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瞿秋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史上，郭沫若和瞿秋白都属于恩格斯曾赞誉过的那类时代“巨人”①式人物。尽管他们在出身环境、生活道路、个性气质、文学主张等诸多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贡献也各有侧重，但他们都被对方的革命气节以及“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②禀赋所折服，在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文学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瞿秋白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有详尽的记载。那是1925年“年底前后”③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刚“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的瞿秋白由蒋光慈陪同访问郭沫若。瞿秋白惨白的面孔和浮肿的眼眶，使第一次谋面的郭沫若非常吃惊，尽管他知道瞿秋白身患肺病。由于郭沫若此阶段“意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并正与“醒狮派”、“孤军派”等国家主义派论战得难解难分，因此，在谈话中郭沫若首先滔滔不绝大谈与“醒狮派”、“孤军派”的论争，纵论国家主义派关于“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如何荒谬。瞿秋白认为郭沫若的看法“是正确的”，建议“趁早把它写出来。”并答应提供“关于土耳其方面的资料”，“由光慈交来”。郭沫若还注意到瞿秋白“那时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两人”；瞿秋白希望郭沫若“也做些文章去”。当话题转到文学方面时，他们讨论了俄国文学。瞿秋白建议郭沫若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认为“那部小说反波拿伯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但由于当时郭沫若尚未读过此书，并对托翁有些偏见（“因为他是贵族，又还倡导无抵抗主义”），故未立即着手，但“三年以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④郭沫若和瞿秋白的这次见面，话题广泛、气氛融洽，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后友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到广州，即向党组织推荐郭沫若，聘请他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有着坚定的革命立场、丰硕的文学实绩和良好的社会声望，确实是担任这一要职的难得人选。瞿秋白慧眼识才、爱才、荐才，为郭沫若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大显身手提供了机遇，郭沫若正因此而卷入了大革命的洪流。尽管瞿秋白从未向郭沫若提及推荐一事，但郭沫若从陈豹隐口中知道“这事出于秋白的推挽”，⑤内心深表感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郭沫若和瞿秋白又一度相聚于武汉。郭沫若“常到中宣部来找秋白，一口四川普道话。虽然穿了军装，但一眼望去，还是个文人气派。”⑥他们同游黄鹤楼，面对滔滔东去的大江，吟诵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句，⑦豪情满怀；他们还曾在一夜之间，饮尽三瓶白兰地，⑧把酒论世，畅谈国民革命，瞿秋白感慨地说：“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当我们未被淘汰去的时候，还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败且不去计较。”⑨尽管此时郭沫若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四·一二”反革命前夕即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中彻底揭开了蒋介石的假面，其革命预见性和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却深深震撼了共产党人的心。瞿秋白对郭沫若非常敬佩，常“说起他对蒋介石也敢于面撞的四川人性格。”⑩郭沫若和瞿秋白的武汉相聚，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但料想不到，这竟是他俩最后的决别。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随南下队伍到达广东，后经香港潜回上海，因受反动派通缉，而流亡日本，一去十载。当郭沫若在抗战烽火中回到祖国时，瞿秋白已英勇就义两年矣！
但是，瞿秋白至死也未忘记这位亡命日本的诗友、酒友和战友。1935年5月，瞿秋白被囚于汀州狱中，当时郭沫若尚在日本避难。一天，狱中一位同情革命的军医陈炎冰(11)与瞿秋白闲谈起文学创作和翻译，谈到了郭沫若。这勾起了瞿秋白与郭沫若往昔相处的“温暖的回忆”。(12)当他得知陈炎冰可以设法转交致郭沫若的信函时，当即铺开信纸，写了一信。(13)信中表达了他对远在异国的郭沫若的问候和别后之情；对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自传体小说的创作表现出兴趣；对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既认为它在五四运动以后，为开辟“新文学的途径”“杀开了一条血路”；又认为它“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而后又被“时代的电流”“解体、风化”。在谈到自己时有过多的自责之词，如“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等等，对自己未能完成翻译计划而感到遗憾；在信的末尾回忆起两人在武汉一夜喝三瓶白兰地时的豪兴，并把这作为“温暖的回忆”。信中所流露的情绪与前此7日完成了《多余的话》相一致，如“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精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云云，但他还是希望郭沫若能“勇猛精进”！并把这作为全信的结束语。这说明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心境确实复杂，但并未丧失革命的信念。由此可见，瞿秋白致郭沫若的遗札，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瞿秋白狱中思想，了解瞿秋白与郭沫若的交往和友谊，以及瞿秋白对创造社和浪漫主义文学的看法，确实是极宝贵的史料。
