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来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对教育产业的认识，仍是教育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认真研究与探索教育产业的形成及其发展，是关系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事。
一、教育产业是一个历史范畴
当前对教育产业的认识确实是一个热点。不懂得历史，不了解WTO的游戏规则，确实会对教育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历史已经过去，尽管WTO对我们的教育工作不像经济工作那样密切联系，但我们要改革和发展教育工作，同样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教育史，了解WTO的竞争规则，从历史的空间和WTO规则中找到适合中国教育工作的养份。
发展教育产业，着实议论了好一阵子。至今还没有完全平息或出现统一的迹象。若细究其因，在这种议论纷纷的背后，根子还是在于人们对教育产业能否成立，或者说教育能否成为一个产业，表示出重重疑虑。勿庸讳言，在当代国际产业经济学界，其所指产业，的确不仅仅指工业或商业，而是泛指国民经济中的各行各业。不仅如此，在一般情况下，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它与市场是一个同义语。由此不难理解，对中国教育界来说，早已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即一切教育经费均由国家拨给的办学模式），现在国家把教育列为第三产业，并和市场联系起来，一下子要转变观念，当然就浑身不自在了。
研究表明，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三次产业的形成及其构成与发展，乃是一个历史范畴。产业一词虽然是现代被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但产业本身却有着一个相当漫长的衍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历史长河中，各项社会产业，且勿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看来，均是随社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因此，从人类社会活动分工发展的历史可知，第一，我们今天称之为产业的活动或行业，“其实早已有之。尽管人们通常不把它与现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联系起来，也尽管这些古老的产业是以简单的形式出现，但是，毫无疑问，在这结构简单的昔日的产业经济体系之中，包含了现代产业经济体系的基本内容。贯穿其中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运动的本质内容，与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并无二致”。第二，一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社会分工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产业经济体系由生成到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的历史。”正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项产业，相互联系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体系。第三，经济学家指出，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后连续的三个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1)以广义农业为主体的产业经济体系发展阶段，它是从人类社会产生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这么一个漫长岁月。(2)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产业经济体系发展阶段，它是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到20世纪下半叶，迄今约200年时间。(3)当代的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经济体系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大约自20世纪下半叶中期开始。迄今，不过二三十年时间。第四，产业阶段演进的基础指标是经济重心的转移。过去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是这样，现在从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转移亦然。所谓经济重心，指的是某一产业提供的产值和比重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有主导位置。以当前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经济重心转移为例，从1989至1999年间，OECD国家农业（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从8%降为3%，工业（第二产业）从40%降为17%，换句话说，这些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在差不多10年间从48%降到了20%，那么占国内生产总值80%的产值从何而来？当然是第三产业，或称服务业。所以，经济学家说，现代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加强。服务业乃是21世纪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朝阳产业”。
由此可见，国家于1992年作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是非常及时而又正确的。正是在这项决定中，国家把教育列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现在，人们常说，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说“特殊”，是因为教育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其中特别具有政治、教化、文化等功能。说是“产业”，是因为它又具有经济、生产、服务等功能。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尽管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大约到第二产业阶段正式诞生之前，由于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限，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也大致限于政治、教化和文化功能，再加上其经济、生产、服务诸功能仅处于萌芽状态，因此，那时的教育，不论其组织、规模，还是社会需求，尤其是与经济的联系，都只是处于简单、松散而又初始的水平。教育产业形态的出现乃是伴随产业革命的爆发，亦即第二产业阶段开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导致了工业时代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代替了农业时代的自然经济，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大量人口的积聚，即城市化过程的出现，这就使得教育的内容、组织、规模、社会需求，尤其是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产生了同样革命性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人们首次看到，人的经验、知识和能力可以成为国民财富的组成部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自18世纪开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以政府法令的手段实施义务教育；另一方面，则开办了一大批中等和高等学校，以满足社会之需求。正是在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教育自身的产业性质亦渐次显现并日趋成熟，即教育自身也逐渐形成了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教育经济运营机制。