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形态论文,周期论文,差异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最近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一些国家的就业市场出现了回暖迹象。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3月份，美国非农部门的就业岗位增加了16.2万个，出现了3年来的最大增幅。不过欧洲的就业形势并没有这么乐观。以法国为例，尽管2010年第1季度经济实现了0.3％的平稳增长，但就业形势并未好转，失业率仍在10％的高位运行。“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初露端倪的经济复苏，就业到底会不会稳步复苏呢？这是时下各国政府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来为上述问题提供参考。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经济周期与就业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摆脱传统理论的信条，正视二者非一致波动的可能，特别是滞后波动与非对称波动的可能。二是强调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在不同劳动群体、不同企业、不同部门间的差异。三是比较不同的经济周期诱发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除技术冲击、需求冲击等传统的冲击源外，开始考虑劳动力市场行为变量的影响。
一、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基本波动形态
传统理论认为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就业周期衍生于经济周期，在无摩擦的传导过程中，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假说与现实并不相符，对传统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也逐步展开。
(一)对一致性波动传统观点的两点补充
传统理论认为，劳动投入源于生产需要，产出波动必然通过要素需求的变化影响到就业。至于从产出到就业的传导过程，人们并没有细究，不管是新古典主义理论还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都将其视作一个瞬间完成的黑箱，因此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完全一致。这种观点根深蒂固，也是一直以来人们预测就业的主要依据。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这种逻辑过于简单，与现实不尽吻合。比如，在美国2001年经济步入复苏通道后，就业并没有立即步入复苏通道，在复苏后的半年时间内，失业率不降反升(Lee & Mowry，2008)。基于这些反思，人们对一致性波动的传统观点进行了补充，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尽管从总体上看，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大致对应的，但二者不一定严格同步。由于劳动要素具有准固定性的特征(Oi，1962)，从产出波动到就业的传导会经历一定的时滞。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比如劳动管制政策、内部人协议，一个被逐渐认可的观点是，就业周期要滞后于经济周期。
对于这种滞后性，Pries(2004)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解释。他发现萧条周期下的失业工人并没有被弃置于劳动力蓄水池中，相反，他们能很快实现再就业，但这种再就业很不稳定，容易再失业。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职业搜寻-匹配质量对时间的依赖性。他将工作状态分为三种：失业、不明就里的尝试型就业、彼此了解的稳定型就业。衰退周期下工人因害怕失业导致生活水准降低而匆忙接受那些不明就里的工作，由于匹配质量不高，容易导致再就业后的再失业(recurring job loss)。这种失业—再就业—再失业的动态过程是我们理解就业周期滞后性的一把钥匙，它等于延缓了本应出现在萧条周期初期的失业。实际上，对照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骑驴找马”(on-the-job-search)的策略型就业者确实大有人在。Konstantinos(2009)认为，这种就业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失业，无益于失业率的降低，反而会加剧就业的波动性，因此在萧条周期下政府不应为消灭失业而鼓动盲目就业，相反，应通过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为失业者提供更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搜寻—匹配过程，提高再就业的稳定性。
第二点补充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各种因素的变化，产出波动对就业波动的传导能力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不要指望在每一轮周期中就业波动与经济波动的数量关系总是一成不变的(Helfand et al.，2007)。就以美国为例，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大致相同的产出波动幅度所引起的就业波动幅度似乎是不断减少的。在1981-1982年的衰退周期中季度就业损失率为3％，到1990-1991年的衰退周期，就业损失率减为1.69％，2001年进一步降为1.24％。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截止2008年底的季度就业损失率只有0.74％(Lee & Mowry，2008)。这些表象似乎迎合了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观点。