瞿秋白同志在写这封信的20天后，便英勇就义了。在那黑暗如磐的岁月里，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为这封信的保存、发表和转送作出了可贵的努力。秋白同志就义不久，国民党三十六师便决定从汀州移防瑞金。陈炎冰尚未来得及将瞿信转送，便要离队去澳门探亲，临行前，因不便携带此信和瞿秋白赠他的诗词手迹及题赠照片，便把它们一并交给另一个倾向革命的医官王廷俊，并叮嘱千万保存好。此后王廷俊为避免意外，将瞿秋白的这三件遗物用双挂号寄给当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伦斯大学留学的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柳无垢接到遗物，特意去纽约，约见正在纽约担任华文报纸《先锋报》常务编辑的陈其瑷先生，使瞿秋白致郭沫若的遗札得以在《先锋报》上发表。后来，柳无垢通过其父探询到郭沫若在日本的寓址，在原稿一时不能取回的情况下，便将登载信的《先锋报》寄给了郭沫若，并另抄一份保存。1937年4月，柳无垢归国后，就把抄件和另两件遗物转交给她父亲柳亚子保存。柳亚子对秋白遗物非常重视，设法拍摄了许多照片，分送他认为必要的朋友。后来又把抄件重抄一份，另检肖像、诗词墨迹各一份，一并寄给香港《大风》杂志编辑陆丹林先生，由《大风》杂志发表。1937年7月，郭沫若回国后，在上海晤见柳亚子先生时曾问起原件。郭沫若在广州（或香港）见到从美国回来的陈其瑷先生时，又问及此事，陈其瑷先生随即把自己一直妥善保存着的瞿秋白原信交给了郭沫若。至此，几经辗转曲折，郭沫若终于收到了瞿秋白同志的这一珍贵手迹。(14)这不由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15)在瞿秋白致郭沫若遗札的保存、传布、转送过程中，有多少进步人士“真如捏着一团火”，为之“寝食不安”，这无不出于“友情”，这“友情”既包含对革命烈士瞿秋白的缅怀，也包括对文化伟人郭沫若的尊敬，同时也出于对瞿郭友谊的珍视。
建国以后，郭沫若同志并未忘记就义长汀的亡友。他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一诗中写道：“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皜皜似春阳。”(16)诗篇赞誉秋白烈士为革命不计个人毁誉，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殉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并深信在今日东风劲吹的大好时光中，秋白精神必将发扬光大。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瞿秋白的缅怀、赞颂之情。
以上，我们沿时间的轨迹，对郭沫若与瞿秋白的交往和友谊的发展过程作了粗略的纵向回顾。如果我们将这两位历史人物从不同侧面进行多方面的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在出身环境、生活道路、个性气质、思想观念、文学主张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贡献也各有侧重。他们所以能在彼此的交往中结成令人难以忘怀的友谊，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郭沫若生性豪放、旷达，具有巍峨高大的峨眉山和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所赋予的雄浑气魄；而瞿秋白性格谦恭平和，江南的静园古轩和山清水秀陶冶了他沉稳、娴雅的风致。如果说郭沫若的个性是刚中有柔，那么瞿秋白的性格则是柔中有刚。从家庭出身看，郭沫若生长于一个从凋零衰败到振兴发达的地主兼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精明能干，能适应商品经济的需求，使家业在几年迅速恢复起来，郭沫若也得以无忧无虑地度过“没有吃过苦”(17)的儿时生活，对未来常沉侵于带有浪漫色彩的幻想之中；而瞿秋白出身于一个急剧败落的士大夫家庭，父亲虽有旧式文人的诸般技艺，但无实际谋生之道，以至于家业难顾，长年独居在外，母亲又为生活所迫吞火柴头自尽。家破人亡，弟妹星散，身为长子的瞿秋白自幼经历惨痛无比的家庭悲剧和濒于绝境的生活磨难，对社会有着更为现实的冷竣观察和理智思考。从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来看，郭沫若早年留学于日本，较多地受到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熏陶；而瞿秋白早年赴俄取经，较多地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通往共产主义者的共同道路上，郭沫若主要加以摆脱的是东方泛神论思想和个性主义思想的羁绊，尽管这些思想曾产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而瞿秋白则为走出传统的“士的阶级”(18)的阴影，而不断进行灵魂的搏斗。从文学主张来看，当郭沫若鼓吹艺术派的文学观，热情呼唤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为成立创造社而奔走之际，瞿秋白正在宣传并实践人生派的文学观和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参与文学研究会的酝酿，而后又加入文学研究会。对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各有其不同的理解。就各自在历史上的独立价值而言。郭沫若主要以新诗创作、历史剧创作以及其他多方面的文学实绩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比肩而立的文学巨擘，在历史学和甲骨文、金文研究等众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堪称独步的贡献。而瞿秋白在文学领域里的多方面业绩固令人赞佩，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则主要以政治、思想、理论上的辉煌战绩而载入史册。