然而，教育之真正成为一个特殊而又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则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而渐见端倪的。20世纪中叶开始的新技术革命，一方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给当代产业结构的变动和演进以巨大的影响与推动。前者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新经济增长理论，即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理论的诞生；后者则引起了全球各国对发展第三产业的高度重视。正是这两者交汇，推动了当代教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科恩说：“在美国，教育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部门，即使不是最大，也肯定是极大的产业部门之一”，指的正是这种情形。这是因为，教育是当代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的重要产业部门之一，而人力资本理论则为教育产业的认识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经济过程的教育
教育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是随着社会的变更而变更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更都离不开教育。
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来分类，整个人类教育史上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
教育诞生之始直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前，属原始社会的教育，可称为第一教育历史阶段，或称教育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教育，大约与人类生产、生活是相伴而行的。这时的教育对社会主导产业（远古农牧生产活动）来说是不独立的，当然也就不存在独立的教育经济问题。
从阶级社会开始，到18世纪产业革命之前，可称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力有了发展。一方面教育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而逐渐从经济中分离和独立出来，另一方面接受正规文化教育亦基本上成了统治阶级的专利和特权。从这个阶段开始，教育便成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指出的一种“实际的社会关系”，既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的支持和推动，又受到其制约。据专家考证，在孔子之前，在“中国只有官府办学，教授贵族子弟，叫做‘学在官府’”。在孔子之后，虽然随着文化下移产生了私学，但在其后的两千余年间，也只是散在民间有钱人中间，远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普遍现象。在这一阶段的世界其它地区，比如欧洲、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则有了围绕宗教目的的教育体制并且有一定规模。但无论是私学还是宗教性质的教育，均不可能在当时社会经济过程中有什么地位和影响，更不可能与当时经济或市场概念有什么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官学，是“主要致力于政权管理的教育体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专门为古代中国自身选拔和培养行政和官僚人才的教育体制”。政府办学的目的，并非经济目的，而是政治目的，即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培养本阶级的子弟和接班人。因为这一阶段对应的是农牧产业或称农业经济，一方面人类社会尚没有独立的科学传统，另一方面农牧社会生产力尚处于低下水平，没有对“有学识劳动力”的要求。由此，理所当然，教育凸现的是政治功能，而非经济功能；是少数人的特权教育，而非惠及平民的教育。
从18世纪产业革命至20世纪中叶的第三阶段，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伟大时代。从此，人类“第一次有了一个国家的大众教育的概念以及一个大众性的国家教育制度的概念：一种由中央政府组织起来的教育机构形式。它慢慢就变成了公民接受教育的义务和国家提供教育的责任和义务”。首先，在18世纪中叶开始的大革命中，人类学会了用机器代替手使用劳动工具，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经济繁荣，财政收入增加，使得资产阶级中央政府具备了出钱拨款组织学校和为大众提供普及教育的财政条件和可能性。其次，产业革命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由于“科学的应用”，或者说，生产力中包含了科学，社会生产力才得以以难以置信的加速度获得发展。这就给劳动者提出了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素质，即经过培训或受教育的社会要求。没有必要的教育训练，势必影响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后来经济学家称之为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的根据，及其所论证的政府负担教育经费的合理性。再次，产业革命开创的新的工业文明，吸引并导致了人口的空前聚集、市场的产生和所谓工业环境的形成。尤其工业革命之初，大量被“圈地运动”剥夺土地的农民，涌进城市充当了工业劳动力。为了提高自身价值和发展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们便自然地有了接受教育的要求。如普鲁士（1767年）、法国（1793年）、英国（1870年）、日本（1872年）等，先后都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推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同时积极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至19世纪下半叶，欧美诸国基本上形成了以政府负担为主导的公共教育体系，即现代教育制度。“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扩展到世界范围。”勿庸讳言，在这个阶段，人们“仍然没有‘市场’和教育的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教育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则是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而渐见雏形的。从此，教育在社会经济过程中不再仅仅是一个只花政府钱的传统的公共部门，而是一个已经有一定自增殖能力的特殊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当代教育在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正在越来越表现出显著的生产性。换言之，在当代，教育既是事业，又是产业；既是文化，又是经济；既依然具有上层建筑属性，又越来越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部分。众所周知，近2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用产业经济的术语讲，是传统产业迅速向第三产业过渡。用新经济理论说，则是物质经济在向非物质经济转变。用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来分析，那就是经济发展正在从物质资本决定向人力资本决定转移。用通俗的话说，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的生产、加工、使用、分配等一系列环节，都离不开人力资本，因而，“人力资本化的产业如教育、培训、科研、开发等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为己任的部门，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倘若如经济学家指出的“人力资本是21世纪新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那么，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主渠道的教育，必将在21世纪的国家经济过程中占有要比现在更加重要而又核心得多的基础产业地位。如前所述，“产业”与“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是同义语，所以所谓教育产业，在未来知识经济条件下将是一种复合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为了国家最高利益（比如，人力资本创新和兼顾公平等），依旧会购买相当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教育因为作为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主要生产者而开始具备了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必将吸引更多的社会及个人投资，并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在国民经济中拉动更大的份额。