(二)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波动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波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波动对就业影响的非对称性。一般认为，萧条周期下的产出下降能对就业产生力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冲击，而繁荣周期下的产出增长对就业的影响要缓和的多。Blanchard & Summers(1986)在观察欧洲失业问题后，甚至将产出下降的影响定义为永久的冲击，它所引发的失业率短暂上升能演变为难以消除的自然失业率的一部分，即便在经济恢复后，产出上升也很难将失业率拉回到萧条周期前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就业回滞现象。不少学者利用单位根检验证明了就业回滞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存在，分歧比较大。不管回滞现象本身是否存在，它所假设的产出波动对就业的非对称影响图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验证。比如Burgess(1992)利用非线性自回归模型考察英国就业市场的波动情况后发现就业复苏速度确实要慢于就业下滑速度。
Campbell & Fisher(2000)指出，任何一个时点的就业波动都包括岗位创造(job creation)和毁灭(destruction)两个过程，前者与企业开张或扩张有关，后者与企业倒闭或收缩有关。结合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数据，他们发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对于岗位创造来说，岗位毁灭的波动性要更大一些，即繁荣周期对应于呆滞的岗位创造，萧条周期对应于活跃的岗位毁灭，二者结合使繁荣周期下的就业增长速度要远小于萧条周期下的就业下降速度。这一假说与标准的实际商业周期模型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岗位创造和岗位毁灭的波动性应该是一样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冲突，主要是由于RBC理论没有考虑到雇佣调整成本的影响，而在Campbell & Fisher(2000)的模型中，这种影响居于核心地位。在繁荣周期，企业面临要不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决策，而创造一个新的岗位的边际成本要比工资本身高很多，因为它不仅包括创造这个岗位所付出的直接成本，还包括将来可能面临的解雇成本，所以岗位创造会比较保守。与此相反，萧条时期企业取消最后一个岗位的边际成本要小得多，所以反应会更灵敏一些。这种雇佣调整成本的假说在早期一些文献中已经得到了验证。比如，Hamermesh(1989)发现很多企业为规避雇佣调整成本，总是力图保持雇佣规模不变。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非对称波动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产出波动对就业数量(失业率或工时)和就业价格(工资)的影响差异上。按传统理论的假设，工时和工资都应该是逆周期的，但一项针对美国就业市场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工时确实是逆周期的，但工资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性(Christian，2004)。人们将这归结为风险分担型劳动合同的作用。通常人们认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雇主是唯一的风险承担者，雇员是纯粹的风险规避者。但实际上，很多劳动合同都是风险共担型的。比如当经济衰退时，雇主不会轻易解聘雇员或降薪，替雇员承担了风险，但需求的下降需要每个雇员通过减少工时来保住工作机会。相反，当经济繁荣时，劳动力需求旺盛，雇员不会轻易跳槽或提出加薪的要求，替雇主分担了风险，但需求的增加需要每个雇员增加工时。类似于内部人秘密握手协议，它改变了经济波动对工时和工资两个变量的作用路径。
总的来看，人们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认识是多元的，主流的观点是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也有非一致的一面，特别是就业波动的滞后性与非对称性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个问题上，Milas(2000)的研究或许算是一个折中说明。他以希腊为例利用VECM模型分析发现，产出与就业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在长期内，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很小，说明在短期内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关联系数并不大，就业波动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二、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的结构性差异
就业市场是由不同劳动群体、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组成，由于在禀赋特征、决策机制、要素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即使面临同样的产出波动，各单元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相应地，两个周期的波动形态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不同劳动者群体间的差异
Liu & Lee(2005)通过对美国1964-2000年的制造业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生产型工人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一致，但非生产型工人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就没有那么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两类工人在准固定性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由于诸多原因，劳动要素并不像传统理论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可变要素，而是具有一定的准固定性，而在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这种准固定性也会存在差异。对于生产型工人來说，由于劳动投入与产出直接相关，雇佣量更容易调整，准固定性比较低。而对于非生产型工人来说，劳动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并不明显，准固定性比较强。由于与资本之间存在相当的互补关系，即便在生产淡季，非生产型工人也不能完全按产出来线性递减，而必须保持一定的底限。所以，当面临同样的产出波动时，生产型工人的就业波动要比非生产型工人更剧烈。