从以上极其简要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和瞿秋白在诸多方面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在经历上各有其独立意义，但他们之间并未因此而产生隔膜、误解，而是相敬、相知。在中国现代思想界、文艺界的多次论争中，他们不仅从来没有成为论争中的对立的双方，而是能够一见如故、携手同游、把酒论世、畅叙人生，结下了至死难忘的友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风云激荡的时代和共同的革命事业为郭瞿友谊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1927年底前后，历史已进入不寻常的岁月，一方面，国共两党在合作，工农革命运动如火和荼；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愈益猖獗；1925年7月，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为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提供理论依据；8月，廖仲恺在广州被刺；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此时的郭沫若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世界观和文艺观正发生剧烈的变化，处于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在与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激烈论战中，他以《洪水》为阵地，写下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作》等一系列批判“醒狮派”和“孤军派”的文章。尽管文中的一些观点还不够严谨，但革命的态度和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而这时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正在全力以赴地与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主义”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成为批判国民党右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最有代表性的权威论文。由此可见，是共同的革命斗争使郭沫若和瞿秋白走到了一起。郭沫若回忆说，瞿秋白和蒋光慈的来访，正是“在我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已经闯出笔祸以后。”(19)最出色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到来，使郭沫若倍受鼓舞。难怪他第一次见到瞿秋白滔滔不绝谈论的第一个话题，便是关于国家主义；瞿秋白点头赞同，并建议他写出来的也正是郭沫若批判国家主义的一些见解。郭沫若和瞿秋白再度相聚于武汉，黄鹤楼痛饮，把酒论世，也是“三句话离不开国民革命”。(20)风云变幻的时代成了郭瞿交往和友谊的背景，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郭瞿友谊产生和发展的契机。
其次，从个人因素看，志同道合的政治倾向，丰富、深厚的文学素养，坦诚、磊落的豁达胸襟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效应”，结成郭瞿友谊的纽结。瞿秋白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对国家主义派系统而深刻的批判，以及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进行的不懈斗争等等，都引起郭沫若由衷的敬重。而郭沫若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出色的文化战绩，从一开始就给瞿秋白留下良好的印象，并据此推荐郭沫若担任广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对郭沫若在“四·一二”前夕敢于揭穿蒋介石的假面，怒斥其反革命罪行的刚强的革命品格，更是由衷钦佩。他们不仅有着共同的政治志趣，而且都博通中外文化，文学的缪斯常成为这两位文豪之间友谊的使者。他们在一起谈翻译，谈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面对滔滔大江吟诵苏轼的千古名句。这里，战士的革命豪情和诗人的倜傥豪放，融于一炉；战友的战斗情谊与诗友的相投意趣，连为一体。
在中国现代史上，“巨人”间的不寻常友谊常被后人传为美谈，其中鲁迅和瞿秋白的伟大友谊已成为人际间相处的楷模，也必将继续传为千秋佳话。郭沫若和瞿秋白之间的真挚友谊也属于这种值得后人赞颂的人类美好情感的一部分。回顾历史，在中国现代进步文学阵营内部曾发生了多次论争和纷争，其中相当一部分对于澄清是非、增进共识是必要的；但毋庸讳言，也有一部分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由于受宗派主义、小集团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意气用事、门户之见等现象时有所见，长期危害着进步文学阵营的团结。在这方面，郭沫若和瞿秋白的交往和友谊，为人们树立了榜样。如前所述，尽管他们的出身、经历、个性并不相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在共同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中，他们虚怀若谷、坦诚相见，求同存异、互补相成，奏出了无产阶级同志情谊的动人乐章。我们今天研究郭沫若和瞿秋白二人的交往和友谊，不仅对于促进郭沫若、瞿秋白研究的深入，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对于如何搞好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也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第七章）中回忆：“光慈陪着秋白来访……是在1925年的年底，还是翌年的年初，我不记得了”。
④本节未注引文均引自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第七章）。
⑤(19)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第七章）。
⑥⑦⑨⑩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忆秋白》第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⑧(12)(13)《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1)陈炎冰，字志刚，江苏盐城人。中山医学院毕业。1926年入党，后脱党，辗转成为国民党36师少校医官。瞿秋白被杀后离开36师。解放后回故乡医院工作，后又入党。
(14)本节以上内容参考了唐天然同志《〈瞿秋白致郭沫若〉遗札的写作、转送和发表》（载《瞿秋白研究》第3期）一文。
(15)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
(16)《怀霜诗钞》第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第119页。
(18)《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4页，1985年第1版。
(20)王观泉《瞿秋白传》第37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