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个性发展的哲学反思及其中国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2-0057-04
人的个性是指人作为人所具有的主体性、独立性及其自主性。人的个性解放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关键，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核。然而，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却经常出现个性发展的“离场”状态，把人的个性问题等同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忽视人的个性发展与人格转型。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片面理解，造成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诸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能只简单地归结为制度或体制原因，还与社会的国民性格特质有关。社会发展既受到社会体制影响，又受到国民性格的制约；体制会影响国民性格，但国民性格对体制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在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会体制的同时，更应该以哲学的反思精神去进行文化创新，重塑国民性格。这既是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社会运动，也是国民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启蒙的精神反刍过程。
一、人的个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核心内核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关注人的生存、解放、发展，也一直在寻求人解放的途径。从人自身发展的角度即从人的能力、自由个性和人的自由度来归纳、统摄人类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的一个重要视点。本文即从这个维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哲学最需要关注的是人的现实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关注社会中的人以及人如何认识和改造社会。“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它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现实的人必然具有生存的有限性、社会关系全面性和发展的逐步性等特征，也即人一定是处于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有自己的情感、意志、追求的人。现实的人作为能动与受动相统一的存在物，必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与束缚，并在创造、变革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本质力量，把自己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现实中的人首先要生存，生存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生存的延续。生存是为了保全生命有机体，这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发展是为延续生命有机体，显示出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因此，马克思认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前提，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人的个体生存具有生产的有限性和历史的过程性，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其实现哲学革命的逻辑前提。
从个体的现实性出发，马克思通过研究生产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进而肯定历史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历史是有规律的，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从低级到高级，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同时，人的发展所受到的限制不仅来自自然，亦来自社会。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有关，特别是与社会制度有关。因此，人要获得自身解放，必须首先变革社会关系，从制度关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实现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理论上。“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④
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的关系从血缘关系到地缘关系，个人与社会联系较少，这个阶段的主要经济形态为自然经济，人是为生存而生存。尽管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们之间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没有剥削和压迫，显示着人个性的“全面性”，但是，这种“全面性”是以人的个性“空虚”为前提的，表明人的个性还未异化，这主要是分工的落后以及社会关系的单一性所致。“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⑤分工的发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继而造就了自由而丰富的社会关系，这就为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奠定了前提。但是，分工的发展消解了人类早期个性的“全面性”，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不可能形成普遍的联系和普遍的交往，决定了人的生产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着，有个性自由的只是奴隶主、封建主等少数人，而且少数人的个性自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个性自由为代价的。可见，低下的生产力是第一个社会形态中人们之间关系以及人的个性不发达的根源。随着生产的发展，交换和分工的扩大，人的主体能力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原始共同体中那种人的依赖关系彻底解体，人的发展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下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人的自由度扩大，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性地位确立，使得人们生活的政治共同体取代了原来的自然共同体。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显示了人的本质力量，人不再为生存而生存，而是为了发展而生存，人不再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而是在社会生活中显示了自己独立个性。同时交往与分工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的扩展，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交换、全面的社会关系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这一切为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物的联系取代了其他联系纽带而成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人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束缚，却成为人创造出来的货币、资本的奴隶，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人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社会财富越增值，人自己越贬值，人的发展不是奔向全面自由的个性，而是片面畸形，成为“单向度的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⑥这种物的联系，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经济力量支配着人的行动，成为统治着人的一种异己力量。人的异化和片面发展，泯灭了人的个性与独立性，人成为一个依附性存在，资本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⑦。商品货币代替了人的真实的个性。货币的统治就意味着个性的丧失和扭曲。货币的特性就变成了我的特性和本质力量，而我原来的个性却变成了自身的对立物。货币与资本的统治，意味着对人的个性的否定，对个性的扭曲。