Okun(1981)则从解雇成本差异的角度对上述现象作出了解释。在他看来，生产型工人的解雇成本要比非生产型工人低，所以雇主在调整生产型工人的雇佣规模时顾虑较少，而在调整非生产型工人的雇佣规模时则要谨慎得多。纵览改革后中国经历的几次经济周期，农民工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城镇劳动力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一致性要弱很多。按Okun(1981)的逻辑，我们可以从二元就业制度下农民工和城镇劳动力解雇成本的差异来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
移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组成部分，当面临经济波动时，移民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波动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征。Christian(2010)以欧洲最大的移民接受国英国和德国为例考察了这个问题。将移民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波动分解为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因素后发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移民就业的影响要强于本地劳动力，移民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基本一致，而后者则不然。但在工资波动方面，两类劳动力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差异。类似地，Lorenzo et al.(2010)以英国50岁以上劳动力为例考察了经济周期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就业影响，结果发现男性劳动力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性要大于女性劳动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般认为，低素质劳动力特别是那些较早放弃教育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就业更易受产出波动的影响，其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度要大于高素质劳动力。经济衰退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影响不仅在于当时使其面临更大的失业压力，更重要地，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还会给他们带来追加惩罚，在扣除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后，他们在就业机会和工资等方面都将面临一定的歧视。这种歧视被称作疤痕效应(scarring effect)，它源自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常把就业履历作为判断劳动者生产率情况的替代变量，显然，失业经历是一个不利的信号(Raaum & Roed，2006)。从这个角度讲，衰退周期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冲击不仅力度大，而且持续时间长，甚至波及终身。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Imbens & Lynch(2006)指出，如果一个地区的就业状况本来就很糟糕，那么失业履历作为低生产率指示器的信号功能就会减弱，相应地，疤痕效应以及低素质劳动力就业的受冲击时间也会缩短。
由于萧条周期下低素质劳动力更容易被挤出就业大军，高素质劳动力的比例上升，而两类劳动力的工资存在较大差距，这会引起工资统计的异化。Myck et al.(2007)以波兰就业市场为例考察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大凡萧条周期，政府的工资统计数据反而是上升的。比如，在1998-2002年衰退中，就业率从87.3％猛降为79.7％，而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却逆势上扬了23％。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就业向高素质、高工资劳动力的集中拉升了平均工资。这种与劳动生产率无关的因素至少能解释工资上涨的1/4，它助推了工资数据的“虚假繁荣”。这种现象在中国也频频上演，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资数据被戏称为“被增长”。如果结合萧条周期下劳动力构成的变化，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这也对未来的工资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不同企业间的差异
Tasci & Stepanczuk(2006)发现，相对于中小企业，大企业的雇佣决策比较谨慎，产出波动所诱发的岗位创造或岗位毁灭速度比较慢，因此中小企业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度要强于大企业。在美国1990年第2季度—2005年第3季度的经济周期中，人数超过1000的企业所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数只占全部新增岗位的18％，削减的就业岗位也只占全部就业岗位损失量的17.4％。Helfand et al.(2007)发现，在经济周期中两类企业在就业调整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如前所述，经济繁荣时期的就业扩张可以通过新企业的开张或生产扩张来实现；而经济衰退时期的就业萎缩也可以通过企业倒闭或生产收缩来实现。在繁荣周期大企业主要是通过生产扩张的方式来实现就业扩张，而在萧条周期它们主要是通过生产收缩的方式实现就业萎缩。小企业正好相反，繁荣周期主要通过新企业开张的方式来实现就业扩张，而衰退周期主要通过企业倒闭的方式来实现就业萎缩。
