门科学的传播和运用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有不少教训，其中之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原则没有贯彻始终。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运用了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关系分析方法，一般与特殊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仅正确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科学方法并没有在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认真贯彻，还走了一段弯路。比如，在较长时期内，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前人的论断出发，将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言论，论证为各种规律，进而从规律演绎成体系。这种研究，由于忽视了中国现实经济矛盾，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就是典型一例。再如，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盲目地拼凑体系。从前苏联传过来的教条主义失效后，又搬来了西方洋教条，错误地认为，西方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经济现代化，直接从西方经济学演绎出各种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想，如鼓吹通货膨胀无害论等。更有甚者，将庸俗经济学的“三分法”用来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这不仅不能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解放思想，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僵化模式，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例如，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关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等等理论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理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二、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科学抽象
从实际出发，是抽象方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无论在一般意义或在特殊意义上都适用于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这就是，把中国的特殊经济矛盾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收集和占有充分的，能够反映中国特殊经济矛盾的现象材料，在此基础上，运用抽象法的各种思维形式，对现象材料进行比较和分类，进而加以归纳和分析，并通过综合来定义概念，最后是论证概念的运动。因此，从实际出发，乃是中国理论经济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源泉。
马克思创立的抽象法，是研究经济科学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理论和经济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比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于经济过程的内在联系，关于阶级关系分析方法的论断，乃是中国理论经济的重要指南。但是，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对抽象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上，出现过不少缺陷。其主要表现在两上方面。其一，是用一般代替特殊，使抽象缺乏具体对象。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共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社会主义中国必定有自己的特殊存在形式，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就能掌握方法论的要点。然而，以往我们却把它简单化，用马克思这一矛盾的论述来代替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以及对特殊形式的规定和论证。其二，是以概念引进代替概念确定。理论经济学的概念是经济矛盾的概括和反映，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断，而是从实际出发，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之后确定的。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②]这说明了，详细占有材料既是进行科学抽象的依据，也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规定和说明现象的前提，以及概念运动的基础。由于我们在引进理论经济学时，也大量引进了一系列的概念，还认为借用了这些概念就等于运用了抽象法，进而构造理论经济学体系了。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中，自己确定的概念很少，而作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基础概念还未确定。近年来，在这方有所进展，比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的确定，这标志着长足的进步。
除了上述不足之处的，还可以列举一些。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的抽象。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为此，必须面对实际，研究新矛盾和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见解，写出“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新话”的中国理论经济学。
三、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创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必要条件。所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对创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在许多学者中得到了共识。更为可喜的是，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上述方面的研究，对创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重大意义，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
第一，现实的经济矛盾是历史的发展和继续，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利于正确理解现实的经济矛盾。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经济史，是很难认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理论经济学针对现实经济矛盾的研究，中国经济史所揭示的规律和对历史的系统认识，这在基础理论和方法上，就必须成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但内容十分丰富，而且源远流长，至今还有它的印记。今天的有关问题的争论，比如国家干预和自由经营之争，无不与历史上的争鸣有关，目前的各种政策也体现了耕战均田意识的沉淀。因此，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必要方法。近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对建国以来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学者们的艰苦劳动和深刻的教训，又有对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些都是创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必要前提，也是逻辑与历史统一原则的具体化。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密切关系，否则，还会不断出现照抄照搬的“模仿演绎法”的经济学。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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