人的异化和个性的迷失，迫切要求人去寻求个性异化与迷失的根源，这一根源来自于社会制度。具有创造性自主性的人必然不甘于人的异化，必然要向人的本质复归，对人的本质的复归追求推动进入第三个阶段——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自由个性的实现，同时产生人与人关系的全面性与丰富性。人的个性解放是随着劳动、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增长的，自由个性是在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得到实现的，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是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实现的前提。同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个性解放的实现，要求彻底改革社会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身解放的前提，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实现劳动者的普遍联合，通过这种联合起来的个人实现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始终从现实和历史的结合入手，从人们的社会关系、交往关系入手，把人的发展程度同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及所有制形式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这样就避免了人的抽象化，奠定了人的现实基础，找到了人实现解放的现实途径，从而把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哲学的认识功能与实践功能、真理性与价值性、历史与现实、当今与未来结合起来，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
二、个性发展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的“在场”、“离场”与“复归”
从以上可以看出，个性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然而，它却经历了一个“在场”、“离场”、“回归”的一个过程。作为自觉能动的社会主体，人在本质上是追求自由和创造生命的存在，个性自由是对自然必然性规律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能动性改造。马克思从人类社会活动划分的领域来界定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第一个活动是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物质生产领域是维持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劳动还是人借以谋生的手段，人的活动还不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个领域的人们还处在必然王国的领域。自由王国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⑧。马克思认为，必然王国是以获得谋生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物质生产领域，自由王国是人的个性自主发展的自由活动领域。在必然王国的领域，人不断通过摆脱自然必然性的外在限制而获得自由，这个领域自由的实现依赖于社会关系的改造，而且是一定程度的自由。必然王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是人类主体在自身生存活动中受到外在客观力量奴役的现象，是注定要被超越的历史现象，因为人类必然不甘心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束缚与奴役，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就是人类超越自然必然性的开始。人类把自然界作为认识的对象和客体，人对自然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自由，个人从原来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在人类面对自然获得自由时，人类自己却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即受到了经济必然性的奴役，人的主体性力量受到物的压迫，人刚刚从外部必然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却又落入到商品经济必然性王国的束缚之中。
在资本主义这个阶段，人的本质被异化，人的发展是片面的、单向度的，人的本质不但没有通过物得到确认，却成为自己产品、劳动、他人以及自己的对立物。私有制是造成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源，人要摆脱商品经济必然性的奴役，就必须要消灭私有制，人要想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就必然要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扬弃私有制，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就是人的本质异化不断被扬弃和私有制不断被消灭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由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更是人的个性发展从“在场”到“离场”再到“复归”的过程。“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⑨自由王国是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个领域，人成了发展的目的，劳动和其他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主体自身的内在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个性与能力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自由王国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人成为了自身的主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达到了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关系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矛盾对抗，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代替的历史趋势，也证明了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一般规律。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是一个根本的条件。人类在物质生产的高级阶段上获得来自经济关系的自由和全面性，然后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上真实地解放自己。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美好的，这种美好理想的实现依赖于人类世世代代的不懈奋斗，不断提高人生存发展的能力，在社会进步的同时坚持把人的个性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人的个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推动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在建设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
三、个性发展研究的中国问题意义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是通过无数阶段性的人的发展来实现的，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都应该从特定历史阶段出发，实现特定历史阶段人的发展，每个阶段人的发展都是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趋近。强调人的个性发展与人格独立，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由的过程。从当今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来看，当代人正处于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个阶段，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发展人的自由个性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个性就是人的独特性情与自主状态下的属性。人的依赖关系表面上是货币、商品、资本对人的支配，深层次却是人的个性和自由度的缺失。人的自由可以分为个体自由、社会自由与个性自由。个体自由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已经初步完成，而社会自由与个性自由却没有完全实现。社会自由就是处于社会中的人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而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本性，主要包括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与文化自由。