除规模变量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对企业分类，比如，基于产权结构将企业分为劳动合作型企业(劳动管理型企业)与资本主导型企业。由于治理结构不同，产出波动对企业雇佣决策乃至就业的影响也会不同。Burdin & Andres(2009)以乌拉圭企业为例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劳动合作型企业对产出波动的反应比较温和，而资本主导型企业比较强烈。究其原因，就在于劳动合作型企业是一种风险共担型企业，劳动供给过剩或不足的风险更容易在内部消化掉，不必像资本主导型企业那样借助外部市场来解决。一些针对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就业市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它能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的就业损失没有民营企业那么惨重。
(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差异
很多研究发现，私人部门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高度吻合，而公共部门就业与经济周期的吻合度并不高，甚至反其道而行之(Quadrini，2007)。在萧条周期，由于公共服务需求扩张，公共部门的雇佣规模大规模扩张，但到恢复阶段，公共服务需求的下降并不会带来公共部门的压缩。类似于回滞现象，人们将这种只能扩编不能缩编的现象称为棘轮效应。一般认为，导致棘轮效应的主要原因是公共部门的就业机制取决于政府意愿而非市场的内生力量。棘轮效应不仅表现为公共就业规模的向下刚性，还表现为其工资的向下刚性。在私人部门遍地哀鸿的萧条周期，棘轮效应容易强化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就业优势，在“向公共部门看齐”的想法支配下，私人部门集体谈判变得更难妥协，本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舒缓的失业压力最后只能诉诸数量调整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公共部门的棘轮效应是加剧私人部门就业波动的放大器(Bellante & Porter，1998)。
这些研究对中国很有启发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公务员集团利益不断强化，公务员岗位的稳定性、高工资、高福利已经对私人部门形成了强烈的排挤效应。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公务员工资不降反增，助推了“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的畸形现象。而私人部门已沦为鸡肋，就业承受着市场风浪与公共部门的双重荡涤，大起大落。可以说，要稳定私人部门就业就必须对公务员就业机制进行改革，使其重新回到能够反应经济周期波动形态的轨道上来。
三、经济周期诱发因素的就业后果比较
人们可以从不同维度对经济周期的诱发因素进行分类，比如，按影响范围将冲击源分为全局性冲击源和局部性冲击源；按作用途径将冲击源分为技术冲击、需求冲击，甚至是行为变量的冲击。由于传导机理不同，它们对就业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即便是同—诱发因素，在不同环境下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一)全局性冲击和局部性冲击的影响比较
诱发经济周期的冲击源既有全局性冲击源(common shocks)也有局部性冲击源(idiosyncratic shocks)。前者对国民经济各个单元均匀发力，如利率波动；后者只对局部单元发力，比如，地区冲击信号或产业冲击信号。那么，就业波动究竟是受全局性冲击源的支配还是局部性冲击源的支配呢？最近一项针对美国就业市场的研究表明，美国就业在总体上受局部性冲击源特别是产业冲击源的支配，它能解释就业波动的69％，而全局性冲击源只能解释31％(Malysheva & Sarte，2009)。
Hsu(2008)认为，要比较全局性冲击源和局部性冲击源的影响首先要科学地识别两类冲击源，避免两类冲击源的交织。他利用SVAR模型的正交分解矩阵从混合冲击信号中提取纯冲击信号。与Malysheva & Sarte(2009)类似，他发现，支配台湾就业波动的主要是局部性冲击源，而不是全局性冲击源。按他的估算，一般行业的就业波动有84％是由产业内冲击造成的。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是上个世纪末台湾低端制造业的就业下滑并不是由于宏观因素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低端制造业自身鉴于成本压力向中国内地、越南等地转移造成的。
这些观点与早期的一些文献产生了冲突。在早期的一些文献中，人们更注重全局性冲击源的影响。比如，Altonji & Ham(1990)发现加拿大就业波动的绝大部分可以从全局性冲击得到解释，其中，来自美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冲击信号可以解释2/3，加拿大自身经济增长的内部冲击信号可以解释1/4，而包括地区冲击信号和产业冲击信号在内的局部性冲击源只能解释就业波动的1/10。
缓解上述冲突的折中方案有两个：一是在不同单元(如不同地区和产业)，两类冲击源的比较结果存在差异。以美国为例，建筑业、耐用品生产部门的就业波动主要受全局性冲击信号的支配，它们对宏观经济波动敏感，但对产业自身的波动比较迟钝。而交通、采矿、教育、卫生、信息等产业的就业波动主要取决于产业内的局部冲击，它们对全局性冲击信号的反应比较迟钝(Malysheva & Sarte，2009)。从地区来看，在西南地区，局部性冲击信号特别是地区冲击信号是主导就业波动的主要因素，它能解释就业变化的60％；而在东南地区，全局性冲击信号占主导地位，它能解释就业变化的90％(Rissman，1999)。
第二种方案是随着时间窗的拉长，局部冲击信号会转化为全局性冲击信号，两类冲击的界限变得模糊，差异趋于消失。不管是产业冲击源还是区域冲击源，一旦发力，就能通过某种传导机制传递到其他部 门或地区。这样，最初的局部性冲击信号很可能会演变为全局性冲击信号。就地区间的传导而言，劳动力的地区转移是主要的传导媒介(Clark，1998)；就产业间传导而言，中间投入品及产业关联性是主要的传导媒介(Kim，2006)。这些传导会带来两个后果：(1)在左右就业波动的诸多因素中，即便一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是局部性冲击源，随着时间推移它也会变弱，而全局性冲击源的作用会逐渐变强(Hsu，2008)。(2)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就业终究会呈现联合波动(comovment)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不同地区间同一产业的联合波动性要强于同一地区内不同产业。这似乎说明，地区间的传导力量要强于产业间的传导力量(Carlino & Robert，2004)。
(二)技术冲击与劳动者行为变量的影响比较