20世纪下半叶以后，教育在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越来越表现出显著的生产性。如今，知识经济正在朝我们走来，同时亦在教育人们：教育过程本身就是生产过程，同样创造经济价值，从本质上说，教育过程就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提供劳动服务的过程。
从政府方面来看，现代教育体系在国家扶持下，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但需政府拨款的支出也日见巨大而不堪重负。这对发达国家是如此，对发展中国家亦如此。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总经费中负担的份额，从20世纪初的37.3%，经中叶逾50%，到这个世纪末又回落到38.4%。中国政府在教育投入上在20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承诺，经过近10年的努力，依然没有实现。试问：是政府不为吗？显然不是。不是不为，而是不能。首先，政府财政要做许多事，教育拨款已经是政府所有拨款中仅次于军费的最重要的一项了。比如美国，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整个20世纪差不多始终保持在15%左右。其次，基础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以及人口的增加，使得全球教育规模急剧膨胀，因而导致教育支出与日俱增。前者不能增加，自20世纪70年代后还略有下降；后者在扩张、在增长，这一减一增，迫使教育在希望政府保证投入的前提下，不得不转而寻找新的投资来源，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用陈至立部长的话说：要“改变政府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办学包得过多的财政拨款体制，适当增加非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在培养成本中的比例，逐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经费分担机制”。认识到从社会经济视角来改革教育投资机制这一点，我国教育界花了近20年的时间。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这方面的改革与我国基本上是同步的，也“进行了近20年”，结果基本上也是相同的，即“个人负担在教育成本比重有较大的提高”。之所以在20世纪末期而不是在此前实施上述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已经发生并还在发生变化。从宏观上看，传统认为，政府出钱是为了满足公民的公共消费；20世纪当中，人们又认识到，教育具有生产力功能，因而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甚至还计算出“教育资本在增加国民收入中做出贡献的比率”，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而今，知识经济正在走来，同时亦在教育人们：教育过程本身就是生产过程，同样创造经济价值，这是因为，所谓教育过程本质上说就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提供劳动服务的过程。而马克思说过：“服务就是商品”。因此，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教育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因而具有交换价值，纯粹意义上说，它可以出售。正因为此，教育从此便具有了一定的自增殖的生产能力。这是当代教育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最本质的地方。一切对教育产业心存疑虑者，根子就出在他们早已习惯于200余年现代教育体系形成过程中同时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习惯于教育在传统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事实上，知识经济的到来，正在迫使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其中已经包括了教育）进行重新构建。在20世纪中人们通过艰难困苦学会的许多观念，正在或必须将被21世纪的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观念所取代。教育，作为未来知识经济基础中十分重要的知识产业，难道能独善其身而拒绝变革吗？
三、社会教育过程中的经济
人们常说：教育是个特殊的行业，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特殊”是因为教育具是有多重社会功能，其中特别是有政治、教化、文化等功能。
教育的特殊性，不能否定教育的经济功能，即教育的产业功能。教育的产业功能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中教育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教育过程中的诸方面、诸环节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上。要凸现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不仅要研究教育外部的经济功能，而且要研究教育内部的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性。
教育的产业功能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中教育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教育过程中的诸方面、诸环节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上。
众所周知，办教育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不论是政府办，还是非政府办，都是要花钱的。这种花钱的关系，本质上说，就是教育领域里的生产关系。树立教育产业观念，不仅要承认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学校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基地，而且要承认，在这种基地里从事开发这种资源的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亦称为“教育服务”）是一种特殊劳动，因而，在这种劳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我们说，教师从事的劳动主要是属于精神生产范畴；教育工作者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根据正在于此。
教育的产业形态，本质上说乃是由教育领域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决定的。现代教育是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产物。很长时间以来，教育在许多人的笔下只是一个其中“没有经济结构”的几何点，开始是被看作免费的社会教化机构，后来是免费的社会知识传播与培训的场所。即使谈到教育经济问题，亦基本是一种“外部论”的观点，即基本上是研究教育系统以外的经济问题与功能。因为人们从来都把教育看作是一种纯消费的活动，“形形色色的教育思想都把教育和生产活动分离开来，世俗的经济活动似乎与‘高雅的教育’无关。”随着社会经济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教育的经济功能，并进而把教育的经济功能从作为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变成了重要的内部因素，从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之一，进而成为主要的“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其次，“外部论”的另一种表现，即是教育经济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以来，基本上一直停留在研究教育系统与其外部的经济联系上。不少教育经济学专著虽然已经涉及到教育（学校）内部的经济问题，比如“高等学校人均投资的经济效益分析”、“教学管理的经济效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及其管理的经济效益”、“中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现代高等教育的成本与效益”等等，但仔细阅读就知道，他们感兴趣的依然是教育外部经济功能，或对来自外部投资的效益分析而已。