经济自由是基础，经济上不独立不自主，人很难形成独立的个性。资本主义尽管创造了超越过去一切时代的财富，但由于这些资本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经济并不独立，仍受制于货币与资本，因而大多数人是不自由、不独立的。要想培育人的独立个性，就必须消灭使人不独立的社会条件，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发展作为首要原则。政治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制度保障，人们只有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在政策与决策上表达自己的心声，在利益分配上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真正实现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不是要求每个人都直接参与决策，而是在牵涉到社会重大变革的事情上，广大人民需要有一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文化自由是指人们在社会思想文化关系领域中的自主状态，它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利益，也关系到人们在政治、经济等其他关系中利益的实现。人的社会自由的实现依赖于社会因素中各种对主体限制的解放，这就说明社会各构成要素在建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如何解放人、如何体现人的自由、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个性自由是个性的独立自主状态，个性自由依赖于社会自由，只有当人的社会自由实现时，个性自由才能实现。无论是人的社会自由还是人的个性自由的实现都必须以人的人格现代转型为前提。
人格是人成为人的内在品质与内在规定性。自然经济下的依赖人格根深蒂固，已经作为一种思维定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人有独立人格，要求人作为市场平等参与的主体，必须能够进行自主选择、决定、竞争、创新。然而，货币与资本成为人异化的对象，使人对货币、资本的崇拜超出了人对自身尊严与价值的肯定。古人尚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理，今天的人们更应该树立独立的人格。现代政治民主制度也呼唤人的独立人格，没有人素质的提高，民主就缺少实施的土壤。人们素质的提高，政治热情的迸发都是民主进步的表现，但若没有人格的独立，人们不能自主地决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决策，政治就难免沦为一些人争权夺利的游戏。
人格的现代转型是文化转型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但人格的现代转型不能单靠文化教育，还应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措施。制度通过不断创新，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等方面型塑人的现代意识，培育人的现代人格。把人格的现代转型看作一个重要的设计理念与价值安排，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也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任务。
首先，社会经济制度是人的个性发展与人格转型的基础与前提。任何社会制度变革都首先必须满足人最基本的物质利益需求。社会制度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体现在能否调动最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能否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只有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后，才能谈得上人的个性发展。当一个社会大多数人还在为生存而忙碌时，这个社会中人的发展就摆脱不了被异化的命运，也摆脱不了依附性格。因此，要想真正实现社会转型，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政治体制为人的个性发展与人格转型提供保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后，必然要求民主参与，并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政治参与是一个社会中人们体现自己当家作主的最基本政治要求，是维护和保证自己权利义务的一种基本手段。人们的政治热情反映着人们自身的自由程度和自主程度，政治参与热情越高，人们作为社会主人翁的独立意识就越强。这种个性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进而要求建立相应配套的民主政治制度，以维护和保证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管理权，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沦为少数人谋私利的工具。
再次，文化制度为人的个性发展与人格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主要是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人们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后，精神的需求就会凸显。人是感性与理性并存的存在物，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健全必然要求更高的精神文明做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出现多元化趋势，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风险社会时代悄然而至。无论是市场经济的深化，还是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巩固和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首先解放人的思想，树立国民的独立人格。当前独立人格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思想危机和信仰危机是中国改革的真正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经济和政治改革理论的舶来品上，简单移植复制西方概念，不顾中国实际，缺乏实行土壤，缺乏自信和独立。二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缺失，思想和权势相结合，沦为某些权势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本应是正义的化身，充满理想，维护公义。然而现实却是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向权贵低头，官本位思想严重，依附人格挥之不去。三是解放思想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30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靠的是思想解放，30年后的今天，发展与资源的矛盾、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都与人们的思想解放分不开。不解放思想就不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无法实现社会的现代转型。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关键在于人的个性发展与人格独立。在我国人的依赖关系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几千年农耕经济造就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人际互动网络，由此形成的国民的依附人格、奴性意识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依附人格和奴性意识背后是一个民族长期的文化积淀，培养国民的民主精神和独立人格在当代显得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决不能因为某漫长和艰难就忽视或放弃。
人的个性发展与人格独立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在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推进和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发展民生，建设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②③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56、79、275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09页。
⑥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9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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