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民本思想论文_贾婉雪

《左传》中的民本思想论文_贾婉雪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左传》中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思想,或者说是一种“重民”、“重人”思想,是统治者或贵族卿大夫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重视民本,重视人的价值的一种观念,这里所说的民本思想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价值的肯定。

关键词:《左传》;民本;思想

《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见,“民为国家社稷的基础,治民是君主政治之本,能否安定民生关系到国家存亡、君主去留、政治盛衰。”《左传》中就涉及到民本思想,“在《左传》关于春秋社会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事件记述中,民本思想贯穿始终,构成全书重要的思想线索,体现了作者先进的政治观点。”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源于人们对于“天命观念”“鬼神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从传统的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民本身,民本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人、神地位的转变

春秋时期,由于周王的失德,百姓对统治者普遍不满。他们将怨恨之情发泄到“天”上。重人轻天,重民轻神的观念源于西周,《诗·小雅·小旻》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士。”《尚书·泰誓中》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左传》之前的典籍中,传载前人的民本思想时,较多的关注‘人’与‘神’,‘天’的关系。并在民与天的关系上倾向于前者,即重民轻神、重民轻天。”

例如,桓公六年: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从殷商时期开始,神就是高不可攀的,人民只能仰望。从季梁劝止随侯追击楚军的言论中,我们可看出,他认为‘道’,就是对人民忠心、对鬼神诚信。而且老百姓是神灵的主人,作为圣贤的君王应该先成全人民然后才对神灵效力。他相信,君主想要成事就应该先要为人民谋福利,放弃人民是不明智的决定。赵逵夫在《先秦文学编年史》就明确提出:“随季梁以忠信之道谏随君,表现出较明确的民本思想。”

把人民当做神和上天的主人,在僖公十九年也出现了一次,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司马子鱼的思想冲破了当时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思想。在当时,活人祭祀普遍存在,但是司马子鱼却认为用人祭祀不合理,并且认为人民是神灵的主人,用人来祭祀神,神灵也不会得到享受。可见,人的地位在此时开始有了一定的提升。

又如庄公三十二年,

神居莘六月。……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这里,人民的地位被提高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国家的兴亡是以民心所向为依据的。这一时期,神灵虽然依旧占据重大地位,但是人民的力量也开始被重视,并不是一味地压迫。赵逵夫在《先秦文学编年史》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表’现出明确的民本思想。”可以看出,人民的作用开始被统治者所看重。虽然神灵的神秘性依旧不敢让人轻视,但是,人的价值也开始被重视。

天人观念的转变是民本思想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人们对“天”“神”的神圣性开始怀疑,民本思想才有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说,人、神地位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

二、君、民地位的转变

《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周公却说,天是不可信的,君主要重视德行,而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信天命鬼神来治理国家。由此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完全屈从于天命神鬼的观念逐渐在变化。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天人两不相关,由天道而知人道。所以张分田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主张君主奉行‘利民’政策,他们一再指出,利民的终极目的或结果是君主‘王天下。’”这充分显示天命思想的衰退,民本思想的抬头。

例如,文公十三年: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

邾文公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他认为,上天生育了百姓而为他们设置君主,就是用来给他们利益的。百姓得到利益,君主就必然也在其中了。并且邾文公的行为就是人民利益至上的体现。赵逵夫在《先秦文学编年史》说:“邾文公的议论充分体现出民本思想。”

又如,成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

这段论述表明,凡是某国君对百姓无道,诸侯就能联盟讨伐并且逮捕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诸侯也认为百姓是国家的基石,对百姓暴虐,就是在自取灭亡。

早期君主善于把自己装扮成天命的继承者,他们总以天命来伪饰自己,让自己出师有名、便于行事,把自己说成是受天之命,代天行事。这样就使君主的权威和天相当,人民也就无从反抗。但是从《左传》中事例来看,这一时期君主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不是一味的要求人民顺从,并且认为利益是相互的。

三、对人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社会极度动荡的情况下,人的思想必定会受到影响而出现变化,因此神的地位势必会受到冲击,并且人们可能会开始寻求新的寄托和信仰,在这种自发的转变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觉醒。所以,在《左传》中的一些事件上,我们明显看到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这也是民本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例如,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金咸虎为殉。……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

在古代,殉葬制度一直存在,而且盛行,贵族还会有活人殉葬。秦穆公任好死了,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这三个人都是秦国的杰出人物。国都的人哀悼他们,为他们赋了《黄鸟》这首诗。但是,左丘明认为国君不应该在死后还抛弃百姓。更没有权利剥夺百姓的生命。可见他并不赞成活人殉葬制度。人殉制度逐渐不被接受,也是重视人民自身价值。

又,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

鲁国司铎官署发生火灾。救火的人都说:“照顾府库财物。”只有季桓子来到后,为哀公驾车站在象魏外边,命令救火的人受伤就停下来,因为财物是可以生产出来的。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说,“人命重,财物轻,宁焚物而勿伤人。”在人命受到漠视的古代,季桓子的行为却表明他对生命的重视。

春秋时期处于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统治阶级不再把人民当做压迫的对象,而是开始从各方面重视人民的自身价值,这些都是民本思想萌芽。梁启超认为:“商周以前,民本主义极有力,西周之末尚然,东迁以后渐衰,至春秋末几无复此道者。”我以为梁公所说未免太过武断,单从《左传》来看,民本思想就不可能是“几无此道”,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民本思想在这一时期至少已有萌芽。但是刘大杰也指出:“《左传》的民本思想并不彻底,还没有完全冲破天命、神鬼的藩篱,因此书中还留下不少落后的迷信成分。”因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

参考文献

[1]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8页

论文作者:贾婉雪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9/4/22

标签:;  ;  ;  ;  ;  ;  ;  ;  

《左传》中的民本思想论文_贾婉雪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