实际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诱发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但诱发经济周期的绝不止这一个因素，需求波动就是一个典型。近年来人们还发现，劳动者行为变量的变化也会诱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就业波动，比如工资预期提高下的离职率陡增。如果说技术冲击代表了一种劳动需求的变化信号，那么劳动者行为变量的变化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劳动供给的冲击信号。将两类冲击信号结合起来考察并进行比较，可以使分析变得更为完整。Shimer(2005)就以离职率冲击为例比较了劳动者行为变量与技术冲击信号对就业的影响。首先看技术冲击，正的技术冲击信号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提高工人的失业成本并降低企业提供岗位空缺的成本，由于岗位空缺的相对成本降低了，失业—岗位空缺的组合点将沿着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向岗位空缺增加、失业减少的方向移动。经验研究证明，在由技术冲击所诱发的经济波动中，岗位空缺/失业的比率确实是顺周期变化的，也就是说，技术冲击是有利于减少失业的。但Shimer(2005)也指出，不要指望这种变化会有多大，因为随着空缺岗位的增多和失业的减少，工人的工资预期会提高，这反过来刺激岗位空缺的成本并遏制企业提供岗位空缺的积极性。至于离职率冲击，他认为，一个正的离职率冲击信号会导致岗位空缺的增加。由于离职行为不会触及岗位空缺与失业的相对成本，岗位空缺/失业的比例也不会变化，均衡的岗位空缺—失业的组合点将脱离贝弗里奇曲线向外移动。这说明正的离职率冲击会通过结构性失业的方式刺激失业规模。
上述文献是从离职行为的角度来比较劳动者行为变量与技术冲击的影响，这里就遇到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劳动者行为变量有很多，最起码，与离职行为相对应的还有求职行为，而在这些变量中究竟哪一类居于核心地位呢？只有找出能对就业产生核心影响的关键变量并用它来代表劳动者行为变量，与技术冲击的比较分析才有意义。显然上述文献暗含了离职行为是关键变量的假设，而这一点并不能得到确认，因为西方学者对劳动者行为变量中究竟哪一类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以Blanchard & Diamond(1990)为代表的传统学派认为，离职变量是考察就业变化的关键。另一些学者则坚称，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离职行为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反倒是求职行为变化显著，后者才是考察的关键(Hall，2005)。这些争论看似琐碎，却有着重要的政策内涵。如果真的像Blanchard & Diamond(1990)所说的那样，决定就业波动的主要是离职行为变量，那么，在衰退周期要缓解失业问题就必须通过征收解雇税的方式来遏制解雇之风。相反，如果像Hall(2005)所说的那样，决定就业波动的主要是求职行为变量，那么就业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招聘环节的补贴上。
(三)不同环境下产出波动的影响比较
经济周期的诱发因素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挥作用的，环境不同，产出到就业的传导机制会发生变化，就业后果也会有所不同。就以劳动管制为例，一般认为，严格的劳动管制会增加雇佣调整成本，并使雇主的雇佣决策更审慎，产出波动所导致的就业波动变小。Peter & Alfred(2009)以最低工资管制为例验证了这一点。他指出，最低工资管制虽然可能会加剧失业问题，但能遏制就业波动。最低工资管制既会对在职工人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通过社会保障各组成部分的联动关系对失业工人的福利产生间接影响，同时它也会通过机会成本对失业工人寻找工作的动力产生影响。所以，最低工资管制会内生一个社会普遍接受的失业率，它足以保证在职工人和失业工人的福利水平能够维持在某一底限以上。它类似于一种稳定器，避免了在经济波动过程中就业市场的“矫正过枉”。
还有一些学者，如Milas(2000)强调政治环境的影响。按诺德豪斯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PBC)，一个政党即便在选举前为迎合民意而致力于控制失业，一旦上台后，意识形态偏好也会代替民意发挥作用。社会主义政党视失业为大敌，工作重心是控制失业，任何经济冲击信号要引发大的就业波动都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是保守党执政，情况就可能会大不相同，保守党素以控制通胀而闻名，在这种理念下，任何经济冲击信号都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就业波动。
四、结语
本文从3个维度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最新研究进展，对照于中国的实践，这些梳理至少可以带来以下几点启发：(1)相对于经济周期，就业周期存在一定滞后，且复苏力度要小于衰退速度。这提醒我们，即便当前经济出现了回升迹象，应对失业也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2)在经济周期中公共部门就业的特立独行会对私人部门造成挤出效应并加剧其波动。要稳定私人部门就业，就必须加快公共部门的就业改革，特别是加快公务员就业机制的改革。(3)中小企业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强度要远大于大企业，是就业波动的核心所在，稳定就业的政策资源应重点投放在中小企业上。(4)生产型工人与低素质劳动力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强度要大于非生产型工人和高素质劳动力，提升劳动者素质、加快结构转型，是应对失业问题的长期解决之道。(5)除需求冲击、技术冲击外，劳动力市场行为变量的变化也会加剧就业波动，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工具来引导劳动力市场各类主体的行为，为平抑就业波动服务。(6)产出波动对就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环境，在经济复苏阶段，政府可以通过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管制政策的优化，为经济复苏带动就业复苏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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