第三，归根到底，“外部论”不研究教育作为国家经济总体中一个特殊产业部门的自身经济结构、运动及其规律性，并非自今日始。历史表明，它可以上溯到工业革命早期。勿庸讳言，迄今200余年，在庞大而复杂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人类对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认识已经有了巨大进步，即已从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进到内生变量，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完善而使教育终于在当代产业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但对教育内部的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则要滞后得多。迄今为止，教育经济研究者依然高举的旗帜是：“教育是国家投资”的“公共产业部门”，生产的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也许正是因此缘故，人们在争国家拨款，而国家给予拨巨款又强化了“教育是纯消费事业”的观念，于是也就越不关注教育自身的经济运动及其规律性。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争取国家拨款的努力，客观上是与社会发展经济的需要一道，共同推动了人类对教育在经济中作用的研究和认识。这就是200多年现代教育体系形成过程中，人们对教育外部经济功能及其规律研究多、认识深，而对教育自身内部的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性质几乎没有多少研究和认识的一个历史根源。
另一个根源则是时代性的。教育作为一个特殊产业跻身于当代社会诸产业部门之列，并显示出其蒸蒸日上的朝阳产业特点，乃是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而渐见端倪的。换句话说，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教育获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充分的发展，并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表现出空前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功能的时候，才开始显现出其内部生产关系相对外部经济领域生产关系的滞后性。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将教育视为“知识产业”，并要求积极发展它，本质上说，就是要求我们改革教育领域里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已走在前头的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对教育科学工作来说，教育产业研究的对象恰恰不仅包括教育在整个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而且还包括教育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换句话说，不仅要研究人力资本理论创立的理论基础，而且要研究在社会教育过程中人力资本形成的经济关系问题。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之所以会出现人们对党中央教育产业政策的“议论纷纷”，问题大抵出在这些同志的思想或多或少地迁就了教育领域生产关系的滞后性。站在现代教育的传统的立场上来看当代教育产业的进步，已经历时200余年的现代教育体制正走到了必须作出重大选择与变革的十字路口。它是百年难得的机遇，更是需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挑战。
四、结束语
教育是不是产业，国家已于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就把教育列为了“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教育科研工作者要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
鉴于当代教育已经在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显现出显著的生产性，所以江主席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精辟地指出，当代教育应该并且能够为知识经济“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现在世界在讲知识经济，人人在讲知识经济。但知识经济并非空中楼阁，并非脱离物质资本，而只是在物质资本及其管理上并入了“要价更高”的非物质资本。换句话说，知识经济之所以叫知识经济，是它改变了“生产投入—产出”构成的比例，把其中的知识含量不断提高，从而使人力资本成为了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在有一定知识经济成份的美国，教育亦就成了其中“一个庞大的产业部门，即使不是最大，也肯定是极大的产业部门之一。”从最近美国人开出的发展教育产业包括开发“学校、教育产品、教育服务、电子教育服务”等四个大方面的处方中，难道我们不是已经闻到了其中充满的知识经济的味道吗？
对我国来说，国情更是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发展教育产业。人们常说，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应当是“大国办穷教育”。由此两者之缘故，一方面是政府在教育投入上在20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承诺实际上没有实现；另一方面是教育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对自己已经具备的产业能力估计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致使教育办得越来越穷。世情国情摆在中国教育的面前。中国教育发展既受国家财政的支持又受其制约。因此，中国教育要举“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同时走出经费投入的困境，只有走教育经济体制创新——发展教育产业之路。发展教育产业的实质，就是教育经济体制必须主动适应早已走在前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如果再低估除政府以外的个人、家庭、企业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我们就是犯了墨守陈规的错误。
归根到底，发展教育产业乃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向教育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无论从国家经济过程中的教育，还是国家教育过程中的经济来看，教育产业概念的确立，必定有助于对市场经济规律在教育领域里发生作用的认识，有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与落实。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所谓教育产业，指的是一国的教育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与国家最高利益密切的那部分教育，完全由国家办；与国家利益相关又市场失效的那部分，则由国家给予一定的资助；此外部分，则主要由市场运作，国家作用在宏观政策调控，只有在必要时才给少量资助。
总之，科教兴国，必先国兴科教。而兴教之道，则发展教育产业是必由之路。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我国教育领域里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改革。它是一场革命。